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章节试读

《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的笔记-第1页 - 前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现代主义，包括其兴起、繁荣和衰落。读者们不难发现，本书乃是一本历史书；虽然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忽略年代，但是主导方向还是从过去到现在按年代顺序，一章一章地讲述，并且每章之内也都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说本书是历史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并没有拘泥于对小说、雕塑和建筑等进行刻板的分析，而是将现代主义大师们的作品放到他们生活的时代中去。然而本书并非现代主义的通史，因为将现存的浩如烟海的资料囊括于一本书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否则就只能被缩减成一堆粗略的梗概。为何在现代主义小说家中我没有讨论威廉·福克纳和索尔·贝娄？为何在现代主义诗人中我没有讨论威廉·巴特勒·叶芝和华莱士·史蒂文斯？为何在现代主义画家中我没有讨论弗朗西斯·培根和威廉·德·库宁？我又为何对作为画家的马蒂斯只字不提，而只把他归为雕刻家？我可以跳过作曲家阿隆伦·科普兰和弗朗西·普朗克或者建筑师理查德·诺伊特拉和埃利尔·沙里宁吗？在那么多划时代的电影导演中，难道我只讨论其中四位就指望把他们全都涵盖了吗？我为何没有讨论戏剧和摄影这两个领域？如果是写一本通史，我就应该讨论所有这些内容。但是，正如我在绪论篇“现代主义氛围”中所说的，我关注的是现代主义者们所共同拥有的东西，以及培养或压制他们的社会条件。因此，我将画家和剧作家、建筑师和小说家、作曲家和雕刻家看作现代主义时期不可或缺的元素之范本。但是，我又对这些内容进行筛选，从而得出对现代主义的可行性定义，包括其范畴、界限和最具特征性的表达方式。首先我必须声明，在筛选的过程中，我没有被自己的政治观点所左右，即使有也是无意识的。毕竟，我对诸如法西斯主义者克努特·汉姆生、顽固不化的高升公会教徒T.S.艾略特以及歇斯底里的反女性主义者奥古斯都·斯特林堡等重要的现代主义者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虽然我反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但我认为他们都是举足轻重的见证者。然而，正如我之前所说，这项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将现代主义的所有流派和代表人物编写成一本庞大的目录册，而是要考察它们在文化中的存在，从而尽可能地探求它们是否共同组成一个一致的文化实体。我借用开国元勋们的口号：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但是弗洛伊德应该放在哪里呢？难道他终究还是不属于最引人注目的现代主义者中的一员？如果评估一下弗洛伊德的品位，我们当然不会给他安上这样的头衔。在绘画、音乐和文学方面，他是个十足的中产阶级保守派。他欣赏易卜生，却对斯特林堡三缄其口；在健在的小说家中，他喜爱技巧娴熟、敏感有余但先锋派精神不足的约翰·高尔斯华绥，却仿佛对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闻所未闻，尽管伍尔芙夫妇是他的英国出版商；从他墙上挂的画中看不到一丝对奥地利现代主义画家克里姆特或者席勒的呼应，而他的家具摆设也显示出他丝毫不为维也纳现代主义者的实验性设计所动。他与他的阶级普遍认可的社会文化立场之间的原则性对立则反映在别处。确实，当我们谈到整个20世纪对于弗洛伊德观点（特别是对性的观点）的勉强而且常常是矛盾的接受时，他被视为离经叛道者的不屈形象很快变得鲜明起来。如果说弗洛伊德对于人类这种动物的现在和过去的大部分观点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话，那是因为整整一个世纪中，高尚的社会已经向他逐渐靠拢，而且已经采纳了精神分析词典中的短语——同胞争宠（sibling rivalry）、防守策略（defensive maneuver）、消极攻击（passive-aggressive）——虽然并没有明确予以承认。因此，把从1902年开始每周聚集在弗洛伊德维也纳寓所里的第一批志同道合的同行们形容为先锋派心理治疗师的说法并不牵强，特别是在周三讨论会渐渐演变成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之后。在一个信心十足的创新者的坚定领导之下，它总是与传统的医学和精神病学不断地斗争。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未来主义领袖人物F.T.马里内蒂和20世纪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安德烈·布勒东，也占据着相似的位置。他们是各自流派中的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并未彻底显现出来。尽管这种影响并非直截了当，但肯定可以说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艺术品位也不可避免地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父母与孩子们对诸如婴儿从何而来之类的敏感话题畅所欲言；家庭的涵义变得松散，未婚男女同居一室的现象不再像以前那样惊世骇俗；一度被视为性变态的男女同性恋们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社会的接受；虽然对于人类攻击欲可以造成的破坏程度的认识与日俱增，但是近来的苦难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认识还不足以影响国家政策；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文化习惯的变化。不过这里并不否认在一些领域里，弗洛伊德式的思维方式仍和一个世纪前一样难以被接受。但是必须声明的是，对我来说并非如此。我知道在心理分析思维中还存在一些备受争议的临床和理论上的问题，比如梦的产生、女性性成熟、谈话治疗法的治愈功能等，它们都是与传统医学疗法相左的。不过这些问题无论最终怎么解决，都无损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关于精神、精神正常与失常的观点的意义。他对于人性的看法，简单地概括，就是将精神置于其自然世界，也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精神受到的影响来自于生理或者心理的因果法则，迂回的、未被充分认识的动态无意识活动，性欲和攻击欲之间无法避免的永恒斗争。他在病人脑中催生自由联想的精神分析技法就好比印象派画家带上画架出门，或是现代主义作曲家抛弃传统调号一样正常。弗洛伊德这个自称精神科学家的人，和大多数人一起把相互对立的感情，即矛盾心理，放在了他心目中的世界的中心。这种悲剧性的图景使得充满矛盾的人生成为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包括现代主义的历史。这就是我在下面的章节中看待人类存在的方式。每当必要时，我都非常直接地采用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视角。即使有时候它没有明显地反映出来，也还是处于论述的核心地位——我将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揭示19和20世纪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并没有试图对现代主义进行精神分析。在这以关键点上，我是弗洛伊德的忠实追随者。在谈到艺术天才根源的问题时，他的主张是，精神分析对此根本无能为力。1928年，在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他公开承认：“在小说家和诗人面前，精神分析必须缴械投降。”但这一承认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后文的论述中，我并无意胜过弗洛伊德。但是，不管读者认为弗洛伊德对于理解本书内容有什么样的帮助，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凭现代主义者多么才华横溢，多么坚定地仇视他们时代的美学体制，他们也都是人，有着精神分析思想会归于他们的所有成就与矛盾。彼得·盖伊康涅狄格州哈姆登镇及纽约市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