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书评

万历

这本书感觉好严谨，每个人的附录都有好几页纸。但由于严肃不是我style, 所以不算是全本认真阅读。就是在描写万历时，真的觉得他可怜，生不逢时，如果他坚强一点，可以是一代有为君皇。如果他荒唐一点，可以是一代快乐君皇。但他都没有，折中了，不甘心按大家期望做好的，又不想千古骂名，所以郁郁不得志啊。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

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中文直译：《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明王朝的衰落》。1587年，即明代万历朝第十五年。最终，本书的中文版定名为《万历十五年》，从附录新增的“经典的历程——《万历十五年》中文之旅（1976-2014）”一文，可得窥中文版艰难的面世过程。本书是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代表作，英文版成书于1976年，黄先生在自序中称“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这本书我一开始只读了个开头，然后就搁下了，隔了一段时间再重新拣起，乃觉其深沉。究其原因，在于起初我觉得所写内容太过熟悉。一年前，当我还在Roi之时，初次接触到正规化的电子书，读的第一套书就是《明朝那些事儿》。一般来说，以我的性子是读不完那么长的作品的，但在那时“一书难求”的情况下，自是百般珍惜，每天一有空闲就在寨板上看，不知不觉便将七册看完了。此后，对明史就有了一个总的轮廓，因其时只觉有趣，未作笔记，是以无法忆及具体，然而，在读黄先生这本著作的时候，却发现书中内容大多已知悉。以上一段话并非意在指责《万历十五年》不可卒读，只是觉得两本书的写法很相像：当年明月肯定是读过这本书的。那它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明朝那些事儿》侧重于将明史以风趣白话方式呈现，辅以作者的议论，侧重于史实本身；《万历十五年》则是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对政治经济军事的评论分析，侧重于立论、得出结论，重点并不在史实本身。因而，尽管史实相同，但带给读者的是两种感受。“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由于采用传记体的写作方式，读者若是不了解明史，很可能会产生上述感受，实际上，书名虽然是1587年，但整个明代史黄先生都涉及了。给个提示，关于本书主题，有几个关键词：官僚制度、文官集团、法律与道德。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这样评论本书：“《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后者是一篇好看而又令人沮丧的小说。”这个说法基本能代表一般读者的看法。就因其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却又采用通俗的写法，本书初版时一度在美国出版界碰壁（见后记）。以前在读明朝事儿时就给我极深印象的海瑞再次令吾扼腕叹息，最后一次任期的海瑞被官方予以“致命一击”：“这些文件由给事中官署抄录公布，就等于政府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本身矛盾。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像这样为难的境况，海瑞恐怕也只能“仰天长叹”了吧，虽然史料并未记载如是情形，但从海瑞七次递交辞呈当可证实：“由失望而终于绝望，都御史海瑞提出了七次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请不准。”海瑞是当时大众心目中的英雄，我也很崇拜他：直言抗命、廉洁自律、胆略冠绝（参见他给嘉靖皇帝的那篇著名奏疏）、高度责任感……无论哪一点都是优异的品质，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难以被文官集团（亦即官方）所容，也难怪黄先生会说“断非个人原因所得解释”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嘴上一套，背后一套”这种现象，大概就是所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名将戚继光同样如此，他虽然在抗倭斗争中改变了“不论官方文件如何强调这一战争是政府的官军围剿海贼，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这一现状，但终究只是局部军事实力得以增强，无法撼动整个体制。“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文中引用均出自原书）Postscript：书中出现了好几次的“数目字管理”，英文是Mathematically management，这个概念真正的含义是“精确化管理”，在全书后记中有详细说明。

废除丞相的尴尬

这本书，非常值得看两遍。看完第二遍，会发现作者的写作环环相扣，前后照应，非常好看！一般人评价这本书，会说作者开创了一种新颖的历史书写方式：通过某一年里发生的几件重大事件，将当时几位关键性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围绕几件事情，将当时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深入浅出的介绍给读者。当然，最关键的是，通过几件事情，将大明王朝衰败的原因，展现在读者面前。明虽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何以亡于万历呢？在我看来，和当时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有很大关系。明朝废除丞相，大权独揽，让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个人。但因为没有丞相，除皇帝一人以外，群臣实际上都是平等的。皇帝与文官之间缺乏一位具备合法性的中间人。在任何有效的沟通与决策过程中，中间人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不仅能够团结百官，也能有效传递下面的信息。在万历时代，充当中间人的是首辅，也就是内阁大学士。“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兼顾问，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而张居正就是首辅。他的结局——死后两年，被没收家产，皇帝改变对其看法，大臣纷纷站出来反张，原因除了他个人过于飞扬跋扈，滥用职权，结党营私外，更因为他所处的位置是不具备合法性，又非常尴尬的位置。张居正之后，是张四维，因为在任不长，暂且不表。之后是申时行。申时行非常明白自己作为首辅所处的位置非常尴尬，因此决心采取和稀泥，和事佬的态度处事，上下不得罪，在阴阳之间学会平衡。但就是这样，他依然不讨百官的喜欢，百官认为他无能，不作为，和稀泥等，最终他的个人结局也不好。当然，明朝为何走向衰落，除了废除丞相以后，首辅位置的尴尬，作者还详细分析了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一朝一代的文官制度，总是由开国之君制定。在那时候，皇帝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群臣诚服在他的身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官制度越来越完善，完善到没有皇帝，制度依然能稳步运转。在这时候，百官需要的不是一位有个性，想有作为的皇帝，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位正统权威的代表，在有纷争的时候，出来做出最终仲裁的傀儡。而万历皇帝，正好身处在不需要皇帝，国家也能正常运转的时代，而他又看清楚了这一切，不甘愿做一个对百官言听计从的皇帝傀儡。第二、中国的传统制度，缺乏详细的法律条款去解决具体的问题，遇到问题，往往都是诉诸道德。道德能够使人向善，约束人心。但运用道德管理国家，有一个前提，人性本善，或者说，对人性，往往更愿意从好的方向去预判。但我们知道，人性往往是自私的。在作者看来，就是具有双重性——阳奉阴违。因此，万历皇帝在废长子，立幼子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办法依照法律问题去处理，而道德问题，又像紧箍咒一般，紧紧箍在皇帝头上。群臣更是用道德约束皇帝，用道德去直谏皇帝，让皇帝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执行。第三、经历了张居正事件以后，皇帝对于百官的双重性，深深感到了迷茫。他们往往嘴上道德文章，但内心却充满了另外一套私欲。张居正，这个皇帝曾经从小就最为信任的人，最终却被别人斥责为滥用私权，飞扬跋扈，作风奢靡等。这样的反差，如何能让皇帝接受？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反张运动，乃至对申时行的反对，虽然打着道德旗号，但背后都有些不可告知的小秘密。皇帝到底该相信谁？身处百官制度非常完善的时代；因为首辅位置的尴尬，缺乏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道德约束让人窒息；百官的双重性；这一切成为了万历皇帝决定采取消极态度治理朝政的原因。而废长子，立幼子，只是皇帝最后唯一能够抓住的稻草，以此与百官抗衡，以此表达自己对当时制度的不满。自此，明王朝开始走向了衰落。但明王朝的灭亡，只是由于万历一个人造成的吗？恐怕不是。在书里，万历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为何自己越想有所作为，就越难。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一、背景之前有好几位朋友推荐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读。上周一次偶然的机会，陪儿子参加围棋考试发现一个家长带着一本很薄的书，我定睛一看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经典版。我之前想象这本书应该是很长的历史书籍，所以没敢去读，有了这次的偶然机会我决心要读一读这本书。1976年作者将英文版完稿，40年后我才读到了这本书，感觉相见恨晚。二、读书感悟1.作者视角独特读书就好比走路，有些书你不读根本就不知道作者的思想及表达方式，正如有些路你不走一走就不知道哪里有泥泞(当然了实时导航只达到了告诉你堵不堵的阶段)。公元1587年，年号万历，作者黄仁宇先生通过这一年的分析来剖析整个明朝帝国的历史，这样独特的写作方式我第一次读到。作为理工科的毕业生我把作者这样的文法成为断面分析，通过横切一刀明朝历史来剖析明王朝失败的原因很有新意。2.制度流程的作用远超越道德本书给我的最深刻的感想是，帝制中国用道德来代替法律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也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说没有法律的保障，皇帝只是一个牌位而已，首辅也不能光靠四书五经来辅佐皇帝，武将也只能靠自己的能力来创造并训练出适应当时环境的队伍，稍微的创新就会给文官制度以创伤，所以皇上和辅佐他想要被提拔的一帮人尽力维护着看似稳定，实则腐败不堪的时政。所以说需要建立规章制度流程来管理和保障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个王朝，一个企业，一个组织或个人同样适用。这一点对于现代的企业组织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体系的力量是生存及胜利的保证。世界汽车巨头丰田汽车公司在管理上发现的问题，首先要考虑是不是制度流程上的问题，而不会轻易去追究那个个体的责任，可见该公司的文化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制度和流程的重要作用，所以才总结出著名的问题解决法。3. 精确、亮化管理作者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明朝的管理缺乏“数目字管理”，单从字面上理解以为是数字化管理，但仔细读了附录后才发现作者表达的意思是精确化管理，意指当时的财政记录不够精确。这与作者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相对当时明朝来说国外的经济发展基本都是可精确衡量对比的。凡事只有量化了才有可比性，才能发现差距，就好比组织或个人制定目标一样，没有量化的目标到头来是没法衡量是否实现了，或者根本没法实施下去。尤其是在当今大数据时代，没有精确化的数据分析，对趋势的把握就会跑偏。三、行动计划改变自己的思维定势，历史可以像作者黄先生这样来读，当然是得熟读史料为前提的；多看国外或外籍华人的著作，改变自己在课本上学到的历史观；继续多遍阅读《万历十五年》，读透这本书，学习作者的大历史观，通过反复阅读来体会曾文祺先生说的：>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曾文祺（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最后，还是建议大家有机会要花时间读读这本书，再多的剧透和感悟也代替不了亲自阅读所带来的思考。

从《万历十五年》学习如何纵观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奇特的书，它出现二十年至今依旧畅销，而且各行各业的人从中得到不同的受益。实在是值得深思和熟读的一本书，而本人愚昧不曾得其精髓，只将初次略读而得的一些感想表述如下。大历史观是本书最重要的思想，从万历、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诸位万历年间重要的人物铺垫开，纵观了整个万历时期的财政的连年亏损，政治的阴阳协调和表里不一，文官集团的阳奉阴违，武官集团的饱受轻视。其形成的原因以及过程还有预示即将到来的王朝覆灭，都一一联系在公元1587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它能从一年的时间横向看诸位人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更多人间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还可以从人物的前后看整个明朝的兴起衰落前等诸多因素。这样的大视野并不是以往历史书里所能涵盖的。黄先生这样的书本，可以说前无古人。它不仅仅讲的是明朝一个中国的中世纪历史里的人物和朝廷变幻，更是看待人类历史演变规律的一种新颖的方法。之所以本书可以畅销海内外经久不衰，其大视野的历史观念不仅为讲述万历十五年这么一个简单的历史年份，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方法。从个人的自我修养看，出生家庭、学校教育、接触圈子、历史事件实际影响无不是塑造一个人的共通综合因素，这样看待和分析一个人才会变得通透。从公司发展看，创始人、建立背景、发展中重要人物、重要转折点、大环境下的发展、未来社会变革等诸多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构成，从这些看待一个公司就更全面客观。这样的历史观念，不仅让我学会如何客观全面看待诸多问题，更让我明白人物、事件、政治等不同的事物都有其多面性，而且往往都是自我矛盾的构成统一体。上升到大局看，大至宇宙小至人的一个决定都是充满各种各样的面和矛盾。所以思考其形成原因就不能单一来看。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还在黄仁宇先生的文学功底，遣词造句大都遵循古法，颇有古朴之风，是很多当代作家都无法达到的境界，很难想象这样的东西是七十年代的产物。不禁让人竖然起敬，其文学造诣之深厚，个人阅历之广博让人望而生畏。除了历史观和文学影响以外，我觉得本书给人以一种更为独特的视角观念。凡事都有其阴阳，且互不影响。张居正的一意孤行，戚继光的英雄无奈，海瑞的古板之无能，李贽的言行不一都是很好的写照。从新的角度去看，事物可能会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可能会让其跌下神堂，甚者褒贬转变都有可能。所以其大历史观，应该用于更多方面，成为一种大视野观。其让人受益当多读数遍才对。

功利主义与仁义道德

黄先生优美的文笔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传达着别样的历史解释和深切的现实关怀。最喜欢李贽一章，揭示悲剧的根源在于士大夫察觉到人的私利无处不在却又不能放弃千年的仁义道德承认人性本恶。不同于西方社会亚当斯密提倡的利己主义，明朝沿袭百年的道德说教无法直面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这一棘手难题。中庸之道，服务大局的本质是为了掩盖矛盾。虽然李贽疾呼“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但他仍无法揭示逐利的正当性。加之农耕社会的封闭性和士农工商的阶级歧视以及大天朝的幅员辽阔，高层机构与底层机构严重脱节，自下而上的改革不会存在，自上而下的改革实施困难。商品经济不发达，法律亦不会存在。

摘抄和一些感想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做出表率。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但是不久之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够付诸实施，实施后成败与否，全靠着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 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离开了权术，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全部人员的动作协调，一库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响曲。道德不过是借口，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安全感。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结束，二者必居其一。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和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摘抄和感想的分界线-------------------------------------------------------------------------------------------------------------------------------------------上组织管理课，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万历十五年》，之前这本书的大名也有所耳闻，但一直没有拿起来读。终于在国庆节期间，有时间把它读完。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讲过它的出版艰难，读完之后有些明白。因为它实在不像一般的学术著作，逻辑清楚，有一个主题，然后一个个子主题，层层递进的论述；也不像一般通俗的历史消费读物，那样简单易懂。作者有自己的写作风格，选取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年为主题，写了一系列的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也没有固定的时间顺序，信马由缰，可是却蕴含深刻的思想性，写这些人物，无论是站在权力巅峰的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保卫国家、上阵杀敌的将军还是追求自由的哲学家，在当时文官制度下的无奈。大家都对这个制度有所不满，想要革新，却无能为力，大多数人选择了妥协，因为即使抗议也无关紧要。万历皇帝想要抗议群臣不能让自己心爱的皇子当太子，二十多年都没上过早朝，很多典礼也不参加，可是没有皇帝，整个帝国依然在文官制度下照常运行。作者批判了这种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文官制度，因为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在这种制度下成为了人们追逐私利的面具。人们解释道德总是朝着利己的方向。整个文官的选择也是通过科举，也就是对经书的解释，可是一个人经书理解得再透彻，他的道德并不一定就像经书写得那么透彻，他的行政能力又更是另一回事。而在文官制度下，这三者是混为一谈的，但实际又是各不相同。其实书中有提到，我们的社会是靠儒家道德来压制人的欲望，一旦这面旗帜倒塌，人们会向着极度利己的方向发展。想到现在社会，法律意识还未完全树立起来，真是细思极恐。读书的时候，经常会想的一点是：这个文官制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所有人都无奈，可是无法改变，又想到了现下社会。等我好好学习一些组织学的知识和理念，可能会有更深的感悟吧。

从新的角度剖析中国历史

坐火车的时候，遇到一个中文极其流利的俄罗斯姑娘，山南海北胡侃到半夜，她非常喜欢中国和中国文化，也爱读书，出来旅游包里还放着一本小说，让我推荐中文书，小生不才，推荐了两本，一本《白鹿原》，一本《万历十五年》。第一本以她的汉语水平，现在就可以读，白鹿原反映的是中国近代历史变迁对中国乡土文化产生的冲击，有点奇幻色彩但不失民俗风趣，个别的关中方言，请教同学即可。《万历十五年》，则可以当作进阶读物，黄先生遣词造句非常精准（待我再读一遍再举例子），以一个历史切片，阐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道德。这种不同于以宗教为基础的西方古代政治，有他的优势，但是在实习了上千年之后，它的劣势终究不可收拾。 深以为，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中国的政治多难搞，民国那帮再造共和的武将们为什么高不下去。实在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后面还要再读几遍。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书名：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译者：无出版者：中华书局版次：2014年8月北京第一版第一刷读书笔记（开始时间：20151231）1.是哪类书：历史书2.主要内容：本书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3.主要观点：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4.要问的问题：什么原因导致明清中国的落后。5.书的结构：写万历十五年明朝典型的几个人：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的经历。6.重要的单字：道德、法律、文官集团。7.重要的句子：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8.作者的论述：自序原文为英文，由作者自己译为中文。结论从材料中来。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作者不同意在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的观点。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书中的人物，都没有好结果，这不是个人原因，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大家都是制度的牺牲品。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也与之前的史学界有出入。本书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第一章 万历皇帝本章讲万历皇帝从当政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情况。由万历十五年一次由于官员误传皇帝要上朝导致混乱的事件说起。万历皇帝即位时尚年幼，主要又翰林院大学士张居正和太监太保冯保来辅佐。头十年干得还不错，但两个人也因此独揽大权，招致其他人不满。张居正死后即遭清算，冯保也被发配。到万历十五年，皇帝终于真正掌握了权力。但是朝廷里还存在着争斗，主要是倒张的势力，有人图名，也有人图权。第2章 首辅申时行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对官场的认识比张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他要对付的主要目标不是百姓，而是整个由读书人组成的文官集团，要把这些人凝聚起来，靠的是儒家的道德伦理，而且不能触犯其利益。张居正就是因为太跋扈，弄得“官不聊生”，最后才被清算的。所以他奉行中庸、调和的为官方式，开始几年处理得蛮好，虽然也曾被弹劾，但平安无事。（写得好像现在的官场！不过作者说了他只是写史，并没有含沙影射。）第3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由于万历皇帝废长立幼的企图被文官们集体阻止，他又没有其前辈正德帝那样御驾亲征，不顾文官系统掣肘的勇气，只好奉行无为的策略：即对跟官员升迁任免的所有事务一概不做决定（包括推迟立太子，还因此导致申时行卸甲归田），使得文官们只能退不能进，仕途无望。这一报复措施使文官集团失去平衡且难以恢复，这给王朝带来了危机。作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就是文官系统“以德治国”，即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伦理，而没有明确严密的法律，更谈不上严格依法办事。因此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文官系统，而他们对皇帝服从的前提就是皇帝必须作为道德上完美的代表（即代表“天”），具体体现在各种繁琐的礼仪规定上。皇帝必须遵从这些礼仪才能赢得文官系统的支持。因此皇帝是没有多少主观能动性的。这种“潜规则”在加上万历帝本身的性格，就导致这种局面了。（看来帝王的性格的确有很大影响，近世的毛帝也是这样，结果害死数千万人。这也是本朝政治体制不完善的表现吧。）第4章 活着的祖宗本章通过申时行在当了八年半首辅有告老还乡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总结了他干的主要的事，比如治理黄河，处理边患，给万历帝修陵等，主要写万历帝怎么被架空，成为一个工具，而无法施展其抱负，充当活着的祖宗。第5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讲海瑞在前一位皇帝（嘉靖）时敢于直言，后来被参了以后罢官了，万历又把其提起来，还是不适应，被皇帝称为“迂戆”，最后病终。作者认为他以一个人想要恢复明初洪武帝时的体制和规定，已经不适宜了。最主要的，那时的法律是行政工具，而不是保护被统治者的。对于非刑事案件，行政长官（也是司法官员）是不大管的，主要靠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绅。第6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明朝的军事制度，已经落后很久。但是由于明朝重文轻武，文官把持军政大权。而文官集团并无动力来打破其静心维护的平衡。由于沿海倭寇骚扰，朝廷不得不重用戚继光施展其抱负，但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维持的平衡，在戚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戚即遭清算，最后不得善终。而明王朝也丧失了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最终被满人击败，亡国成为必然了。第7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思想家李贽，由于思想特立独行，被抓入狱，最后自杀身亡。李贽是儒家的信徒，其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李贽始终不回故乡，甚至还出家，作者认为是因为他不想陷入宗族责任的纠缠中。李贽认为“穿衣吃饭，既是人伦物理”，这与其的供养者的长兄相矛盾，最后两人翻脸，互相对骂。李贽和耿定向的政论，基于人性的善恶。孔子并没有具体说明人性是善是恶，孟子才提出了性善论，这主要是因为两个人面对的时代环境不同。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从汉朝开始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到十世纪以后，即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巨大变化：经济中心由华北旱田移至华中和华南的水田地带。内部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由豪门大族垄断改变为与士绅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这种改变使得统治思想必须进行一定的改变，以适应统治阶层的变化。针对这种需要，诞生了宋代朱熹的理学。朱熹的理论强调格物致知。与理学相对的，是明朝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宇宙的伟大与完美，无须有赖分析，就可以在个人的心理上引起合群为善的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领悟到社会道德的真谛。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李耿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心学和理学的矛盾。对统治者，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则王朝的安全会立即受到威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而正统的儒家挂念又是维系他们的纽带。李贽最后被捕入狱，与此有关。李贽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变通。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祥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是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私自利为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附录二《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得到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从书中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上面是一块大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从大历史的观点来看，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是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的；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例如：①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作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②民国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力量还没有产生，只能靠私人军事势力撑持。③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④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式，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形势。《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说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发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英文版序言谴责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不是要否认全部的中国文化。历史学家重新检讨过去的错误，以期为将来提供前车之鉴；但同时也提醒读者，要保存有价值的事物。9.作者对问题的解答：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0.我对作者解答的评论：作者的“大历史观”就是站在较高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而不是陷入细节。作者认为用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道德而不是法律来治国，导致了明朝的失败。原因是道德是简略的，保守的，不能适应王朝的新环境。这个观点能说得过去吗？看看近代以来，五四把孔家店给砸了，但并没有树立起新的全体知识分子都接受的道德伦理秩序，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想。彼此之间真刀真枪的干上了，一直到本朝建立。但是本朝也跟之前历代一样，树立了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前30年的实践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似乎就是作者总结的那个：以指导思想代替法律，而指导思想与现实脱节，导致人民无所适从。也与世界潮流脱节。然而后三十年多年呢？似乎强调法律是最近几年的事了，之前还是政治挂帅，或者是所谓“猫论”，也即无为而治。所以作者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值得学习，但是结论不一定对，或完全。另一个问题：第一章写的那个由于官员误传导致众官员以为上朝所造成的混乱的故事，是什么用意？后面的章节完全没怎么提这个事件。

世上并没有无缘无故无历史依据的治国之道

历史书籍，我向来很少触及，因为遇到的那些与历史相关的书籍，或博眼球的猎奇野史，或胜利者的正统价值观，或单一人物的片面之言，或教科书的枯燥乏味……总少了客观和全面。以前读书的时候，历史就是重要的年月日，人物，地点，事件，好像记得这些就了解了历史。但是，不尽然，黄仁宇的《1587，A,year of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即《万历十五年》便从一个大历史观的角度全新阐述了明朝历史。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是一个平淡无奇无风无浪的一年，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年份，也是历史长河里不可或缺极其重要的一年，是如此稀疏平常的每一天每一年构成了后来剧变之年/月/日。1587年，无关紧要但又不可或缺。书中，选叙几位明朝至关重要的人物。首书，万历皇帝。在那些帝国岁月里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皇帝了吧。万历皇帝认真好学，中庸聪慧，平淡无奇，缺乏政治手腕，这是主流趋势，即书中提及的文官团队所喜闻乐见的帝王品质。他们希望有一位仁爱中庸的君主坐在高高的龙椅之上，静静的批改奏折，不要有想法不用提建议没有情绪，只要循规蹈矩墨守成规，遵循祖宗章法波澜不惊的度过每一天便可达成和谐国度。聪明的万历皇帝也看出了文官们的心思，虽望打破禁锢有所建树，但是无奈孤身一人奋战，无力改变洪流趋势，于是乎他唯有心灰意冷，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磨洋工，每一日碌碌无为得过且过，自此万历皇帝进入漫长的怠政时代。书中，有一人十分有名，海瑞。那些关于海瑞罢官的小人书，电视剧，那些特殊年代里关于挺海瑞和反海瑞的论战，都多少提到他是一位清正廉洁不畏强权的模范官僚。在明朝，他是特殊的存在，因为他偏离了中庸之道且咄咄逼人，有道德洁癖和认死理强迫症，但他古怪的个性和严肃作风又是那个时代文人们所推崇的最高境界。除此两人外，其余也为明朝叱诧风云的大人物，首辅申时行（相当于宰相），接棒首辅张居正，威武大将军威继光，著名哲学家李贽。感觉上他们均是那种，国家的栋梁，时代的宠弄潮儿，主流趋势的倡导者，好好干以后一定名垂青史的人物。但，谁曾想，他们与郁郁寡欢不得志的万历皇帝一样，被时代所挟持，想逆流而上，想改变那一群带着统一面具同一思想的人群的走向，却纷纷被绊倒，被拥挤的人群夹起来双脚离地，无奈的淹没人群中了无声习或随波逐流。本书史观通达，用史料严谨，视角广阔，书中所述人事物有依据合逻辑经得起推敲，用发展的眼光看历史，拿下非黑即白的无色眼镜，用肉眼去看人事物，不盖棺定论，不带政治倾向和民族主义。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剖析这个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作者在中文序中特别强调，“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但，阅读本书依旧会让人情不自禁的感到熟悉和恍惚，仿佛在述今日之事一般。那个年代久远的王朝，是一个以道德而不是以法律（大明律例）治理的帝国，一切的事情都以是否符合儒家之道来评判，而官僚阶层也引导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百姓们遵循万事以道德为先，而不是法律（大明律例）。因为愚钝的大多数人是不知道也不明白法律的。请不要问我怎么会想到或者还记得有“八荣八耻”这回事儿。让人印象深刻的那个蝴蝶效应，“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出师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得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相互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话，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万历十五年》试图回答什么问题？

《万历十五年》自付梓之日迄今，凡三十余年，学界或褒或贬，毁誉参半。然不论评价高低，其风靡寰宇的影响力到底不可轻忽。而作为黄仁宇大历史观的肇基之作，其学术地位更不应低估。由是，掩卷之余，忍不住染翰操觚，只怕记问之学浮薄浅陋，贻笑大方，权且记下几处心得，聊作备忘之用。作为一部严谨的历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究竟回答了什么样的问题？依我孔见，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试图解决的主要命题依次有如下三点，即：明朝崩溃的原因是什么？中华帝国衰落的根由是什么？观察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如上三问的答案，揭示了黄仁宇选取1587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为切入点与立足点的原因，构成了《万历十五年》层层推进的思想脉络，更显现了大历史观的滥觞。因而，回答与检讨以上命题，是一个有心的读者不能回避的任务。故此，拼尽一点袜线肤才，也要一探究竟。第一，明朝崩溃的原因是什么？黄仁宇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两点看法。其一，有明一代，“以道德代替法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其二，统治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方式，文人官僚集团的严重腐化与效率低下，极大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最终不得不接受以亡国为终结的总清算。历来对于明末的大动荡国内外有着多种不同的见解与争论。西方一部分史家套用西班牙塞维尔模式，将明的衰退纳入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中，将白银输入的减少作为皇朝崩溃的诱因所在。而国内学者，多认为明的覆灭究其根本，是自身近代化转型与腐朽体制之间的冲突。帝国初创之年体制的缺陷，自明中叶始逐步僵化。而恰在同时，东部海防废弛、倭寇猖獗，建州女真虎视在侧，国内官员腐败成风，经济一片混乱，“国用之财”荡然无存，内外交困之下，三百年基业轰然倒塌。然而，在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氛围下，黄仁宇凭借熟读《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册的深厚功力，归纳出前文所述的一点根由，堪称深邃创见，在《万历十五年》中更得到了充分细致的阐释。全书开篇即叙述了一条似乎无关紧要的诏令——由于礼部与鸿胪寺玩忽职守，教数千京官以讹传讹集体上当，皆以为将举行午朝大典而齐至皇城，此举于朝廷体统有损，且始作俑者又无法查实坐罪，故圣心震怒，全体京官罚俸两月以儆效尤。黄仁宇自此深挖开去，审视了明王朝的官俸制度，更引伸出家天下朝廷最紧要的两大政务——礼仪与人事。继而将万历皇帝推到前台，纲举目张，以朱翊钧自登基之初恪守成例仪规直至三十年不出皇城消极抵抗的一生，勾勒出一个“囚徒”皇帝因对道德规限反抗无果而消沉颓唐的全过程。折射出大明朝道德体制的强横，竟连天子亦无奈如斯。那么，即便是位极人臣且励精图治的张居正，也自然无法与道德背后庞大的官僚集团相抗衡，其身故后惨淡的结局也就可以理解了。然而，道德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力量，以致根本没有任何个人能够与之匹敌呢？在《自序》中，黄仁宇作了明确的回答：“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道德仅作为“维持”的“手段”，却非“目的”而存在。施行道德的根本目的在于维系文官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一旦张居正以大刀阔斧的姿态开始土地丈量，全国立刻为之震悚，朝堂瞬间为之哗然。如果张居正此时不死，也有数以千计的官僚必须治他于死地，而攻击的武器恰恰就是文官赖以标榜自身的“道德”准则。正因为道德是手段而非目的，所以才会在明代出现官俸标准极低，官员生活却糜烂奢侈的情形，给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提供了最详备的素材和佐证。在隐含着文官集团集体切身利益的道德面前，无论是皇帝、首辅、廉吏、将帅、哲学家，无论大权在握还是功勋彪炳，即便两袖清风抑或放浪形骸，一旦与皇朝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官手里的既得利益相抵触，覆亡是必须的，否则所谓的“国本”必为之动摇，国亦将不国。以游移不定、为目的服务的道德作为国家最高的行为准则，最终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黄仁宇先生称之为“宪法危机”。而明朝的败亡更从深层次上验证了道德与法制的区别。道德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时，严重阻碍了与统治阶级利益相矛盾的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而法制作为行为的统治者认可的最低底线，给予了社会发展充分的空间和必要的自由。这也就阐释了“大宪章”之于英国、“大特权”之于荷兰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所起的推动作用。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而非稍前荒唐的正德或稍后魏阉专权的天启）作为本书立足点的意图所在了。万历时期首辅的改革与改革所面对的阻碍，万历的皇权与皇权所承受的挑战，申时行的调和与调和背后的冲突，海瑞的精神与精神所凸现的矛盾，戚继光的武功与武功所带来的责难，李贽的反抗与反抗之后的无奈，在1587年的寒冰之下无处无有道德的暗流在涌动激荡，但却停留在初现端倪而山雨欲来的阶段逡巡徘徊，这就像黑洞中的巨人将要撞得头破血流却看不见前方的石块一样。而作者所做的，就是给我们一束光，让我们能够去审视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一切背后的因果。在解决了明朝崩塌的疑问之后，作者需要回答的便是中国衰败的缘由所在了。而这，也正是大历史观初试牛刀所要解决的第一个课题。对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并没有明确做出回答，但他在《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却有十分概括而又明晰的答复。其观点仍旧不脱“道德代替法制”的范畴，但在方法与视野上，却大为扩展，鲜明的大历史观已经成形并开始被应用于解释具体课题。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作者曾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比喻为“潜水艇夹肉面包”，而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称之为“立”字结构。其实质都是认为中国庞大的上层统治机构与广大的基层之间缺乏牢固的法制联系。而直接后果是上令难以下达，下情难以上闻，最终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数目字”混乱。国家资源得不到充分规划，账目不清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兵源、漕运、赋税、土地、官吏数量无法确知，或者导致赵宋一朝冗兵、冗官、冗吏现象严重以致难以收拾的局面，或者导致明中后期抗倭、平乱、据清兵源严重不足、仓廪府库一穷二白的惨淡光景。然而，如果仅需要解释中华帝国为什么在汉唐创造了农业文明的辉煌业绩之后便停滞不前，甚至在明清时于制度上竟有所倒退，那么，如上的论点也足够研究了。可是，作为一个具备大历史眼光的学者，如此的回答还不够全面，更不够透彻。于是，黄仁宇再向前追溯，摸索着中华文明的脉络搜寻，以“远距离”的视角探查，希图从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觅出历史根本的规律。也确实如他所愿，黄仁宇找到了一条能够使人信服的理由来解释中国文明发展与衰弱的全过程，即中华帝国的兴衰归根结底是“亚洲大陆天候地理之产物”。由于季风气候的极不稳定，迫使早期先民在治水、抗旱的合作中逐渐融合，不但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初步思想，更树立起“集中”的取舍标杆。也确实，在天灾面前只有统一和地域更为广阔的国家有实力自保并借机自强。如此，自上而下的削弱与自下而上的集权对于防范分裂也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手段与准则。而自始皇帝始，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政策法令也的确起到了强劲的护卫作用，保证了中国在历史的大多数岁月里保持统一的态势，即便如汉三国鼎立、晋八王之乱、唐末的藩镇割据、板荡的五代十国，在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中都成了三次帝国时代更替的落幕或者序曲。因而，从地缘条件审视中国历史是恰当的，也是有根据的。姑且不论以上观点是否脱胎于冀朝鼎“关键经济地区”的论断或者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体系。从黄仁宇的观点中，我们已经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以明朝或者《万历十五年》作为大历史的发轫之所。选择这一朝代理应有着作者全盘的考虑。在全书正文的第一页，黄仁宇如此写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如此荡开一笔的用意该是有目共睹的。在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作者认为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利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而这一使命感在《万历十五年》的写作中已经初露端倪。作为中华帝国开始走向衰弱转折点明朝，无论开国皇帝朱元璋所实行的恐怖集权制度、所怀有的藏富于民的理想，甚至于重典重刑的肃贪手段，在农业文明盛极而衰的关头，不但于事无补，更加速了帝国的崩塌。而当戚继光率领新军以“鸳鸯阵”与东洋浪人喋血闽浙的当口，海禁的枷锁已经开始勒住帝国迈进的步伐。李贽在血污里的挣扎等死的那一瞬，一代文人挣扎反抗的努力也如风中残烛逐渐熄灭。不久之后，克伦威尔即将跃马扬鞭，而荷兰业已独立。在全世界的近代化大潮之下，中国虽也作过不成功的努力，但终究要在逆浪而行中被撕扯得粉身碎骨。这也正是作者选取明代作为焦点与肇始的根由，大历史需要在中西古今的沟通中孕育、发展和成熟。最后，作者试图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观察历史的方法是什么？毫无疑问，大历史观是最显然的答案。但大历史观究竟是什么呢？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能够发现，黄仁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联系与归纳。确实，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文中，他自陈所用之方法不是“演绎法”而是“归纳法”。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黄仁宇却提出了他写作大历史的两点启示：一、历史的总起因是现今人类所无法解释的，甚至于无法探究的，即便强加解释也属于神秘主义或宗教的范畴，而非历史学。二、“退而求其次”，可以发现历史中的相互关联，从而归纳一般规律。然而，与马克思的“经济”原则、汤因比的“非人身因素”所不同的是，黄仁宇并没有提供一条可以遵循的看待历史、解析历史的标准。如果勉强提炼，也可以说是“天候地理”这一类的因素。但毕竟，这并非黄仁宇所要希望表达的内涵。所以，我认为，大历史观不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不能同它像套用公式一般直接分析生动的历史事件或具体的历史进程。大历史观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与途径，无论它是否像许多国外学者所摒弃的那样，缺乏时代感，已经与微观史学的潮流格格不入，黄仁宇明确提出大历史观的探究方法即便不是创新与开拓，也是一种有益的史学工作。运用大历史观重新划分历史、剖析历史，甚至于谱写历史，有助于增加对于历史的认同与认知，更有助于检讨当下的时代趋势，即使无法洞若观火，亦当犀燃烛照。中国正逢“500年无此”之“奇遇”。可尝试以大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史。经历了五四运动的中国已然挣脱封闭的枷锁，开始向着世界潮流迎头追赶。在融合马克思的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用巨大的代价换来了施行法制的可能。此类代价不但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普通民众与共产党人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同时也包括建国之后屡次以砸碎旧机器为目的的猛烈运动留下的阵痛，更有为经济复苏与城镇发展所再一次牺牲的农民利益。因而，处在变革期的中国更应当具备“长距离”的历史眼光，珍惜来之不易的变革机会，在施行法制的初始阶段，预见到将会随之而来的冲击和阻碍。作为一个与下层结构关系应当最为密切的政党执政的国家的管理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只有在法制的基础上建立起牢固的沟通关系，才真正谈得上在中国实行“数目字”管理，以推动历史的里程向前延伸。行文至此，不胜惶恐。文章浮薄如此，月露风云而已。连篇累牍，当贻笑大方之家。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