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梁宗岱》书评

不错。

这本也算今年的热书了。粗读一下后，觉得梁宗岱之所以借天时地利能创下译坛传奇，除了才干外，与两个因素分不开：一是初到法国时勤奋、克己的生活态度；二是法国的朋友圈里走动甚是密集。传记的文字流畅，只是单看内容圈外人易觉干燥。

梁宗岱研究的新进展 ——陈太胜评《青年梁宗岱》

梁宗岱研究的新进展 ——评《青年梁宗岱》（原刊《中国图书评论》2016.06）作者：陈太胜2000年，我动手写有关中国现代诗人、学者梁宗岱（1903－1983）的诗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前，相关研究屈指可数，只有少量几篇论文。新时期以来，梁宗岱本人的著述也只出版过不多的几本。 20世纪 80年代，只出版过他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和《梁宗岱译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至上世纪末，才出版了李振声主编的《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才过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时至今天，梁宗岱的研究与文献出版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在梁宗岱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收罗较全，且编校严谨的《梁宗岱文集》（马海甸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这套文集分“诗文卷·法译卷”、“评论卷”、“译诗卷”和“译文卷”四卷。尽管没有收入我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从民国报刊中发现的一些佚文，像原载《宇宙风》杂志的《从滥用名词说起》，原载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上的《 <从滥用名词说起>底余波》，及多篇有关法国作家巴士卡尔（今译帕斯卡尔）的《随想录》的译注，但总算是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梁宗岱在著、译和评三方面的成果。另一套文集《宗岱的世界》（黄建华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出版于同一年，分为诗文、译诗、译文、生平、评说五卷。我本人的博士论文经修订后，以《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为名于 200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又有北京大学董强教授的研究专著《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文津出版社，2005）出版。早在 1990年代初，在梁宗岱还不太为学界所知晓的时候，一本由梁宗岱的遗孀甘少苏编写的传记，即《宗岱和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重视。之后，又出版了另一由黄建华和赵守仁撰写的传记《梁宗岱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可以说，从新千年来，梁宗岱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有关梁宗岱的研究中，关于其早年在巴黎的生活，乃至童年和少年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即使在上面两本传记中，也都比较简略，尤其是关于其留学海外的经历，则更是如此。而且，在各种回忆文章和传记中，以讹传讹之处甚多。要论个中原因，主要便是缺乏可靠和详细的史料的佐证。例如，梁宗岱本人多次在文章中说自己在欧洲时与瓦雷里、罗曼·罗兰等法国当时健在的文学大师过从甚密，并在多种法文杂志上发表过诗歌。这方面的情况到底如何？向来并不完整和确切。最近出版的《青年梁宗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适时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常有意外的惊喜。准确地说，它不是一本一般以为的单纯的传记著作，而是讲事实讲资料的学术著作。新时期来，我们对民国文化名人的“再挖掘”，往往都是不断地“再塑造”的过程，这本是难免的事。但那种添油加醋地描述文化名人的风流韵事、各种轶事的做法，经常背离了“再挖掘”的初衷，反倒成了“金钱和名利”的游戏规则的牺牲品。而这本书则不同，它看似传记，但论其贡献，却完全称得上一本学术专著。在我看来，它反映了梁宗岱研究的新进展，为以后的梁宗岱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部书的两位作者刘志侠和卢岚都曾就学于广州中山大学法语专业， 1960年代初留校任教，与梁宗岱有师生与同事之谊，后定居法国。也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参与，才有了前述《梁宗岱文集》四卷本的出版，现在，他们又以如此敬业的态度耗时多年完成了这样一部对梁宗岱研究有很大贡献的书。从我的阅读经验来看，这本书在最大程度上“重现”了梁宗岱这样一个诗人和学者的童年和青年生活。这本书描述的是梁宗岱 1903年出生至 1931年从欧洲回国的 28年历程，具体地讲，从梁宗岱的家庭和童年生活开始，经过培正中学、岭南大学，到日内瓦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及意大利游学，至 1931年归国执教北京大学止。这本书的所有叙述均有所本，大量引用了两位作者新发现的文献的原文。其中有相当多的资料是保存在法国、瑞士和日本图书馆手稿原件，非亲临检索抄写不可。但两位作者都做到“力求原件，力求亲自过目”（页 371）。这种精神实在是令人钦佩。我曾在出版的研究专著中引用过由诗人彭燕郊提供的梁宗岱本人撰写的 1911至 1930年“简历”两页，刘志侠先生便来信索要相关资料，我按他提供的地址将复印件寄到巴黎，不多日，收到回信，说是“简历”的真实性存疑，因当中有许多简化字。我便回信说这并不奇怪，说这是那些留在大陆的民国读书人同时期的手稿中常有的事。我还以梁宗岱本人可靠的手稿为依据，重新研究了这两页简历，根据签名、关键的一些字，像“的”、“我”等写法进一步确认这是梁本人的笔迹，以备应对刘志侠先生进一步的质疑，结果，过了些天，他又给我来信，郑重说，根据研究，确定这两页简历是梁本人撰写。这份资料因此也成了他的著作相当重要的一份参考资料。我也不知他是通过什么方法来确认的，但求真求实的精神从中也可见一斑。 正是在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下，这本书的写作以大量查找到的原始文献为基础，而且，这些资料中的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被挖掘出来。这些资料包括梁宗岱英法诗歌佚文，梁宗岱致瓦雷里的 16封信及其他相关往来书信，罗曼·罗兰提及梁宗岱的四段日记，法国友人普雷沃、奥克莱和瓦朗让涉及梁宗岱的回忆录，法国记者的访问记，同时期的中外出版物等。我写博士论文时，涉及到梁宗岱的生平，引用了一些甘少苏《我与宗岱》中的记载，也算有所本，但后来被梁宗岱的女儿委婉地指出有不确之处。现在看来，个中原因，即是缺乏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大量第一手文献的发掘，是这本书的首要贡献，这填补了梁宗岱研究中诸多空白。例如，这本书指出，梁宗岱第一次在全国性刊物发表的作品不是新诗，而是以白话文翻译的外国诗，即 1921年 10月发表在商务印馆《学生》杂志上的泰戈尔《他为什么不回来呢？》的中译（页 72）。这本书还指出了流传颇广的一些缪误，像张瑞龙在《诗人梁宗岱》一文中的这一说法：“他在《越华报》、《群报》等报刊上接连发表诗作，引起了广泛注意。十六岁即被传为‘南国诗人’ ”。两位作者认为此说没有文献佐证，而且与史实相违。明显的一点，是梁宗岱 16岁的 1919年，“《群报》与《越华报》均未存在，前者到 1920年 10月才创刊，后者更晚，1927年 8月 1日，两者都没有刊登新诗。 ”（页 74－75）再如对梁宗岱《失望》一诗的解释。张瑞龙在上面这篇文章中，将其衍化为“三角恋爱故事”。两位作者根据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指出，事实上，这故事中的两位女性，在梁宗岱写这首诗的时候实际上并未出现在梁宗岱上学的培正中学（页 84）。梁宗岱相类似的另一个“浪漫故事”，与 1924至 1925年停留瑞士年间作的《白薇曲》一诗有关，两位作者也同样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相关的爱情演义故事（由于出现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而广为流传）作了辨疑（页 143－144）。这本书还对梁宗岱作为主要参与人的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及其会刊《文学》旬刊的情况作了详尽的考证。据作者考证，该刊创办于 1923年 10月，作为《广州光报》的副刊发行，可见的实物资料有 10期，最后出版日期是 1924年 1月 10日。梁宗岱虽不是编辑，但是主要的作者，在共 10期的旬刊中发表作品 9篇（详见页 121－125）。汉学家贺麦晓在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杂志的著作中，提到文学研究会和广州分会时，说其机关刊物“似乎已经佚失” （注1）。两位作者在这方面的发现也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 这本书描述的重点，自然是梁宗岱 1925至 1931年游学欧洲的生活。两位作者有生活在巴黎，熟习法语的便利，在这方面的资料发掘上，堪称掘地三尺。他们甚至查找到了瓦雷里约会记事册上的相关记载，以此考证梁宗岱在巴黎的住址及与瓦雷里的会面情况（页 153、180等各处）。他们以此厘清了梁宗岱七年的欧洲生活，包括索邦大学生活，沙龙活动，跟瓦雷里、普雷沃的交往等。相关记载向来对梁宗岱在欧洲发表的诗歌情况语焉不详，这本书第一次详尽地考证了梁宗岱游学欧洲期间英文和法文作品的发表情况。梁宗岱自己根据 1922年写的《途遇》一诗翻译的法文版，发表在罗曼·罗兰创办的《欧洲》 1927年 12月号上（页 87）。梁宗岱自已用散文诗体翻译的 1921年写的新诗《晚祷》法文版，发表在《欧洲评论》1929年 8月号上，而且是刊登在这本杂志的最前面。瓦雷里还为此专门给梁宗岱写信，表示对这首诗的欣赏（页 273－274）。1929年 2月，美国人萨克逊在巴黎创办杂志《鼓》，其创刊号发表了梁宗岱的 2首法文诗和 2首英文诗，英文诗分别是《晚祷（二）》的散文诗译本，及自译的《暮》，这两首诗都来自他本人的诗集《晚祷》。两首法文诗，其中之一是新作 Nostalgie（《怀念》），这是梁宗岱已知的唯一用十四行写成的法文诗，另一是 Lotus（《莲》），据作者考证，这改写自早年《散后》一诗中的两句散文诗（页 267－269）。1930和 1931年，《欧洲评论》还分别发表了梁宗岱的诗四首和两首，其中有两首可以确定是法文的原创作品（页 275）。除原创外，梁宗岱还分别于 1928和 1929年在《欧洲》月刊和《鼓》上各发表过王维诗的法译一首。而梁宗岱的《法译陶潜诗选》，不仅在翻译过程中得到瓦雷里指点，还由其作序于 1930年在勒马日出版社出版。两位作者不仅第一次详细考证了这本书由收藏家专门向出版社订制的珍本的印数及不同的用纸情况（页 250－251），还以原始文献为基础描述了法国文化界当时对这一译著的反响情况。评论家封登拿在《法兰西信使》月刊（1931年 1月号），作家普雷沃在《新法兰西杂志》 1931年 7月号上都发表了专题评论文章，给予好评。此外，还有其他多种杂志，对这梁宗岱的这本译著作了积极的介绍和评论（页 257－259）。这些资料都是第一次展现在学术界面前。 梁宗岱确在多篇文章中自诩自己在巴黎如何与法国文化名人交往，例如，他曾这样说：“留学巴黎的几年，又侥幸深入他们底学术界，目睹那些学术界第一流人物——诗人，科学家，哲学家——虽然年纪都在六十以上了，但在茶会中，在宴会席上，常常为了一个问题剧烈地辩论着。”两位作者通过自己的考证，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说明梁宗岱的上述说法并非“虚张声势”，也没有自我吹嘘（页 276）。两位作者以大量的第一手文献为基础，不仅还原了梁宗岱在欧洲的发表和出版情况，也还原了他在当时巴黎文化圈的影响。由于《法译陶潜诗选》的出版及一系列法文诗的发表，梁宗岱甚至在当时巴黎的文化圈都有了一定的名声。两位作者详述梁宗岱与瓦雷里、罗曼·罗兰、普雷沃及塔尔狄尔的交往，对此给出了丰富和有力的证据。塔尔狄尔甚至认为梁宗岱是“瓦雷里认为唯一能及得上自己的人”（页 6）两位作者查找到了当时的文学青年鲁佐的系列作家访谈，共 6篇，在其中，梁宗岱与瓦雷里一样，都是访问的对象（页 189）。两位作者不仅详细考察了梁宗岱和瓦雷里的交往，还详细描述了梁宗岱和法国另一作家普雷沃的交往，后者甚至在梁宗岱于 1931年回国后四年，即 1935年，在为一本杂志编有关中国的专号时，将梁宗岱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这期专号简短的引言中，即写着“致梁宗岱”字样（页 231－234）。1931年，罗曼·罗兰在回复《欧洲》杂志编辑盖埃诺有关歌德逝世一百周年专号的组稿时，这样说：“如果我肯定巴黎梁宗岱目前的地址（去年是居约街 19号），我会向他约稿：这是我认识的最出众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之一，他出版了一位中国古代诗人很漂亮的集子，瓦莱里为他作序。不过，他打算年底左右离开欧洲，到北京大学教书，他刚接到聘书。 ”（页 323）对成立于巴黎、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文学社团华胥社的考证，也是这部书最有学术价值的地方之一。学界之所以知道华胥社，盖因 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和 1940年广西桂林的华胥社出版社。后者只印行了梁宗岱的个人系列著作和译作，包括《屈原》、《歌德与悲多汶》、《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交错集》与《芦笛风》等。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 曾高度评价过《华胥社文艺论集》，但对这个称为华胥社的社团表示了自己的质疑：“但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文艺界似乎没有一个华胥社，也从未听到过华胥社的具体活动。”据两位作者考证，在整个 20世纪，只有一本刊物，即 1932年的《文艺旬刊》在《编辑后记》中，在交代出版者“摩社”的缘来时，介绍了“摩社”与“华胥社”的关系。而谈起这件事的正是也曾留学法国的刘海粟。据刘海粟的说法，华胥社是在巴黎成立的由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一个文学社团。显然，梁宗岱是当中最活动的成员，甚或就是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尽管梁宗岱本人没在任何地方谈到过这个社团的创办和活动情况，但至 1940年代初，他还念念不忘这一社团，以至于以这个社团的名称作为出版社名称在广西出版自己的作品（页 344－347）。这一考证与发现，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也纠正了唐.的一个说法。 就像上面罗曼·罗兰提到的那样，梁宗岱在法国期间，即已经获得了北京大学的聘书，聘他为法文系主任兼教授。这与徐志摩的推荐和胡适本人对他的激赏是分不开的。这本书也详述了梁宗岱在欧洲期间与中国学生及来访的作家的交往，非常全面地展现了梁宗岱在游学欧洲期间的学习、写作和交游情况。梁宗岱初到巴黎，即接待过来访的邵洵美、胡适等人。邵洵美在十后后的《儒林新史》中以戏剧化的笔法描写过梁宗岱。胡适则于 1926年八九月间到达巴黎，其在日记中（有五天）提到梁宗岱，除在 9月 15日的日记中提到“宗岱喜欢研究文学”外，其余皆是同游，吃饭、送行一类的记载（页 167－170）。当时梁宗岱初到巴黎，一切还都只是开始，其才华并未显露出来，所以也无法得到胡适的赏识。梁宗岱后来之所以能被胡适赏识，一方面跟他后来在国内出版和发表的很有影响的译作、文章有关，另一方面自然跟徐志摩的推荐有关。1931年，徐志摩编辑《诗刊》杂志，将创刊号寄赠给远在柏林的梁宗岱，梁宗岱因此写成寄给徐志摩的长信《论诗》发表在 1931年 4月出版的《诗刊》第二期上。在徐志摩写的这期杂志的“前言”里，特意说到：“最难得的是梁宗岱先生从柏林赶来论诗的一通长函，他的词意的谨严是迄今所仅见。”在梁宗岱撰写的《论诗》长信的最后，中有这么一段：“这种问题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嗦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这封信就当作我们在巴黎的一夕谈罢。 ”（《梁宗岱文集》第二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第 45页。）可见两人是非常熟稔的了，而且很谈得来。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缺憾，是没有在文中注明使用的每一则材料的详细出处。尽管书后附有“主要参考文献”和“海外参考文献”两个附录，同时还注明了相关参考文献的馆藏地址。但由于没在文中作注，没有标明相关参考文献的详细情况及相关信息（像著作的出版社、出版年及引用材料的页码等），对以后想进一步做相关研究，需查找相关资料的学者来说，还是没有提供足够的便利。同时，重要的一些原始文献，像法文刊物、书信、梁宗岱用法语发表的作品等，如能同时提供图片，相信肯定会使这本书增色不少。另外，书中第 165页有一处明显的错误，中说到胡适 “1928年 8月初在英国开会”，当中的时间应是 “1926年”之误，上文说胡适到英国是 1925年，游巴黎应是 1926年，这在记载详细的胡适日记中也可得到印证。 当然，微瑕不足掩瑜，这是一本于梁宗岱研究，因而也是于现代学术研究很有贡献的书。它填补了相关研究的众多空白，必将会对此后的梁宗岱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直接一点说，这是此后所有的梁宗岱研究绕不开的书。注1：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1911-1937, Leiden&Boston:Brill, 2003，页 65注 50。 本文作者陈太胜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等。

线描梁宗岱

“他像磁针找回磁极那样急急忙忙要抽身离开，因为瓦莱里在邻室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梁宗岱像奔向母猫怀里的小猫，肩肘并用，很快钻进到他的磁极左边，然后动也不动了。他听着，表情好像在说‘这个位置属于我的’。”这段促狭而诙谐的文字，是法国的塔尔狄尔写的，这位仁兄后来成为有名的诗人，不过写上文时尚在奔波谋稻粮之时，未免看周边的人事均不太顺眼，语带讥讽。虽如此，却留下了中国诗人梁宗岱在巴黎文化沙龙中的身影，让我们自另一种视角看到年轻的诗人在异国文化圈的“走红”程度。这是新发掘的材料，对勾勒青年梁宗岱的生平显然是鲜活的，起对照印证之功。而正是有大量新的文献材料的爬梳发现，《青年梁宗岱》一书的写成才成为可能。传记作者刘志侠、卢岚说，“我们虽然长期生活在法国，而那段相距不太远的日子，于我们又聋又盲，你呼他不应，它看你不到，像陷落了的断层，厚重的泥土不会给你发来任何信号”，而新的曙光来自于图书馆书籍的电子化，“过去，迷失在书海里的文献与你，是世事两茫茫，而现在就有打捞的可能，旧事就变成了新事”。刘志侠、卢岚曾编辑过《梁宗岱文集》，将其时能够找到的资料搜罗殆尽，而新的工作开始后，他们又寻觅到“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得到的材料”。如梁宗岱在法国杂志发表的英文法文诗歌，梁宗岱给瓦莱里的十四封信，罗曼•罗兰日记中有关梁宗岱的四段文字，外国作家、评论家对其的回忆及评论，与游欧的胡适、邵洵美、傅斯年、刘海粟等人的交游记载等。这些材料涉及面之广，钩沉之细致入微，可见出作者用功之勤，而就写成的传记来看，史料的运用极为充分，且多叙述少评论，保持了一本传记作品的克制与客观。传记的客观，可体现在做传者虽有倾向性，但并不掩盖、屏蔽另一面向的材料。如梁宗岱翻译瓦莱里的《水仙辞》，传记作者对其译文是钦佩的，但也表明梁的翻译风格不乏异议的声音。如《水仙辞》日文译者铃木信太郎说，“我翻译的原诗，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散落在梁君翻译的各处，但不时也有一致的地方。梁君真不愧是生在文字之邦的诗人，文辞优美的诗句，安排得比法语还要难懂”。卞之琳在回忆文章也说，“我对瓦雷里这首早期诗作的内容和梁译太多的文言词藻（虽然远非李金发往往文白都欠通的语言所可企及）也并不倾倒，对梁阐释瓦雷里以及里尔克的创作精神却大受启发”。另一有意味的事情，是何其芳与梁宗岱的渊源，在何留下的文字中，未提及梁宗岱，但于其友人方敬的回忆文章里，谈到何其芳很喜欢《水仙辞》中译，且与梁宗岱有过交往，而自他去了延安，昔时的“画梦录”青年消逝不见，“水仙”自然亦无所附丽，不过，在七〇年代中期，何其芳忽然开始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并与友人交流，这似乎是《水仙辞》的传之久远的余韵罢。对华胥社的考证，是这本传记的“朴学”功夫。文学史家唐弢提及一本重要的《华胥社文艺论集》，“名曰《文艺论集》，里面却有诗，有散文，有翻译，看去像是文艺社团的合集。但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文艺界似乎没有一个华胥社，也从未听到过华胥社的具体活动”。其实这个社团是梁宗岱和在巴黎的中国朋友们组织起来的，1929年成立华胥社，成员除梁宗岱外，还有刘海粟、傅雷、庞薰琹等。传记作者完成“推理”，所用的证据大致有，1929年梁宗岱拜访罗曼•罗兰时的谈话，《华胥社文艺论集》与《水仙辞》中译同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32年上海《文艺旬刊》1卷2期《编辑后记》，1940年代初梁宗岱成立华胥社出版社印行个人著作及翻译等，令人信服地考证出这一文学社团的来龙去脉。梁宗岱在巴黎与瓦莱里的交往，是其留学岁月中的华彩一章。传记作者能够有底气写此传，虽以梁宗岱给瓦莱里的十四封信为核心，而其对其他材料的挖掘及运用却也达到一种极致，可用“八面受敌法”形容。除梁宗岱自己写的小传与所译《<法译陶潜诗选>序》等文字，传者还觅出梁的法国同班同学玛德兰•马蒂诺在1930年写的《瓦莱里先生与索邦大学》，提到梁宗岱正在翻译《水仙辞》；记者鲁佐写的《汉语瓦莱里》，采访正在译《水仙辞》的梁宗岱；郑振铎《欧行日记》、陈占元《雨果与梁宗岱》均谈及梁对瓦莱里的翻译；日本铃木信太郎在《梁君去来》中对梁与《水仙辞》译文的评论；普雷沃对《法译陶潜诗选》的评论；前述塔尔狄尔对巴黎文化沙龙的诙谐记录等等。可以说，打捞史料的努力令人瞩目，多侧面地勾勒出梁宗岱与法国文坛宗师瓦莱里的交游，可谓传记的样本作法。若无罗曼•罗兰日记的挖掘，仅凭梁宗岱的《忆罗曼•罗兰》一文，想描画出梁与这位法国文豪的交往，显然是独木难成林的。罗曼•罗兰日记中的四段文字，可以与梁宗岱的回忆文章构成互文，比较详尽地展示其时的人与事。“罗曼•罗兰对梁宗岱的友善态度，除了梁宗岱本人的卓越表现外，也由于那个时期的法国知识层精英，仍然保留从十七世纪流传下来的对中国古文化的敬仰”，罗曼•罗兰先前与另两位中国青年敬隐渔、盛成的来往，也是这样一个延续，不过那两段交谊不是太成功罢了。罗曼•罗兰是一位行动派的知识分子，他对梁宗岱的寄望也有此意，不过梁宗岱是内敛型的，更愿意做安静写作与研究的诗人学者。除国外留学生活的主干外，此传在考据梁宗岱的培正中学与岭南大学阶段的事迹亦颇见功力。这一部分并非囿于梁宗岱个人，延及民国时期广州的中学与大学教育状况，几乎可称之为“少年梁宗岱与时代的学校教育”，材料运用之广泛之细致，在在可见传记作者的严谨态度。不仅有对梁宗岱最早发表于学生刊物的白话文作品的发掘，还有对其参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之来龙去脉的考证，大有可观处。读《青年梁宗岱》，让我想起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线描。线描既可当做造型练习，也可做独立画种，可勾画静态的轮廓，也可表现动态的韵律，实是一种简洁而富于表现力的手段。此传记称得上乃文字的线描，千百条“线”不设色，全然白描，却构成简白的力量，于一位不事奢华、诗心自然的诗人学者而言，应是极适合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