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的技藝》书评

掀起幕布，看看研究的后台吧

正如两位编者在导论中提到，这本书“冒着被批评‘不学术’、过度强调个人经验的风险”，全书11位作者田野经验、个人反思与做研究的心路历程的合集，以及每个主题之后两位编者的对话，着实让书中不乏学术严肃性的讨论被浓浓的人情味浸满。拿到手时原以为只是介绍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工具性的小册子（一般这样的册子都不免缺乏可读性），读完后收获了远大于“了解田野工作内容”的惊喜。严格说来，自己对人类学的兴趣没有建立在某种因一部经典著作带来的深刻启发上，倒是不少展现人类学研究历程和研究者在田野中的反思与情感的读本让这一学科在我眼里色彩斑斓了起来。《天真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在田野》，包括这本《田野的技艺》都属这一类型，列维•施特劳斯的那本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忧郁的热带》也更多地在这一层面带给我触动。全书的四个部分分别从——1. 进入田野前的想象、进入的过程与田野的官僚体制；2. 田野的文化包袱与文化体悟；3. 田野的政治性与道德困境；4. 田野过程与研究者个人生命体悟的交融——四个主题，对11篇文章做了归类，每篇文章自成一体，揭示了作者在不同地域空间、文化族群、活动领域的田野经验的过程及反思，主题比较分散，这里就不做总结整理啦，下面联系自己毕业论文的经验以及最近看的其他七七八八的东西，分享一些对我来说比较有触动的点——1. 田野里的尴尬身份——作为研究者与行动者的矛盾，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困惑，以及我们究竟能够给田野带来什么（这种“带来”是否合适？）合集里的第五篇，赵绮芳谈到她在日本竹富岛研究当地舞蹈时，同时作为一名人类学研究者和自己上幼儿园女儿的母亲两重身份进入田野，从一开始被岛民作为“外地人”和“观光客”而有距离地对待，到因着女儿的需要，以一个母亲的姿态和位置被慢慢接纳；第六篇，庄雅仲谈到她以台北永康街社区发展协会为田野时，作为研究者和协会工作者，在处理田野的细微实践过程（例如办公室政治）中面对的道德困境；其他文章中也或多或少提到这个主题——它确实是需要在田野长期蹲点的研究者无法绕开的挑战——当“做研究”对本土居民来说是个陌生的字眼时，作为（做着这一奇怪事情的奇怪的）“研究者”，又何以让自己被田野接纳和信任？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假设，即田野本身是具备一定结构性和自身运作逻辑的场域，外来“闯入”的研究者又如何找到（或是在与田野的互动中建构起）自己的位置，并在原有的结构中为“做研究”支撑出空间呢？到底研究者需要（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融入”田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问题），这一“融入”的程度，又将如何影响她/他对田野的诠释？想起自己做毕业论文调研时，以“社会工作实习生”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进入我的田野（一间民办儿童福利机构），短短两个月时间的调研自然没办法和人类学长期的蹲点和深描相提并论，但过程中也确实感受到了这种挣扎，常常会想要刻意掩盖自己“做调研”的目的，担心“研究”的身份会影响对象向我表露信息的多少和深入程度，希望尽量被孩子们看作“义工”或“大姐姐”，而非有距离感的“研究者”；但在以实习生的身份参与工作时又时常充满矛盾，面对一些需要做决定的情境，总担心自己采取行动会否打破研究对象本身的情境特点，面对手头工作时，又时常会因为想“搜集资料”的私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内疚感而难以集中精力…总之是各种纠结困扰——“我在这里做研究”这一事实，究竟会如何影响着我的田野、我的研究过程及成果、以及我这个人本身？和雅仲一样，进入田野便被直接问及“究竟我的这些研究能给机构带来什么，到底有什么值得参考的成果？”想到最近两个学姐在做毕业论文调研时遇到的相似的困境（遭到田野的阻抗），现在想来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该如何界定研究的意义（直接的或间接的），也直接关系到和田野建立关系的过程（如何让自己的研究变得“被需要”和“有价值”，以协助建立研究者与田野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也直接影响着研究者在田野中的身份认同、田野对研究者的态度和期待、以及研究者在田野中的行动空间。2. 反思的意义与“作者”的存在——不要忘记，是“人”在做研究啊这应该算是自己的一种偏向吧，每次把“搞学术”跟一堆表格数据和冷冰冰的趋势阐释、因素分析之类的文献连接到一起，就觉得这日子真是暗无天日啊…所以会（非常明显地）偏爱质性研究类的文章，显然这是因为对理论、研究方法还知之甚少的一种浅薄的偏见。不过，就目前（不多的）学术阅读体验来看，质性研究中的确能比较多地感受到文章中的人味儿，看到文章背后作者的影子。“作者的存在”本身是不需要被讨论的（文章都是人写的嘛），而作者存在的形式及其对理解文章的影响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了。在人类学的阐释转向之前，它所坚持的实证主义传统往往假定了一个“客观的研究者”的存在，作者在形成文本的过程中，以客观地口吻（几乎不出现第一人称“我”，似乎有个超然世外的全知全能的旁观者）对田野进行分析时，实际上是将文本的阐述与田野的实际情景强制性地等同起来，让读者难以分清文本中哪些部分是田野的现实处境，哪些又是作者本人的加工理解，这就造成了一种研究者“假缺席”的现象。然而，在田野工作这样很大程度上依赖研究者自身资料收集能力、分析能力、价值论理取向、道德判准等的研究方法里，研究者自然是作为一个大写的“我”的存在。在面对研究文本进行分析时，作者本身便作为研究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整个研究的（甚至参与田野本身的）建构，是需要考虑进的因素。这本书是将研究成果背后的作者的反思和心路历程集中展现给我们，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研究文本里，我们能够看到作者的“我”的存在，从而得以越来越有基础去判断，作者是站在怎样的立场，运用何种理论逻辑或价值判准，对实地素材做出解释。（当然这一点仍有问题——被纳入文本的素材本身就经过了作者的主观选择，即作者写进文本里的，自然是作者比较关注的素材，那么那些不符合作者预设的兴趣和目标的素材，岂不是被默默地忽略了？——读者如何能够了解到田野的真实情景？——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去了解所谓的“田野的真实情境”？）于是引到下一个讨论点…3. 文本诠释的“真实性”议题——提到这一点主要基于最近看到的几篇关于民族志文本之“真实性”的文献，以及一篇分析人类学研究中田野场域里的各种模型（其中包括作为研究者的“观察者模型”）的文献《从人类学看香港社会》（华德英）。从传统的实证社会科学传统下的人类学研究到现代阐释取向的转变中，许多学者开始讨论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角色、位置、思维方式与理解模式究竟与田野本身的情境是怎样的关系；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又能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田野情境；这种“真实性”具体指什么，是否包括多元的意涵…这一系列问题则集中强调了人类学研究中反思的重要意义——研究者究竟应当如何对他们的文本负责？对于读者而言，“民族志文本的真实与否只能以文本中所记述的内容为基础…作为判断基础的内容只能来源于民族志文本本身”，如此一来，分清素材（研究者看到或听到的在自然时间内发生的事件组合，可能是零乱的）与文本（经过叙述后呈现出的由语言符号组成的有限、有结构的整体）、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就非常重要了。在对田野情境的诠释上，作者与读者本身便处在互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作者有直接的优势和支配话语的权力去主导其对田野的诠释（有时则会有意隐藏这一主导的动作），这样的主导会带来作者重塑田野文化的危险，因此，民族志文本展现出的“真实”会受到作者叙事方式的极大影响。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完成对田野资料进行分析阐述的第一步骤之后，进一步去反思讨论研究者自身的社会文化知识背景、在田野中的自我定位、与田野的互动过程、以及文本的叙述方式，反思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传达更多“真实”的信息。然而，究竟存不存在所谓“田野的真实”呢？我们假设——当“做研究”这一实际的动作发生后，它本身也会被以某种形式纳入田野原有的结构中（特别是对于这种一做就是一年半载甚至十年八年的研究…= =），研究者自身也会多多少少成为田野里的一份子（尽管可能永远也无法成为“本地人”），研究本身参与建构了研究过程中的田野的真实情景——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该如何看待“研究”与“田野”的关系？4. 作为研究工具的“田野工作”与作为研究本体的“田野工作”——这里牵涉到自己并非人类学专业背景，应当如何看待“田野工作”的问题。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由于用的个案研究方法（以机构为个案），于是尝试借鉴“田野工作”的概念，前前后后在机构驻扎了近两个月，当时觉得自己挺投入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学术上的和个人情感上的感触和反思。论文写作过程中也尽量努力忠实于观察和访谈资料本身提出观点、对话理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自己所谓的“田野工作”，仍然停留在相当肤浅的理解层面，仅将其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甚至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混乱和想当然的状况），在后期分析资料和写论文时，很多时候仍是按自己的理论或价值的预设对资料重新阐释。这里想提出的是，现在反思来看，“田野工作”并不仅仅是研究过程中收集资料的方法，而正是研究本身，研究者进入田野，寻找并界定自身的角色，与本地人建立关系，针对研究主题（很多时候主题正是在田野过程中被发现并逐渐清晰化的）开展观察、访谈或参与行动，在研究过程中的种种个人经历（与田野直接间接相关的，或不相关但对自身状态有影响的）与情感挣扎，离开田野的过程……这些过程活动与研究者所观察或访谈到的资料内容同等重要，并且与研究者对田野的诠释、叙述方式息息相关。在我看来，虽然我们做社会工作或社会学研究时，不会像人类学研究者那样在田野长期蹲点（最短也以一年为周期），但也不能仅仅将“田野工作”简单理解为，下到田野去收集资料（下半句便是——回来依旧是该怎么分析就怎么分析…）；既然进入了田野，就需要为自己“进入”的行为和过程负责。在历史人类学领域，有学者讨论到，作为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启发性的观点，这里就不详细说啦。5. 田野与社会工作研究——这里需要扯到所谓“社会工作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等等，它的特殊性在于，社会工作本身是一个实践性的领域，在对这一实践性领域进行研究时，可能会具备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研究者的角色（eg.可能即是实践者又是研究者）、研究对象的特性（eg.可能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行动场域，个体或群体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交融）、社会工作本身的强价值取向（eg.强调同理、共情、关怀、接纳等等，大写的“人”）、社会工作对文化敏感性的强调（eg.关注、理解并尊重差异性、多元文化）…...总觉得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取向有气质相投感……具体二者可以如何做连结，现在还没有比较系统的想法，但总觉得是可以进一步挖掘探索的有趣的空间啊~~感觉自己现在对所谓“田野工作”的理解还是很理想化的（就是…闪着玫瑰色光彩的“吥呤吥呤的田野啊！”），真正做一次踏踏实实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需要做怎样的准备？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与挑战？会在其中有怎样的感受体会与收获？会对自己的生命经验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或许怎么看文献看著作都很难有答案吧…突破对“田野”的幻想与憧憬的方法，或许只有——到田野里去吧。

危險的人類學家

這是我在台灣交流學習時某門課要求讀的書。大概大陸沒有出版，所以讀過的人大概不多，也沒有人寫評論，讓我略傷感。我把我的課程作業po上來，作為這本書評的拋磚引玉吧！這是一本很奇妙的書，收集了十一位台灣人類學家的初次田野經歷，每個作者都是很好的故事講述者，向我們讀者娓娓道來他們剛剛不如田野時遇到的麻煩或者趣事。十分引人入勝，同時也讓讀者大致瞭解了人類學家的調研都是在做什麼，是怎麼做的。“危險“的人類學家——這是書中的一篇文章的題目，被我借過來做這篇心得的標題，是因為在讀完本書後我深深覺得，田野調查充滿麻煩甚至危險，真不是一件容易的活計！我覺得這本書更適合讓非人類學的門外漢來讀，因為它不同於我在期中時讀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之類的書，後者是成熟的人類學家寫的成熟的田野報告，雖說也妙趣橫生，但畢竟我們剛開始研讀時會有些不知所措。因為我會很疑惑人類學家都是怎樣獲取這些部落信息到底是文獻研究，還是實地觀察？如果是實地觀察，那麼他們需要與研究對象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嗎，還是停停走走的走馬觀花？當地人又是如何接受這些外來者，會不會有土著將我們的人類學家趕出去的情況？這些疑問在我讀書時一直困擾著我，讓我不禁想去探索人類學家的奇妙世界。而這本《田野的技藝》大大滿足了我的求知欲。它不僅解答了我的上述問題，還提出並回答了更多我原本連想都沒有想到的疑問。我覺得這本書可以當作非專業學生瞭解田野調查與人類學的教科書，因為作者們用講故事的口吻在將自己在田野發生的故事，帶我們一步一步走進人類學家的世界。下面我簡單介紹本書能夠帶給我們的人類學啟迪。本書的開篇第一部分就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它的章名稱叫做：“剛到田野就跌一跤”。在本章之後的賦格曲一中王宏仁這樣說道：“進入田野似乎也沒啥，只要準備好研究計畫與主題，找到一個感興趣的田野地圖，裝備齊全，就可以出發探險了。”我相信他的話道出了我們這個門外漢的心聲。在我們津津有味地閱讀人類學家發回來的報告，享用著人類學家講述的異域風情的田野生活時，我們沒有想到學者進入田野做調查時還需要有那麼多的手續，很麻煩而且甚至可能因為某些政治問題不被當地政府承認因而中斷研究進程。張雯勤小姐的《遇見田野，遇見官僚體制》寫的就是這樣一回事。幸運的是她甫入泰國時便找到了支持她研究的教授，並願意為她不辭辛勞的聯繫泰國官員，以幫助她獲得長期留在泰國研究的許可。然而，儘管如此，雯勤的申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她在文中講了很多政治上的因素，正是那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讓泰國政府對批准她的調研有所顧忌。雯勤很吃驚：我的學術研究難道會產生那麼大的社會影響嗎？然而事實卻是，不管你的研究會不會有很大影響，政府為了未雨綢繆，阻斷一切不安定的可能性，都不會痛快的批准我們的小人類學家的研究申請。在申請研究的這個階段雯勤耽誤了許多時間，甚至想過放棄。但最終峰迴路轉，雯勤用了“曲線救國”的策略：修改研究題目，終於獲得了留在泰國做調查的資格。這一部分提醒我，不管是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也好，也不管其他專業的調研也好，我們繞不開的是政府對學者的審批甚至監控，在政治高壓的地方越是如此。我不能說這種對學術的政治限制好是不好，因為一方面這是當地政府為了維護本國社會的安定，防止有人懷著不明的目的到他們國家散步不利於當局的消息。從這一層面講，政治參與學術是對本國的保護。然而顯見這種參與當然的大大制約了學術的靈活性，有可能會讓學者望而卻步或者不能完全的展開手腳，是對學術的限制。不管怎樣，在現有的體制之下我們的田野工作者只能戴著鐐銬起舞，在規矩內做到最好罷了！佩宜說：“進入田野後，最直接要面對的問題當然是：我們怎樣定位自己，而當地人又怎樣想像我們？”她的提問正是我閱讀其他人類學報告時最大的疑惑。比如從《薩摩亞人的成年》來講，我看到作者講薩摩亞的社會層級怎樣，他們的家庭怎樣，小孩怎樣，年輕女性又怎樣。我會想，她這樣近距離仔細的觀察記錄薩摩亞人的生活，是如何做到的呢？薩摩亞人會排斥她嗎？他們會反感她描寫她們呢的生活嗎？因為在我的原有印象中，越是原始的部落（而這種部落正是人類學家最感興趣的部落），越是不願意被外界打擾，遑論將他們的生活公之於眾了。當然後來隨著閱讀的加深與交流對象的擴展，我發現所謂原始的部落其實大多是很熱情淳樸的，並沒有我想像的彆扭。然而我還是奇怪，人類學家是怎樣做到融入與他們原本文化完全不同的田野的呢？本書的“從文化包袱到文化體悟”回答了我的問題。三位作者分別講了自己在所羅門群島、越南與日本竹富島上的經歷。像郭佩宜，她在她的太平洋島嶼上一開始是被側目的，因為她是“白人”。漸漸的她發現，“白人”與當地人的差異並不僅僅是膚色的不同，在當地人眼中，“白人”是他們的統治者，壓迫者，“白人”來到他們的地盤只是雇傭他們工作，只會趾高氣昂的坐著命令他們幹活。所以一開始大部分人對佩宜抱著敬而遠之的心態，甚至在佩宜自己洗衣服時還遭到當地人圍觀，因為大家覺得非常驚訝：白人也會自己洗衣服！在這種誤解下佩宜感到很難開展調查。因為大家把她認為是外來者，上層的人，在接觸中難免會疏遠她，以至我們的小人類學家不能深入體會平常人的生活狀態。而且我認為在一個大家都把你當外人的地方生活一兩年也是個很難忍受的事情。於是佩宜做了很多事讓大家認同她，比如學當地語言，與當地人做同樣的事，一步一步打破了當地人對她則個“白人”的固有文化偏見。後來她有了個Langalanga名——Torikwala，而且當地有個小孩以佩宜為名。像趙綺芳的竹富島之行就更有意思了，因為她帶著她幼小的女兒去做田野調查。日本竹富島的性格獨立內斂，不喜歡將外來者容納到自己的生活中，導致綺芳的田野調查坎坎坷坷的開端。後來，倒是因為她的小女兒的關係，讓她以媽媽的身份參與到當地人的活動中，與當地人有了深層的接觸，當地人漸漸接納她為跟他們一起生活的人而不是一個完全的外來者。當然她的身份是“小妍的媽媽”。另外，綺芳在日本也經歷了一個讓她大感文化隔閡的事情——跪地道歉事件。因為在日本民族的思維中，女性地位是不高的，而且女性日常便是跪坐的姿勢，日本又有強烈的反求諸己的道歉思維。因此在日本，跪地鞠躬道歉的事情是很正常的。然而在我們漢民族的思維中，上跪天地下跪父母，到現代以來更沒有輕易下跪的習慣，人們認為下跪是屈辱臣服的姿勢。因此綺芳對這件事會很彆扭，但她也從中意識到這就是人類學家所要克服的“文化包袱”。另外，這本書還介紹了很多年輕的人類學家們怎樣在田野遇到危險克服困難，比如容邵武在東勢險險避過的921大地震，真是田野調查的飛來橫禍，讓我們知道田野調查也不是那麼平安的；比如顧坤惠的兩個排灣族名字，從兩個名字的不同使用情景中瞭解到排灣族層級對他的身份忍痛帶來的影響；又比如看到邱韻芳與花蓮Truku人產生的文化“同理心，等等。在閱讀中我在想，我在台灣的這四個月，會不會也可以算一個不嚴格的“田野調查”過程呢？因為在台灣，我不喜歡做一個走馬觀花的觀光客。我經常和朋友兩個人，甚至有時我一個人，坐臺鐵，租腳踏車，走進台灣的大街小巷，走入每個小城鎮，跟台灣人交談，做台灣人喜歡做的事，去體會台灣在地人的普通生活。在來到台灣的一開始，我會因為真實的台灣與我想像中的台灣的落差而驚訝，為兩岸不同的生活習慣而不適，會在外出旅遊時找不到門路。但是現在，我甚至自以為在某些方面我比台灣本地人還要瞭解台灣。順便一提，剛剛來到時，我走在路上都能被認出是大陸人，但現在，我用國語問路，台灣人都會用臺語回答我了，雖然我聽不懂。不知是巧合還是算我融入到了這個社會中。我也曾接觸過許多台灣的原住民族，尤其在東部，會參觀原住民的琉璃工廠，遇見有趣的拉藍大叔。這些經歷讓我這個一開始對人類學沒有深厚興趣的人都覺得人類學真是一個很有趣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