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文存》书评

荣辱沉浮九十年

文/常楠1922年11月，一部名叫《独秀文存》的著作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首印三千部在不到一月内即销售一空。在之后的三十年里，《独秀文存》累计印刷十次，共计印行三万两千册，这在当时的读书人甚少的中国来说，已经算是难能可贵的畅销书了。到了1952年的12月，上海突然查封了出版《独秀文存》的亚东图书馆，而《独秀文存》也随之被禁。直到又一个三十年后的的八十年代初，《独秀文存》才得以解禁面世。在解禁之后的再一个三十年里，《独秀文存》却不复往日的辉煌，仅在1987年、1990年和1999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延边人民出版社重印过三次，由民国时期的畅销书变为了共和国时期的参考资料。2013年7月，在经历了九十年来的大起大落之后，《独秀文存》终于由外文出版社影印出版，重新复原了它在民国时期的风采和精神面貌。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部著作，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提到《独秀文存》，就不能不说到它的作者——陈独秀，一个中国文化史和中共党史都无法漠视回避的人物。　　　在新文化运动诸子之中：思想最深邃、创作最出色的当属鲁迅，态度最平和、持论最公允的要算胡适，但经历最传奇、最富于人格魅力的，却非陈独秀莫属。在六十三年的人生历程中，陈独秀起起伏伏，既有着亲身参与了辛亥革命、反袁斗争，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还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荣耀，又有着五次被捕、坐牢五年、被看作右倾机会主义主义者撤职和被当作托派开除出党的黯然。无论是在陈独秀生前还是在他1942年因贫病客死在四川江津之后，有关他的评价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作为陈独秀生前唯一结集出版的文集《独秀文存》，也随着陈独秀身份地位的变化，在初版后的九十年里历经浮沉荣辱，至今让人感叹不已。　　　《独秀文存》收录了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一年间所写的论文、随感、通信共计六十万言，而这，只是陈独秀漫长写作生涯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却在陈独秀的思想演变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见证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前后的心路历程。是时，陈独秀正处于人生的鼎盛时期，充满了作为学者的虔诚和作为革命者的豪情：“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种殉道者般的热情，在当时影响了无数的青年学子与革命志士，却无法改变陈独秀被排斥、被驱逐、被边缘化的命运。书如其人，作为陈独秀早年思想遗存的《独秀文存》，也因作者身份的不断变化，经历了畅销、被禁、被冷落和被重新发现的不同阶段，因而沾染上了一抹难以言尽的悲剧色彩。　　　在皇皇六十万言的《独秀文存》中，陈独秀充分展示了他作为学者博学多思的一面：他的视角，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大到社会革命、一次大战、朝鲜独立和马列主义，小到文学革命、文字改革、平民教育和世界语，无不在陈独秀所关注的范围之内。但陈独秀又远非游离于社会之外、端坐于书斋之中的一般学者所能比拟，他的政论、文论、随感乃至信札，饱含着剑一般的锐利和火一般的激情，其慷慨雄辩之风，当世并无二者：“政府对于山东问题，是何等软弱退让！对于南方的八条要求，是何等强硬拒绝！难道国家的利权，尽可以让给外国，却断断不可让给自家吗？请问政府当局是什么肺肝？”其爱国之心和用世之意，由此卓然可见。也正是在强烈的爱国之心和用世之意的驱动下，陈独秀放弃了北大教授的优越地位，走向了前途未卜的职业革命家之旅。这其间的功过是非，自留待后人评说，然而陈独秀由此展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和魄力，仍然令人钦佩敬仰。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们历史观念的演进，笼罩在陈独秀身上的政治迷雾被一层层地剥开，一个真实而鲜活的陈独秀逐渐向人们走来，他不再是被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再是被驱逐流放的托洛斯基分子，甚至也不再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只是一个学者型的革命者。学问和革命，是贯穿他人生的两大主题。陈独秀生前和身后的遭遇坎坷，只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和中共党史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进行的苦苦挣扎和上下求索。而作为陈独秀著作的《独秀文存》，也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几度风云变幻，最终得以回归本来面目与读者见面。这九十年来的斗转星移，又岂是“沧桑”二字所能话尽！　　　悲哉，陈独秀！伟哉，《独秀文存》！　　　

文如快刀荡陈秽

——《独秀文存》影印记《独秀文存》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的文存，1922年8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首印3000部，不及一月即销售一空。同年再版，再刷3000册，亦很快告馨。此后30年，此书再版10次，盗印更不知有多少，究竟遗世多少已不可考，然则民智大开，全国为之改观。《独秀文存》分为论文、随感录，通信三卷。平装为四册，精装的为上、下两册（布面烫金）。其中论文主要发表在《新青年》上，如《敬告青年》、《法兰西与近世文明》等，文气恣肆，如长江大河；鞭辟入里，令人信服。《随感录》则是一些针对性很强的杂感，多则百余字，少则仅数十字，系钱玄同所谓之“寸铁”也。这些短小精悍的杂感大多直指当时的现实问题，犹如一寸寸精铁（子弹）砸向军阀、政客、官僚、遗老遗少、资本家、伪教主……同时猛烈抨击愚昧和抱残守缺的思想。通信是书中最重要，最能反映陈氏思想的部分，主要是主创《新青年》时期读者的来信，陈氏对这些来信一一公开作答。来信者有教授、学者、文化保守主义者、青年学生、《新青年》同仁，探讨的内容主要涉及文化与思想革新。陈独秀针对来信的内容，或驳斥，或赞同，或辨析，陈秽为之荡空。新文化思潮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若“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独秀文存》中收录了陈氏的《文学革命论》，并就此与胡适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探讨，通信卷中收录了他们探讨该问题的两份信——《答胡适之》、《再答胡适之》（附来书）；而在《胡适文存》中，则收录了《寄陈独秀》（两封，附答书）、《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此外，在陈、胡的文存中也都保留了与钱玄同探究“文学革命”的书信，可谓这一革新运动的明证。陈、胡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座高峰，鲁迅先生在论及二人时曾有形象的比喻。“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忆刘半农君》）鲁迅先生描摹人有太史公笔法，寥寥几笔即抓住人的风神，精到至矣。陈、胡文风不同，性格亦不同。陈氏为人刚绝爽利，说话为文都毫不留情，绝不藏着掖着；胡氏儒雅圆润，行文出语皆斯文平顺，明白晓畅。中国人谈及文人，动辄说文如其人，而陈、胡亦能做到人如其文，可见文与人一体，是真文人也。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陈、胡二人高擎文化革新的大旗，意气风发，高歌猛进，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周作人、沈伊默、高一涵则紧随其后，以《新青年》为阵地，向全国吹起了一股新风，扫荡着清季以来残留的陈腐气息。是时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亦操戈回击，以“求教”的方式投书责难，此辈中不乏旧学名家、宿老硕儒，然则陈、胡二人如同久经战阵的沙场老将，见招拆招，一一化解。胡适文字还算温婉，陈氏则毫不手软，往往几个回合就将“责难者”挑落下马。《独秀文存》中通信卷大量保留了“书信式”问难，内容十分精彩。来书者动辄下笔千言，甚至数千言，陈氏回信却数百字，言简意赅，绝不拖泥带水（亦可见其人风度），犹善抓住对方的漏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回击之犀利，仿若精钢宝剑遇着陈腐烂肉，令责难者仓皇而逃。陈氏知识广博，才大如海，文中纵论古今中外，笔锋所指皆为沉疴，使仅知四书五经，而不知世界大势现代科学为何物的遗老遗少们头疼不已。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塑造者，亦是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一生秉承自己树立的青年理念，不以教授身份养尊处优，而是敢于冲决网罗。1903年，青年陈独秀留学日本，清王朝害怕学生们受到新思想影响而生变，便委派学监予以监视，其中学监姚煜对学生最为苛酷，陈独秀便与同学邹容，张继商量惩戒这个腐化堕落的走狗。之后，趁姚煜不察，邹容，张继将之按住，陈独秀一剪刀剪断了这个家伙的辫子，没了辫子的姚煜大惊失色，失魂落魄，再也不敢与学生做对。按照清代律令，私自剪辫子是重罪，但留学生受西风影响，剪发易服的颇多。陈独秀的这一剪辫行为就像是一个象征，他将成为为这个民族剪辫子的人，他要剪掉的是民族内心的那根辫子。1919年6月21日，身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把一厚沓宣传自由民主的传单从新世界屋顶花园抛洒给群众，成为该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事件。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答顾克刚》）。他的一生，是以行动践行自己的理论的一生。陈氏文章快意，清冽若同陈酿。编者阅稿，实则亦读书耳。此次影印所用的蓝本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第六版，出版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这一版是陈氏文存最精擅的本子，书前有北大校长蔡元培亲笔所作的序，文字娟秀，文末钤“孑民”小印，插页印制，殊为静雅。由于时光磨洗，书页早已泛黄，纸页松脆，轻轻一翻就有蛾子翅般的粉尘飞舞。民国的书，虽经历岁月的侵染，铅印的文字依然清晰，低回婉转，别有一番韵味。我一边推进扫描，去污，修补纸页的残缺等影印工作，一边阅读。每每读到精彩处，便有击案叫好的冲动。宋人苏舜钦夜读《汉书》，觉妙便浮一大白，此之谓“汉书下酒”也。好书如酒，令人沉醉，况陈氏书是烈酒耶。吾辈且效古人，豪饮赋诗，书之卷首曰：青衫儿郎醉未归，华发教授忽已悲。伞盖落雨白驹见，座头临风黄鸟飞。盗火天神人共弃，匹马青年世相违。章句拈来沉似铁，文如快刀荡陈秽。斯书付梓，读者能尽飨其美，则苦心亦足矣。2013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