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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文化遗产”是指部分或全部、间断或连续地存在于水下至少100年，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学特征的所有人类遗存。本期主要探讨了“水下文化遗产”所引发的各国间起起落落的合作、水下文化遗产的市场及遗产价值、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水下遗址及沉船的保护作用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编者的话
“水下文化遗产”是指部分或全部、间断或连续地存在于水下至少100年，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学特征的所有人类遗存（据《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数百年来，各种形状、大小的船只航行于我们的海洋与江河，它们承载着货物，承载着怀有贸易及征服梦想的人们。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这类过去的碎片几乎都有发现，它们沉没于淡水或海水之下。有些水下考古遗址闻名遐迩，如牙买加的皇家港口与法罗斯岛上亚历山大大帝的灯塔废墟（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然而，存世数量最多的是300万只遇难沉船，其中有些船只可能装有颇具价值的物品。很遗憾，对这类水下遗址的发掘演变成了寻宝行为。其实沉没在沙中或泥地里的遗迹会体现出更大的价值，即人类多样性的历史。随着现代潜水技术的发展，接触水下王国、沉船残骸及其考古沉积物已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它们所面临的风险也变得更大。由于各国都较关注陆上文化遗产的保护（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而作为遗产的一部分，水下遗产则未引起重视，在立法上形成缺位。
基于确信文化多样性原则只有在共同利益被清晰界定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承认，UNESCO在文化领域制定了一整套严格或富有弹性的标准体系，包括《2001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这为各缔约国在成功保护陆上遗产之后，为保护人类水下文化遗产提供了“共同原则”。《2001年公约》将在被通过8年后于2009年1月2日生效。这异乎寻常的较长时段折射出危如累卵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时常伴随着的激烈争论。
各国间起起落落的合作、水下文化遗产的市场及遗产价值、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对水下遗址及沉船的保护作用等，这些只是文化遗产所引发的问题的一些方面，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发现地的界定。
本期试图来探讨这些棘手的问题，首先是关于遗址勘探的一般看法与由这种新型文化遗产的保护所引发的问题。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戴维·纳特利（David Nutley）将水下遗址视作“时间之舱”（time capsules，即各时代文物的密藏），水下考古学家对它的开启可以现出历史之光。但如何接近和开启“时间之舱”？显然是通过科学，藉此我们有可能知晓并且更好地理解我们如何根植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然而，这几乎不能满足媒体的传奇式的接近水下遗存的方法——而且事实上远非如此。正如塔蒂阿娜·维莱加斯·扎莫拉（Tatiana Villegas Zamora）所论，尽管水下寻宝活动在有些时候是利益的代名词，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是代表着无可挽回的损失。
考古发掘物品落入肆无忌惮的商人的掌控，其结果是整个人类的财富不再属于科学和公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让沉船留在其原初的水域环境？的确，正如马丁·曼德斯（Martijn Manders）所说，尽管海水蚕食了人的生命，但海水也极其有效地保存着它所引发的灾难遗迹。当然，日益成熟的技术革新使得保存不同材质的沉船成为可能，这在让—伯纳德·梅梅特（Jean-Bernard Memet）的文章中得以阐释。但如何让公众走近水下遗产呢？在亚历山大湾和中国三峡大坝业已规划出了独特的雄心勃勃的博物馆项目。“水下博物馆”的创设不仅有益于潜水者，而且也有益于不湿衣衫的遗址参观者。“水下博物馆”不再是一种想像，它将要变成现实。
我们现在更加意识到，为了保护文化财产首先必须认识到它在法律上的定位，这在本期的第二部分有所反映。遗憾的是，就水下遗产而言，一些国家以前并没有专门的立法，而其他国家也仅略涉皮毛，甚至大多数国内保护法都是不充分的。因此有必要出台一项国际公约。为了水下遗产的保护，更为缔约国之间的合作，《2001年公约》通过提供一个专门的框架来对现有国家法律条款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补充。至于《2001年公约》所引发的讨论和争辩，乌吕克·科施恰尔（Ulrike Koschtial）和蒂斯·马尔拉维尔德（Thijs Maarleveld）在其文章中写道，《公约》填补了法律上的空白，限制了交易、劫掠和非法挖掘。尽管有一些限制，但是《公约》并不禁止为学术目的对沉船进行的相关活动。相反，《公约》的目的是寻找共同点。然而，对许多国家来说，它的执行仍是个挑战。希尔松·兰贝利（Gilson Rambelli）讨论了巴西的案例，它是通过诸如水下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中心（ARCHEMAR）等机构的工作，证明一个国家如何通过提高公众意识达到保护目的的典型例子。
本期的第三部分着重讨论水下文化遗产如何促使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取得进展。专业化的要求使得跨学科的培训得以产生，更多的考古学家和保护专家开始学习潜水，潜水运动员变成了保护水下遗产的热心人士。正如贾森·梅西奇（Jasen Mesic）以克罗地亚为例说明的那样，可持续发展的领域不断扩展，而不仅仅局限于海岸附近。弗朗西斯科·J.S.阿尔维斯（Francisco J.S. Alves）描述了葡萄牙辟设便于公众接近水下文化遗址的水下考古路径（underwater archaeological trails，或可称“水下考古廊道”——译者注）的富有创意的试验。而路易斯·阿尔韦托·马托斯·洛佩斯（Luis Alberto Martos López）则检讨了由于对玛雅核心区独特的遗产类型——天然井（cenote）的水下勘探而引发的挑战，这类遗产目前正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地球村的相当一部分文化历史埋没在海底和河底。这类遗产，无论它们处于危险之中或者安然无恙，无论它们处于激流还是静水，都有许多可以告诉我们的故事。因此，我们必须为了人类共同的福祉去保护它们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秘密。
主编：莫妮克·库拉捷
（赫俊红 译）
转引自：译林出版社网页（http://www.yilin.com/book.aspx?id=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