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章节试读

《坐天下》的笔记-第74页 - 嘉庆：滑落曲线

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房，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这段话读起来真是啪啪打脸。

《坐天下》的笔记-第155页

而晁玉华的大圣天朝，她的弟子五百人中，既有党员、厂长、警察，更有县团级干部、正营级军官。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这天朝大地上，痴人说梦般当土皇帝的人还真不少。人们脑子没有被马克思主义武装，什么破四旧也是徒劳，反而，骨子里仍然是追求无上权力和富贵荣华，从来没有变过。

《坐天下》的笔记-第119页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级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来永远清清静静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国，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在过于急躁的西化努力受挫后，马上又迎来了中国专制主义、愚昧主义的登峰造极支座“文化大革命”。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会是天下第一，天朝上国。急躁、极端、在自卑、自大之间震荡。

《坐天下》的笔记-第145页

中国的农民“起义”，更多时候是一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后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种有计划、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
一人带头，群起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缺的只是“出头的椽子”。
这些“起义领袖”们，很多不过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是“起义”。然而，从抢到第一袋米开始，他们就成了盗贼，成了最罪恶的人，他们稀里糊涂中，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整个社会的敌人和猎物，成了官兵围剿的对象。他们只好随手拿起身边的菜刀和锄头，试图抵抗一下。乌合之众

《坐天下》的笔记-第120页

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律：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律；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律；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律。说的这三种情况，都是惯性太大，是牛顿第一定律，跟第二定律，第三定律没有关系啊！

《坐天下》的笔记-第141页

早在商鞅和孟子的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徒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及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内。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互相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坐天下》的笔记-第113页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被砍掉了肢体吸去了血的老狮子终于痛醒了过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可以说，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精英们都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历史有的时候会开倒车，谁人能够阻挡呢！

《坐天下》的笔记-第413页

中国文化早熟。早熟往往是一种有问题的成熟。
中国传统思维的简单化、一元化、以偏概全曾经并且仍在给中国不断制造问题。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孝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孝顺，就意味着他会遵守秩序，忠于国君。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创立了幼稚的社会赏罚机制，那就是，把官位做“德行”的报答。

《坐天下》的笔记-第71页

嘉庆皇帝实际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堂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搏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混用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整个体制的问题积重难返，如果不明白问题的本质和根本所在，这是一个人，甚至是上位者，也难以改变。

《坐天下》的笔记-第147页

虽然欲望是没有边界的，但理性却使教主们不得不小心从事。事实上，在历史上更多得到教主满足于“温饱”。他们稳健而谨慎，狡猾而现实，把教门经营成一桩兴隆的“地下买卖”，境界最高这甚至成了子孙世袭的“地下王朝”，既回避风险，又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自古以来，宗教就是收智商税的。

《坐天下》的笔记-第142页

专制权利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越来越贪婪。尤其是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要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制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当下和历史上又有不同。历史上的轮回是区域性的，而现在怎么说也有国际化的因素在。

《坐天下》的笔记-第23页

确实，中国的皇位对没当过皇帝的人来讲是太诱人了。它有两种神奇的品质：一是法力无边，一瞬间就可以使人成为上帝，可以满足人这种生物的一切生理欲望和尘世梦想；二是流动性强，可以用枪杆子去夺。外国的皇帝权力有限，身上压着三座大山，而且血统论牢不可破。中国的皇帝权力无边，还谁都可以去坐坐，坐上了的，还要忧心被别人夺了去。西方的王位之争是有限度的，不用太过玩命，大不了回家接着做贵族，当土皇帝。大家都是贵族，对于战败者也不能太过残忍，不能让平民看到贵族也是可以践踏的。中国的成王败寇，都是要拿身家性命去豁命的。

《坐天下》的笔记-第29页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每一个近距离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西方人，首先闻到的都是刺鼻的、浸透了中国社会每一个细胞的专制主义气息。那些最早对文化中国进行观察的西方思想家无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切齿扼腕，视之为人类精神史上独一无二的惨状。
当文化中国在西方的迎头撞击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之后，中国的思想者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来，思想家达成共识，专制主义是中国一切文化病象的罪魁祸首，也是最难医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缚和压制着中国人不能发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导致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

《坐天下》的笔记-第6页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在传统中国里，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

《坐天下》的笔记-第381页

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将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创造力”“新鲜事物”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一些可怕的词汇紧密相连：“不安分”“破坏性”“颠覆”。
因为有钱而且有闲，希腊和罗马贵族才有多余的精力来发展自已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

《坐天下》的笔记-第380页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北京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解，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西方的文化也曾经在宗教中提倡节欲，那是在黑暗的中世纪，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近代，当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物质丰富的时代里，人们追逐欲望。而中国大部分时间是农业社会，人口压力大，提倡节约，想要穷奢极欲也没有那个条件。那些皇帝的提倡节俭也都是为了“维·稳”这个目的。

《坐天下》的笔记-第109页 -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子破摔，逃避现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切不可急功近利，要以现实为基，重视积累，稳扎稳打。

《坐天下》的笔记-第157页

事实上，林清的事业发展的如此蓬勃，主要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渴望，在传教手段上有所创新。开始他宣传，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如果你交一份“根基钱”，那么将来，你会得到这个数额十倍的回报。后来他更敏锐地抓住普通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承诺如果你交了一百个大钱，那么以后就会“得到一顷地”。
林清的“条件”不光吸引了普通农民，甚至对一些富人来说也极有诱惑力。天理教为壮大实力，利用富人们对权力的渴望，许诺交“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薄，并开写合同纸片，教育本人做据”。有的财主出银一百两，得到了将来事成后可做总督的许愿。清代宗室黄带子海康，也是因为听到“如林清事成，给伊大官职”的承诺慨然入教。缺少投资途径，于是乎这种把这宗教当幌子的老鼠会遍地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