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女孩》章节试读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144页 - 第一部 六

正规教育在东莞不受重视，但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它有多么一文不值
之前在说怎么撒谎说有经验，假文凭。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285页 - 第二部 十

typical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174页

当我将家族历史告诉美国友人时，他们问我为什么父亲还能够回到中国和那些谋杀他父亲的党羽在一起。我住在布拉格时曾认识捷克流亡人士在美国出生的小孩，孩子的父母因坚决反抗共产主义的决心，所以不愿意教孩子学捷克语；古巴难民同样曾晗卡斯楚，因此只要卡斯楚执政的一天，他们就永远不回国。但是中国的移民不一样，无论他们的家族在中国遭受多么可怕的对待，只要中国政府允许，他们还是想要回乡。那是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政权或是一群领导者，而是他们内心深处更深刻的一部分，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记忆。中国呼唤着他们的——是深厚的传统，是绵延的语言文化，还有五千年来似乎一再重复轮回的悲剧与磨难。中国的召唤是如此地强烈，这也是我长久以来如此抗拒的原因。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248页 - 九

这些即视感太强了，村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南方北方没差别，十年二十年也会没差别。只是经济条件会慢慢变好些。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219页 - 8、八分鍾約會

東莞的交友俱樂部裏女多男少，和這個城市的男女比例相似。每一次爲見到中國人在團體中的互動情況，就越能了解文化大革命爲什麼會發生的原因。人民被孤立時常感到驚慌失措，但是當他們躲進團體的保護傘下時所做出的猛烈殘暴攻擊，卻又著實讓人不可置信。
東莞的服務業：東莞是中國的淫窩，生意和性交易時兩個密不可分的行業，如果晚上和商業夥伴或是客戶外出，最後一定會到城裏的其中一家卡啦OK酒吧、按摩院、理榮院，或是三溫暖，那些地方時嫖妓的最前線。爲了認識賣淫女，作者找到一個男伴當臥底，這個人是居住在東莞的美國商人，接待他們的則是一個號稱“東莞之王”的中年商人，帶着一個在廣州大學英語系的情婦。
先去一家日本壽司店吃飯，然後到銀色世界飯店俱樂部唱歌，進門的時候，16個女服務生一字排開，行180度的鞠躬禮。私人包廂有三塊大屏幕，中間最大的一面播放伴唱卡啦OK，右邊的用來選歌和點飲料。老闆的朋友用左邊的屏幕看球，利物浦對曼聯的比賽。整晚不停地有人送東西進來。賣東西的小販也進進出出，兜售香菸、玫瑰、還有舞蹈表演。一個叫做「媽咪」的女人走進確認哪個顧客想做性交易，哪個只是想唱歌。
隨後一批女孩進場，她們身穿閃亮的金色細肩禮服，看起來像要參加舞會的高中女生。她們在門口排成一排，光潔的肩膀因強大的空調冷氣而瑟縮。兩個女孩擠在一起吃吃地笑，但是沒有人擡頭看她們的顧客。每個女孩的腰上都別了一張上面有四個號碼的塑料牌，讓我覺得震撼的是，銀色世界的編號位數竟高達一萬個女孩，蒙古某些地區的郵政編碼都沒有那麼多數字。
如果客人喜歡某個女孩，他可以告訴媽咪那女孩的號碼，那個女孩就會走過來坐在客人身邊，然後把手放在他的腰上。有些客人非常挑剔，所以媽咪會送進一排又一排女孩，讓客人像蘇丹國王般集結妻妾，一個接一個挑選。不過就算是最難取悅的客人還是能找到滿意的某個女孩。以東莞的標準來看，銀色世界並不算大，但它旗下有三百個女孩。阿琳編號1802，只有17歲，父親是民工母親務農。她原本計劃到工廠做工，剛進行還是處女，那時候如果客人性交太用力，她還會忍不住哭泣。現在她平均一星期四個晚上和客人進行性交易。銀色世界的工作時間從晚上七點半到十一點半，一個女孩一個晚上可以轉兩百塊人民幣...幫客人倒酒、把水果送進客人嘴裏、客人唱歌的時候幫忙拍手，然後忍受客人在自己身上親吻、摟抱或是性交。阿琳說胸部比較大或是比較時髦的受更歡迎，當然也可以掙更多。
性交易俱樂部收取一次八百塊的費用，這種叫快餐。如果整晚要受一千塊，如果客人很滿意，會給兩三倍的消費。
阿琳見過的世面已經可以下一些結論：四川男人技巧最差，而且最吝嗇；外國男人比中國男人溫柔和善。有些客人希望這裏的女孩當他們的女朋友。阿琳說自己才沒那麼傻。不過她也希望有個男朋友，也希望有一天能夠結婚。阿琳騙家人說在工廠做工，每月只寄一小部分回家。媽咪是最高主管，女孩如果正逢月事或身體不舒服，可以請假。媽咪從每個女孩賺的錢裏分取15%。一個厲害的媽咪能贏得旗下女孩的信任，當她轉到其他俱樂部工作時，這些女孩也會跟着她一塊過去。
兩種女人在卡啦OK酒吧工作，「DJ」管包廂，負責食物和飲料服務、幫客人選歌；和客人喝酒的是「坐檯小姐」，有一些DJ也會和客人性交易。DJ不必把賺的錢分給媽咪，但是她們每個月必須帶進一定數量的客人，或是付俱樂部費用。有些俱樂部僱用多餘包廂數量的DJ，故意讓她們競爭。服務生是俱樂部階級制度裏的最下等，他們在一間間包廂來來去去，猶如不顯眼的太監。他們不能從性交易裏分到任何好處，賺錢也最少。小姐們對客人的恭維和讚美就像呼吸一樣自然。她們叫客人「老公」，男人們似乎都吃這一套。
作者告訴女孩們自己在寫一本關於東莞的書，想詢問她們的工作，這些人反而沒有害羞，她們偶爾撒謊，但是沒有像作者預期那樣憤世嫉俗或難以相處：反而像個小女孩，笑起來更像青少年，有些人在交談的時候還開始哭了起來。讓作者驚訝的是，與她交談過的女孩來做這行的原因只是因爲某個朋友或親戚也在做這行。就像民工一開始是到認識的人坐在的城市或工廠做工一樣。一旦做了這份工作，她們就會用各種理由讓自己繼續留下來，像是工作輕鬆、薪水優厚，或是可以趁機認識這個世界之類的藉口。做這行的女孩出身背景比工廠女孩好，這一點出人意料。她們通常在小城鎮長大，少部分還上過高中，相當數量的是家中唯一的或是最小的孩子，她們的金錢負擔比農村女孩輕。她們當初沒有人是被迫的。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242页 - 第二部 九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170页 - 第一部 七

残酷的现实一种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432页 - 工廠女孩——與作者的對話

怎麼樣讓自己的作品不過時，作者把重點放在個人而非事件上。她認爲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的一句名言正是現在中國的寫照：拿破崙軍隊裏一個下等兵的生命，比拿破崙的生命更重要。
就像過去分析中國會不會崩潰以及奧運對中國有什麼影響的書，很快就會消失一樣。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126页 - 6、無名碑

這一節作者開始講她的家事，和齊邦媛的家族經歷非常像。
祖先是非法遷居滿洲的漢人。曾祖父是當時的大地主。作者在北京大學看到了祖父當年讀書的成績單，差強人意。後來祖父拿到省獎學金，去美國讀書。離開中國前，回鄉取親。在美國祖父成績也一般，日記裏記錄的都是自己的理想與當時中國的時局。
祖父回國後，第二天被曾祖父棒打，因爲他私自從文學轉學礦業，他對家族產業沒興趣，離開家闖蕩，五個小孩都出生在全國不同地方。抗戰後，本來負責接受東北礦業的孫越崎假借推脫，推薦祖父，而使他遭受意外。屍體上顯示有被捆綁的痕跡，身中十八刀而亡。這次事件，引發全國性的反蘇聯示威，邱吉爾的「鐵幕講話」也譴責了這次事件，祖母一直認爲祖父被害是共產黨所做，但是表叔當時熱衷革命，卻不相信。因爲祖父被害，母親當上了立委。而祖母認爲原本「應該死」的孫越崎很快投靠共產黨，加入了民革，活了102歲，作者父親在IBM工作的時候，他曾經寄明信片過去，希望能有見面，但是作者父親沒有回覆。
祖母在祖父失去聯絡時去寺廟求籤，抽中下下籤。後來她決定全家去臺灣，也是在寺廟求得的指引。
六十年代想從臺灣去美國，需要有2400美元擔保，而且要保證畢業後返回。不過作者父輩四人去了臺灣後都沒回臺，導致最小的叔叔沒法再拿到去美國的簽證。作者父親在大陸和臺灣都呆了十一年，不過他講述自己的大陸經歷用了三個小時，而臺灣部分只有三句話。
作者的父親後來成爲香港科技大學的副校長，也經常回中國大陸。他對中國人的很多習慣已經陌生，但是他總能找到最好的餐館。
作者的家族成員都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遭到迫害，祖父的嫂子被村民打死，表叔成右派，被下放數十年，兩個兒子中學都沒畢業。祖父在瀋陽公園的墳墓也遭到破壞，儘管這是一塊無名碑。作者提到一個細節，在當時的中國，填寫資料時，有「階級出身」一欄。
作者對比同是共產極權統治下的各國人：捷克流亡者在美國出生的後代，孩子的父母因爲堅決反共，不願意讓孩子學捷克話；古巴難民同樣因爲憎恨卡斯楚，因此只要卡斯楚執政的一天，他們就永遠不回國。但是中國的移民不一樣，無論他們的家庭在中國遭受多麼可怕的對待，只要中國政府允許，他們還是想要回鄉。那是因爲中國對他們來說不是一個政權或是一羣領導者，而是他們內心深處更深刻的一部分，是一個已經不存在的記憶。中國呼喚着他們的——是深厚的傳統，是綿延的語言文化，還有五千年來似乎一再重複輪迴的悲劇與磨難。中國的召喚是如此地強烈，這也是我長久以來如此抗拒的原因。
作者家族在北京的四合院曾經是孫越崎因爲愧疚低價轉讓，後來因爲中共搶佔而得到9萬美元的補償。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267页 - 第二部 十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246页 - 第二部 九

递上一支烟。没有介绍，没有寒暄，只是一支烟--这就是中国男性世界里通用的名片和货币。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31页 - 2、城市

2、城市
作者大學畢業後移居布拉格，一共在外國生活了十五年，每隔兩、三年才回家探望父母，她刻意和中國保持距離，在大學也不參加任何華裔美國人的組織。
作者回憶199年冬天，一堆中國夫婦在布拉格用中文找作者問路，她遲疑了一段時間：才不情願地用他們的語言回答——像是被逼迫回到我早已拋棄在腦後的世界。不清楚作者故意迴避中國，是不是和她爺爺的遭遇有關？
但是作者流利的中文卻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變得極為有用，不過即便她回到中國，也不曾拜訪自己的故鄉，因為她覺得可能一點意義也沒有。
采訪東莞副市長，見到的第一個東莞本地人，他們相互不喜歡對方，政府也不清楚東莞到底有多少民工。
參觀東莞的歷史博物館。
在東莞的巴士車經常拋棄乘客，有次作者發表開罵英語「fuck you、asshole、prick」，在這之前作者一直迴避自己的身份，不願意打「美國牌」，但是英語開罵瞬間讓司機石化...
歐美老闆對員工最好，其次是香港，然後是臺灣，中國老闆的工廠對待民工最差，而且還經常破產。
3、死於貧窮，是一種罪惡
二戰後，傳銷最早在美國興起，90年代開始在中國興起，類似美國傳教士文化。在東莞，當時的傳銷頭目一個月可以掙一萬多元。朱熔基98年下令取締傳銷組織。
4、人才市場
遇到東莞的乞丐：想在東莞討生活並不容易，也許正因為這樣，這裏的人有時候格外仁慈。我在這裏看見人們同情乞丐的善心，比中國的其他城市還要多。工人對於老人或身體有殘疾的人特別有同情心，但是對那些和他們年紀相當的乞丐則是不屑一顧。
「歧視」是就業博覽會的執行準則：老闆們挑祕書一定是女性、容貌姣好，而且是單身，男性的話是擔任特定的技術性工作。有些工廠可能不願意僱傭河南人，另外一些可能全面拒絕從安徽來的人。身高是所有中國人的迷思：一個曾經經歷糧食缺乏，甚至饑荒的國家，長得高代表一種優勢，也是地位的表徵：放眼建築工地上的民工，每一個都比將要入住他們所蓋房子的城市人還要矮一個頭。西方的勞動工人通常長得比白領階級還要高大，但是在中國正好相反——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真的可以「看低」中下階級。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117页 - 第一部 五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9页 - 1、出走

只是這樣的友情常常無疾而終，因爲生活裏的變化太多。這個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和某個人失去聯絡。
2003年，小敏從湖北農村來到東莞工廠打工，工資400塊一個星期。工作從早八點到晚上十二點，沒有休息日，如果加上加班費則可以拿到兩倍工資。上廁所的時間間隔不得低於4個小時，必須工作滿6個月才能離職，還要扣掉頭兩個月的工資。過年放假只有4天。後來小敏因爲字寫得好，換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工資漲價一倍，而且離開車間工作。她認爲：「老天爺還是公平的...」
1958年中國政府制訂了戶籍制度，七十年代末實施改革開放以後，准許農民將一部分農作物販賣，而不必全部上繳政府。1984年，農民獲准移居到小城鎮，從此移居不再是犯法。1990年，從鄉下涌入城市的民工達到6千萬人。
如今中國民工多達1億3千萬，比一百多年前，從歐洲移民美國的人數還要多出3倍。直到2003年，政府才公佈法規禁止對民工的工作歧視。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322页 - 11、我的家族史

作者回六臺，那裏已經沒有張姓人了。後來去哈爾濱拜訪她父親的堂哥張立教，他也被打右派。他們一家被下放農村二十年，兩個兒子中學之後便沒有讀書，平反後回城市當工人。說起話來全是工人的粗魯，他媽的、幹，不絕於口。張宏是作者父親的表兄，被打成右派，多年一直上訪，對親屬惡言相加。親戚們認爲他腦子有毛病：從他們的言談之間，我發現中國竟然不可思議地沒有出現更多的張宏。幾乎我遇見超過某一個年齡的人，都曾因政治因素而錯失了青春年歲，許多人仍然爲了他們的健康狀況、缺乏教育，以及家人的死亡而付出代價。但是這些人卻令人訝異地毫無怨言，當他們被問及個人感受時，反而傾向於以團體而非個人的經驗來回答，那麼多人都一樣受苦...彷佛如此就能讓每一件事合理化。我的表親們一再提到中國前總理及毛澤東當時的接班人劉少奇，即使像他這樣曾經擁有如此崇高地位的人，都遭受兩年的酷刑和鬥爭，最後在一九六九年時死於河南的監獄裏。這個人的死亡以及悲慘受辱的下場，對我的親戚們有很深的影響。他們似乎把劉少奇當成中國的基督，並懷抱無可救藥的虛無道德觀，他們覺得既然連劉少奇都死得如此悽慘，一般平民百姓的遭遇怎麼能比得上？一個“瘋子”卻不一樣：他對於自己失去的一切感到憤怒，他無法釋懷，他之所以採取行動是因爲他認爲個人的苦痛也很重要，他勇於將自己的苦難和國家總理劉少奇的苦難相提並論，他個人遭遇也很重要，而他也決定要將自己的故事公諸於世。我一直對於那些受到文化大革命迫害卻概括承受的大多數人感到好奇，爲什麼他們不曾忿恨不平，而現在我找到了一個，他還是家族裏的人。這裏有個錯誤，劉少奇當時是“國家主席”而不是“總理”。
...他們對個人的遭遇輕描淡寫地帶過，也省略了很多中間的過程，也似乎遺忘了那些重要的關鍵事件。在一個那麼多人受到磨難的世界裏，個人的遭遇似乎變得微不足道。連國家總理劉少奇都被鬥爭了，何況是一介平民百姓。
在這個國家，“正常人”選擇遺忘，似乎只有”瘋子“才去抗爭...作者發飆了，開始對現代中國的批判：現在的中國一直和過去牽扯不清，表面上對於過去感到驕傲，畢竟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身爲美國人的我時常被提醒；但是除了電視播放的清朝宮廷連續劇之外，好像也沒有人願意做更深入的討論——爲何一個偉大文明在面對西方衝擊時如此不堪一擊？是什麼讓一九五零和一九六零年代的人們，如此輕而易舉地在工作場合、在農村，甚至在家庭中互相鬥爭批判？而這些人民又如何能在事情過後一切如常地過生活？
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就是——遺忘。中國共產黨對於一九五零年末期的大饑荒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大難很少提及，鄧小平甚至在一九八零年下令，爲了全國上下的團結，過去三十年歷史記錄應該「概略而不需要细节」。這項命令使得全國人民對事情的根源不爲所知，文化大革命的慘況也因此被歸咎到幾個激進派領導人身上，而天安門抗議事件更被指是受到幾個「幕後黑手」操控的結果。「一切就讓歷史來決定」每當提到這些議題時，人們總是這麼說，彷彿這些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而非他們親眼目睹或是參與的近況。
遺忘也是個人的選擇，很多人用這樣的方式讓自己和過去一刀兩斷。對離開中國的我的家庭來說，拋下過去遠比沉溺在哀悼祖父逝去的生命還要來得有益；而對留在中國的親戚來說，與其問他們被犧牲的年輕歲月，還不如談論劉少奇的遭遇比較好。民工就比較簡單了，他們掙脫了家庭、歷史的牢籠，他們的過去就像換名字，或是說一句話一樣簡單。
過去好像只有一個又一個痛苦的故事，戰爭後有個男人在火車站被暗殺；一個女人在她的村子裏被打死；一個女的到廟裏抽了一支「下下籤」。這些苦難總有一天會受到歷史的譴責，中國文化裏有深厚的自我反省本能。或許在遙遠的未來，中國能夠領悟到這個曾經身陷歷史泥沼的國家，正從中掙扎而起，並即將自由地悠遊。這個「歷史反省」不也是一種「讓歷史來決定」？
作者第二次回六臺，因爲那裏還有一戶張家。他把自己整理的族譜和家族史交給作者。裏面提到張立閣被批鬥的慘狀，而他正是被親戚張奉恩舉報，張立閣曾經爲張奉恩張羅婚事，但張奉恩恩將仇報。
關於中國的「族譜」：從傳統的中國祖譜上，能追溯至一個家族歷史的「使遷祖」，也就是第一個個從別的地方遷居至目前後代居住處的祖先。追求地位的家族可能從中找出他們和古時有名人士的關係，但是這種虛假的關係等於出賣了自己的祖譜，所以只有由遷居的第一代所記錄的祖譜，才具有真實性。一個家族的歷史就在一個人離鄉到了某個地方定居開始，他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開啓了新生活。
中國的祖譜記載於一千年前的宋朝開始流行，這是儒家重視家庭的表徵。祖譜撰寫的目的是用來記錄家族成員的美德和良善，不過一如共產黨的宣傳伎倆，祖譜通常只強調正面的史蹟。丈夫死後再嫁的寡婦因爲違反儒家善良風俗，所以不會被納入祖譜；無子嗣的妾和出家的兒子也不準寫進祖譜裏。被族譜排除在外的壞事有一長串，根據清朝頒佈的規矩，包括：違背祖訓、漠視社會階層的婚姻、暴力行徑、嫖娼、共謀叛亂、叛國通敵、異教邪說、欺瞞犯上...
然而這就或許就是族譜的祕密，也是爲什麼這項私人記錄的傳統得以流傳千年的原因。藉由只記載基本的訊息——名字、妻子、兒子、墳址，祖譜維持了人類生存的秩序與和諧，但是卻將真實世界中的不當行徑或者不應當存在的行爲摒除在外。
作者後來到瀋陽見到了張宏。他要計劃寫一本關於家族史的書，他計劃寫三部60萬字，而他當時只寫了6萬字。他痛恨毛澤東，但經常引用毛澤東語錄，他痛恨共產黨，卻是共產黨的一員。
五十萬右派分子中有96人沒得到平反。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310页 - 第二部 十二

笑。〜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163页 - 第一部 七

妇联那句...

《工厂女孩》的笔记-第303页 - 第二部 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