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棐文集》书评

读钟惦棐论张瑜随感

张瑜的危机——读钟惦棐论张瑜随感 范达明当我读了钟惦棐的《初论张瑜》（见《电影艺术》1981年第1期1）后，不禁感到愕然。张瑜是谁？钟惦棐是谁？——张瑜是上影的青年演员，自从刚刚主演了一部颇为人争议的《庐山恋》，而主要是因为影片的题材、实拍庐山的风光，以及女主人公随机应变的服饰的作用，致使张瑜一下子风魔了一大部分观众的心。我国影坛终于又闪现了一颗新的明星！——钟惦棐曾经是《电影的锣鼓》2的撰写者，一个老资格的电影评论家，现在是堂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会长。问题还在于这篇文章的题目，在题目的第一个字——“初”字上。对于张瑜这样的一颗新星，又是处于中国目前这样贫乏与薄弱的电影理论与电影美学的论坛上——她，张瑜，是到了应该由钟惦棐这样的大家去加以如此的初论、并准备再论乃至三论、四论的地步了吗？就新中国影星的名单来看，值得一论再论的男女明星不乏其人：赵丹、崔嵬、田华、白杨、孙道临、张瑞芳……，可是，又有哪一个电影评论家去认真地总结过他（她）们各个的电影表演艺术的遗产或成就，去探讨过他（她）们之间不同的表演艺术风格的区别呢？又有谁去认真地写过《初论赵丹》、《初论田华》，乃至《再论》、《三论》等等的专著呢？有人会说我的这一看法是在继续高唱一种陈腐的“论资排辈”的腔调，是思想禁锢而不是思想解放的表现。可是，事实上，“排辈”只要确凿是以“论资”为前提，而此处之“资”若不仅指年龄大小和地位尊卑，更是指才能高低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论资排辈”，终究也只能是惟一可取的、因而也必然会构成一种为人认可的、合秩序排列的原则或法则。因为如果我们不去遵守这样的一种“论资排辈”的秩序，那么，就会显得不公平，就会甚至做不到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朝野都至少在口头上必须承认的“机会均等”的“社会选择”的原则。但是，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是问题的仅仅次要的方面。换言之，如果被“初论”到的是尚不该被“初论”的人物，那么，这势必会打击到那些本应被“初论”到而事实上终究没有被“初论”的人物。问题的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如此一来，打击到的首先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被如此“初论”到的人物自己。这一点在当钟惦棐上海会见了张瑜，并如实地写了《在上海会见张瑜》一文（见《电影艺术》1981年第3期）3以后，就更明显了。该文是钟惦棐为他的《初论》打的一个“补丁”；实际上，是从《初论》悲剧性地退却，甚至是一种“逃脱”，即逃脱因所写《初论》的主观偏颇而应负的“责任”。钟惦棐在该文中自己承认：“我之提笔写《初论张瑜》，内心也确有点七上八下，‘爱之适足以害之’，事与愿违的事情是常有的。”4事实上，钟惦棐在写《初论》时，除了在银幕上见到张瑜的角色形象外，并不真正了解与熟悉张瑜其人。这就使得钟惦棐确实会有内心“七上八下”的不安感与冒失感；现在，加了一个“补丁”，虽有助于说明真相，有助于钟本人内心的自我完成与完善，但也显得有点“狡猾”——因为一下子揭开了张瑜目前从影生涯的思想动态的真谛与底蕴，虽然顾全了自己，可叫别人张瑜怎么办？张瑜初上银幕的影片是《春苗》；那时李秀明是主角（饰田春苗），她是小配角，演一个机灵练达的农村小姑娘。那是谢晋首次发现并选用的她。谢晋是有准确的眼力的：张瑜当时的性格、年龄、阅历与气质适合于演伶俐的“毛丫头”这类小配角。在初获成功后，在《青春》中她再次为谢晋选中：陈冲是主角（饰哑妹），她仍是这类小配角（饰阿燕）。到桑弧的《第二个春天》仍然如此：杨雅琴为主角（饰设计员刘之茵），她为配角（饰刘之茵妹妹、船厂艺徒刘之华）。在汤晓丹的《傲蕾·一兰》中，他饰演的天真勇敢的赫哲族小姑娘，还是配角。甚至到了不久前的《啊，摇篮》，当她第三次为谢晋选中时，还是如此：祝希娟是主角（饰营教导员李楠），她又是小配角（饰保育员梁燕）。我甚至认为，一直到《庐山恋》黄祖模选她为止，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瑜演的周筠仍是配角——张瑜是“庐山风光”这个“大主角”的配角，甚至周筠这个角色本身，也成了周筠变换多端的一套套华丽服饰的配角——周筠仿佛成了时装公司橱窗中摆设的模特儿，顾客来看“她”，是为了看“她”身上的新式服装。可是，包括黄祖模与张瑜这些影片的创作人员以及广大的影片观众，尽管开始也是知道这是在制作或观看一部风光旅游片一部广告片，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电影评论界的一时疯狂，大家都逐渐忘记了这一点。张瑜被吹响了，成了大明星了。以至于到最后吴永刚与吴贻弓拍摄《巴山夜雨》时，终于决定让本子中刘文英这个女主角（实际还是个半主角），由张瑜来扮演。然而，习惯于配角的张瑜实际上是十分勉强地在完成着这个角色的任务的；她没有也不可能演好刘文英这个内心世界既幼稚又笃信的十分复杂的角色，因为甚至刘文英这个角色真实性的剧本基础，在影片放映后就为不少人所侧目。而在拍摄《巴山夜雨》的同时，上海电视台要张瑜穿插拍摄的两三部电视剧，效果也不理想。然而有关方面对于张瑜的这一系列前前后后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去加以丝毫的考虑，领导上更是要张瑜这类青年演员“只准成功，不能失败”（郭凯敏：《演员不是天才》，见《电影故事》1980年12月号第3页）；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杨延晋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导演（以他与薛靖、邓一民合作编导的《苦恼人的笑》这一成功处女作而名噪影坛）的《小街》开拍了。它驱使张瑜与她在《庐山恋》中的老搭档郭凯敏再度合作，而这次是要演真正的主角了。可是，这是仓促上阵；张瑜当时就说过，“由于其他任务，我对剧本《小街》的思索就经常被打断，自己也很着急，希望改变现状”，还说她当时又会面临一些“硬要你演”的情况（张瑜：《“自行车”要“上油”》，见《电影故事》1980年12月号第2页）。正当不少迷恋《庐山恋》中的周筠形象的热心观众，正在第四届“百花奖”选票的“最佳女演员”栏目中填上张瑜姓名的代号25号之时，《小街》的导演杨延晋终于不得不直言不讳地宣布：张瑜对自己已经是“愈来愈没有信心”，觉得“自己蠢”，“底子薄，功夫浅”，“还认为自己长得丑！不漂亮！”甚至才23岁的张瑜，已经去考虑自己30岁以后的前途问题了5。张瑜是有自知之明、有十分清醒的理智的。她说出上面的看法、产生上面的想法，并非一般的自谦之辞，而是有针对性的。事实上，当她自己真正演主角时，也正在力图克服自己已经意识到的短处——每天晚上她都啃书本；可是白天那么忙，总是没看几页书，又打起盹来；第二天拍片“就有些走神了”6……外界的舆论对张瑜的看好是直线上升，张瑜对自己的认识却是每况愈下。这真是一个令人心寒的悲剧故事——张瑜已经陷入了真正的危机！张瑜的危机，在于她已经根本上怀疑起自己有当一个不是什么大明星而是普通演员的能力问题了。因此，这是带根本性的危机，已不是什么一般的“怯步、为难和隐忧”7的问题了。这不禁使我、相信也会使很大一批喜爱张瑜的人们相当担忧。然而，张瑜的一些想法在实质上并不完全真实。在张瑜以往饰演的小配角中，大多是讨人喜欢的，特别是像在《青春》中哑妹身边的那个少年女兵阿燕的形象。但是，张瑜在拍了《庐山恋》后，受了自发的观众与不负责任的电影评论家们的吹捧的骗，以为自己可以马上、也应该马上成为一个大明星了。张瑜从那以后处处以大明星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自己；她自觉不自觉地一定要去拿自己同外国参考片中的外国演员的表演做比较。而实质上，张瑜还未成熟。无可怀疑，如果具备一定的外因条件，张瑜有朝一日也可以成为大明星；但现在，并未到那个时候，因此也就没有那种要针锋相对地去与人进行死比的必要。“人比人，气死人。”这种死比，使得张瑜完全丧失了自信力。企图去肯定自己尚未成熟的东西，结果连自己已经成熟的东西都看不到而否定了。外界的不恰当的过高吹捧，领导的不恰当的过高要求，自我的急于成功，又过于自知之明，过于敏感，是导致张瑜目前的从影危机的原因。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外界舆论的过高吹捧，特别是专门家的吹捧——它们使张瑜终于陷入了“盛名之下，其实难付”的困境！这是小配角的实力与大明星的图望的尖锐冲突！现在，《小街》还在拍摄中。我觉得在张瑜目前的这种思想状态中，她是否能够完成对《小街》女主人公“俞”的形象的创造，当然是令人产生疑问也令人担心的，作为局外人的笔者现在肯定也很难断定。其实，这里最终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她自己是否能够战胜自己，即是否能够从那种对自己的不自信的状态中走出来；换言之，危机究竟是可怕还是不可怕，究竟能不能应付或应对过去，其实并不在危机本身，而要看经受危机的人自己如何来对待它。我想，只要张瑜能够以她的明智与理智战胜自己而并不因此一蹶不振，那么也就意味着张瑜可以度过她从影以来也是她整个人生中的一次大的精神危机。不在于有没有遇到危机，因为几乎一般人在其人生途程中，主要是在青年期中，都会遭遇一次危机。而只有好强的人物才会有大的危机；而只有能克服大的危机的人物，才能真正成为伟大的人物。张瑜如果能够克服眼下这个大危机，她就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大的明星。如果我现在在上海，如果我也有机会“在上海会见张瑜”，我将把上面所写的话都告诉张瑜。我要对张瑜说：“张瑜，你的前途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别管别人怎么说；别急于求成；走自己的路；而只有走自己的路，才会从目前的危机中找到出路！”我非常不同意钟惦棐与张瑜在上海分手时说的那句无济于事的、廉价的安慰语——“希望你永远是——二十三岁。”8难道演员的青春能靠保持住自己的年龄来保持吗？年龄决不饶人；年龄也决无保住的可能。如果张瑜确实并非“天生丽质”，那么也就根本没有保持她的“天生丽质”所依赖的这种年龄条件的必要；正如钟惦棐在文章中所说的，年龄与青春造成的“外形条件”“能发挥作用，但那是暂时的，不稳定的，非本质的”9。张瑜要寻求的应当是另一条出路。因此，我要最后告诉张瑜的，恰恰是相反的话：“希望你快快过掉——二十三岁。”就是说，我愿虔诚地希望——希望张瑜能顺利地克服这23岁时来临的危机；只要能摆正自己新的实际的出发点，自强不息，就可望从自我危机的必然王国中重新崛起，向一个全新的电影艺术的自由王国升华进击！1981年3月20-22日写于Y.C. 原载宜昌市工人文化宫《活动月报》1981年5月号（总4）第2版 2005年9月17-18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附录：钟惦棐撰《起搏书·跋》（1983年12月1日）摘录：[分别见《起搏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46—449页，以及《电影的锣鼓》（重庆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65—169页]有关张瑜的文章，一年中竟写了三篇（包括通信）。这事很为一些严肃的同志所不取，认为我不该如此轻率落笔！但是亦引起另一些同志的讪笑，说张瑜只拍了一部影片（指《庐山恋》），我就大写文章，因而怀疑我和张瑜有某种瓜葛。什么瓜葛呢？如果我属翩翩少年，其中定有韵事可供枝蔓。不巧我连胡子茬都白了，而一个姓张，一个姓钟，遂断定我是张瑜的“舅舅”！如今盛行“关系学”、“走后门”，我之成为张瑜的“舅舅”，实在是极合逻辑的，因而我也很欣赏这样的创造。以后给张瑜写信，就自称“舅舅”了。我们的不幸，在于生活里总有许多空白，如何填充，各有各的办法。但共同之处也是有的，这便是在大家都熟悉或感兴趣的人中，找出点什么可资谈论的事情。一九三七年前，在男士中有许钦文的《无妻之累》，在一个刊物上连载了许多时日。如果不是许钦文，如果不是许钦文以“无妻”而使两个女士争执不下，以致死掉其中的一个，连载会有人看么？女士中则有阮玲玉，这个旧中国最璀璨的电影明星，便是以“人言可畏”没了的。电影演员最易为人所知、所喜，直至倾而倒之。去年在西安举行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授奖仪式，由于电影演员访问一个工厂，跟踪者便冲破了工厂的铁门！发奖那天，乘坐演员的大轿车停在体育馆前，许多小伙子便以翻越障碍的动作跑步蹬上车身，透过车窗往里一瞥。这种时候，你会感到电影之不可无！一些人的职业引起另一些人产生莫大的兴味，当地有人开玩笑说，“西安自盛唐以来，未之有也！”但事情也因此难办起来。一是“飘飘然”。如果当事者没有足够的分量，便极容易“半入青天半入云”；二是构成闲话甚至中伤的对象，这样的事，近年就发生过几起。照我估计，观众对他们所钦慕的演员产生狂热，再过三百年也还会如此，我亦以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而热度过高，会消融掉一些演员，亦属意料中事，用不着大惊小怪。问题在于我之论张瑜，文章一出，反响较强烈的是湖北宜昌文化宫的一个小报，发表了一篇《张瑜的危机》，意思是说我的文章言过其实，张瑜今后怎么办？这就除了“舅舅”之外，暗示我要对张瑜的前途负责。足见年轻人比我持重。如果我回答说我只管写文章，并不对评论的对象负责，这种话既不合理，也说不出口。但如果我说张瑜将从此一帆风顺，万事大吉，也实非我的文章的本意。戏是张瑜演的。要不要张瑜演，权在导演；同意不同意张瑜演，权在制片厂厂长。一介书生，何能定人休咎？后来张瑜不但连续在拍电影，还拍了电视片，但反映均不甚佳。张瑜可能有“危机”，可能没有“危机”，用我的话说，一个艺术家，是要从“系列”看的。她还很年轻，即使自《小街》之后，张瑜都在“危机”之中，也不能断定“危机”是由于我的《初论张瑜》。人们称电影演员为“影星”或“明星”，“星”是要发光的，如果我们已经看见了星光，而又担心它会陨灭，便不吭一声，我以为反不如敲锣打鼓，大叫“你们看呀！”便是立即证明敲打错了，这又有什么大了不起！一个国家的电影事业是否兴旺发达，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它是否有经得起看的影片，这种影片或以编剧，或以导演，或以摄影，或以演员。前三者多半只有内行人能看出，至于演员，是诉诸观众的，所谓“影迷”，多半是指演员崇拜。这种崇拜来自内心，是自发的，并常常是超越国界的。张瑜还很年轻，演技功底也不算深，真正过硬的角色也还没有演过，但她有一种魅力，叫人喜欢她，觉得她是可以亲近的，离我们并不很远。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之后，人和人的关系，多怀不测之心。她所扮演的周筠这个人物，始而一见倾心，继而怏怏离去，终而大喜过望。喜欢时就无所顾忌的喜欢，悲哀时就毫不掩饰的悲哀，能哭能笑。敢哭感笑，这种形象初次出现在我们的银幕上，观众中一时“张瑜热”，不能说她不代表人们一种新的美学向往，否则是“热”不起来的。……由张瑜而引起的一席话，十足证明我仍属“引车卖浆者流”，不足以登“电影文化”的大雅之堂。但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中国的事情，对我不能不是第一位的。我也曾经梦想进入学术的天国，奈何学浅才疏，文曲星不给门票。望文苑而兴叹，策羸牸以驰骋。在学者们认为末技的，对我可能还是上策。注释：1《初论张瑜》一文后来收入钟惦棐的文集《起搏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4月版），见第243-249页，以及作者的另一文集《电影的锣鼓》（重庆出版社1986年11月版），见第97—103页。 [作者范达明2005年9月19日补注；以下各注同] 2 《电影的锣鼓》，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收入作者的文集《电影的锣鼓》（重庆出版社1986年11月版），见第53—59页。该文以当时文艺界开展“鸣放”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依据，对建国七年来党的电影政策与电影工作的弊端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在后来紧接而来的反右斗争中，此文被视为电影界右派言论的总纲与开场“锣鼓”，作者也因此“获罪”并被打成右派分子。3 《在上海会见张瑜——为〈初论张瑜〉打个补丁》后来收入钟惦棐的文集《起搏书》，见第250-256页，以及作者的另一文集《电影的锣鼓》，见第110—116页。原文的副标题在两文集中均被略去。4 引自钟惦棐：《在上海会见张瑜——为〈初论张瑜〉打个补丁》；分别见《起搏书》第250-251页，以及《电影的锣鼓》第111页。5 这些信息或内情，我们正是从钟惦棐的《在上海会见张瑜——为〈初论张瑜〉打个补丁》一文所第一次得悉的。6 引自钟惦棐：《在上海会见张瑜——为〈初论张瑜〉打个补丁》；分别见《起搏书》第252页，以及《电影的锣鼓》第112页。另参见张瑜：《“自行车”要“上油”》，见《电影故事》1980年12月号第2页7 同上；分别见《起搏书》第255页，以及《电影的锣鼓》第115页。8 同上；分别见《起搏书》第256页，以及《电影的锣鼓》第116页。9 同上；分别见《起搏书》第255页，以及《电影的锣鼓》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