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大系》书评

香港旧体文学总览

香港旧体文学总览陈国球先生主编的十二卷本《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 - 一九四九》从去年下半年起陆续出版，这无疑是香港文学界，乃至整个华语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为全盘梳理、评价香港文学的成绩奠定了基础。《香港文学大系》已刊各卷，搜罗之广、研探之深、视角之新，令人赞叹。其中《儿童文学卷》、《通俗文学卷》、《旧体文学卷》三卷的创设，尤能体现编者的眼光与胸襟。《旧体文学卷》由致力粤港古典文学文献多年的程中山先生主编，爬梳剔抉，极见功夫。程中山先生将香港旧体文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晚清时期、民初时期、抗战时期、战后时期。这几个时期各具特点，约略言之，晚清时期的香港，不过是整个中国沿海城市诗文地图上的一个点而已，除潘飞声、丘逢甲外，并无太重要的诗人，而这两位诗人在香港驻留的时间也不很长。民初时期，在香港旧体文学史上占极重要的位置，而其突出成就则体现在所谓“遗民文学”上，代表人物有陈伯陶、温肃、赖际熙、张学华等。至于抗战时期与战后时期，在精神上其实是通贯的，也就是说，前清遗老派的诗文退出舞台，来自新的文学背景、有新的思想观念的北来文人涌入香港。蔡守、叶恭绰、李仙根、杨圻、柳亚子、廖恩焘、吴天任等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位作者。而香港本地作者的诗文创作，虽也颇为热烈，但成绩似略逊一筹。《旧体文学卷》有意识地选入了一些反映新事物与历史事件的作品，比如廖颂南的《咏暖水壶》、《咏无线电》，叶次周的《无声电影》、《有声电影》，梁广照的《马棚火灾行》，古卓崙的《香江曲》、《后香江曲》、冯渐逵的《原子弹》……等等。可惜的是，这些试图处理新题材的诗作，在艺术上都很难说是成功的，较之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的“诗界革命”，差距太大，如今恐怕只剩下了历史的价值。在我看来，香港旧体文学的精华，仍只能到“遗民文学”中去寻找。而“遗民文学”的概念或许要扩大一点：既要包括1912年之后的“清遗民”，又应涵盖1949年之后的自我放逐者。关于前期的“清遗民”，《大系》的体现很充分，尤其是围绕宋王台遗迹，遗老唱和甚多，堪称近代诗史上一大题目，值得深入研考。当然，这些诗文的局限在于，典实、字句因袭古人，无新意见、新意思，以至于有些作品，假若掩上作者名字，你几乎分不清是明末清初的遗民写的，还是清末民初的遗民写的。至于1949年之后的“遗民文学”，则因为《大系》断限的缘故，未能收入易君左、曾克耑等人写于1950年后的诗文，似为缺憾。不过入选的吴天任作于1949年的数首诗，悲慨愤激，洵为压卷之作。《香港文学大系：旧体文学卷》已将香港旧体文学的面貌基本勾勒清楚了，贡献甚大。令人稍稍觉得遗憾的是，书中所录作品，错讹较多，后来的研究者引据时须多留意。有些讹误非常明显，是不必对照原书就可知道的，如陈伯陶《槃园记》，“若兹地，则逢子庆之浮海而戴瓦盆也”（第178页），“逢子庆”当为“逢子康”之讹（按，逢萌字子康）。又如罗濂的骈体《游九龙宋王台文》，“会稳三千之甲楯，海岛五百之旌旗”（第263页），“会稳”为“会稽”之讹（按，勾践栖会稽，当为五千甲楯，作“三千”者疑为避与“五百”合掌）。又如何恭第《伤时作此》诗，“燕省怡处堂，鸟兽悲同群”（第259页），“燕省”显为“燕雀”之讹。此外有些舛讹，不取原书对照则不易猜到作者原来是怎么写的。如崔师贯《六丑·港山夜眺示友》，与余叔明编《近代粤词蒐逸》中所载对照，才知道“怕重来化鹤，讶看愁惜”（第209页），“愁惜”二字当作“畴昔”，“蛋雨蛮腥渐洗”（同上），“蛋”字当作“蜒”。个别文章也有断句之误，如黄佛颐《〈宋台秋唱〉序》，“九龙真逸（按，指陈伯陶），管宁辟地，陈咸闭门纂述，余闲斯焉登眺”（第200页），当作“九龙真逸，管宁辟地，陈咸闭门，纂述余闲，斯焉登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