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章节试读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5：高岗其人和他的案件扑朔迷离 - 1955：高岗其人和他的案件扑朔迷离

说到底，关于高饶一案，当时主要在党内处理，党内通报，公开的只是关于党代表会议的“正面报道”，配发一篇社论，不了解内情的，看不出什么道道，也就翻过去了。 1955 年春夏之交，潘汉年一案根本就不见报。报纸广播上热火朝天的是对胡风的揭露和批判。其实，高饶一案，若说有意义，不在于具体地挫败了他们的什么夺权阴谋，而是建国后第一次宣布党内出现一个反党联盟，与在党外出现一个胡风反党集团“相映成趣”（当然，所谓胡风集团很快定性为反革命了，反革命云云，经过肃反，我们是熟悉的）；过去只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读到过，苏共党内是接二连三地出“反党联盟”的。中国要向苏共学习，现在人家有的，我们这里也有了。不过，什么叫“反党”，学习联共党史时没弄明白，现在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也还是没弄明白。“反党”这个既用于党外人士（如胡风等），又用于党内成员（如高饶）的范畴界定不清，含义混沌，是一个原因；而我当时也无意于弄清，以为这都是党内上层或知名人物才会遇到的罪名，与我无关。殊不知有朝一日这样的帽子也会扣到自己头上来。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8:诗和文学不再是现实以外的栖居 - 1948:诗和文学不再是现实以外的栖居

吴小如不忘在师友面前对我加以揄扬。他向沈从文引荐了我。我在某个冬日向晚持吴小如信到中老胡同，与大我近三十岁的沈从文作了一次平等的谈话。谈话是在设定北平即将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氛围里，我天真地提起解放区文学，忘记了是否提到丁玲，却肯定说到了赵树理。沈从文很平和地听了我的宣传，只说了一句：他们都是“群”的，意即以集体为本位的。而他在谈到文学修养时，强调要好好读三曹的作品，这是他的体会，又是对我的期望吧，我当时没有听懂，后来也没认真照办，有负于教诲的深意。又过了三十多年，我已经比他接见我时的年纪还大了，因他去世，写了一首挽诗，开头说：“少年歆羡沈从文，长记灯前笑语温。”那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这样一个从自称顽童经历了苦苦的漂泊苦读和苦写的大家，看得那么多，想得那么透，几个月后却一度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0：用笔跟踪进军的步伐，跟踪“武器的批判” - 1950：用笔跟踪进军的步伐，跟踪“武器的批判”

许多年后，毛泽东高级随员、译员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披露，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几次想对斯大林一吐积郁，说说当年在国内的中央苏区受排挤、被共产国际所信任的人讥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而有苦无处诉的旧事，却总是没有机会，或者开个头就被打断了。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他认为毛泽东已经胜利，就足以证明其正确，这就够了，而斯大林是在更大范围内的胜利者，他是不想反思过去的，不愿重提那话题。两个大人物互相摸不透彼此的心思。这一些，我们当时自然全都不知道；只知道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定等。在周恩来参与谈判之前，斯大林和毛泽东首次会见时就谈到过这些问题。据师哲回忆，毛泽东认为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目前的状况对中国有利：苏联在旅顺口驻军，可以增强我们抵御侵略的力量；中长铁路可以给中国培养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斯大林说，撤军不意味着不援助中国。问题在于，我们共产党人把军队驻扎在别国领土上，特别是驻扎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有些难堪。苏军撤回，我们在国际上就是赢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看到：蒋介石没办到的事，中国共产党办到了。条约赋予了苏军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我们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只要中国政府请求我们撤军，我们就撤，或者根据中国的要求，留驻两年、五年、十年都可以。只是不要给人造成我们从中国逃跑的印象。从斯大林这番内部交心的话，看得出他真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战略战术以至策略玩得烂熟，手里处理两国关系，眼睛盯着国际影响。让人想起两年以后，他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讲的，一定要把“和平”的旗帜和“民主”的旗帜抓在手里，可见虽到晚年也没有糊涂，不至于蠢到把和平、民主等等一股脑儿都贬为资产阶级的货色。这就使他很能蒙蔽天真善良的人们于一时，在1953年传来他逝世的消息时，千百万中国的听众为之哀痛逾恒，不是装出来的。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9:一阵狂欢，列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 1949:一阵狂欢，列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说当时《北平日报》的编者对共产党的一套语言和成规隔膜，其实我也一样。我按老北京的说法是“不拿自个儿当外人”，但我却根本不懂得党在宣传、组织工作上的游戏规则。我跟随从中学到大学的同学、同属新诗社的魏绍嵘，到按院胡同十号，去参加一份文学杂志的筹备会，主其事者是诗人青勃，他长期做地下工作，社会关系多，有一位朋友愿意资助；那天与会的，还有当时在军管会工作的侯民泽（笔名敏泽）等。也亏得当时这件事没有办成，而且刚进城，百事待理，上报到军管会不予批准就算了，若搁在50年代追查胡风分子之时，或是反右派斗争打击办“同仁刊物”的节骨眼儿上，这无疑都构成反党的罪名。不过，我们这些人还是在劫难逃，虽没有因这次办民间文学刊物的动议而罹祸，却都还是没逃过反右和文革的文网。而我少年时代的诗友、兄长魏绍嵘，竟在文革中被迫自杀，一部遗稿佚失，多半是销毁了。直到80年代中，他死了十几年，他的妻子犹有余悸，噤若寒蝉（关于他的死，我编的《旧信重温》中收有广州部队诗人柯原答我的长信，可供参看）。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9：“我是初来的”：青春记忆又掀开新的一章 - 1949：“我是初来的”：青春记忆又掀开新的一章

不知几时起，法律的概念消失了，政策高于一切。毛泽东的言论，就如所有政策性文件一样，让你学习，就是叫你去“领会”，然后去执行，不是一般地执行，而是“贯彻执行”。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批判林彪的时候，说他这是阿谀之词，居心叵测，其实，这不能算林彪的发明，他也没有过甚其词或哗众取宠，他不过是把当时党内党外政治生活中的定局和公例表述出来，早已不止是政治心理，而是政治实践。有谁说过毛泽东的话不等于真理？那不是反动言论吗？如果毛泽东的话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他指定林彪作接班人，就写进党章宪法，没人说个不字？《论人民民主专政》篇首注明 1949 年 6 月 30 日，一般应理解为写定的日期。以毛泽东之捷才，一挥而就不是不可能的，然而，虽属急就，却不是没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如果在 6 月 30 日倚马而成， 7 月 1 日即已见报，其间缺少了一个交由政治局传阅讨论的程序，不知然否。看来，其他政治局委员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事前还是要经过一定的审查或授权的，毛泽东似可例外。这篇大文章，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提交给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建立新政权的纲领性基础。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9：“我是初来的”：青春记忆又掀开新的一章 - 1949：“我是初来的”：青春记忆又掀开新的一章

1949 年 6 月 1 日，我到位于西长安街 3 号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上班，成为资料编辑科的一名见习编辑。是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干部科长陈竞寰和电台总编室秘书白金，从招待所把我们接来，并安排在德胜门内麻花胡同宿舍住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是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处长廖承志，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作为张国焘部下的遭遇，但听说他在国民党狱中，打过狱吏的耳光。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的封底看过他的大幅漫画，丑化宋美龄为半掩门的卖笑女子，想不到出自我们尊敬的大“首长”手笔。“首长”云云，我是来到这个单位以后，从解放区来的“通讯员”（即勤务员）嘴里初次听到的，耳生，不习惯，就如听“首长”们口中把这些通讯员叫“小鬼”一样。这个首长没架子，因为有一回，我看见他跟一群年轻人逗着玩，能一只手同时擎起几只梨，当然不是用手掌，而是手指头。不过他很忙，不大能见到他，果然不久就另有任用了（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再也看不到他的漫画，后来才知道，他竟为此挨了周恩来的批评，可能就是那一幅有关宋美龄的，大约是说把政治问题庸俗化吧。我们现在只能见到他在母亲何香凝的画作上偶然凑趣加上几笔，那都是雅人深致，不再有出格的讽刺了。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5：从革命到反革命，“只在人情反复间” - 1955：从革命到反革命，“只在人情反复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一部有用的书，可以视作毛泽东建国初期公开性的政治言行的档案，又可以视作毛泽东把历史和若干当代历史人物玩之于股掌之上的记录。其中也有关于潘汉年的一笔，不过语焉不详，只是把他和他的地下工作战友扬帆并列为“潘扬反党联盟”。近年不断有人提到，扬帆在新四军时，曾经通过项英致电延安，反映他战前在上海了解到的江青情况，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密切关系表示担心；并说后来扬帆在莫斯科邂逅江青，江青了解了他的去向，似在暗示江青落井下石，以报私怨。我以为，潘扬一案，关键不在这里，扬帆成为同案，属于习惯的株连，且此次株连的远不止扬帆一人。因为潘汉年还曾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的有力助手，可能也不无敲打周恩来的弦外之音。潘案发生后，现已看到的材料，说李克农就讲过潘“为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的公道话，这在当时实属难得；而周恩来却未发言，想是形格势禁，且身份攸关，发言无补，反倒坏事，不发言或比发言好吧。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7：整风可以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 - 1957：整风可以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

在中共党史的著作和教学中，总是讳言权力斗争，讳言党内的路线斗争是与权力斗争不可分的。似乎讲路线斗争必然是出于公心，而一讲权力斗争则就是争权夺利。其实在中共历史上，能够提出一条路线并付诸实践的，非掌握党内领导权或可能掌握领导权的人莫属。掌权的领导人没有不认为自己是代表正确路线、执行正确路线的。他们很可能是经过党内斗争，从被称为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手里接管了权力，那失败下台的领导者便要对自己的错误路线负责。而在新的一轮党内斗争中，仍然重复这样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最后归结为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正确路线的代表取得或保持权力，错误路线代表则失去权力，乃至遭到清洗。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共产党向国民党夺权，是要夺取执政权，以贯彻自己的路线。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则是斗争双方都以自己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自己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纲领是惟一正确的，必须通过斗争，取得党内的最高权力，而排除相对一方也就是错误路线的干扰，使党沿着正确路线前进。从这个意义上阐释“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便失去一切”，阐释在党外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以“夺权”为第一要义，不是顺理成章，理直气壮的吗？那又何必讳言路线斗争归根结底是权力斗争呢？20世纪后半叶的人们读党史，都知道延安整风为共产党打赢内战夺取全国政权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了准备。现在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光是经济战线上剥夺了资本家、农民、手工业者，出乎意料地顺利，虽也锣鼓喧天，却仍不大过瘾。且没有打煞民主党派、教授等知识分子这批资产阶级的最后代表，以及所有潜在的反对派的气焰，看来需要补上一课——再搞一次整风，争取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在经济战线，而且包括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全面胜利。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9:一阵狂欢，列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 1949:一阵狂欢，列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我在育英的时候，就听说傅作义有一个儿子也在那里读高中，据说不显山不露水，很“本分”，少言谈。许多年后，有人告诉我，他后来在国家体委工作，办公桌上经常放着毛泽东的著作，他不像旁人那样，喝茶看报聊天，他一有空就捧起毛著来读。不知道这说法有没有夸张，看来倒符合他一贯的性格，未必是有意地韬光养晦，可能从小家教较严，再就是从心底畏服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傅作义出身行伍，但绝非跋扈莽汉，五原誓师，抗日将领，谁也不敢等闲视之。内战胜败未见分晓之时，他致电毛泽东称“润之先生”，毛则称他“宜生将军”，还有平起平坐之概。1949年“十一”以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长。据我听到的闾巷传说，他这个部长还不算完全有职无权的，也许是他与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工作关系融洽，没有发生某些（共产）党外人士和（共产）党员干部间难免发生的分歧和矛盾，或是双方对分歧和矛盾处理较好。1957年一些党外人士打成右派，有的是发表了不中听的政治性言论，有的则是因为对“有职无权”的现状不满；固然不排除有人官欲强，想争权，但也有人是不愿尸位素餐，希望发挥才智，但也还是因为对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对这一政权所可能赋予党外人士的实际地位和权限抱有幻想，失之天真。而傅作义大约没发过这方面的牢骚，不过，傅作义为什么幸免于反右之难，只是缘于他发言谨慎，还是当局另有什么考虑，我们就不得而知。只听说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刘瑶章划了右派，我们北平市民知道，刘是旧政权最后一任北平市长，他之来水利部，该是傅作义推荐的吧。宦海浮沉，本是世态之常，当事人的苦乐，也无须我们局外人操心，所以每过西单，想起傅作义的住宅在他身后分配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寨支书陈永贵（后来陈永贵体面下台就迁往木樨地“部长楼”，原址不知又换了谁家，抑或落到了开发商手里），总不免联想到白居易诗中的“请看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傅作义终老是统战对象，而他的部属恐怕就浮少沉多。我有个右派同学，1958年后长期在一个劳改工厂干活，他们那里除了被判“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外，还有两部分人：一是各类刑事犯服刑期满后留厂就业的；二是原先傅作义起义部队的中下级干部。这方面的情况傅作义不会全无了解，但不知他作何感想。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9:华北大学：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 - 1949:华北大学：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

文革以后，我们这一代人也到了回顾过去的年纪，满身伤疤，痛定思痛，于是纷纷向前辈的老延安发问：当初，我们还少不更事的时候，你们已经经历了整风、审干，或如当时巧立名目叫作“抢救失足者”实为陷害好人的运动，你们为什么不向我们说一说，哪怕是点到为止的“打招呼”，让我们也对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有一个必要的精神准备，不至于碰上政治运动的风浪遮天盖地而来，不知所措，进退失据，乃至自投罗网呢？你们出于什么动机，对这也曾使你们惊心动魄、莫知所从的飞来横祸讳莫如深？你们在50、60年代，还并没有老到失忆痴呆，你们虽也同样生活在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环境里，但那时朋友之间、师生之间，还是可以说些悄悄话的，为什么你们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守口如瓶？你们对因泄露革命圣地阴暗面而祸从口出的恐惧，竟会压倒了你们对同样的悲剧重演所应有的恐惧吗？你们在向我们作关于延安整风的“正面宣传”时，你们心中就没有掠过一丝阴暗的旧影：那关于边区“特务如毛”的恫吓，那“坦白从宽”可以吃面条的指供诱供，那“保安处”夜半传出的同志的哀号？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8：开除党籍，以及关于“政治生命”的思考 - 1958：开除党籍，以及关于“政治生命”的思考

处分决定终于跟我见面了。《关于右派分子邵燕祥的处分决定》中所列“主要右派罪行”如下：1.在文艺创作上积极实践资产阶级的路线。在整风运动前的一年多时间中，搜罗和利用机关内外的所谓“阴暗面”材料，以反官僚主义为幌子，采用歪曲、夸大的手法，写成了二十多篇从许多方面攻击新社会的诗和文章，一部分已发表的作品产生了很坏的效果。在一系列作品中，恶意攻击老干部，认为老干部蜕化是一个规律，他把老干部描写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势力，丑化他们为“磨道驴”，“灵魂锈损”，“冷漠无情”的人；而把自己和未经改造的青年知识分子标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煽动青年和老干部对立。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继续写恶意攻击老干部的作品，写了《橡皮之歌》《磨光的五戈比》（已送报刊，未发表）、《记者之歌》等诗和一些墙报稿，把领导比做磨损群众积极性的“橡皮墙”，比做争待遇、争地位的自以为价值连城实际上价值不大的“磨光的五戈比”。2.不同意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估计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在整风鸣放会上说：“有人想拿出几点成绩来堵住群众的嘴，但又拿不出来”，表示不信任局、台领导和党的组织，认为编委会不但没领导，反而限制或挫折群众积极性，“对编委会布置的工作可以不执行”，对上级党委和中宣部也没有信心，还提出“干部可以自由离开电台”的主张，觉得“当党员更痛苦”。3.1956年底，读了林希翎寄给他的向党进攻的所谓《控诉书》后，对林深表同情，立即复信表示支持，要林“不要被横暴挫折信念”，唆使林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4.1957年5月初从苏联访问回来后，说“赫鲁晓夫有些毛糙”，说“苏联人的确有许多生硬僵化的地方”，说“苏联人社会道德不好”，并暗示苏联有些人对中国不信任。据本人在斗争中交代，在苏共20大以后，就“对党失去信念，对苏联的看法产生了一些暗影”，认为“对许多重要问题都要重新估价”，向人表示“称托洛茨基等人为匪帮，是否过火？”匈牙利事件对他思想的震动更大，对社会主义制度感到“失望、丧气”。我毫不迟疑地在那份打印稿上签了字。我压根儿没产生讨价还价的念头。此刻已是1958年2月，许多走在前面的单位曾有消息传来，个别拒不认罪的右派分子，遭到了从严处理。据说新疆台一位台长，拒绝在缕述他“右派言行”的材料上签字，本来算是一般右派分子的，就升级为“极右（派）分子”了。还有些在反右高潮中一揽子全包下来的斗争对象，后来“省”过味儿来，有所申辩，就作为“妄图翻案”处理，从重处分。这些先例不能说对我毫无影响，当时不可能串连，这些消息也许是有意传播给我辈，“以儆效尤”的。这作用于我本性中的趋利避害心理，不想再节外生枝，反增不快，业已沦落至此，一时翻案无望，就不必在“罪”大“罪”小，处分轻重上斤斤计较，于事无补，反落个“态度恶劣”。当时心理如此，倒并不是有意识地“装死躺下”（这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权威按语中所斥的反革命“策略”）。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7：山雨欲来：从鸣放到反右 - 1957：山雨欲来：从鸣放到反右

在周扬谈话之前或之后，我和王蒙见过一次面，是在真武庙我家，还是小绒线胡同他家，记不得了。早在年初，党的高层会议上就印发了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说原题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他一直处于意识形态领域风浪颠簸之中，这时他对我说了一句俗语，我也铭记了半个世纪，他说：“早剃头，早凉快。”现在回头看，他一则大概对“揉搓”人的文学—政治悬案感到腻烦了，二则对不可逆料的结局有了“豁”出去的精神准备。印证事态的发展，这是一个明达的态度，尽管剃头的早晚，往往无法自行选择。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既然被“剃头”势属必然——“闻道头堪剃，无人不剃头。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那还是套用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话，“剃头要趁早”的好。连饱经沧桑的萧乾都庆幸自己在反右时倒下，如果反右中“蒙混过关”，继续工作，会再积累更多的罪状，到文革时多半连命也保不住。还有些反右时比较顺利过关的人，到了文革，受到冲击，难以承受，有的便自杀了。再说，一个人年轻时遭些磨难，无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折磨，总比上年纪的人耐力大些，我们下去劳改时，正当二十多岁，尽管也吃力，有的挺不住，“非正常死亡”了，但总的看来，还是比当时的中年和老年人活下来的多。……讨论这样的话题，自然是以必然挨整为前提的，所谓“不得已而求其次”（既然不能免于挨整，则寄希望于能够虽挨整而获苟全），“两害相权取其轻”（比较早挨整和晚挨整的优劣得失），仿佛笑谈，这是为奴隶者的笑谈，味实辛酸，也是为奴隶者的辛酸。这是中国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8：十三陵工地上的劳动第一课 - 1958：十三陵工地上的劳动第一课

现在人们说起毛泽东与个人崇拜，经常引用毛70年代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的，“个人崇拜还要有一点儿”。其实那已是后话。早在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就论证过：“个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对马、恩的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接他的话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许多年后，我听到这话，还大感骇异，疑是有人造谣，因为差不多同样的话，好像是蒋介石手下的什么人说过。虽说柯庆施不过是炒冷饭而已，但他若不是在文革前死去，那么六七十年代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之中，必定会派给他一个重要的角色。柯庆施这个人，我是直到1957年底或1958年初才听说的，《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篇幅发表了署名柯庆施的长文，标题也长，开头是“乘风破浪”什么的（后面好像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云云），原是他作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党代会上所作的报告。后来知道，这份报告毛很欣赏，并加修改，在中央党报上发表，也是遵毛之旨。同样待遇的，在那之后不久，只有一个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两文都是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并且号召在这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大获全胜的形势下，继续革命，大干一场，推进什么新高潮云云，应该说其中渗透了毛泽东思想。传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想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为总理，当然也是看中了柯善于领会自己的意图（现在人们常常用“善解人意”来描摹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其实不合古来的惯例，这个成语，过去一般是形容少女伶俐，或逢迎主子的妾妇之道，甚至是描写妓女仰承嫖客鼻息的）。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55：对“二梁”的公开批判为批“二胡”让路 - 1955：对“二梁”的公开批判为批“二胡”让路

毛泽东后来说，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现在回过头看，在毛泽东时代要打倒一个人，要“搞臭”一个人，也是要先造成舆论。要在建筑学界推翻梁思成的权威，恐怕不是很容易，但在一般人即使是一般知识分子里面，说三道四就不是不起作用的了。我记得那时候就听到一些不利于梁思成的议论。如说他其实也没设计过什么像样的建筑物，在国外参加过联合国大厦的设计，但那不是独力完成的呀；又说在国内，他只设计过“仁立地毯公司”的办公楼，不知道是不是王府井大街北段路西那个三层楼；再就是50年代初期给民族学院作的设计，一个个小灰楼，加上琉璃瓦顶，像小庙似的……我不大相信梁思成作为建筑学家的实绩就这么不值一哂，不过我也没有调查研究，因此没有发言权。只记得，当时给梁思成扣的一顶帽子，好像是“复古主义”。又记得，当时听传达，刘少奇说，可以给梁思成批一笔经费，划一块没人烟的山沟，让他按他的设计去建筑，也不知是一时的调侃，还是严肃的建议，反正后来没这么办。1951年或1952年，在《新观察》杂志上读到梁思成一篇文章，设想在北京的城墙上面建设一个环城公园，还画了图，图文并茂，令人向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小时候登上城墙摘过酸枣，怎么就没想城墙上可以种草种花呢。我知道梁思成在北京市政府担任着什么职务，市委市政府就在电台的东邻，我想，梁思成是民主教授，一定得到北京市领导例如彭真的尊重和信任，他的这个建议，也该不难通过吧。我却不知道，在那之前或同时，为了拆除北京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门外五牌楼，还有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在北京市就发生过争论。梁思成为一方，主张保留，反对拆除；而拆除派的理由很正当，这几座建筑位于交通要冲，随着车流量的增大，已经明显地妨碍交通，且已发生多起车祸，因此势在必拆。那时候虽然还没提出“以人为本”这个口号，但避免车祸总是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相形之下，保护文物之说就像是“见物不见人”了。谁叫那时候举国上下都还没有保护民族和人类有形无形文化遗产的概念呢。诗人艾青是见过世面的，然而，他也写了一首诗，为拆除四牌楼叫好，诗题就叫《好》，刊登在《人民文学》月刊上，不仅是对“建设”的激情，还有对革命的激情，使他赋予这个拆除行为以克服障碍、开拓通途的革命意义。我们常说诗人是时代的代言人，在这里，表现的也不是诗人个人的情绪和见地，而是反映了当时“怀新”而不怀旧的人们普遍的心理状态，这是主流，自然要压倒梁思成（或梁思成们）“抱残守阙”的声音了。我当时更不知道，为了北京城墙存废的问题，梁思成那瘦弱的骨架经受了多大的压力。北京市的领导疾言厉色地声称：“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共产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也发言表了态。自然，他是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笔记-1948:多事之秋，快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 - 1948:多事之秋，快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

党的干部除了在审干运动中写给组织看的自传以外，不作公开自己经历之想，这种自律，到文革以后，终于打破。先是不幸去世者的亲属和战友写了许多回忆文章，寄托哀思，澄清功过，用历史事实推倒不实之词；接着，有些生者也不能己于言，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自己的亲历和见闻了。以中共高级干部为主写的这些回忆录或自传，自然不能同民间纪事相比，但毕竟也提供了官方正史所忽略的某些个人视角和细节。例如文革以后出版了《陈毅诗词选》，关于陈毅生平特别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较详尽的记述，这在文革前都是很难想象的。陈毅曾经以自己的诗作向毛泽东请教，毛的回信后来发表了，这封信很耐细读。元帅本色是诗人，但此举显得过于天真，远远不如周恩来的明智——周恩来早年新旧体诗俱臻佳境，但他终其一生，在毛泽东面前绝不言诗，我们能读到周恩来的诗，不仅在他逝世以后，更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