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历史》章节试读

《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95页

一个关于翻译的猜想：
就这点而言，《隋书》不仅在方法上而且也在内容上给了顾颉刚很大的启发。《隋书》以及康有为让他赞赏和为他所接受的在于怀疑流传下来的历史结构但也不排除对经典著作进行批评性的研究。
开始有点奇怪，（虽然没看过）似乎未见过对《隋书》有类似的评价，同时将《隋书》与康有为并立也有点费解。后来默默念了一下，这里的“隋书”会不会其实是“崔述”啊……………
大胆假设而已，求教于各位友邻！

《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259页 - 附录二：后记：列文森

虽然“写在中间”现在被认为是很高明的写法，但是，高明往往要很用心，在经意不经意之间吐露出来的东西，还是在结尾，尤其是写来读来都很痛苦的现代学术作品。
施耐德最后带的一笔列文森，似乎呈现出他疑问的起点。猜测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冲突，他想知道论证自己的信念——“承认必须有普遍价值”——的途径到底在哪里。虽然历史主义不必定导向相对主义，因为很多持历史主义观点的人对相对主义深恶痛绝，也提出了很多方案来解决这个基本问题，但是，历史主义仍是相对主义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即便是那些厌恶相对主义历史主义者，也有好些误读把他们归置进他们厌恶的路径里面去。再加上很难想象有哪位现代历史学家不从根底上持历史主义观点，也就是说，他们站在一个摇晃的木桩上，非常可能偏向相对主义，或者，如果他们仍持普遍主义观点的话，就需要非常好的定力。如果他们正好处在剧变的时代，这种摇摆不定的性格就会达到一个极值；如果他们正好处在一个只能发展一种“特殊化的普遍主义”或者，越过某种观念的普遍性，提出观念制作上的普遍性，的时代，这种极限化的境遇就会成为那些对此问题昼思夜想的人们一个极好的观察场地。对施耐德来说，这个场所就是民国时期的史学家。
在施耐德笔下，陈寅恪的历史观念是，历史中的真理，历史中的普遍价值，如果人们具备了和他一样对历史的把握就应该承认的道理是，“民族精神”，一种不定形存在，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可以通过客观地研究历史而主观地与之互动使它不断地延续下去，这不属应然，而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每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历史与互动方式，所以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这种互动方式，人之创造历史与延续历史的方式，在陈看来，其最核心者便是“运思”（我杜撰的，只是大意），在希腊则为柏拉图的理念，在中国则为三纲五常，不用说，这和章太炎的看法蛮相近的。普遍价值存在的历史真理观。
傅斯年历史中的真理是特定时点发生的真实事情，因此他将思想史与地理联系起来，研究到底是哪种实在的因素导致了传给后人的“思想”。“史学即史料学”，这种历史真理观把傅斯年和实证主义更牢地绑在一起。傅后期的变化，导源于他对历史的教育功能的认识，实际上，这种认识很容易推到真俗两橛上去，只是晚年为教育事业和政治牵扯精力太多，傅没什么机会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提出完整通贯的看法。普遍价值有用的历史真理观。
即便是陈寅恪所秉持的观点，也和传统观念相去甚远了，毋宁说可能比傅还要远些。无论陈傅，都不保守。那么，保守的学衡派史家又是如何面对难题，这个难题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怎样去处理，顺着这条路径往下走，就是施耐德预告的接下来的研究了。虽然他那时认为这是一片学术处女地，但显然，他的选择不只出于学术生产上的稀缺原则，也有个人的问题意识。尽管现在相关研究已经很多了，但和断裂之后的趣味与功利相比，这种高度理论化的论述还是值得期待，因为这本身也是“普遍”的一个举证吧，希望他不是已经放弃了。

《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300页 - 结尾

这本书是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陈寅恪和傅斯年，探讨他们的治史方法是否能在历史研究中找到“真理”

《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169页

中国学术界的兰克观是通过翻译朗格诺瓦（langlois)和瑟诺博斯（Seignobos）的《史学原论》一书而形成的，而《史学原论》的作者又受到朋汉姆（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教科书》的影响。有关第一种可能，Georg Lggers在研究中证明，美国吸收兰克主要是考虑到其史料学和课程讲授方法，兰克在“就像事情本来的样子”此一指导原则下成了一种非哲学的历史科学象征。第二种情况是朋汉姆、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代表史学在19世纪末的一种发展，那时的史学虽然仍援引历史主义，但是在史学日益科学化的环境下，历史主义愈来愈被降低为史料批评了。这段话前接作者的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将傅斯年史学比作兰克史学其实是一种误读。
读到这里之前，我其实有一点迷失在作者对傅斯年史学的分析的话语里了。因为作者是在用历史主义理论的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作为理论预设，然后以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加以对比，而结果并非若合符节而是参差不齐。
可是，参差不齐与若合符节之间的距离其实才是比较研究在寻找的东西，因为在二者之间，存在着观念的发展变动和传播，引文中的Georg Lggers也就是针对了这个。

《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50页 - 第2章

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在内战时期，傅斯年的政治行为在许多方面仍保持前有的立场。一方面，他以反对贪官污吏为己任，采取的方式是诤谏。另一方面，继续他对传统中医的战争。

《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45页

王汎森認為傅斯年的領導作風很專制...以至於直到他去世二十多年以後，在史語所內才有方法多元論的可能。傅斯年簡直是一個「學霸」，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對付觀點不同的學者。

《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50页 - 第二章 陈寅恪和傅斯年的生平

1938年7月，傅斯年以委员身份接下了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个职务。由于他身负多重任务，加上他还准备《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的出版事宜，1941年3月，他不得不因严重高血压而前往重庆住院治疗五个月。他从重庆给友人写了多封书信，信中他反省自己到目前为止深受科学影响的世界观，并开始转向新儒学。受到疾病的警告，傅斯年决定少参予政治和多花时间做研究。但是由于他的“民族主义者”性格，他并未真正做到上项决定。他在这时期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一个以“我的哲学”为大标题的有关历史哲学的写作计划，但是他并未执行。

《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1页 - 第一章

法国人说德国人要用整整一章讨论理论立场和方法，果然……第9页，将用语言学方法研究历史追溯到刘知几《史通》，有点怀疑，首先《史通》没怎么用这种方法，其次，应当推到《颜氏家训·书证》吧。
75页，第三章，新史学的形成，引章太炎说国粹，“释迦氏论民族独立，以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于考源国粹似为肯綮。接下来马上就谈到日本志贺重昂最先在政治上引入国粹一词。考论国粹的概念史的把柄。
77页，施耐德整合了不少二手研究，看上去显得一手资料用得少了。比如王汎森、汪荣祖、余英时、艾尔曼等。这一页讨论章太炎的基本观点，用了很简单的哲学语句，就把王汎森依赖原始资料下的判断涵盖了，而且更清楚，两端不可偏废。
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的讨论真精彩。
第三章第二节依次讨论前期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整理国故运动-胡适、疑古运动-顾颉刚、后期梁启超、学衡派-吴宓柳诒徵、社会史-郭沫若陶希圣、文化史-钱穆。以民族主义和文化复兴为主线，用高度理论化的语言重述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史。除了战国策派和吕思勉，重要史家都讨论了。
"学衡派里的柳诒徵和张荫麟还没有得到全面研究。“
133页脚注3，翻译中的移位：解释、批判和考证。

《真理与历史》的笔记-第136页

因此，他们虽然不反对人类的普遍范畴，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一般的规则中，而是在各个特殊的历史中去寻找这种普遍性。他们把特殊的历史理解为其精神的驱动力，即理念不断重新具体化的过程。藉由说明这些理念以及理念在历史上的显示与发展过程，历史主义指派给历史的任务是，把现今描写成和过去一样都同受到这些理念的影响，并由是促成延续性、意义以及指引未来的方向。
作者提了一下陈寅恪的史学理论观点和历史主义很像，而展开论述历史主义内涵的时候，将分析要点放在历史主义区别于普遍性的以人类理性或者文化规律为目的的史学，进而历史主义又不愿落入相对主义，历史性就建立在拒绝普遍而又不拘于特殊的认同之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本将史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书，而要研究思想，学者自己首先需要有一个主观的理论预设，就是确立自己评价的立足点，在这一意义上，研究思想的人自己必须先要有思想。读到这里为止，觉得本书的论述有一点飘忽，因为没有真的理解作者是用什么理论预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历史主义的分析似乎是帮助我走出阅读误区的钥匙，普遍和特殊就是作者分析史学思想的两个端点。
理解概念是一回事，分析方法又是比概念理解更加高一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