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国度》书评

“反文化”究竟在反什么

黄夏/文当代反主流文化（以下简称反文化）运动发轫于二战之后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彼时，物质消费和大众娱乐渐成时代发展的主流，其后，“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反全球化、环保主义、反消费主义等相继接棒且共同汇聚成一股影响深远、且方兴未艾的反文化浪潮。但反文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没有专书作出全面细致的检讨。好在两位加拿大作家和研究者约瑟夫•希斯、安德鲁•波特撰写的《叛逆国度》，帮助我们从反文化的思想渊源、政治经济机制、反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关系等方面入手，破除了关于这一思潮的种种迷思。反文化并非当代事物。柏拉图就曾在《理想国》中探讨过一个叫作“洞穴”幻象的东西，说的是困于洞穴中的人看到洞壁上的影像，仅仅是幻觉，而非真相。日后渐臻启蒙，卢梭引入平等、自由的“高贵的野蛮人”概念，为的是揭露法国专制主义是如“洞穴”幻觉那样虚伪和反常的事物。再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鼓励工人阶级参与革命活动，将资本主义说成是束缚他们身心的虚设观念，是由“商品拜物教和异化劳动”所臆造的意识形态。至20世纪，反文化运动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纳粹意识通过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体进行的技术洗脑和统治，反共时代美国军方对“群体催眠”的兴趣和实验，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揭示邪恶来自于正常、理性的普通人类，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表明大众心理的盲从、狂热具有高度传染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压抑-升华理论与米歇尔•福柯的规训-惩罚“大囚禁”理论，等等，在在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如《一九八四》那样高度极权、巧妙受控和身陷压迫的体制内，只是这个体制打着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旗帜罢了。因而，按照反文化理论，我们要想从体制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幻觉，和因这个幻觉而导致的压抑、异化和神经症中解脱出来，就必须“拔掉插头”，或推翻、颠覆整个体制，或退入内心，修身养性，剔除植于头脑中的“芯片”。《叛逆国度》的中心题旨，就在于揭示这种推翻、颠覆和心灵改造理论的无效、偏激乃至虚伪。作者通过比较20世纪前后的反文化运动，说明无论是卢梭还是马克思，他们的理论都旨在局部修正和调整游戏规则（无论是政治抑或经济），而不是彻底将之取消、删除。他们也有明确的目标和纲领，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知道为了实现目标，争取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乃是题中之义，也就是说，他们与大众利益是一致的（至于真的是否一致，则另当别论）。而20世纪以来的反文化运动，其主导理论则既提不出取消、删除规则后应当重建的游戏规则（或者虽经提出，却系无技术支持可能的乌托邦），又把大众视为需要摆脱、反对的庸人，大众发起的任何用以改善自身状况的措施，皆被其斥为治标不治本的肤浅举动。因而，反文化运动在提高人类福祉和幸福水平的问题上，不仅无任何助益，反倒是处处碍手碍脚。那么，规则本身，是否真是压迫的象征呢？稍稍有点阅历的人，都知道规则在现代社会中，给予我们的好处要远远多过坏处。比如排队，我们固然会因浪费时间而抱怨不已，但试想有人擅自插队而不受惩罚，人人争先恐后，乱作一团，那么浪费的时间就会更多。因而，作者认为，“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人关系经常乐于接受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以此规范他们之间的交往。因此，一个社会存在强制并不总是标志着支配关系，或是意味着有必要控制邪恶，或是把一个群体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群体。”很大程度上，设立规则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集体行动无法协调的困境。当然，规则也并非毫无漏洞。那么，对于有漏洞的规则，我们是如何反对的呢？对此，作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和“背离规范”两种反对方式。“不同意见就像是公民不服从行为，这是指人们原则上愿意按规则行事，但是对部分通行规则的具体内容抱有真实、诚恳的反对意见。而背离规范则是指人们为了自利的原因而不服从规则……（问题在于）许多采取背离规则的人认为，他们正在以某种形式表达不同意见。”后者经常与前者混淆不清，也因此，许多叛逆行为，如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被赋以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英勇光环。那么，如何将两者区分开来呢？作者引用马丁•路德•金话说：“我绝对不鼓励回避和反抗法律，这将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我认为，当一个人违犯一个他的良知确认为不正义的法律时，并愿意接受惩罚而在狱中服刑，以唤醒公众良知对不正义的反思，那么，这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最大尊重。”（《伯明翰市监狱的来信》，1963）。大众文化的另一个迷思，就在于它是否与消费主义存在因果关系。按照让•鲍德里亚在《消费主义》（1970）中的看法，大众的需求是消费社会为自身运转制造出来的幻觉，是一个系统符号；系统向大众灌输虚假需求，使他们成为消费大军，目的是配合生产的要求，消化大量生产造成的过剩商品。但鲍德里亚恰恰没有看到市场调整机制远比想象的要复杂，解决萧条问题，并不是要向大众灌输需求，而是投入更多的货币进入经济循环，至于如何投入，则与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息息相关，而这又是反文化运动所不屑一顾的。并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反文化运动还推动了消费主义的大潮。反文化既然反大众，那么势必要将自己从千篇一律中“区分”开来，追求另类和时尚，而时尚的周期则不断加快（昨天的另类成了今天的大众），投入其中的金钱更是推高了消费主义。归根结底，“身份区分”实际上就是阶级区分，“人们愿意多花钱，这和他们愿意多花钱获得某种形式的社会地位毫无两样”，这和反文化口口声声要消灭资本主义简直南辕北辙。而在阶级构成上，反文化所倡导的个性、自由、叛逆，更是符合资本主义求新变的内在精神，反倒是恪守新教传统的旧式资产阶级，成了资本主义自身力量的清除对象。因而可以这么说，反文化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反文化的心态值得我们咂摸，它源自对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高度不信任，照理说可供我们作社会批判之用，但它又没有提出我们可以信赖的、具建设意义的理论工具。它是启蒙时代和20世纪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但注定让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受它的蛊惑和困扰。《叛逆国度》定义了一个信息爆炸而人们越来越无所适从的时代，而理论家们为理解这个时代所发起的反文化运动，说到底仍是那个如魅影一般的“柏拉图洞穴”。PS：这是我去年读到的最好的书之一，可惜媒体年终盘点似乎都没有提到它。信奉“阴谋论”的人大可以念念这本书，许多学术化的观点作者都用非学术语言讲了出来，他们提到的很多被当作靶子批判的书，也可以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