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修订版）》书评

世界各国政治得失

萨缪尔•E•芬纳，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执教于贝利奥尔学院，后任基尔大学政治学教授，1966年开始任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系主任，1974年回到牛津大学并任格拉斯顿讲座教授。芬纳还曾任英国政治学会主席和国际政治科学协会副主席（1965－1969）。芬纳一生博学多产、著作等身，代表作有《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1962）、《比较政府：政治学研究导论》（1974）和三卷本《统治史》。芬纳在1982年开始撰写《统治史》时已经退休，1987年，芬纳在一场心肌梗塞后幸免于难，此后，他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且进展迅速，直到1993年去世。去世前《统治史》已完成计划中36章的34章。《统治史》由芬纳的夫人凯瑟琳•芬纳及杰克，海沃(JackHayward)进行编辑后出版。在这部《统治史》的导论中，芬纳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选择案例的四个取舍原则，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大小和规模，以及该政府在组织技术和统治理念上对后世所产生影响的大小。（中译序2）根据这个标准，芬纳在世界范围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政权进行政治学框架分析，他的分析框架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分类系统。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性质（如组织形式、执政能力、合法性基础、所受到的制约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四种力量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宫廷、教会、贵族和广场。这四个词汇都是转喻。最为简单地说，宫廷指的是专制政治，教会指的是神权政治，贵族指的是精英政治，而广场指的是大众政治。在当代社会，宫廷与广场的组合就形成了集权国家，而贵族与广场结合则形成了代议制政府。在人类历史中，这四种力量中的任何一个都很难完全排斥其他力量而全面控制政府，实施统治，因此，大多数政府或多或少都是混合型的。（中译序4）如何才能对于上述政权的统治能力进行评价呢？芬纳认为可以通过防御、内部法律与秩序、税收与勒索、公共建设与福利和权利与公民身份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评估，在他看来决定一个政治建构成功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复存在；人们会利用某一政治建构的一些特性去为自己或者自己所代表的某一群体去谋取特殊利益，从而使一个本来运转良好的制度走向低效和腐败。因此，任何政府建构，即使是在一个时期内被看作是很完美的建构，都会走向衰败。尽管如此，历史上的崩溃与黑暗时代还是有着不同的概念。崩溃是指一个原本统一的国家的分解，不一定牵涉到技术、教育、文化或政体的变化，虽然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些特征的退化和粗俗化。（概念性序言33）而黑暗时代则是指以前的文明不再以可以辨识的形式存在，以前的技术、文化和统治形式都消失了，社会明显更加贫困。（概念性序言34）我们根据芬纳提供的上述政体与分析框架，来看看希腊、罗马和中国三个典型性的政制个案，看看芬纳是如何评价这三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的。一种新的统治模式仿佛突然就出现了，没有国王，也没有上帝，只有公民自己建立的共和国。这些希腊人所使用的词汇我们非常熟悉，下面这些政治术语都是他们创造的：“君主制”、“独裁”、“僭主制”、“专制”、“贵族政治”、“寡头政治”，当然还有“民主政治”。第二章 最早的共和国：希腊人336可以看出，芬纳对于希腊政治哲学传统的继承，虽然芬纳提出要超越现代政治评价的框架，根据历史具体的治理情况进行政治学分析，但是他还是不能免俗地将历史上的希腊城邦政制看做了现代政治学的来源。并高度评价了希腊这种没有君权和神权的民主政制。雅典的政治体制组织并不严密，缺少有组织的政党和压力集团，也没有官僚和大臣，但它也不像表面看来那样完全是随机的。举国皆盲的时候，一目能视者就可以为王了，对于雅典这些半职业化的政客们来说情况就是如此。第二章 最早的共和国：希腊人387当然，芬纳并不是一味称赞希腊的民主政制，同样也分析了民主政制缺乏严密组织和政治训练的一面，这造成了希腊政治中缺乏专业的政治人。无怪乎柏拉图经常会嘲笑雅典是由各种各样的民人组成的，而缺乏真正的政治家了。希腊的城邦虽然雄心万丈，但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无法扩张自己，只能在别处以殖民地的形式进行复制。如果它扩张，其公民就无法集合参加公民大会，但如果不扩张，当强大的君主政体联合起来，它就会成为受害者。有人也许会认为还有第三种选择，即联盟，这个也尝试过，但依然无法解决上面的两个问题。他们不得不放弃公民大会的统治，如果理论上并非如此，实际上已经是这样了。他们还太弱小，无法捍卫自己的独立。不仅如此，城邦内部的发展也对民主不利。在外部打击和内部衰败的夹攻之下，城邦作为一种特殊的政体模式最终走向了末路。第三章 城邦的终结395很明显，缺乏政治经验并不是希腊政制最大的缺陷，芬纳认为城邦政治最致命的弱点在于他无法扩张自己，只能通过殖民的形式进行复制。一旦他大规模扩张，那么原有的城邦民主政治形式就无法真正维持下去，最后只能在外来的波斯帝国和内部的斯巴达竞争中走向衰败和末路。芬纳分析的下一个西方典型政体是罗马共和国，与雅典的民主政制不同，罗马实行的是寡头统治，贵族之间为了争夺主要职位而斗争，这些职位如执政官和执法官。事实上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轮流关系，谁对选举他们的公民大会更有吸引力，谁就可以当选。公民大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候选人不是这个贵族，就是那个贵族。和雅典人不同，罗马人尊重官阶和财富，心甘情愿地接受附属和扈从的角色。（第四章罗马共和国416）芬纳对于罗马政制看法更为平实，认为他是典型的贵族政制，贵族之间通过争夺职位而斗争，贵族之间存在轮流统治的关系。与希腊人的竞争关系不同，罗马人更加尊重官阶和财富，服从政治下的法律统治。罗马共和国无意之中“发明”了权力制衡机制，它并非建立在某种明确的、公认的原则之上。如果说他们也发现了政府体制背后的某种原则，这种原则也和制衡机制大相径庭，即“混合政体”。在其《论共和国》和《论法律》中，西塞罗呼应波利比乌斯在其《历史》第六卷中的说法，将罗马政体的精神和优势归因于君主统治因素（执政官）、贵族统治因素（元老院）和民主因素（公民大会）的结合体。按照常理，它应该吸收每一个因素的长处，避开每一个因素的弊病。第四章罗马共和国426在芬纳看来，罗马共和国最大的贡献在于发明了权力制衡机制，具体说就是发明了混合型政体，既包括君主制的因素（执政官）、贵族制因素（元老院）和民主因素（公民大会）的结合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与其说继承的是希腊的政治遗产，不如说是从罗马人那里学习来的共和政治。当然，这样的政体很明显并不能阻止凯撒和屋大维的权力扩张，也不能阻止小布什和奥巴马签署国家安全法，来扩大君主的权力。最后谈一下芬纳眼中的中国政治体制，看惯了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都不免带有现代性的有色眼镜，但是芬纳这位专业的政治学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评价。对于芬纳的分析，作为有历史修养的国人都能看得懂。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完全不同。事实上，二者是截然相反的。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主流的社会价值体系相辅相成，这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政府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西方更是不曾出现过。因此，中国稳定、持久的社会政治体系与躁动不安的西方相比，后者更依赖于自由行动与个人责任；而前者则依赖于集体，每一个人都要为其他人的错误承担责任。后者孕育出了公民，前者却只有臣民。西方传统体现了人类在法律和上帝面前平等的概念。而华夏国家则与之相反，它一开始就强调年轻人要遵从年长者，女人遵从男人，男人遵从父亲，父亲遵从祖先，然后一切都要遵从皇帝。（第五章 华夏国家的形成475）汉代这些特征仅只是一个政府治理的架构和开端。唐宋时期，儒家官僚机构重组为士绅统治阶层。但是在汉代衰亡之前，它完全被制度化了，并成为汉之后400年分裂时期后续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蛮夷的征服者也认识到，只有接受这一制度，中国人才能接受其统治的合法性。于是，出现了三个后果：首先，官僚化的中央集权国家幸存了下来，没有出现向封建分封制的逆转；其次，在接受官僚机构的过程中，新的统治者们接受了儒家传统，所有的仪礼都需要儒家学说。儒家传统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因为它包含了中国的诗赋、历史以及中国的宇宙论和政治科学。“五经”成为与西方《圣经》一样的经典；最后，一切以“上天”为中心的概念被保留了下来。因此，“天下一统”成为帝国的理想。（第五章 华夏国家的形成553）上述就是笔者从芬纳《统治史》卷一中获得的一点阅读心得，在此之外，我还想将芬纳这部著作与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从而看出中西学者在对政制分析问题上的异同。这里我要重复一遍，列举这份发明清单，我不想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以为统治史的发展是按照一种线型演进的模式进行的。实际上这是本书最不愿意给人留下的印象。死胡同如此之多，断裂和倒到退到野蛮状态的情况如此之频繁和广泛。如果将整个过程看成是不断向前的演进，这完全是误入歧途。（概念性序言96）在芬纳眼中，并不存在某种线性的历史主义发展，根据具体历史上的政制进行具体的分析才是这部书的重要特色。可以说，上面我们对于芬纳《统治史》卷一的回顾就能看出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与芬纳相同，在五十年代钱穆在讲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时候，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前言3钱穆在这里提出，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政制得失，而不是依据现代政治学的观点，对于传统政治进行抨击。应该遵从真实的“历史意见”，而不是对“时代意见”随波逐流。此外，钱穆提出对于政制得失提出四个批判范畴，即政府的组织、考试与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这与芬纳提出的防御、内部法律与秩序、税收与勒索、公共建设与福利和权利与公民身份，有着非常重要的相似性。如何评价芬纳《统治史》这样一部著作呢？ 在译序中，赵鼎新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理论，而以博弈论和统计学为核心的定量方法则是西方政治学的主导方法。芬纳显然对这些理论和方法持保留意见。西方主流政治学非常现实，因而也是十分短视的学科。他们普遍轻视历史，有一种“只有当历史能为现实服务时我们才会服务于历史”的劲头（尼采语）。因此，像《统治史》这样一部以上下五千年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实际上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巨著，就成为西方20世纪政治学领域的一个绝唱。（中译序13）对于西方政治不必多谈，关于中国政治问题上，就曾经有学者评价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基本上是跟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作为基本材料进行的综述，缺乏对于一手材料的运用。芬纳显然更多从中国的翻译的二手材料入手，结合当时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是他似乎对于中国历代的政书缺乏了解，并没有采用过历代的《会要》，也没有阅读过杜佑的《通典》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样就不免对于中国政制的理解，停留在海外汉学对于中国政治的描述上，虽然不会有太多的张冠李戴，但是还是会有启蒙运动后的“停滞论”和“伦理治国”的印象。芬纳这部《统治史》从写作上，可以说得上是一次冒险，如果仅就政治哲学的角度也许还会轻松一些，而如果从历史角度来分析世界各国的政制得失，那么就得面临海量的历史文献，还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学框架才能完成。芬纳显然已经尽力完成了这部作品——尽管还有两章未完成，但是在面对现代政治问题上，他似乎放弃了对于历史政制得失分析的框架，而是采取分析现代政治是如何成长扩张，而对现代政治的得失缺乏犀利的评价。在他看来，面对欧洲兴起的现代政治，世界各国要不选择悲惨地接受统治，要不选择模仿最终走向现代政治。但我想说，历史太久，我们活得太短，还不到对于现代政治盖棺论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