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浪漫派》章节试读

《论浪漫派》的笔记-第53页

人家要求歌德的作品促进道德，可这并不是艺术的目的：因为在艺术中，就象在宇宙之中一样，并无任何目的：“目的和手段”这些概念都是人空想出来硬塞进去的；艺术如同宇宙，都是为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着的。宇宙亘古不变，虽说人们在判断它的时候，看法不断改变；同样艺术也不得依赖于人们时时转变的观点。艺术尤其不得依赖于道德，因为只要世上兴起一种新宗教，排斥了旧宗教，道德总是要变的。事实上，既然每隔几世纪世上总要出现一种新宗教，并且等它转化为风俗习惯之后，也就一跃而为一种新的道德，那么每个时代在用当代的道德标准评价过去的艺术品时，总要把它们斥为异端，认为不合道德。 歌德派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把艺术看成一个独立的第二世界，他们把它的地位提得很高，以致于一切人间的活动、宗教和道德，全都在它之下变迁转换。这种观点我可不能无保留地表示赞同；歌德派甚至发展到这般田地，竟把艺术本身宣扬为至高无上之物，对于那第一位的真实世界的要求却置之不顾，而这真实世界却是理应占据优先地位的。 我在此绝不抹煞歌德的杰作所具有的独立的价值。这些杰作点缀了我们亲爱的祖国，犹如美丽的塑像点缀一座花园，可是它们毕竟只是塑像。人们可以对它们钟情热恋，可是它们是不会生儿育女的：歌德的作品不会激起人们的行动，不比席勒的作品。行动是语言的产儿，歌德的那些优美的语言是无儿无女的。这是一切纯粹通过艺术而产生的事物的厄运。 歌德最大的功绩正在于他所描绘的一切，全部完美无缺；在他的作品里，看不见那些部分强，那些部分弱；看不见有的部分是工笔描绘，有的部分却是草率勾勒；没有局促窘迫的败笔，没有因袭传统的陈套，没有对细枝末节的偏爱。他小说和剧本中的每个人物一出场，仿佛便是主人公。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如此。其实在一切大诗人的作品里都没有什么配角，每个人物在自己的地位上都是主角。 时代精神活生生地攫住了弗里特里希·席勒，他和它搏斗，被它制服、又随同它一起去战斗，他高擎着它的大旗。就在这同一面大旗之下，莱因河彼岸的人们那时也这样热情激昂地进行着斗争，我们现在还一直准备为了这面大旗抛头颅洒鲜血。席勒为伟大的革命思想而写作，他摧毁了精神上的巴斯底狱，建造着自由的庙堂。这座宏大无比的庙堂应该把各个民族象一个亲如骨肉的大家庭那样团结起来；席勒是个世界主义者。席勒一开始，就满怀着我们在《强盗》里看到的那种对过去的仇恨，在《强盗》里，他就象一个小泰坦巨人，逃出学校，喝了烧酒，砸烂了周比特的窗户；到末了，他是满怀着对未来的热爱，这种爱在《唐·卡洛斯》里已如一座花林盛开怒放。席勒自己便是那个波萨侯爵，既是先知，又是战士，他也为他所预言的事情而战。在他那西班牙大氅下面怀着一颗最优美的心灵，这颗心当时在德国热爱过也受过苦。 如果说席勒整个的投身于历史之中，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兴奋激昂，讴歌世界历史，那么歌德便更多地沉缅于个人感情之中、艺术之中、或是自然界里。歌德这位泛神论者，最后竟把自然史当作他的主要研究项目，他不仅把他研究的成果在自己的文艺作品里，还在科学著作里呈献给我们。他的淡漠主义也是他那泛神论世界观的一种结果。
海涅论歌德和席勒，同时论及艺术应有的目的和作用。对于艺术应该为道德服务的观点，海涅以不同时代、地区与宗教中道德的不同来反驳，并且认为艺术“是为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着的”。然而，他又否认把艺术视为至高无上之物，以至于一味追求纯粹的艺术，忽视真实世界的时代精神。在歌德和席勒二人中，他并没有完全抬高一方而贬低另一方，他赞赏歌德的语言之美与描绘人物的精湛技巧，也赞赏席勒对革命、对自由的热情歌颂。尽管如此，从字里行间仍然可以感受到，海涅本人在评论歌德优美的语言“无儿无女”时，表达了这样一种倾向性，那就是艺术更应该“激起行动”，他本人的创作实践也显示出这样的特征。由此可见，海涅并不是认为艺术完全不需要外在的目的，只是这个目的，应该是激起人们现实的行动（例如“我们祖国的政治复兴”），而不是通过非礼勿视的方式维护某种道学家所谓的“道德”。

《论浪漫派》的笔记-第30页

可是请诸位不要把这种爱国主义设想成在法国也叫做爱国主义的那种感情。法国人的爱国主义使人心里感到温暖，由于这种温暖，于是心胸开阔。他的爱情不仅只及于近亲家人，还遍及全法兰西这整个文明国家；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则相反、使人心胸狭窄， 就象皮革遇冷皱缩起来，凡是外国的东西一律仇视，于是他就不再是世界公民，不再是欧洲人，而只想做一个心胸狭隘的德国人。我们于是便看见了杨先生订成体系的那种理想的粗野精神。这种粗野精神开始卑鄙无耻、粗暴放肆地反对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正是德国创造出来的最辉煌最神圣的东西——那种人道主义、那种普遍的博爱精神，我们伟大的人物莱辛、赫尔德尔、席勒、歌德、让·保尔和德国一切有识之士始终遵奉的那种世界主义。 对比一个世纪后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在《莱茵河》中所写的：“法国在18世纪是一个融合多民族的国家，它的‘爱国主义’含义从17世纪末起就十分宽阔，在法国哲学家的观念中，爱国主义甚至可以一直扩展到理性的外延。……与这个法国对立的是一个年轻的、崭新的德国，它以国家对抗人类，以绝望的努力拒不接受守护神的拥抱……触摸心灵深处的仇恨，并对此感到喜悦。”
这里有些类似地，把法国人的爱国主义与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德国人的爱国主义“心胸狭隘”、“不再是世界公民”，实际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然而，与费弗尔不同的是，海涅又将“德国人的爱国主义”与“德国一切有识之士始终尊奉的那种世界主义”对立起来，热情地赞美了后者的伟大贡献。这实际上是划分出了两个德国：一个是创造了丰硕文化成果的、世界主义者的德国，一个是狂热狭隘而充满仇恨的、民族主义者的德国。借用一种流行的说法，前者是歌德的德国，后者是希特勒的德国。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理性的思考与非理性的狂热，这些都是德国历史上非常值得思考、也颇多研究的问题。
至于海涅本人的爱国主义，他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序言中表示，“若是把这黑红金的旗帜树立在德国思想的高峰，使它成为自由人类的旌旗，我就愿意为它付出最宝贵的满腔热血。你们放心吧，我跟你们同样地热爱祖国。为了这种爱，我把十三年的生命在流亡中度过，也正是为了这种爱，我又要回到流亡中”，而“倘若我们完成法国人已经开始的事业，倘若我们在实践中超越了法国人，象我们在思想领域中已经做到的那样，倘若我们突飞猛进，直到完成思想的最后结论，倘若我们摧毁了奴隶制度，直到它最后的隐身所天堂，倘若我们把居住在地上人间的神从他的屈辱中救出来，倘若我们成为神的解救者，倘若我们使可怜的剥夺了幸福权利的人民、被嘲弄的创造精神和被凌辱的美又得到他们的尊严”，那么“不只是亚尔萨斯和洛林，全法国随后也要归属我们，全欧洲，全世界——全世界将要成为德意志的！……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