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书评

一体化视野下的局部观照 ----评胡传志教授的《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 张晓利

近数十年来，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突飞猛进，一些传统的热点领域面临突破的困境，有些学者另辟天地，重新开疆拓土。或移师海外汉籍，或转攻明清诗词文，或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也有一些学者坚守阵地，在传统的热点领域，继续研究一些大家名作，守正出新，同样推动着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胡传志教授的《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即是如此，其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以宋金文学一体化的视野，统观南北，并聚焦一些大作家，从而获得一个又一个喜人的新发现。以往的宋金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划疆而治，一些学者站着宋王朝的立场上，将辽金文学作为附属加以研究，也有少数学者立足于辽金王朝立场，研究辽金文学。这样的研究，其优点是有利于集中心力，对各方展开深入研究，其缺点是割裂二者的联系，对一些中间地带视而不见，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话题因此被忽略。该书作者曾长期研究金代文学，近十多年转向宋金文学关系研究，其思维自然不囿限于某一方。带着新的眼光，作者能在名家名作的研究上作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开拓。辛弃疾可谓宋词研究的最大热门对象，研究成果无以数计。该书作者将辛弃疾放在北宋→金→南宋→元词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仍然发现关乎词史大节的薄弱之处，写出《稼轩词的南下、北归及其意义》一章。该章通过发微补阙，进一步考察稼轩早年的学词经历，肯定《宋史•辛弃疾传》中有关师承金国丞相蔡松年的记载，探讨蔡词对辛词的影响以及辛词对蔡词的继承与发，认为蔡松年不仅是苏、辛两大词人的桥梁，还是南北词风交融的关键。辛词南下促进了南宋词的发展，而辛词的北归直接影响了金末元初的走向。作者考察辛词北归的过程、演变路径，认为在金末或更早的时候，稼轩词就通过非公开途径传入金国，至金末已广为人知，金亡之后，人们公开称赞稼轩词，耶律铸于1258年在阆州带回《稼轩乐府全集》，北方有了完整的稼轩词文本。元好问将辛词与苏词并列，树为北方新高标，可他并不赞赏辛词的爱国感情和豪壮词风，只是片面地推崇其以诗为词的取向，后来耶律铸、元朴皆沿此方向发展，直到王恽才全面评价辛弃疾其人其词。作者正是这样围绕着辛弃疾词的南下、北归，不仅理清了金、宋、元词史发展的这一重大关节，还清晰地展示南北词风的交融与演进的具体情景。与辛弃疾相似，南宋四大诗人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无一不是研究得相当充分的大家，同时，正因为其大家的性质，更具有多维研究角度，更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作者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诗人，研究不同的问题。陆游没有去过北方，其诗是否传入北方，尚缺少确凿无疑的证据。但陆游诗中大量表现北方的“民心”和“虏乱”，作者因此辩明其虚实，既补证其诗，又进一步分析其爱国感情及诗歌艺术。清人曾将陆游与元好问并称为双雄，“天放奇葩角两雄”，作者沿此路径，比较二人在表现时事、休闲生活以及诗风方面的异同，认为二者各具特色，共同推进了南北诗歌的演进。范成大曾出使北方，写有纪行组诗，作者由此扩大到南宋使金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探讨此类创作除抒写爱国感情之外的诸多独特价值，如表现北方遗民的情感，表现使金文人的复杂心态等等。杨万里曾担任过接送金国使节的接伴使，写下了包括《初入淮河四绝句》在内的300多首组诗，学界对此组诗几乎无人问津。作者独具只眼，分析杨万里寒冬苦旅中的创作激情、爱国诗的诚斋体貌以及诚斋体的高峰状态。杨万里诗曾传入北方，受到北方人的关注，作者通过梳理赵秉文、李纯甫、元好问三代文人的不同态度，描绘出诚斋体在北方的滑落轨迹，认为“橘逾淮则枳”的原因是诚斋体的特点不适合金末危亡的时代、不适合北方人的审美观。在上述宋代一流大家身上，《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尚能有如此多的开拓，在相对次要一些的研究热点上，更是多有斩获。如王若虚《滹南诗话》、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戴复古的《论诗十绝》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的名作，作者从宋金文学一体化的角度切入，在前人的研究之外，能别开生面。作者指出，《滹南诗话》多取材于《苕溪渔隐丛话》等南宋诗论，入室操戈，通过批评南宋诗论实现自我提升。元、戴二人的论诗绝句，郭绍虞等人的解释存在不足或误解。作者认为二者一前一后，元在戴前（并非学界所误解的戴在元前），元诗为警醒的批评论，戴诗是老调的经验谈，元诗发掘了论诗绝句的体制潜能，所以元诗成就、影响远在戴诗之上。对文学史上一些不太重要的研究对象，该书往往也能揭示其文学史意义。譬如对于完颜亮诗词，既厘清其由南宋、历元明清进入中华文化历史的轨迹，又以小见大，揭示因人废文观念的时代变迁。再如对元好问《续夷坚志》与洪迈《夷坚志》的关联，作者客观分析洪书对元书的启发，细致辩明元书与洪书的区别，认为元书只是一部别无寓意的志怪小说，其意义在于，元好问由洪迈“谬用其心”、日趋粗糙的《夷坚志》系列回归到文人撰写志怪小说的常态。《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的内容尚不止这些，还有关于金初宋人的创作、金人出使南宋的创作、伪齐政权的文学、金末入宋文人的创作等等研究，其中还有许多新人耳目的见解。无论这些见解是否都很周全，我们相信，都会深化宋金文学的研究。由于作者较多地关注宋金文学的个案研究、局部观照，导致宋金文学一体化的系统性有所不足，各章相对独立。这实在是难以两全齐美的选择，因为一旦“系统”，有时就不得不平面化。作为学术论著，系统性不足或许无伤大雅。（原刊《人民政协报》2013年6月10日《读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