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辛丰年
出版日期:2014-8-20
ISBN:9787208124310
作者:辛丰年,李章
页数:280页
内容概要
辛丰年
本名严格，1923年生，江苏南通人。早年在军中从事文化和新闻工作，1980年代始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撰写大量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已出版有《乐迷闲话——欧洲古典音乐侧影》《辛丰年音乐笔记》《钢琴文化三百年》《阿• 鲁宾斯坦缤纷录》《如是我闻》等十余种著译。
辛丰年自述
我生于1923年，我原本完全不爱好音乐的，只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我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月光》，那是我听音乐的第一课，当时我还完全没有听过其他的外国音乐，连一部小品都没听过，比如现在很容易听到的《致爱丽丝》，小孩都懂——就这样，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喜欢上了《月光》，我听不懂它，但是我相信它没有欺骗我，不是在糊弄，那音乐一定是想说些什么。
似乎很多人都是从小从《命运》开始了解了一个粗犷有力的革命的贝多芬，而不是《月光》。可贝多芬其实多么复杂啊——你如果把他的交响曲1至9号认真听一遍，就有9种不同的面目和性格，他还有32首钢琴奏鸣曲，另外还有数十首弦乐四重奏，还有些不重要的作品——那一共有多少个贝多芬呢？一个聋子有这样的创造力，也使你不得不赞叹西方音乐是个了不起的东西。
听音乐一定要认真。现在许多音乐爱好者很满足于随意性地去听，不想去尽可能地去了解创作背景和乐理方面的知识，没有办法深入进去，明明可以弄懂，却不去弄懂。就这么听听而已，再看看一些很肤浅的介绍，甚至就是看书，并没有听。
以前我常常劝人，要么就不爱，要么就准备为“听音乐”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时间和精力。因为音乐并不是“背景音乐”，当背景来听也必然是肤浅地听，我很不赞同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别的事情，我习惯专门地去听它，完整地听下来，不能做别的事情，有时候为了集中精力，我站着听，我知道国外很多人听音乐会，买不起票，买站票，站着听，不觉得累。像瓦格纳那样大演三天三夜，你站着也不会喊累。
李章
李章，1953年生于江苏徐州。上海音乐出版社退休编辑。编过十年余（1989-1999）《音乐爱好者》杂志；另责编有《辛丰年音乐笔记》《陈丹青音乐笔记》《朱践耳交响曲集》《音乐之道的探求——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及《管弦乐配器教程》等书谱。
书籍目录
目录
知音/严锋
辛丰年的信（代前言）/李章
1990年（辛丰年6通）
6月4日、11月1日、11月20日、
11月27日、12月5日、12月24日
1991年（辛丰年17通）
1月21日、2月13日、2月22日、
3月14日、4月6日、5月15日、
6月5日、6月21日、6月25日、
8月3日、8月16日、9月2日、
9月15日、9月16日、9月17日、
10月27日、11月10日
1992年（辛丰年2通）
1月3日、8月30日
1993年（辛丰年8通）
1月7日、3月10日、5月9日、
5月31日、6月14日、9月4日、
夏、10月25日
1994年（辛丰年6通）
2月26日、3月12日、6月13日、
7月19日、9月23日、11月2日
1995年（辛丰年6通、李章1通）
1月16日、3月12日、6月29日、
夏、9月13日、11月11日、
11月18日
1996年（辛丰年7通、李章1通）
2月28日、4月24日、5月26日、
8月27日、11月17日、11月21日、
11月24日、12月25日
1997年（辛丰年10通、李章9通）
1月14日、1月19日、1月24日、
2月24日、3月10日、3月27日、
4月23日、5月5日、5月7日、
6月17日、6月21日、7月6日、
7月7日、8月5日、8月10日、
9月10日、9月20日、10月7日、
10月11日
1998年（辛丰年2通）
3月19日、4月20日
1999年（辛丰年4通、李章1通）
2月21日、5月24日、7月14日、
8月18日、9月3日
2000年（辛丰年2通）
3月12日、9月1日、
2001年（辛丰年2通）
2月12日、4月16日
2004年（辛丰年3通、李章2通）
1月7日、1月12日、11月16日、
11月30日、12月21日
2005年（辛丰年2通）
2月25日、8月30日
2006年（辛丰年1通、李章3通）
11月5日、11月24日、12月19日、
12月25日
2007年（辛丰年1通、李章2通）
5月10日、9月8日、9月12日
2010年（李章1通）
7月18日
2011年（李章2通）
9月18日、10月30日
2012年（李章6通）
3月29日、4月28日、5月2日、
5月9日、8月22日、10月31日
附录：辛丰年发表在《音乐爱好者》上的文章一览
编辑后记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古典音乐评论人、作家辛丰年与上海音乐出版社退休编辑李章多年来通信结集。全书共计约12万字，情感真挚，文字平易。主要涉及作者辛丰年与《音乐爱好者》杂志编辑李章就约稿投稿、杂志编辑工作、古典音乐赏析、中国近现代乐人乐事、外国乐人乐史等方面展开的探讨和议论，并兼有各 种世事阅览、人情物理、生活感悟等。
封底文字
可能我正受到您《兼听则明，冷暖自知》文稿的影响，跟同时演出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一比，《西班牙》就是华丽，别的就没剩下什么了。而我以前是多要听《西班牙》呀！总谱也曾背过的，当时我特别迷里面的小提琴Solo。其实他们演奏得最“原本”，一开始全奏就出我意料，主要是齐。齐，其实很不容易。还有铜管的和弦短促有力，刀切一般，又有弹性。短，其实也不容易，尤其发音迟滞的长号、圆号等。
你说《西班牙》只有外在效果，我倒觉得它比《天方夜谭》耐听，有热力，有较真的意境，可能因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对西班牙的乐与舞感受深于“东方”的？“伪西班牙”胜于“伪东方”。此作之配器当然是很有听头的，可惜总谱上有的东西，唱片上听不见。例如弦乐的泛音，这次你听出没有？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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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丰年：人间处处有音乐时代周报 | 227期 本报记者 李怀宇2013年3月26日，老乐迷辛丰年在南通去世，享年91岁。去世前一天，小儿子放了《蔷薇处处开》等几首歌给他听，他像初次听到一般，欢喜赞叹：“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辛丰年生于1923年，1980年代重新开始写作，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曾结集出版《如是我闻》、《请赴音乐的盛宴》、《乐迷乐话》等。其文其书，成为诸多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宝典。梦想“公园里都放贝多芬”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名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辛丰年回忆：“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看了《月光曲》的故事，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当然也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就是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音乐是没有用处的。我只是一个乐迷，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或者当一个演奏家，那就有用了。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这也是很惭愧的。”许多年以后，很多人读了辛丰年的《乐迷闲话》而慢慢喜欢上音乐。辛丰年却说：“我懂的很有限，除非他们自己再去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音乐这东西，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对这种时尚也是很失望。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社会上人的兴趣都提高了，这是很让人愉快的。现在完全怀疑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的利润了。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辛丰年当年的梦想是：“将来我们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好的音乐，公共场所、公园里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这多好啊！”而在晚年，他说：“现在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噪音了。想不到，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1945年4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辛丰年的眼睛高度近视，几乎没有拿过枪，在军中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他回忆：“一开始我当个助理员，就是所谓干事，最后就是当了个小官—副科长。没有什么意思，幸亏没有当大的官，大的官在‘文革’当中打击会大一点。大官要管的事情就多，就肯定要犯错误。”1970年，辛丰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他在部队里自学过俄语，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苏联电影剧本中就有一部《夏伯阳》，有空时，辛丰年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儿子严锋听。严锋很感兴趣，要父亲把它翻译出来，辛丰年便将这个不太深奥的电影文学剧本翻译出来给儿子。在部队时，辛丰年也迷音乐，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他说：“这是‘封资修’中的‘修’，但是在19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进口好多唱片，我去买了好多，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很贵，但是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所以买得起，也不能公开地听。上班不能听，下了班回到宿舍里，周围都是同事，也不能大听。后来‘文革’中还算这个账，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但是，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放在行李里，带到乡下去。唱机也带去了，但是到了乡下，也没有可能放。所以听音乐也是很艰苦的。”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1976年平反，53岁的辛丰年主动要求退休，在家带孩子、读书、听音乐。退休后的辛丰年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开始把心得写成文章。1987年，辛丰年的第一本音乐随笔《乐迷闲话》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乐迷中影响深远。关于音乐的资料，辛丰年解释：“这个资料就等于‘文抄公’了。也不是照抄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盗版书店—光华书店，不用买版权就能够影印外国书，大量地影印了音乐书和谱，后面印上‘内部交流’，怕外国人追究版权。我大开眼界，中国这方面的书太少了，我就尽量地买光华书店影印的书，也请朋友到浙江图书馆借英文原版的书。凡是有机会买到的英文原版书都买，国内的书当然是有什么都买。再加上乐谱，我的音乐知识就丰富了。我是经过这些东西来掌握资料，但有些还是要经过自己消化。原来我的书上都写在前面：本书资料取自哪里。我非常感谢那个短暂的盗版的春天，只恨那时候买的不够多。”有些书买不起，辛丰年就托人到图书馆借书，特别是将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资料借来复印。有一些在外国打工的朋友，则帮他买一些外文旧书。他兴奋地说：“朋友以前寄来一本最新的《莫扎特传》，最近还寄来了一本英文的《贝多芬传》，这些都是好厚一本，看起来真教人高兴哪！我不怕资料多，只怕资料少。国内爱好音乐的人，能够接触的音乐资料太少了，因为我们出版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我做的工作假如可以算是音乐普及工作的话，就是从资料里‘批发’出来，然后自己消化消化，尽量地‘零卖’出去。自己必须有一些体会，否则的话也写不好的。恐怕和真正搞音乐的相比，那就是差远了。国内专业的人，他们又不肯搞这个工作，他们很忙，总是抽不出时间。外国的音乐大师，常常写一些普及性、启蒙性的书。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乐迷很难的。”至于那些音乐设备，辛丰年使用的都不是高级器材。1980年代初期，他也听过韩国短波台播放的古典音乐。“设备说起来也可笑的，直到现在我也享受不了那种最高级的设备，就是次高级的也享受不了。我对这些设备隔膜得很。有些人说顶级设备的效果怎么样的好，我就始终没有机会去听，我也不去追求这些。因为我们很早听的都是很差的唱片，那些老唱片现在就不能入耳，录音的效果是很差的，就是靠那个东西得到了享受，而且现在我想起那些老唱片，都很留恋。但是人家还是愿意听那些老唱片，老唱片有当时的氛围，当时的风格。现在有些人欣赏音乐，也欣赏一些由老唱片翻过去的音乐。当时的唱片很贵的，有些我也买不起，始终是跟不上时代的。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现在的音乐爱好者听现场的演奏，或者到外国听音乐会，最差的也有很高级的音响，我这些都没有。我就是听听唱片，而且差不多都是盗版的。”辛丰年退休后凑钱买了一架英雄牌钢琴，下决心自学钢琴，几年后就能够“乱弹琴”。他说：“我也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弹，弹起来还引起邻居的不满。辛辛苦苦地自得其乐。”在听音乐的时候，辛丰年绝对不做别的任何事情。“我看别人一边做什么事情，一边听音乐，我是很反对的。我自己听音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坐在那里，甚至是站在那里听。我就觉得很舒服。如果是有朋友来，也是爱好音乐的，我就请他听。现在假如有谁没兴趣听，我就不听，何必呢？假如是发现他在听的时候不太有兴趣听，我就不听了。”晚年对声音敏感：这是重要史料听音乐之外，辛丰年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晚年，辛丰年为了看书，甚至把音乐戒掉了。 “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他说，“抗战的时候，我也听音乐。那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现在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希望，虽然并不说是绝望了。”2006年8月22日下午，我第一次从南京坐汽车到南通采访辛丰年先生。当时辛丰年先生的忘年交严晓星同座，宾主相谈甚欢。辛丰年质朴的风度使我念念不忘。2007年7月8日和9日，我又专程到南通拜访辛丰年先生。辛丰年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曾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一些文化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初次见面时，我带去了采访贾植芳先生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说，“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贾植芳是辛丰年之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贾师母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泪，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一细节出自严锋名文《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辛丰年晚年主要读历史书。对一些口述历史和回忆录，辛丰年读得兴味盎然。我曾经建议辛丰年写回忆文章，并聊到钱锺书一个有趣的说法：“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力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辛丰年说：“我自己现在要回忆，好多事情都搞错了。当然我不会去想象，写回忆录的人常会想象，这一点就要防备了。”而对回忆中的细节问题，辛丰年感慨：“历史当中细节是很重要的。常常细节比概括的回忆还要重要，一两个重要的细节就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但是如果在细节上搞错了，而造成人家的误信，就不好了。好的回忆录是宝贵的。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时代久远了就湮没，你要抢救一些。闲谈中，辛丰年不忘对声音的敏感：“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我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哪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影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声音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
今世惟此苦吟才——我所知道的辛丰年先生 刘绪源 辛丰年先生走了。 有人将此视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读书》杂志为代表的优美文风的一个告别式。我则并不那么悲观。我以为，一种优美文风，正如潮之起落，月之圆缺，不可能总是圆满，却也不容易真的消逝。到一定时候，它又会重现光华。中外历史上，有“古文运动”，有“文艺复兴”，这都是借过去时代之文、之艺，推动今日文学、艺术、思想之变革，而同时，也意味着早已湮没的文风的重现。 1. 专家之上的文人 长年避居南通一隅，一向少与外界交往的辛丰年先生，会被那么多读书人所关注、所仰慕，确与《读书》杂志有关。 1987年1月，三联书店推出辛丰年先生第一本书：《乐迷闲话》，副题为“欧洲古典乐坛侧影”。此书小小巧巧，十万余字，内分十章，含闲话钢琴、闲话小提琴、闲话唱片音乐文化、闲话乐谱等等。这是很好读的书，叙述清浅生动，充满西方音乐故事。此书印数不低，初版印了一万册，当时一般图书印数早已急转直下。严格地说，这是一位大文化人听乐和读书的笔记，它的正确身份，应属“书话”(作者在前言中告白：这是他研读三种音乐百科全书式英文著述的随记)。当时多看成一般的普及音乐知识的书，未引起特别关注。 真正让人注意这位作者奇特价值的，是他从1989年7月起在《读书》开设的专栏：门外读乐。虽说“门外”，但一下笔，就显得十分专业，而且中西兼通，娓娓而谈，跌宕有致，兴味盎然。第一篇《读曲听心声》，说自己是西乐迷，但在小小的藏书中可以找出三本《梅庵琴谱》，第一本印于六十年前，第二本是1958年重印本，第三本是近年出版的；此外，在“文革”劫灰中还损失了两本，所以，这一琴谱他共有过五本。这开头十分抓人。随后写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他二十多岁，原本是乐盲，忽然发现了西洋音乐的美好天地，又被古琴所吸引。他不信“古琴最难学”，也不信“梅庵”天书难解，就凭着王光祈一本《翻译琴谱之研究》，硬把书中一些小品翻译成五线谱，并借来一张“声如木石”的旧琴，开始自弹自赏。这以后没再接触古琴，主要兴趣也在西方古典乐，可每逢爱乐知己，总要怂恿人家听琴，因为他发现：不听古琴，就不会相信世上还有西方管弦乐所不可取代的奇妙乐器。接着写了他听《平沙落雁》和《潇湘水云》的亲身感受，尤其是后者，写得惊心动魄，结合了他在上海“孤岛”时期观史剧《正气歌》的体验，点出了音乐中的巨大内涵。他的文章是真正的美文，通篇是有情的叙述，几乎找不到抽象的概念，但其实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只不过如盐之在水，自然消融于骨子里了。他说，听乐而能引起“共振”，正如读画能感受到“湿闷空气”或“觉有暗香袭来”，这心理效应可以得到解释，并不玄虚。古乐产生于历史，“历史感犹如电击”，这是“乐中之史”，是它能打动人的深层原因。作者在这第一篇专栏文中写下的话，透露了他一生思考的大问题，这在他晚年又有重要发挥，可惜未能做成更大的文章。后文对古琴曲的逸佚与琴师的“手传心授”，以及古琴的生产制造以至“壮胆革新”，也谈了很内行的意见(他认为古琴上弦是麻烦事，似可改弦更法)，这些意见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下面这段文字，在他笔下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之所以说琴有特殊功能，别的乐器不能及，根据在于：它虽然靠弹拨来发音，却能在不设品、柱的指板上通过移指、滑指的办法来变动其音高，从而取得完美的“圆滑奏”(legato)效果(但又不像“单弦拉戏”之类的单纯模拟唱腔与语调)，向歌吟之声靠拢，有利于发挥歌唱性。再加上它能运用“散、实、泛”音不乏音响的对比与衔接，变幻其音色与浓淡。而“吟、猱、绰、注”等多种指法的应用，既强化了歌唱性，又形成了特殊韵味。初听古琴，会觉得它的音响并无耀眼的光彩(竖琴则相反)；熟听，便像水墨画的“墨分五彩”，色调复杂微妙。种种特色，综合成了古琴的语言…… 这种文字，没有大量听乐感受不行，没有对琴的亲手操作，没有对音乐原理的深入了解，也不可能写出。后文还有更精彩、更意想不到的内容。他在说尽古琴的好处后，忽又提到对“骸骨迷恋”的警觉：古乐虽好，毕竟只是“单音音乐”，中乐自古就是“旋律单线条的平面织锦，不曾演进为多声的和声复调”。这真是点到了民乐的要害！当然能说出这一点的专家必定很多，他的可贵和独特处，是从往昔大量的阅读中找出了既易见又稀缺的材料。其一是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有《绍兴琴派》一文，谈到“四人共弹”时得意非凡，作者认为这恰是古人见识僻陋之处：“哪怕百人百琴如出一手，又如何？齐奏而已，无非放大了音量。”其二是清人刘鹗的《老残游记》，其中有老残之弟夜访黄龙子一节，从无人道及，写的却是一场“室内乐”，此乃“多声合奏而非齐奏”，作者认为，“在中国写乐的文字里，怕还是头一次哩”。读到这里，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满足：我们读出了作者之博之杂，又读出了他的深和专；文字是那样优美雅致，表面不涉理路，其实有深刻的思考在层层推进，全文仍以见识取胜；读来情感起伏，多有所获，却又思路大开，遐想不止。读谁的文章能有这样的满足感？我想到的第一人，就是知堂。但知堂散文有时过涩，门槛更高，排斥了许多初遇的不适者，辛丰年的文字更显平白温润，更具亲和力。 第二篇专栏文是两个月以后，发在1989年第9期《读书》上的《如是我闻贝多芬》，从四十多年前自己初听《月光曲》展开全文。他在“文革”中被发配充军时，还斗胆夹带了两本交响乐的钢琴谱，以及一部俄文版“贝传”(作者是曾任法国总理的赫里欧)。从这样的传奇经历写到长期“听贝”、“读贝”的感想和思考，此文同样引人入胜。第三篇《一花一世界》，发表于同年12月号，写一组迷人的音乐小品，其中有《回想》，有《少女的祈祷》，有舒伯特《音乐的瞬间》、贝多芬《致爱丽丝》、门德尔松《春之歌》、圣桑《天鹅》……文章和这些小品一样可爱。到这时，辛丰年当真抓住了大批有心的读者。 人们这才由这个陌生的名字，由这个神秘的作者，反观他前几年出版的那本《乐迷闲话》，也才发现了它和普通的音乐知识普及读物的不同。 是的，那时出了不少谈音乐的书，除音乐圈内的专业书外，还有两种较受欢迎：一是音乐专家写的普及书，比如像钱仁康教授介绍交响乐的小册子；二是作家写的谈音乐文章的合集。对后一种，音乐圈内是不予置评的，也就是说，与之严格划清界限。可是，我就亲耳听到过钢琴家赵晓生和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对辛丰年先生文章、著作的盛赞，前辈音乐专家吴祖强还曾为他的集子写序。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看得出这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文章；然而它们不同于音乐专家所写的，它们谈音乐，也谈音乐以外的种种，将音乐与整个人类文化联系了起来。中国本来有着悠久的文人传统，进入现代社会后，专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五四”后那些大知识分子，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钱钟书等，既是专家又是大文化人，是“专家之上的文人”。他们的存在，对保持一个时代的高尚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杂志周围那批优秀作者，如吕叔湘、费孝通、张中行、金克木、舒芜、黄裳等，无一不是专家之上的文人——辛丰年也是其一。后来《读书》改弦更张，有一段时间努力突出“社会科学”，强调“专家化”，让年轻一代“专家”挤走“文人”，致使销路渐跌，刊物也没以前好看了，直到十年后才发现缺失并再作变更。其中如有失误，也就是看差了一点：专家之上的文人，事实上高于专家——那是须专家们修炼多年才可能(不是都能)达到的境界！ 2. 奇特经历，低调为人 在人们只知辛丰年之文而不知其人时，在复旦大学发生过一件趣事。中文系的吴中杰教授听说在读博士生严锋的父亲从南通来，住在校内，这位老人很懂音乐。吴正愁找不到行家给自己的研究生谈谈音乐，就让严锋去请他父亲讲课。不料两天后严锋来报，其父不善交际，怕见生人，已逃回南通去了。到这时，吴教授才知这位老人就是辛丰年。他也因《读书》而迷上了辛丰年的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过辛丰年的书。不久后，吴教授由严锋陪同，专程到南通拜访了辛丰年，写出了《市嚣声中听雅乐》，发表在《文学报》。人们对辛丰年的了解，最早就是通过吴中杰文章和严锋的《辛丰年其人》(又题作《我的父亲辛丰年》，曾作为《辛丰年音乐笔记》代序)，以及《读书》编辑赵丽雅(即扬之水)以于飞笔名发在1994年第9期《读书》上的《辛丰年和Symphony》。 辛丰年本名严格，这一笔名取自英语单词交响乐(symphony)的音译。据严锋说，辛丰年的父亲是个小军阀，曾把大军阀孙传芳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做过孙的混成旅旅长、上海戒严司令和淞沪警备司令。后来下野，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做寓公。辛丰年和他哥哥小时候的家庭教师中，就有后来的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对于上一代，辛丰年有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1945年4月，他从上海乘小船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他先做文化教员，后又到文工团工作。他是个老而不大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行政级别制时，就一劳永逸地被定为十五级。几乎所有的老战友都说他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对理想和事业也无限热忱。然而在“文革”中，因为说了几句关于林彪集团的话，便被打倒，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在砖瓦厂接受监督劳动。到了晚上，他就读鲁迅和《英语学习》等书。看书累了，就拿出小提琴拉几段，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林彪倒台后，得以平反，复员改转业。本可官复原职，但53岁的他提出提前退休，他要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这损失就是时间，自己的时间！退休手续办完，他拿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全买回来。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连吃饭时间他都在看书。还有就是听音乐。先是听韩国短波台的古典音乐，以后买了盘式录音机，又买了夏普四喇叭“立体声”，接着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古典音乐。到1994年，有了CD唱机。因许多唱片买不起，他买了大量乐谱。读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那是在自己头脑中；当然最好能用乐器摆弄一番。1986年他买来一台钢琴，63岁的他开始学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他学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增进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也就是在读书、听乐和练琴时，他开始酝酿一篇篇“门外读乐”的美文。 关于他的读书，有一点不得不说。他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一切靠自学。他能通读俄文，精于英文。就在办好退休后，有朋友从远方寄来一部厚达1187页的原版《牛津乐友》(这就是《乐迷闲话》前言中提到的《牛津音乐指南》)，书是从图书馆借的，限期归还。他一看真是好书，便如饥似渴边读边抄(那时还没条件复印)。因写中文比写英文快，他就读英文，写中文，就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部厚书完整摘译了一遍，从而大大提高了阅读和翻译的水平。据杨燕迪说，辛丰年还曾借了保罗·亨利·朗的英文原版《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全本复印(复印件重达十几公斤)，细细研读。此书后由杨燕迪等译成中文，有120万字。这位低调的老人，在南通尽其可能寻找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和书，用自学的英语读、抄、译……并将其中最好的内容，拌和着自己的艺术体验与生命体验，精心结构，反复推敲，奉献给天南海北从未谋面的同好。所以，他的文章，虽不离乐，却都是广义的“书话”。这也就是他《乐迷闲话》《如是我闻》《钢琴文化300年》《辛丰年音乐笔记》《不朽的人与乐》《处处有音乐》等等著作的来源。 3. “历史中的声音” 怎么也没想到，自2006年起，我有幸成为对晚年辛丰年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位编辑。我开始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很快收到严晓星转来的文稿《书架即景》(这篇名是我编稿时代拟的)。文章极好，写的是去年一年所读的几本书。一看文末署名：辛丰年！顿使我大喜过望。文章很快在头条位置发出，由此我和他取得了联系，主要是通信，也不时打个电话，有重要事则请晓星兄跑一下腿。那几年里，辛丰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由我处理了，他写来过十余篇稿子，短的一千多字，最长的有四五千。开始时一年会有三四篇文章赐我，到后来，越写越慢，半年才能写成一篇，最末一篇《咀嚼〈陶庵梦忆〉》，两千二百字，发表于2009年5月，差不多磨了一年。他作文之认真、艰苦，到这时我才有真切体会。 当初一读《书架即景》，我便被感动了。他因自己能读到两本英文原版巨帙——古德曼著《莫扎特传》(1999年版，900页)和托德著《门德尔松音乐传记》(2003年版，700页)，深深感恩：“短短一年中竟有偌大眼福，对一个渴望新知然又无书可借的乐迷兼书迷来说真是交了好运！”又因儿时读过伍光建译本《克阑弗》，六十年来常盼重读，这年不仅读到，还找来英文原版对读，进而得陇望蜀：“是否在老眼昏花的暮年再读到他译的《孤女飘零记》(即《简·爱》，茅盾所激赏)、《狭路冤家》(即《咆哮山庄》)，还有至今未见别人译过的《洛雪小姐游学记》(同样是勃朗特之作)呢？”这种书痴心境，真是迷人。 他是极端认真的人，读书、听乐，对于他都是天大的、必须一丝不苟的事。对曾经读过的书，他怀有真情，一如对待离家的子女。一聊起感兴趣的书，虽是在电话里，我也能感到他眼睛发亮，声音也变了。他曾向我借《赵家璧文集》，因其中收有他从前读过的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和《室内旅行记》。我在一本小书里写到捷克画家兹德内克·米莱尔1957年的成名作《鼹鼠做裤子》，这引起了他的回忆，马上托严晓星帮他去买此书的新版。他晚年的文章里，到处都是对书之情、之思、之忆、之盼、之满足或不满。 其实这时，他已经不再听乐，对自己一生中花那么多时间听音乐，他有点后悔。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听音乐把读历史的时间占掉了，我有那么多书来不及读！我现在应该读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音乐没有什么用，当然写成文章还有点用。看来，他是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所起的作用太小，他想知道更多的事，弄清更多的事，也想把长期积累的更多心得告诉世人。但他的时间确实不多了，加上身体不好，白内障严重(动过手术但很快失效)，眼睛易花，手又抖得厉害，有时翻书也困难……他要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最想看的书上。我曾提到一本极精彩的长篇新作，他略一犹豫，即说：“小说我不看了，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了。”他那时主要读传记和回忆录，多是历史方面的书。但他读书计划仍然庞大，在他生命最后几年，还一再表示：“《鲁迅全集》我一定要再读一遍，我相信会读出新的感觉。” 他晚年的文章，集中于一个题目：历史中的声音。他写梁启超，写李叔同，写丘吉尔，写梁武帝，写夏丏尊，写陈歌辛，写苏东坡和张岱，看起来题材分散，其实都是写历史的关键时刻，所留下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几句话，那是人的心声，也是历史的刻痕。他以自己听音乐的敏锐耳朵，在史书中寻觅这心声和刻痕。在一篇《听古人说话》的短文中，他指出了与鲁迅相同的发现：历史中到处写着“吃人”。 他其实有着极为深入独到的史识，但他还未全部写出。我直觉地感到，他的拼命读史，并非只为写一本《历史中的声音》(这一本也没最后完成)，他一定有更大的野心。他曾将台湾版黄郛夫人的两卷本《亦云回忆》全书复印，一如过去复印音乐典籍，并曾细细研读。他也向我推荐此书，认为其中有许多历史真相。从这一类准备工作看，他本来是想走得更远的。 辛丰年一生勤奋。他情感丰富，思虑细密，极具才华。他活到九十高寿，晚年的生命质量不低。然而，他仍属“千古文章未尽才”！要说有什么遗憾，我以为，一是他的青年与中年时期，社会动荡，政治运动不断，浪费了他的生命；二是即使到新时期，与他的需求相比，资料仍嫌不足，找书还是不易；三是他读书细，写作慢，做的是深入钻研的工作，想的却是全景式的完整把握，不管对音乐对历史，皆如此，此二者间还是存在矛盾的。 辛丰年下笔极慢，文章不到最好，绝不拿出来。看他发表的文字绚烂流畅，其实是一字字抠出来的，只是不留痕迹罢了。他每一文至少改三遍，每一遍都要一笔一画恭正抄齐，这是他的写作习惯，他就在这样的抄写中推敲文意，抹去生硬痕迹。晚年手抖，抄写更难，但仍坚持这么写。唐代苦吟诗人有“郊寒岛瘦”之说，《读书》的作者群中则惟有他和谷林先生有此“苦吟”之风。但谷林为文所取题目较小，读书极细却以趣味为主，不似辛丰年心怀“大志”而又逐字苦吟。如此看来，辛丰年是最“苦”的一位。但他苦而充实，毕生有追求，眼光一直看着远处。正如严锋所言：“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 因为他的情感、思想和他的“苦吟”，他留下的文章有独一无二之美，这是无可取代的。音乐和历史，都不会忘记他。 写毕于2013年3月31日，严老逝去已五天矣 -
我的父亲辛丰年 严锋辛丰年是怎么样的人呢?比较难回答。不过我们可以从辛丰年不是什么开始。辛丰年不是音乐家，不是音乐评论家(在中国，音乐评论家还没有出生呢)，不是作家，不是评论家，不是学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学历是初中二年级辍学，在今天，无论去哪里应聘，都会比较麻烦。 让我们直奔本质吧：首先，辛丰年是一个老干部。这样说可能稍微有点刹风景，特别是在辛丰年的读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学生、音乐爱好者和白领丽人组成的风雅队伍，这些人大概宁愿把辛丰年想象成头戴无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骚客，就像徐迟那么英俊——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辛丰年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瘦老头子，头发花白而不多，面目质朴而慈祥，常穿一件似中山装非中山装的廉价旧衣服，袖口微微有一些油迹，这是因为每天要做很多家务活的缘故。 老干部这个词早已风光不再，充其量给有怀旧癖的人几丝怜悯的回想而已。不过，也正因为冒充老干部已完全无利可图，我才敢大胆地承认这一事实。其次，辛丰年是一个老而不大的干部，四十多年前国家开始实行行政级别制度的时候，一劳永逸地定为十五级。官职么，好像最大也就做到副科长(因为是军职，所以比现在的副科长可能稍微值钱一点)。辛丰年大概是很不会做官，因为到他“文革”被打倒为止，似乎从来就没有被提升过。但是，从所有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嘴里，我知道他是一个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无比信仰，对革命事业无限热忱。真的信仰和热忱。据我看来，这种信仰到今天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辛丰年又是一个老军人。小时候我曾经对这一点充满了自豪，但是很快就幻灭了：辛丰年虽然一九四五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可是一个坏人也没有杀过，因为他先做文化教员，后来又到文工团，也不过是演演《李闯王》(好像是阿英写的吧)中的顾君恩这类的小角色，据说上场的时候还忘了摘手表。我后来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会打枪，但他说他曾经用机枪扫射过——当然是打靶。从前家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渡江战役纪念章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三等军功的奖状。不过，任何一个当兵的，差不多都会有类似的玩意吧。无论如何，辛丰年身上军人的痕迹还是很浓的，在六十岁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厕所。另外，有时候说话间也会带出一些当兵人的粗口。家里三分之一的书是和军队有关的：从拿破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聂荣臻回忆录。我的弟弟和我从小就是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志愿军一日》这样的书长大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辛丰年本来是个逍遥派，因为看不惯一个林彪在他们军区死党的飞扬跋扈，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本来也不致于此，但要命的是他的出身不好——非常不好，这个我在后面还要提到——于是他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区区的)职务，发配回他的老家监督劳动。那个地方叫作××省××县××区××公社砖瓦厂。他的工作，一开始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用。后来下车间，做轮窑制造砖瓦的第一道工序：用大铲子把煤屑铲到泥土搅拌器里。知道吗，光有泥土是烧不成砖瓦的。这是很累的力气活，结果是到现在胳膊上还留下了健美的疙瘩肉。后来，不知怎地就受了优待，让他做另一道工序：把已经到了传送带上的混合土中的草根之类的东西捡出来。 其实，那样的生活并不见得比现在的生活坏到哪里去。那里的工人(其实也是农民)和干部对他还是不错的。每天下了班，吃了晚饭(晚饭者，食堂里打来五分钱的青菜和饭混合起来，添一点自己熬的猪油和油渣，在家里用煤油炉加工而成的咸泡饭是也，极其美味。但总不是太够。八岁的儿子每次吃完了自己的一份还会舔舔嘴唇，看着父亲的那一份发呆。还要吗?于是，再从自己的那一份里挖出一些来),辛丰年就会牵着儿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鸟儿在晚霞里歌唱，风吹着家家户户的竹林沙沙作响，辛丰年就会对儿子讲米丘林、高尔基、联共布党史、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师，一边对迎面打招呼的农人含笑作答。 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夜班的话，就会读鲁迅和《英语学习》之类的书。从福州带到乡下的竟然也有两三百本。看书看得吃力了，就会拿出小提琴来拉上几段，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经常还拿出歌本来唱歌。唱的是在石港区新华书店新买的《战地新歌》和从福州带来的一些战争年代革命歌曲集里的歌。最经常唱的是沈亚威的《刺枪歌》： 6 5 37 6—— 枪刺儿 尖， i 6 56 3—— 枪刺儿 长， 63 5 i 63 5 ｜25 12 3—— 枪 刺儿挥 舞 闪 亮 光! …… 我一直认为这首歌的价值超过了近二十年来所有流行歌曲的总和。 当琴声和歌声响起来的时候，窗子上就会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张张好奇的脸。这多少有点类似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里面描写的一些情景。 厂里面有一个文艺组，辛丰年常带我到那里去玩。我的印象是，那个小屋子里的所有的乐器，辛丰年都会。拿起笛子，就吹笛子；拿起二胡，就拉二胡。不过，就像罗契斯特先生对简爱小姐的评价那样，都是“只会一点儿”。他最拿手的大概是古琴，不过我从来没有听他弹过，那年头上哪儿去找古琴? 我当时对辛丰年最佩服的是，他每买回来一本新的歌集，就会拿着它很快地连词带谱从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不像我们在小学里，还要先学唱乐谱再学歌词最后合在一起唱。辛丰年告诉我，等我再大一点，就教那一绝招。我早已够大的了，到现在也还没教，不过，就像他一样，那种看谱唱歌的办法我也已经无师自通了。 我在九岁那一年(1973年)，另一件极向往的事情，是想能够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阅读家里精装的两大厚本俄文版的苏联电影作品选集。里面像《夏伯阳》、《彼得大帝》、《革命摇篮维堡区》之类的，应有尽有。当这种渴望变得不能忍耐的时候，辛丰年就提出和我合作翻译，他口述，我记录。第一部翻译的就是《夏伯阳》。我至今还记得这部伟大的电影的所有细节，从一开始的洗澡到最后的月光曲，还有别佳教安娜马克沁重机枪的对话： 这是枪栓， 这是脸蛋， ……(大概是抽耳光之类，儿童不宜) 这真的是脸蛋! (俄语中“枪栓”和“脸蛋”可能是一个发音) 按道理来说，林彪倒台了，他就应该平反了，事实也是如此，但却滞后了好几年。也难怪，倒霉的人太多了，像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排排队是不行的。一九七三年，两个军人来到了砖瓦厂，带来指示：辛丰年恢复党籍，就地复员安排工作。这只能算部分平反，还是拖了大大的尾巴，但恐怕已经要算他一生中最欢天喜地的日子了。草根不用拣了，草屋改成了砖屋，一下子工资狂涨到五十二元一月，周末吃点肉是不成问题了。所谓“就地安排”，就是在五窑砖瓦厂做了一个理论辅导员，人称“某主任”，小小的公社砖瓦厂，主任不下十来个，但是工资最高的居然就是这位从最低级的工人超拔上来的“主任”。 到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前夕，终于彻底平反了，复员改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军队是回不去了，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在附近大一点的城市安排一个工作。但是，当组织上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五十三岁的辛丰年提出退休。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可能是辛丰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在七六年，还完全没有干休所或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这样的概念，如果你没有单位，就没有人来管你，也就没有人来考虑你的生活待遇住房之类的问题。在进××市的时候，地方上给了两间小房子，然后就再也没人来理他了。 正是年富力强，官复原职，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大好时机，为什么要洗手不干?辛丰年大概想的也是要夺回损失，不过是另一种损失。退休手续一办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去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了回来。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来得及呢?连吃饭的时间都只好也用来看书。 还有音乐。从前的几百张唱片早已是五分钱一斤的价钱处理掉了，但是朋友们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南朝鲜有一个短波台每天有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正好可以考验刚买的海燕收音机。虽然还是心有余悸，毕竟天气已经放暖了，天时地利人和，年轻时代的爱好大有一发而不可收再度喷薄而出的气势。不过，收听敌台仍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人必须小心地守候在收音机旁，每个曲子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必须手脚飞快地把音量调到极轻，以免屋子外面的人听到那朝鲜语的对乐曲的解说。 总之，链式反应开始发生了。南朝鲜台的古典音乐听了一遍还不过瘾，于是就去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一个在当年骇人听闻的奢侈品，居然要四百多元一台。有了录音机，当然磁带就开始堆积起来，为了整理杂乱无章录下来的节目，另一台601也被请回家来。好在刚平反，好像钱怎么花也花不完似的。 再过两年，中国开始酝酿惊天动地的巨变，虽然当时人们大多还蒙在鼓里，对喇叭裤青年手上拎着招摇过世的收录机播送的新世纪的福音还没听出个名堂来，辛丰年的耳朵却准确无误地捕捉了这些四喇叭收录机传送的另外一些信息：它们的声音毫无疑问地使601的音质变得不堪忍受。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那台夏普AP9292千里迢迢从转手买者那里来到我家的那一天，辛丰年失眠了。他半夜里爬起来把随机的试音带(一些火车的声音和“绿袖子”)听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机器上大大小小闪烁跳动的红灯和两尺宽的“立体声”给彻底迷住了。顺带说一下，辛丰年对各种机器有很浓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传到了我身上。 南朝鲜电台和601们完全失宠了，后来有一台601随着笨重的磁盘被我扛到了大学的寝室，成为室友们天天诅咒的对象，最后竟不知所终。 接下来就开始了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时代。如果去上班的话，大概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的吧?世界上居然还有调频这样美好的音质，9292居然能在当地相当不错地收到上海的调频节目，而上海调频台在那时居然推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古典音乐，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记忆。 辛丰年是古典音乐原教旨主义派。对“流行音乐”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也有罕见的例外的时候。最早的上海调频台试播的时候，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混在一起放，名字也不讲，有一天不小心把一段他最讨厌的“外国轻音乐”录了进来。可是，这段当时还不知道名字的“外国轻音乐”却使他大加赞叹。后来不小心抹掉了，也是跌足叹息了好久，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一直想再把那段音乐重新找到。后来才知道，那段音乐其实也是大有名气，就是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但是，奇怪的是，后来听了无数的版本，无数的改编，总是不能令人满意，而最初听到的那个，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夏普四喇叭收录机，成了辛丰年在八十年代中主要的音响设备，而上海调频台则是主要的版本。原版磁带和立体声唱片太贵(当工资随着物价开始起飞的时候，他的退休金就逐渐跟不上形势了)，CD还是传说中的故事。大部分的时候，倾听都是一种等待，吃了上顿不知下顿。要到一九九四年，他才拥有了第一台CD唱机——还是Walkman的!因为过度的使用，那台收录机后来的模样惨不忍睹，几乎所有按钮都已歪歪斜斜，机壳由原来的银色变作漆黑——感谢辛丰年在家里伺候了多年的蜂窝煤球炉里发出的煤气。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状态，辛丰年在一开始就有他的对策，化听为读，买不起唱片，还买不起乐谱吗，尤其是“光华出版社”的乐谱?读谱的乐趣是难以想象的。一张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至少是在自己的头脑当中。不过，光有乐谱，毕竟有所不足，如果自己能用乐器摆弄一番，岂不更妙。辛丰年刚刚平反回城，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便已急不可待地去买了一架五组的脚踏风琴(比一般农村小学的风琴要稍好一些，后者是四组的)。到一九八六年，他终于花两千多块钱买来了他平生的第一台钢琴(我相信他还会有一台的)。在六十三岁的年龄，一个人开始学钢琴，不是从599开始，也不是从汤普森开始，而是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不会有人在一旁大声呵斥，也没有什么作业一定要完成，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且还有一套自己想出来的、相当不错的、完全排斥练习曲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体系，想弹什么就弹什么，想弹到哪里就弹到哪里，想怎么弹就怎么弹，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享受过如此这般的学钢琴的乐趣?技巧跟不上，速度达不到，难的地方弹不出来?没关系，双手够不着的地方，可以用心，用想象去补充。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家里的人。在这时，钢琴狂热开始席卷全国，小朋友们的苦日子正在来到。有的家长们听说当地有一个懂音乐的老伯伯，便把小孩带到辛丰年的家里让他指点。其实老伯伯也不过是小朋友们的老同学罢了，不过，小同学们来到的日子，是老伯伯非常快乐的日子，那种等待的心情，简直就是望穿秋水。听小朋友们弹克莱门第、库劳、小巴赫和莫扎特，是老伯伯最大的赏心乐事。比听那个已经黑乎乎的9292有趣多了。 嗯，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似乎倒也不坏。家里的书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磁带在不断堆积，英雄牌钢琴的恶劣的声音在回荡，可是，除此以外，家道在无可置疑地中落。如果和周围的邻居比一比，反差实在太大。回顾辛丰年的一生，如果就到此为止，用一般的标准来看，可算是乏善可陈。如果和祖上的功勋比一比，简直就是一个失败者。辛丰年的父亲，当年也是一个耀武扬威的小军阀，据说曾经把孙传芳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做过孙的混成旅长、上海戒严司令和淞沪警备司令。后来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辛丰年和他哥哥小时候的家庭教师，有一位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按时下的话说，蘧常先生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好的章草书法家。不过，这些在今天可能又重新变得光荣的历史，辛丰年是绝不对我们说的，即使是在今天。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这种原罪的意识，从四十年代接触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尽苦头，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正是这种对剥削阶级的痛恨，对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使辛丰年在四十年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祖母和姑妈都曾经同我说过辛丰年年轻的时候如何尽可能地不让佣人服侍他，自己动手，一九四五年四月，辛丰年从上海乘小船来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辛丰年这个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 在辛丰年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投军的背后，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辛丰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在后王朔时代，当“爱”这个字眼和“屁”成为同义词，沦为滑稽和笑料的道具的时候，我抱着一丝宽慰和感激的心情，发现现实中居然还有一个雨果小说里才可能出现的人物，而这个人就在我家里。 比如说，在砖瓦厂流放的时候，在一个月拿二十三元半的“生活费”要养活三个人，自己的肚子也吃不饱的情况下，他会和当地公社养老院里的一位孤老建立很深的友谊，经常徒步好几里路去看望和接济他。 这类天方夜谭式的事情我真不愿意多说，因为事实上，那种大慈大悲的心肠，放到生活中，经常会使人感到尴尬。比如说，大家一起在看电影《啊，摇篮!》，看到里面十四岁的小保育员湘竹(马晓晴演)因为保护孩子们而中弹牺牲的镜头，就会突然大哭起来。有一天早上，我还在床上睡觉，突然又听到了呜呜的哭声，偷偷一看，原来是他在看李辉写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搞得我只好躲在被子里不敢爬起来。一九九二年，辛丰年拜访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就住在贾植芳先生家里。一次吃饭的时候，贾先生谈起了贾师母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泪，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 与这种不可遏制的对苦难和弱小者的同情相连的，则是仇恨，对人间一切丑恶现象的愤怒。在有的时候，那种正义的观念会使他显得不近人情。他有两个老朋友，我们姑称之为朋友A和朋友B。朋友B对朋友A做了无耻的欺骗和出卖的事情，此事与辛丰年完全无关，但是辛丰年知道了以后就和B彻底断交，从此不说一句话。而朋友A呢，因为是一个宽容的老好人，还是和B保持着面子上的来往，并对辛丰年的这种断然决然的态度不以为然。 啊，写着写着，我发现我已经开始远离音乐了。真的远离了吗?不见得。因为对于一个情感那样丰富的心灵来说，恐怕也只有音乐才能满足他的要求吧。辛丰年就是那样一个极端的好人，好到音乐的程度，好到“此曲只应天上有”的程度。 还是回到音乐吧。前面用“失败”来形容辛丰年的一生，看来是言之过早，好戏还在后头哪。八十年代中叶，辛丰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镇先生(章品镇先生就是当年指引他走向革命的那个人)推荐他为三联写一本关于音乐的小册子《乐迷闲话》，这本书在当年没有什么人注意，都以为那就是多如牛毛的音乐通俗读物中的一种，后来又成为大家搜求的宝贝。在这过程中，就结识了三联的宋远先生，后来就开始为《读书》写稿，开设了《门外读乐》专栏。这以后嘛，就是历史了。 慢慢地名气就大了起来了。朋友在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逐渐也就会加上一句“他的父亲就是辛丰年”，我从前从家里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时候，想的都是一定要争口气，好歹也要让可怜的老头子将来也能被别人介绍成“他就是XX的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我也有子以父贵，揩老头子名气油的一天。真是又惊又喜又愧。不过,在家乡，在朋友的圈子中间，这么多年过去了，却依然很少有人知道辛丰年就是××，××就是辛丰年。他自己是不会说的。后来也有崇拜者从外地赶来拜访，却不得其门而入，跑到市文联去打听，满以为一定会有头绪，却没有人知道辛丰年就在本地。 而辛丰年自己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早已行情大涨，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了。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感兴趣，是真的不感兴趣。我呢，因为年纪还比较轻，修炼得还不到家，就不那么能免俗。有时候和陌生人交谈，冷不丁就会问他一句：你觉得辛丰年的文章怎么样?基本上都是很肯定的。有时甚至会听到非常过分的回答。有人说，辛丰年啊，文章比XXX和XXX好多了。令我魂飞魄散，但又忍不住偷乐。因为XXX和XXX正是辛丰年最敬仰的文章大家，也是我的偶像。我曾经把类似的话转告给辛丰年，引起他的勃然大怒，他认为那是一种不负责的轻浮的说法。辛丰年的文章到底怎么样?虽然有人把他捧上了天，我还是要保留我的看法。总的来说，他的文字精练而老辣，但是过于锤炼，文气太紧，信息量过于密集，总是梦想把大量的内容浓缩在最少的文字中，有峻急之嫌，犯了时文的大忌。其实这样很是吃力不讨好，要让读者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把读者搞得很紧张。所以辛丰年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家。真正的大家总是知道怎样把一勺炼乳兑水稀释成一杯浓淡得宜的饮料，这样有张有弛，文气舒缓，为读者着想，于稿费亦大有益。而辛丰年呢，直截了当就把一杯炼乳端给大家。不过，这也正是我尊敬他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的文字体现了一个文字工作者的高度的职业道德，而我们如今在报刊杂志上经常看到的，多半除了水还是水，如果不把它们叫做排泄物的话。 这也是迄今为止辛丰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写得太吃力。早上五点多钟就爬起来，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把炉子点燃，烧上一壶开水，然后拄着拐杖，拎着菜篮子到离家并不是很近的菜场去买小菜，回来的路上买好儿子媳妇和孙女的早点。其实这两年家境大有改善，孩子们的工作都不错，自己稿费也有一些，请个保姆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不愿意，基于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剥削阶级人压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厌恶。回到家，听完BBC的早新闻(他讨厌美国之音，但是喜欢BBC，特别喜欢BBC播音员的那种声音和语调)，就开始伏案写作。他总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自己重新认认真真地用圆珠笔重新誊写一遍。 不过，影响辛丰年写作高产的原因最主要还不是因为繁重的家务和反复的修改，即使是扣除掉上面两大块时间，他还是有很多的剩余，那些时间他在干什么呢?看书，无止境地看书，吃饭的时候也捧着书看。从前他什么书都看，六十岁以后，基本上只看历史方面的书。也许将来他会写一部有关历史的书。辛丰年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听音乐的时候绝对不能做其它的事情。听音乐就是听音乐。这样一来，时间就更少了。我基本上接受了辛丰年的这种对待音乐的态度，并把那些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的人看作西贝货。 在辛丰年牵着我的手去田野里散步讲鲁迅文章的年代，辛丰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去上了一所名牌大学，硕士博士一路读上去，名公巨匠着实见识了不少，福柯哈贝马斯也生吞活剥了不少，少年气盛，渐渐地就有些不把辛丰年看在眼里了。老头子过时啦，跟不上形势啦，太保守(太激进?)啦，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逐渐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了更深入一点的看法，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用哲学上的说法就是“回到辛丰年”。我冷眼看来，热眼望去，看来望去，左看右看，竟发现，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就做人而言，就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真热爱和无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对待名利的冷漠态度而言，还没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丰年相比。发现这一点，我既觉得悲哀，又觉得宽慰，还感到骄傲。
精彩短评 (总计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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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有这样的师友该多好！心向往之！ -
还蛮有料的 -
严肃的音乐，严肃的谈话，一旦听进去，便再不能离开 -
再无辛丰年 -
有料，好看。很喜欢04年那几通。 -
1. 关于人、事和90年代至今的音乐生活、音乐消费，料不少。2. 辛老1991年对音乐刊物内容的几个建议，我看现在好像没人做得到…… -
轉眼辛豐年先生過世2年多了。
辛豐年先生是偶像，景仰并以為榜樣的人。
他詮釋了真正的熱愛是什麽，91歲的高齡也充分證明了一個心靈純淨的人不用特意養生不用練功就一樣能長壽。
常常聽著音樂就想起他來。
以前路過南通，會想那裡住著如此美好的人，有機會要去看看。而今，他已不在，但，想起他來，想到世上曾有過這樣的人，心裡還是充滿希望的。
懷念辛豐年先生。
双11当当竟然不减价，可见辛豐年先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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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必然要打五星的，别理我。 -
总算在旧历年前，把14年最想读的书匆匆翻过一遍，读这些书信，除了无尽的感动和怀念，还能有什么呢？ -
冲着偶像辛老买的。比预期的好看。辛老就不必说了。李章的乐评也好，巴黎等地的描述也好看。 -
俞伯牙走了，钟子期还在。
我想，李章心中写给辛丰年的信
将会是绵延不绝的，
高山流水 知音永存。#有文有乐之书# -
25. -
没有很多的音乐理论，但在字里行间满满是老先生的自谦和对音乐的热爱 -
1. 辛老的知识、修养和风骨，晚年身体欠佳仍不抱怨终身学习，读来让人既感动又惭愧。2. 李章每期约稿编稿如何处理人情稿的内心戏，很能感同身受……3. 书目、曲目，以及关于如何做音乐传播的信息量很大。对办杂志很有启发。但同时又觉得自己无论如何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