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永恒帝国》章节试读

《展望永恒帝国》的笔记-第3页

导论：
中国的帝国体制长盛不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
在这期间，在帝国早期已经奠定的帝国统治的根本的原则，仍然大体保持完整，名义上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以境内人口为自己的臣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原因何在？
从战国时代纷繁复杂的思想中确定这一共同遗产，是本书的基本研究目标。
研究的三个主题：君主、士人、民众。
研究方法：关注战国思想家的共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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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君主
第一章：礼仪性领袖
第一节 君权的宗教基础
在研究有关中国君权的早期资料时，人们很容易会立刻被君主在宗教和礼仪上的权威所吸引。
中国的君权也有神圣的色彩，因为君主更容易接近神灵，并拥有沟通神与人的能力。
吉德炜总结了商王的大祭司身份对政治的影响：正是商王，通过他的献祭、举行的仪式以及他所做的占卜，才使得丰收和凯旋成为可能。如果——很可能就是如此——这些占卜和一定程度的巫术和符咒有关的话，商王通过占卜取得丰收和凯旋的能力会使他获得政治上更大的权力。
由于垄断了与祖先保护神的沟通，一个群体的领袖集神权与世俗权力于一身，这种体系在中国文明的最初历史阶段就有迹可循了。
到了周朝：产生了一种双重君主制：在周王朝的庇佑下，自治（实际上独立）的各地诸侯在其领地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商代氏族首领的祭祀权大体保持，与祖先的沟通变得更加礼仪化和格式化，而宗族长主持祭祀仪式对于仪式的成败至关重要。周王们继续独享沟通王朝祖先的特权，而诸侯们则垄断与诸侯国建立者们的沟通特权。
西周礼制改革（建立列鼎制度：每个贵族都可在祭祀祖先和墓葬中，根据自己对应的地位，使用特定数量的鼎和簋）强调了宗族长的权力，将单个首领处于宗法等级礼制金字塔的地位固定下来。
商周宗教和礼法制度对后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将礼制的权威集中于一人之手，可能预阻了在政治上非君主制的统治方式的产生（如寡头政治、轮流坐庄）
在周朝早期，权力的宗法基础对统治十分重要。但许多诸侯或卿大夫不属于姬姓，也未与之通婚，不属于国君宗族。为保证统治，周朝统治者创立了一套不同于宗法制度的政治合法性的宗教性论述，建立在他们跟天地神明的纽带上。与神灵的沟通仅局限于君主，臣民完全被排除在外。
“天命”的概念成为周朝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推翻商朝是秉持上天的意志，为防止其他竞争者自称得到天命，推翻自己，又将与天沟通的权力垄断于周王本人）周王垄断与天沟通的权力是周朝政治合法性的强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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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研究议题：中国先秦的君权理论和实践、君臣关系、中华帝国是如何达到空前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