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那十年》书评

把一些评论性的文字都删除了

当然，删除以后，也许显得更客观更稳妥了，也不妨碍阅读。但是删除了好多注释，显得行文没有那么严谨了。　========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汪的历史评价问题，主要也就是如何看待他投日的问题，我这里可以先简单指出几点，留待我们后面慢慢求证。 　　第一，除了崇日亲日外，汪骨子里是个容易理想化、感情用事的文人，一旦碰壁又容易心灰意冷，所以拥有“如毫无骨气，感情用事，意志不坚，时冷时热，变化无常等劣性”（蔡德金语），所以他由党的领袖竟慢慢变成了给蒋提鞋和擦屁股的了。这些是他人格方面的悲剧渊源。 　　我对于汪的外表也不是很以为然，感觉若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就不应该如此讲究，虽然不必如王安石那般邋遢、龌龊，但如此风流范儿、文士范儿也不像政治人物的做派，与民国的痛苦民生很不相宜。当然，这也许只是本人的一种不成熟的直觉。 　　第二，受陈璧君的不良影响。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权力欲很盛的人，她在背后不断地煽动、怂恿汪，投日之举也多半是出于陈璧君对蒋的憎恶；陈璧君一副慈禧太后范儿，在后来的汉奸群中就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即“没有汪夫人，汪先生不能成事；没有汪夫人，汪先生也不会败事。”【27】 　　家庭因素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往往是很大的，政治人物也不例外，世人常常讲“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反之，也往往站着一个善出幺蛾子的女人。 　　第三，汪对时局的过分悲观及对民生的揪心。“九•一八事变”之初，汪还算是个主战派，可是他眼见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严重，各军阀相互倾轧，尤其军队战斗力极差，严重缺乏抵抗意志，虽不至于一触即溃，但也往往作鸟兽散。汪眼见张学良等人视抗战为儿戏，抗战必亡的悲观情绪也由此种下。 　　及至抗战爆发，眼见国军主力受到重创，国土不断沦丧，人民遭遇巨大的牺牲和苦痛，汪不忍坐视，为了中日两国的福祉（他认为日本的大敌不是中国，而是苏俄，中日交战只会便宜苏俄【28】），所以他愿为两国间的和平奔走；就算达不到目的，让自己去做汉奸头子，卖国也会比那些没有气节、没有底线的真正汉奸要有限，他自认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曲线救国”。 　　陈公博便为汪辩解称：“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的替国家打算，如何的替蒋先生负责……” 　　第四，汪意志不够坚定，旗帜不够鲜明，尤其是能力有限，好心也不一定能办成好事，陈铭枢就批评他是“一会东风，一会西风，而且容易被人利用”。本来汪的初衷应该是和日，但是由于日人的背信，以及汪本身的妥协性、软弱性，也就成了一种变相的降日。 　　亲历过其事的日人犬养健在回忆录中这样惋惜地说道：“本来，在陆军头脑中早就有一种成见，认为汪精卫是为了掩盖曾说过‘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为代理人的，因此，即使决定和平条约内容的交涉委员，在谈判中也丝毫不想给汪精卫以最佳条件。他们认为，这一道好菜，是蒋介石本人出场时的‘供品’，若给汪，有些可惜。这样一来，汪的处境就槽了。面对日本陆军如此严重的违约和冷遇，汪耗尽了毕生的政治本钱。”（《扬子江仍在奔流》） 　　汪对于特务机关及军队的统驭能力非常有限，这也导致了他无法实现初衷。 　　对于张发奎等人而言，汪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汪不是以权势拉拢人，而是以精神感召人、以主义吸引人，而且他们都是地域观念严重的广东人（据说与粤语的难懂有一定关系）。张曾说过：“1926年5月9日，汪精卫受该事件牵连而离开了广州。我强烈感觉这对他不公平。此后我对他的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演讲感动了我，我认为他是仅次于孙总理的演说家，他的品格令人仰慕。”【29】 　　然而，汪却也是个缺乏责任心的人，张发奎等人誓死追随他的反蒋、护党旗帜，可是汪却对他们缺乏应有的关照，以至于弄得张等人逐渐心灰意冷。 　　第五，汪的不怕死的精神。早年他就以不怕死而闻名于世，晚年又经历了1935年的那场暗杀，生命随时都可能不保，所以他才抱定了牺牲的宗旨，认定了：我连死都不怕，还会在乎什么权力吗？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本来他完全可以不操心每况愈下的国事，更可以一走了之，像陈公博在抗战前期那样明哲保身，起码不要被千夫所指。可是他认定了某些人的抗战的“高调”是一种阴谋，民众是受煽动和愚弄的，他非要趟这个“浑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第六，前文中已经提及，汪可能是受到日本文化感染，有一种烈士情结和英雄情怀，有人为此分析道： 　　 　　“他一直相信自己能以不寻常的方式，再度为国牺牲，甚至期待着再度成为烈士。化革命的激情为治国的耐心，本是革命者转型为政客时经常面临的困难，汪氏虽以调和妥协见长，却似乎难以抗拒“烈德”的引诱；即便已在赴欧“小休”途中，他的诗里还有“劳薪如可热，未敢惜寒灰”之句。此一浪漫而特殊的自我期许，种因于辛亥革命时期，而其投影，则在汪氏民国以后历次政治抉择中，隐约可见。”【30】 　　 　　长期以来，国共双方都将汪视为民族罪人及卖国贼，国人更指斥其为秦桧之流，可是偏偏日本学者为其大鸣不平，认为汪是个爱国人士——可不是指爱日本人的国、爱蒋介石的国哟！ 　　现在来看，汪的投日行为，也很有可能是经蒋默许的，种种迹象表明，蒋是有意放汪一马的。如此一来，就等于是国民党把注压在了两头，不管抗战前途如何，国民党都不算输家。而且即便将来政府再次如宁汉合流，汪对于权谋老到的蒋的权力也不会构成多大的威胁，何况他投日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反共。 　　但是无论如何，汪的行为都分裂了国民党，分裂了抗战的力量，而且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还一味坚持反共，手腕明显缺乏灵活性，这就难免给国人造成一种“汉奸”的印象，给某些人的误导宣传以口实。至于他究竟是不是汉奸，是多大的汉奸，在充分地洞察过历史的真相之后，相信每个人都会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有些人把民族尊严看得很重，有些人则把人民的安危利害看得很重。如今为汪盖棺定论一样为时尚早，不妨几十年后再看。毕竟有些真相还需要澄清，毕竟文化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法做到统一思想。 　　毫无疑问，汪是个优柔寡断的、善变的人，以此也颇为人所诟病，陈公博也跟他相似。前面说过，孙科也以善变著称，固然有些自身利害的考量，但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局势与思想观念的因素。 　　其实这也是一种不恤人言、不媚时俗、勇于追求道义的表现，梁启超也善变，但那是一种自我坚持、不迎合权势的探求真理的勇气：就算世人皆轻我罪我，我亦不悔，只要千百年后尚有一个知己懂我怜我。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抱负、政治责任感与政治野心等，在汪身上不易区别。野心分子善使阴谋诡计，但这明显不是汪的长处；而且野心分子大多初衷不善，但是汪也非如此。只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无疑的，就是汪的个性不太适宜搞政治，所有的悲剧即由此而来。 　　“精卫填海”虽然其志可嘉，终究无异于愚公移山。然而，汪不过是这个时代无数悲剧人物中的区区一个而已，如果说他动机纯正而方向不对的话，那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是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的。悲剧莫此为大，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27】转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28】这里也可以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的话来作某种印证：“我从来反对与中国进行长期战争……我虽然有如此想法，并四次出任军司令官，这种与友为敌的命运，真使人啼笑皆非。”【29】《张发奎口述自传》【30】《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汪精卫与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