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文选
出版社:香港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年7月
ISBN:9789889716295
作者:潘旭澜
页数:858页
作者简介
本书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历史等领域，为作者数十年心血结晶。
●艺术断想
●萧萧数叶，满堂风雨
●咀嚼世味
●太平杂说
这是小林二男、王东明、王彬彬等潘旭澜先生的学生为重病之中的潘先生编选的一套文选，收录了潘先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文学评论、学术研究、散文和杂文。无论是论及艺术、评判作品，还是童年回忆，潘旭澜先生的文字都秉承着简朴、清新、透辟的风格，平易近人，仿佛一位博学的老者在为你说古道今，不急不躁，纵横天下。在这些文字当中，我最喜欢的还是“艺术断想”一辑。这些文章论画、论戏、论棋……但落脚点却几乎都在文学，这是在今天不太多见的理论文章的杂文笔法。现在做理论、谈学术的人，惟恐别人不懂自己的高深，一下笔就高高地端起架子，专拣晦涩、生僻、佶屈聱牙的话说，使人不懂，显出自己的高深。但是潘先生的这些论述，却开篇于常见之事，层层推进，最后抵达艺术的内里，把自己的思考和论断浑然融入其中，文字简洁、明晰又好读，把深刻抽象的理论说得生动、简洁又透彻，却不失理论家的高度，完全不是那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文章，或许，这跟潘先生一生为师有关。而“太平杂说”一辑对我而言，却是一个意外收获。潘先生的文学研究是为人所熟知的，但是这一辑却是专门谈论“太平天国”（潘先生连这个称呼也是质疑的）的，虽是篇制精悍的杂文，但观点之新、论证之周、举例之实却令人欣喜，这或许就是潘先生一直强调的要有创新精神在他自己身上的体现。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著名文史学者、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潘旭澜教授于2006年7月1日不幸因病去世，享年74岁。潘旭澜教授生前著述甚丰，曾撰写和主编十余部著作，给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史留下了多彩的篇章。为纪念潘先生，他的学生和后人从其著作中精选部分文章，编成《潘旭澜文选》（上、下两册，以下简称《文选》），由香港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文选》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包括文学评论、文艺随笔及史学随笔、散文等各个方面。这些不仅展示了潘旭澜先生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更反映出他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心路历程。一、 知人论世学问是由人做出来的，谈论学问便不可不论及人。潘旭澜先生评价学人最注重人品。书中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名人轶事，既饶有趣味，又发人深省。学贯中西、成就斐然的朱东润先生是本书作者的师友。作者认为，朱先生做学问极其认真。然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为人：“不赶时髦，不随大流，不迎合谁，不怕高压，处处表现出一位正直学者的独立思考和一丝不苟。”朱先生对遭郭沫若批判屡屡流露出不满，被一些人说成是爱发牢骚，这在50年代是很危险的。在讲授文学史课程时多次说，掌握政权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掌握史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编写历史。所以，史德好、秉笔直书的人常常吃大苦、掉脑袋。“文革”中，他从未揭发批判任何人。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毫无惧色地与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据理力争，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知识分子的尊严。“造反派”为使“反动学术权威”“威风扫地”，逼迫他们公开承认自己是“草包”，许多人为了“过关”都一口承认，而朱东润先生却拒不承认。因为他本人是书法家，对毛泽东的书法从专业人士的眼光做了不甚恭维的评论，甚至公然说毛泽东的书法是“霸王体”。“红卫兵小将”喝令朱先生交待“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书法的罪行，他坦然地说，这不是攻击：“对毛主席的字，我的认识和许多人不大一样。我是不过分恭维。”气势汹汹的“小将”多次被他的大胆直言所“闷住，”“像吞了滚烫的汤团（上海话“汤圆”的意思）。”朱先生的“顽固”和倔强也由此而出名。在朱东润先生的追悼会上，作者想到：“一个临大节而不夺的大学者，一个以‘军人死于战场，教师终于教席’为信条的名教授，他的品格、学问、文章，已经结合成为知识分子的标尺。”另一位为本书作者所推崇的真正学者是王朝闻先生。早在50年代初，作者就从《新艺术创作论》看出他的与众不同。当时文艺评论的出版物充满了浓厚的政治味儿，除了大讲革命大道理外，就是没完没了的斗争、批判、检讨。而王朝闻的著作全然没有这些令人生厌的东西，却“像同朋友心平气和地讨论艺术。”《文选》说，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文艺界，王朝闻是以执著于探讨艺术问题而著称的。当作品中政治宣传几乎要淹没艺术的时候，他尽力为艺术招魂，巧妙地呼唤艺术本质不要流失。5、60年代，扣帽子、打棍子成风。在这种形势下，说真话，为“被告”辩护，不但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气。60年代初，一部木偶片《一只鞋》被指责为“同情敌人”的“毒草”。王朝闻撰文指出这部作品没有政治错误，更不是毒草。“文革”中王朝闻的态度与朱东润先生相同，那就是从容应对，毫不畏惧。他多次挨批斗和参与陪斗，却满不在乎，有一次竟然在批斗会上站着睡着了，因鼾声大作而惹怒造反派。书作者说：“我经过、见过、听过太多挨斗的场景，被斗时睡着了还是第一次听说。心想，像他这样坦然面对逆境的人，一定会长寿。”王朝闻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雕塑家。他在1942年创作的浮雕毛泽东头像，后来被印在毛泽东选集的封面上，印数之多难以说清。“文革”中以这个浮雕制作的毛主席像章有几亿枚，可是王朝闻最终却放弃了雕塑这项工作，原因恐怕是“对艺术桎梏的无法忍受。”另外两名学者则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而与上述两位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文选》中可以看出，郭沫若早在“革命”大批判风潮形成之前就热衷于批判那些在他看来是不甚革命的学者。在40年代，他曾批评沈从文是“反动分子”。50年代他批判朱东润。当然受到郭沫若批判的不仅仅是这两个人。“文革”中郭沫若却极力贬低自己，说他的书统统该烧掉。这说明他缺乏对学术的执著追求。由于惯于“跟风”，郭沫若的一些文史著作有严重背离史实的倾向。49年以后，出于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受到一些人的重视和赞扬。“一些无可讳避的问题，也曲意加以回护，好像不这样，便不足以表示思想观念的革命和先进。”在上世纪60年代初，郭沫若写了四幕话剧《武则天》，还为此写了一篇长文加以说明。这些都把武则天描绘成一位近乎完美的圣主明君，前无古人的伟大政治家。凡武氏举措，无一不好。凡不苟同武氏者，不仅政治上反动，而且人品极坏。郭沫若还写了其他文章，为武则天辩护。本书作者之认识吴晗是从吴晗所著《朱元璋传》开始的。当时他觉得这部传记以生动、有激情和深入浅出的文字，为朱元璋画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御像。然而到了“文革”前夕，吴晗根据伟大领袖的指示重写该书，在《自序》中郑重其事地检讨了几个“严重错误”，令人感到意外和兴味索然。潘先生对这些“严重错误”提出质疑，并由此联想到吴晗响应最高指示写《海瑞罢官》和因此受批判而自杀的悲惨下场。潘先生认为吴晗的悲剧也许在于他懂历史而不懂政治，或者只是书面上懂历史而实际上没全懂。《文选》不仅论述几位名人，还大量介绍中外同事中那些“圣徒般的学者”，他们对待学问像对生命一样的投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诚心和毅力去研究学术，传承文化。书中的这些论述反映出作者对于做人与做学问关系的看法，潘旭澜先生认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他说，学问好而人品次那也是失败的人生。潘先生自己就实践了这一原则，他因为坚持独立思考而付出很大的代价：多次受批判，又不能正常晋升——当了长达22年的助教；为了不说违心的话，有14年未发表任何文字。他坦然地说：“我不后悔也不自卑，更不会成为鼻涕虫（即可怜虫或应声虫）。”二、 品书谈艺潘旭澜先生堪称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位大家。笔者以为，各个学者的学问（或学术研究）既有高下之分，也有大小之别。学问的高下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通常难以评判，而学问的大小则比较容易看清。学问的大小取决于学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观察视野，做小学问者通常仅研究局部的和具体的问题，或只研究某一段，甚至终身仅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有的人尽管研究面稍宽一些，但是只顾微观而缺乏宏观的眼光，就如只见树木却不见森林，因缺乏理论把握而就事论事，难以发掘研究对象的意义。做大学问的大家则不同。他们既能贯通古今，又有理论指导下的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这样才能对整个学科起到比较全面的作用。潘先生的学术纵贯古今，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现代和当代文学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潘先生于1986年被评为全国首位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他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1993年问世后，在海内外学界引起的好评如潮。从横向方面看，潘先生的研究对象极为广泛，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绘画、报告文学以及各项专题研究等多方面。其中有微观的个案研究，例如对作品、作家的研究，对鲁迅杂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等等都有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此外，他还对各个专题、各项研究作全面的总结、指出其中的得失，提出今后该如何改进的建设性意见，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为文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指导性作用。全面总结文学研究的状况，需要随时掌握学术动态，搜集大量资料。所有的总结和设想都必须根据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做出，这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比单纯研究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难度更大。例如他写《五年来的报告文学》，需要阅读这五年来的主要报告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研究论著；总结新时期当代文学评论等研究也是如此。一些重大课题的资料更是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平均每年的研究论文据说有上万（有说两万篇）之多。据《文选》中说，在1989年以前，仅《阿Q正传》这部小说的研究文章在国内外就有六、七百篇，不包括论文集的专著有八种。研究的文字是原著的数百倍。要从这样大量的、而且是观点和形式各异的文字中归纳出一条基本线索，揭示出其中的意义，绝非易事。除了掌握资料外，评论者自己要对他总结的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切中时弊。《文选》中收录的两篇潘先生对鲁迅研究的总结。一篇是全面性的，另一篇是个案的，对《阿Q正传》研究的研究，从中充分体现了潘先生本人对鲁迅及其研究的深刻理解。他提出，要纠正长期以来孤立地研究鲁迅及其作品的状况，将鲁迅放在历史发展中和他生活的时代与环境里进行考察；让鲁迅研究突破文学研究的框架，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潘先生不仅研究文学，还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散文优美动人，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和浓烈的感情。尤为可贵的是，这些作品渗透着强烈的思想性，阐发了作者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类文明发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的思考，给人启迪，发人深省。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学者型”的散文，或文化散文。正因为如此富有特色，这些作品被多家报刊转载，有些还被选入《百年百篇经典散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品赏读》和《大学人文读本》等近百部选集和教材。三、 “隔行论史”《文选》的最后一部分是史学随笔《太平杂说》。这部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影响波及海内外。一位文学教授去谈论历史，这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务正业”和不可思议，于是有人讥讽他是“隔行论史”，还有人揣测潘先生是要以批评太平天国来表达某种政治意图，甚至是发泄对于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不满。这恐怕都是无稽之谈。“文史不分”本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20世纪上半叶许多学术大师都是文史哲各科兼通的。可是50年代以后，由于学科划分过细，研究领域被人为地限制得极为狭窄，这种不正常的情形长期以来却被视为天经地义。潘先生在《太平杂说》前言中说，就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界而言，我主张要大力提倡跨学科参与——隔行论X。在笔者看来，就是可以隔行论一切。潘先生之“隔行论史”实际上早在《太平杂说》之前就有了。在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咀嚼世味》中，他评论了朱元璋、魏忠贤、武则天等历史人物，并论及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某些现代历史学家。潘先生说他对历史很早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与从小就浸泡在国耻国难的死水里有关。在大学时期，他就开始看有关太平天国的书，那时他还未遭受不公正待遇。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隔行是否可以论史，而在于隔行者之所论是否合理，是否有价值。也就是说，这不仅是可能性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必要性的问题。要知道，太平天国史研究是一个进行了几十年的很大的课题，在较长时期里（无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其后）史学界对它的投入甚至超过了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之类的重大课题。有关史料和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研究队伍庞大又强壮。一个“隔行者”的“杂说”能提出什么新见解和有价值的观点来呢？如果潘旭澜的隔行论史只是“客串”、“玩票”的性质，那充其量只是个人的喜好，恐怕也就无需多说。然而，潘先生的论史不仅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对史学界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冲击破，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太平杂说》“前言”（《文选》没有全部收录此文）中，潘旭澜说：“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染，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即使有，受到种种‘关系’、利害的制约，很可能就欲说还休，胎死腹中。”事实证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正是这种需要“隔行者”参与的领域。该书的第一篇《应当正名》和第二篇《译名小议》，发前人之所未发，辨明了一个长期为人所误解的事实，那就是“太平天国”只是洪秀全及其太平军自称的国号，后人沿用这个词来概括这场运动以及相关的事物是不准确的。然而，潘旭澜先生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辨清一两个概念，更重要的是端正研究的方法。太平天国研究是一项交叉学科：它既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一部分。以往的此项研究更多地是将它置于农民战争史领域。其结果是，研究者在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指导下”曲解史料，美化乃至大力歌颂洪秀全以及太平军。而且将太平天国运动与此前所有的农民战争混为一谈，由此而忽视了它的时代背景。潘旭澜评价太平军的基本方法有两点，一是实事求是地辨明几个基本事实：一、《天朝田亩制度》中“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等门面话是骗人的幌子，并未真正实施；由这些纲领捏造的天国“平等”和“平均”的神话应当推翻；二、洪秀全并不是什么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而是一个利用宗教迷信煽动民众造反，借以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野心家，是一个腐败、堕落的旧式君王。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在中国面临近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太平天国（本文仍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运动的作用，指出它所引起的内乱延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它并非像传统理论所说，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一评价与以往不加分析的一味歌颂完全不同。潘旭澜提出的评价农民起义的新原则对于农战史专题的改造是极其重要的。他说：“认为无论怎么样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历史观。根本的尺度应当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这些都切实抓住了太平天国研究的两重性特征。由于是一位文学教授的“杂说”，又多发表在非学术性的报刊之上，潘先生的这些极富建设性的意见多年来并未受到史学界人士的关注，许多人甚至对此一无所知。直到近年来潘先生将《太平杂说》中的主要观点用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于上海的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上，引起“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方之光等人的批评，由此激起历史学界的公开讨论。笔者恰巧也参与了这场讨论，在《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发表文章《一场农战史论争所折射出的研究方法问题》。该文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那就是“隔行者”潘旭澜的观点与中外学者的最新和普遍的看法基本一致，而作为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的方之光的主张却与学界当下的认识水平相差较远。其原因在于，潘旭澜是从史实出发得出结论，而方之光等人则无视史实，坚持几十年不变的传统理论，沿用陈旧的解释话语，反映出传统农战史专题封闭性和保守性的特征。最后需要说明，为什么潘先生要用“杂说”，即随笔的形式，而不是正规的学术论文来讨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他希望社会上的广大读者能够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所以有意写短文和不甚规范的文章，在非专业报刊上发表。他说：“我只希望同更多读者一起，认识洪秀全和太平军的本来面目，思考被随意摆布的历史。”尽管他知道这样做势必削弱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还会遭到专业人士的轻视，但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宁愿为肩负的重担而放弃一己的私利。《文选》揭示了一位学者几十年来艰苦奋斗的历程——他身处逆境而充满希望；在与疾病和命运的抗争中不断探索和开辟新领域。从文学转向史学，从微观到宏观，从研究到创作，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两本选集虽然不厚，却记录了他在学术道路上一步步坚实的脚印，这些留给后人的成果和启迪，就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了吧。黄敏兰/文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