《中國鄉村》书评

19世纪的中国乡村：控制和失控 (晶报﹕2014年04月19日 星期六)

19世纪的中国乡村：控制和失控《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 萧公权 著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2014年1月版●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萧公权是中国政治学和史学的大学者，以其代表作《中国政治思想史》而闻名。近几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重编其全集，让读者再次得以细读他的著作，而最近出版的，则是这本《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的中译本。从标题看来，这是一部有关19世纪中国乡村的社会史研究，然而又不单纯是一部中国乡村的社会史，它夹杂了萧氏热衷的社会行政制度研究，而且在自序中开宗明义，不单采纳地方志，也采纳由仕绅等知识阶层所作的私人著述，这些由私人著述与作者水平良莠不齐的地方志及其它官方文献相比，无疑较具备个人观点，作者亦引用不少西方人的纪事，这些记录通常比较情景交融。采纳这些史料，是因为官方对乡村的记载，往往充满士人和官方的偏见，既然一直存有偏见，那么我们就更明白为何萧公权要研究中国乡村，从传统中国乡村的真实面貌中，我们可以了解传统史家所忽略的中国社会如何受官方控制，而中国的社会形态基本上是以乡村为主。也许十九世纪是从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转折点。不管如何，作者为我们展示了晚清乡村的各个纵横面，其中一个被讨论的重要制度，都是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历代都有，基本上由各家轮流担任，只是到了清朝，才增设牌长，并发展成官方委任制度。保甲制度虽是乡村居民自行编组，却因为负责治安，而隶属刑部管辖，受地方官员监督，既不管地方政府增员负责，亦在官方监督下防止其权力过大。这是一个集体连坐的互相监视体制，以登记各地户籍，要求每户将门牌挂家门上，以将其纳入官方监视下，并且防止游民出现。在嘉庆以后，清廷仍不断更新这个体系，以应付不同的叛乱。重要的是，清廷曾将保甲由治安团体转变成地方防卫组织，但在内忧外患、吏治腐败的情况下，保甲制度与清朝一同灭亡。保甲制度本身也有很多问题，例如互相告密制度，令大家保持缄默。另一个问题是，地方缙绅利用制度之便利以自肥，他们借免丁税的规定，以逃避徭役和土地税，还包揽钱粮（或免除丁税的特权），而全权代表政府征收税项的地方官员，更无一例外地中饱私囊。这在清朝时特别严重，这些地方官员与衙门僚属及乡绅勾结，最终令里甲制度崩溃，也严重影响清朝税收，甚至清政府的威望和统治效率，自清中叶以来，战乱和天灾更让逃税问题更加严重。另外，虽然清政府重视以粮仓赈济控制饥荒从而稳定帝国的统治，但自清中叶以来，即使在富饶的南方省份，粮仓缺粮的情况比起北方省份的境况仍好不了多少。当然，地方官员与乡绅倒卖存粮的行为，以及地方官员轻忽谕令的情况，也是令粮仓存粮短缺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地方官员和乡绅的贪腐问题，是清朝衰乱甚至灭亡的关键原因之一。可见自至清代中叶，中国地方官僚已发展出一套与乡绅互相狼狈为奸的关系，乡村保甲制度也不能运作，也许作者会同意以下结论，即地方行政运作的败坏正是使中华帝国在列强环伺下走向衰亡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在第六章，作者用了许多篇幅讨论清朝在对乡民实施思想控制方面（乡约）的特点，例如从顺治《六谕》和康熙《圣谕》的宣讲目的中可看，这些圣训不是为了劝人为善，而是为了防止盗乱而设的，而且对很多贫苦乡民来说，这些劝勉他们上进求取功名的训谕，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在很多地方，那些让贫苦子弟晋身科举的义学和社学，大都没能经营下去。没有义学和社学，不单无法在乡村地区作育英才，更让大部分中国人知识水平低落，诚如作者说的，清政府虽欲厉行思想控制，以达致治安目标，最终却无法实现。书中很明显是从一种研究社会政治学的现代角度来看19世纪清帝国对乡村的控制，“控制”一词也令人想到一种统治的权力关系。如果我们看看作者在第七章对于村庄控制效果的评价，还可以将作者的论述与他在这里提及到的政治学者见解作引证，这些见解中的一个议题是，究竟中国乡村是否一种民主的社会。作者引用了John S. Burgess和杨懋春等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以前清代中国乡村主要靠官方委任的乡村头人和非正式领袖进行统治，后者通常是一些因名望、德行而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乡民非正式承认的人物。正如杨懋春指出的，中国乡村并不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是民主的，村中事务受族长和官方任命者支配。村中头人是由乡民选出的，但因为大家同属一个家族，所以很容易偏向某些族中大人物，而不像西方国家选举般需要拉票、斗争。不过传统中国政府一直视乡村为亟欲控制的对象，而国人也是在近代才认识到民主的概念，反而服膺于宗族长老的领导，乡村社会大概只是宗族组织的投射，强大的宗族领袖透过购置祭田及其它福利事业，帮助及团结整个宗族。关于这一问题，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大概是认为中国乡村并非从属于地方政府，而是一个自治体，不过乡村并非全然与地方政府无涉。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乡民忍耐、刻苦、勤奋、温顺，而少部分的莠民则是惯常作乱的匪寇，作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因为即使被认为是温顺的良民，也会因为劣绅和莠民的勒索或胁迫，或其它因素起来反抗，这种阶级分类不一定能预测其行为。作者指出，太平天国的主要参与者，不一定是农民，但在曾国藩等人组织的湘勇中，农民子弟却占了很大比例。19世纪是中国传统观念开始瓦解的世纪，也是中央对地方控制开始松弛的世纪，晚清政府对乡村的控制，也许仍会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感到兴趣。传统中国人相信治乱兴衰史观，认为政府的人事因素（如“亲贤臣，远小人”的思维）或天然因素（如天灾引起饥荒和内乱）影响国运；但萧公权提出另一种看法，他看出中国乡村社会正是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世界，虽然在上位者每每希望将影响力伸展到每个角落，但其地方统治能力往往就像“强弩之末”。这未必意味着地方一定是反抗中央的，一般农民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但“好日子”往往取决于乡绅、保甲和宗族与地方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乡绅、良民、莠民等阶层的角色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熟读历史的读者来说，《中国乡村》恰好将治乱的重心从中央行政转移到地方行政及地方政府与乡村的关系，而乡村恰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心，这种关系的张弛决定了王朝兴衰。这本书提供一种全新角度，让读者了解传统中国的地方政治及社会结构，以及崩溃前夜的晚清社会。http://jb.sznews.com/html/2014-04/19/content_28469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