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诗选：1948-1973》书评

译后记（代跋）

译后记（代跋）马鸣谦初秋九月，将几经磨合的终校稿交付给编辑时，似乎只是发出了一封寻常的邮件。此刻正坐中饮茶，茶苦而回甘。细想译介奥登的前后事，心情亦如这茶滋味。之前开始动手尝试时，如果知道要耗费如此多的精神心力、会延续这么长的时程，我还会有决心去做么？说实话，当时并没有太多想法，只是这么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又有缘遇上几个会心的同路人，路也就慢慢地走通了。将奥登诗作较完整地引入中文读者的世界，到今天，这件事终于可以说是初步做成了。毕其功者，非一人之力。在下卷所附的这篇短记中，我很想感谢几个人。 第一个当然是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蔡海燕博士。我们是因翻译奥登而结识，09年初见面时，她还在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念博士。两人一见如故，而我发现她对奥登作品和创作背景的了解恰可以补足我的很多不足；上下卷译稿合成后超过了一千页，为便于读者对诗作本文的理解，加入了很多背景介绍和所用典故的注释，诗集上卷的译者序，也主要依据海燕的博士论文扩充写成。海燕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与辛苦，这是必须要予以重申的。收入诗选的每一首，都经过我和她很多次的讨论和修改。头几年，我们还在用messenger进行线上讨论，因为对原文理解和译文处理的不同看法，我们会援引论据来说服对方，有时还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这样的情景，是认真到有些可笑的，但今天回想起来，却是很可珍惜的回忆。毋庸置疑，对奥登诗文的共同的热爱，才能让彼此的合作能保持这么长久。而倘若没有得到海燕的协助，由我一人独力完成，《奥登诗选》要顺利问世会很困难，也不会做到今天的程度。第二个要感谢的，是奥登文学遗产基金会的门德尔松教授。得知我们在做奥登译介后，他热情地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也包括在版权联络上的引介，这为奥登作品的引进提供了不少方便。而且，门德尔松教授还不辞繁冗，为诗集的上下卷分别撰写了《前言》。这两篇文字勾勒出奥登前后期创作的脉络和特色，简要阐明了其内蕴意涵；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它们将是测听奥登原声的不二指南。第三个要感谢的是译文社的黄昱宁女士。当我和海燕很莽撞地带着上卷译稿去上海时，黄女士给了我们及时的肯定，鼓舞了我们的信心；其后几年，她一直在跟进我们这项工作的进展。此后，由她主持，更对原有规划加以扩展，筹划了奥登文集的出版项目。除开已出版的旅行记《战地行纪》和《奥登诗选》上下卷以外，译文社后续即将推出奥登散文集《染匠之手》和《序跋集》。《奥登诗选》和文集其他译作的诞生，黄昱宁女士是不可或缺的推手，她不仅有一双见微知著的慧眼，更有作为出版人的决断力。由黄女士出面邀请，诗人、译者王家新先生参与了诗集上下卷的审校。家新先生是诗歌创作和译介上的前辈，得到他的鼎力支持，对译文的整体品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保证。我们仔细读过他所标出的每一条译文处理的意见，在此也必须表示诚挚的感谢。责编顾真是译文社的青年编辑，在上下卷的译稿交付后，由他负责通读审看。他一字一句都不放过，挑出了很多存有讹误或文句不通的地方，对译稿的最后完成亦贡献良多。因此，不妨可以说，这个译本的诞生及其品质，也是译者和责编的共同成果。在上下卷出版的过程中，遇事便会和他联络，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苏沪之间往来便利，我每到上海必会与他碰面，彼此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当然也要感谢我和蔡海燕博士各自的家人和朋友。在这个喧闹而略显迷乱的时代，你们一如既往的理解和后援支持，共同促成了这部译诗集的问世。最后，也要感谢《诗选》的每一位读者。当你们将目光稍停在诗集某一页时，请接受邀请，一同来默诵奥登的篇章。我很难保证奥登的每一首诗都能打动你，亦很难保证译文必能符合你们的期待（正如上卷《译者序》中所说，“译文本身也并非一个固化的存在，而是一个持续改善的动态过程，它正期待着今后的合理修正。”）。但是，我相信，这些诗句一旦被你们亲口诵出，就将又一次地获得它们新鲜的生命。2015年9月

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 为《奥登诗选：1948—1973》所写的前言

这部诗选包括了奥登从四十一岁到他去世的六十六岁之间（其后期创作生涯）所写的诗歌作品，与上卷《奥登诗选：1927—1947》正好成为合璧。随着年齿日长，奥登深信其诗歌的风格和主题必须与他本人发生同步的改变，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发现适合其年龄的新的写作方式，而无须去迎合他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的时代环境。他并不纠结于这样的问题：“我在1967年应该怎么写？”只会自问：“我在六十岁时该怎么写？”奥登1907年出生于英国的约克郡。他在二十多岁时写的诗歌晦涩而热切，部分作品具有政治宣传的色彩，另一些则表达了强烈的个体孤独感。从英国移居美国后，在他三十岁多岁时，他所写的很多诗歌关涉了个人情爱的快乐和丧失所爱的痛苦，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新教徒的角度，开始书写大篇幅的雄心勃勃的诗作，探索的主题包括了艺术、政治、文化和社会。从本卷《诗选》开篇的1948年，奥登开始在欧洲度夏，冬天则回到纽约。从1948年到1957年，每年夏天他都住在那不勒斯的离岸岛屿伊斯基亚岛，期间所写的诗歌，开始试图理解风景的物理世界和人类身体的关系，其书写方式与地中海文化和罗马天主教文化保持了一致。《石灰岩颂》表面上是一首关于伊斯基亚岛风景的诗，真正的主题是赞美身体的神圣意义。在他写于上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的大型作品譬如《田园诗》组诗和《祷告时辰》组诗中，他再次探索了身体神圣性的主题和日常生活的复杂社会关系。在1948年之前，他曾写过四首长诗，《新年书简》、《在此时刻》、《海与镜》和《焦虑的年代》，但之后他就停止写长诗，转而写作主题连贯的系列短诗，譬如奥登用去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的《田园诗》组诗。他对视角单一、专注于情感和历史问题的单篇长诗提不起什么兴趣，更希望对从多元角度来审视这些主题，而采用组诗的形式，每一首诗就能处理写作主题的某个不同侧面。他对早年曾吸引过他的严肃的历史、心理、宗教理论也不再热衷，转而对人类经验的多种面向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他的兴趣转向的一大标志，是他有了新途径去切近历史——对奥登而言，“历史”如今意味着独立个体的特异行动，而非国家和帝国的抽离了个人的大规模运动，“历史”由人类自主完成（不管结果是好是坏），而非受自然本能或大时段的历史周期所驱使。在他1960年出版的诗集《向克里俄致敬》中，有很多诗作都是类似思考的产物。1958年，奥登将他的度夏地从意大利转到了奥地利，他在一个名叫基希施泰腾的村庄买了一栋十八世纪的农舍，从那儿坐火车去维也纳只有一小时的路程。他写出了十五首诗，合成组诗《栖居地的感恩》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奥登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屋宅。他也写过一些很隐晦的诗，其中描绘了最终产生出纳粹分子的诸般残忍野蛮——他指出，奥地利人是最坚定的纳粹支持者——他看到兽性潜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在此期间，奥登诗歌的语调变得更为平静，不像早期作品那样有明显的技巧性，很多读者为他作品的这个变化感到遗憾。但另外也有一些读者（包括笔者）认为，相比于早期作品，奥登的后期作品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因为它们具备成熟而复杂的智性。“此类游戏需要耐心、先见之明和策略，如同战争和婚姻”（如他在《游乐场》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他深深明白这一点。自1939年离开英国定居美国后，除开在欧洲度夏以外，奥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纽约。1972年，他离开纽约和美国，搬回了牛津。他在那儿只住了一个冬天。之后，他在奥地利过完了最后一个夏天，1973年9月，他在返回牛津、中途停留维也纳时溘然长逝。奥登曾经说过，他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写。即便他那些看似抽象而非个人化的诗歌，也都在尝试与读者建立某种交流；他认为他的读者都是独立个体，他可以倾吐衷言，也可以与他们面对面的交谈，读者并非集体性的大众，他并不是从一个更有知识、更具权威的位置来发表演讲。因其所表现出的全部学识和高超诗艺，他或许是表达平等和爱的最伟大的英语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