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5
ISBN:9787301219812
作者:杜维明
页数:159页
章节摘录
神秘主义在美国我们用理智来认识外在事物的能力永远赶不上在感情上想要进一层地去了解各种环境的欲求。这种理智和感情之间的鸿沟，是任何人都绝对无法弥补的。于是，稍有自知之明的人，总不免会发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叹息。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没有通过真切的体认，并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就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而成为指导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原则。不仅是个人，即使是家庭、社会，甚至国家、民族，也可能因为受到习见的影响而忽视了人性中一些放诸四海皆为准的基本价值。譬如，没有一个人可以自觉地选择自己的父母、性别、出生地和成长的模式。不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命题总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有些迷信科学主义的“现代人”在宣扬试管婴儿的优生学时，好像竟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偶然性和神秘性。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不知道了，又如何忍心以人类的无知来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呢？我并不相信宿命论，但我愈来愈觉察到自己生命中的未知数确有真实的意义。固然，劫数或命数的观念常被具有科学常识的现代人斥为无稽的迷信。我自己也从来不理会手相之类的玩艺。就连影响建筑和营造事业极大的风水之术，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过我对《易经》却有由衷的敬畏。美国海湾区的知识青年，常常用铜钱和蓍草来占卜，有些人甚至把每天得到的卦辞当做指导日常生活的准绳。在伯克利的电报街上摆摊子算命的人虽然还不多，但也已屡见不鲜了。凡是常在美国大学城逛书店的人，都会发现近年来美国知识大众对神秘主义的兴趣有与日俱增的趋势。西藏的密教、印度的民间信仰、日本的禅宗以及其他各种类似的宗教思想，都已在美国的知识界大行其道。以印第安巫术为背景的《唐璜的门徒》(时报曾以“先读为快”方式披露过)能够变成在全美畅销的奇书，也许只不过是这种潮流的例证罢了。否则，另一本奇书《禅和机车保养》，绝不会被《新闻周刊》的编辑们选为本年度十大佳作之一。表面上，美国的知识大众(不仅是喜欢标新立异的大学新生)开始对“非理性”的知识热衷起来是一种“失落”的症候，也就是对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传统已丧失了信心。很多分析学派的哲学从业人员，如澳洲的派世莫(Passmore)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但托(A．Danto)，就一再表示东方神秘思想和西方理性主义是不相容的。如果欧美的知识大众不顾科学的批判精神而逐渐沉湎在毫无实证可能的神秘经验之中，那么西方文化的柱石——“理性”就有折毁的可能。赫德逊思想的主持人康(H．Khan)，甚至宣称古罗马的衰亡就和神秘主义有关，并呼吁美国朝野要对这些威胁美国基本价值的思潮提高警觉。就连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种种忠告。但是，神秘主义在美国知识界大行其道，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现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在美国东部引起一场风波的电影《大法师》(The Exorcist)对美国知识界的影响虽然不能和几年前《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台湾知识界的情形相提并论，但“祓除妖魔”这种在天主教里早就废止的旁门左道突然又活现银幕，唤起千万人的注目，并且导致一连串的学术辩论，使得教会也不能不采取诱导的决策，确是一件耐人寻味的趣事。至于经院派的天文学家决定在科学年会中公开讨论一些星相家的推测，传统心理学家甘愿接受瑜珈术的基本训练，以及其他类似的例子，更显示出神秘主义不但已经侵入知识界，而且在高深学府中已找到若干信徒了。今天为一般美国大学生所推崇的书籍中，和神秘主义有关的作品所占的比例确是愈来愈大。要想找个对星相、练气、坐禅、服药、打太极拳和修瑜珈术毫无所悉的美国知识青年，已不容易。如果想认得一个在大学里攻读四年而完全没有听过克里辛那慕谛(J．Krishnamurti)、华兹(Alan Watts)、宗喀巴(Chgyam Trungpa)或赫斯(Hermann Hesse)的美国青年，那就更难了。这已不是“嬉皮”(Hippie)和其他“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特殊现象，而是在美国中上层社会里也显而易见的普遍现象了。其实，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在物理界崭露头角的美国专业人才，白天用最精密最严格的科学方法处理他的实验，下班以后把全部精力放在毫无“实证”根据的星相学上。这种看起来好像不相容的知识途径，在美国社会里已逐渐变成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了。以前科学主义的信徒总以为人类的进化是从宗教和哲学转向科学——在理性的科学时代，玄想的哲学和迷信的宗教最后都会销声匿迹的，因此理性绝不能和玄想或迷信之类经不起事实考验的心态并存于天壤之间。还记得在“科玄论战”的时代，我国知识界一些泛科学主义者，竟把人生哲学也划归到因为不可证验所以毫无知识价值的玄学领域里。结果整个中国的儒学传统，尤其是宋明的心性之学，都因为不合“科学”而被曲解成过时的封建遗毒了。现在虽然距离科学主义弥漫中国学术界的20年代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迷信科学万能的“玄思”在社会上仍有极大的潜力。这也许是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仍不能在台湾岛内知识界开花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固然，神秘主义并不能由一套简单的量化方式来证实，但内在经验是一种虽然尚不能清楚地被界定却是人人都能领会的真实感。如果我们因为现有的科技对这种类型的感受还不能加以解析就觉得它们是玄之又玄的迷信，那么不但禅宗的“顿悟”，就连宋明大儒的“变化气质”，也都会成为和现代文明不相契的历史陈迹了。然而，一个生在20世纪的科学从业员为什么一定不能同时接受严格的宗教训练并做一番修身的工夫呢?也许这正是神秘主义为什么在欧美知识界重新受到重视的部分理由。前面已说到，人类求知的感情需要永远无法被其获知的理智能力所满足。因此，知识的领域愈扩展，求知的欲望就愈强烈；可以获取知识的力量愈大，想要掌握的知识领域就愈多——这是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缺。在科学主义大盛的时代，这种心灵上的空缺曾促使许多有大志的青年献身于科技研究之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为知识而知识，根本不考虑其他的价值。譬如在肯尼迪担任美国总统时，政府当局决定登陆月球是实现美国太空理想的大目标，于是建立了一个“国家航空太空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简称NASA)，集中联邦政府的科技力量，希望在1970年前达到嫦娥上月的新境界。而美国的科技人才竟在不到限期内就完成了肯尼迪所付托的使命，写下了人类科学史上重要的一页。但是，正当美国国旗飘扬月球的时候，许多美国青年人却因为反对越战，反对军工复合体，并反对政治上的特权阶级，把美国国旗当众撕破、烧毁。科技可以把国威升高到月亮上去，但不能防止国内知识青年对国策丧失信心的现象，是近年来在美国有目共睹的悲剧。如果60年代上半期是美国一般人士相信科技万能的巅峰状态，那么60年代下半期就已是另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了。到现在为止，究竟这个新兴的观念，世界应如何称呼还是众说纷纭，并没有一定的术语。信奉星相的人说我们现在正进入黄道带十二宫的第十一宫，因此“艾扩律亚士”(Aquarius，黄道带第十一宫的图形，象征“提水者”)就变成了鸡尾酒会里的谈助和流行歌曲的主题。社会学家则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或“后现代社会”(Postmodern society)等极绕口的名词来描述这个出现不久的“意识形态”。无论如何，泛科学主义者相信人类的技术进步可以永不休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心灵的空虚并不能靠理智所获取的新知识来填补，这个事实已为多数学人，包括不少自然科学界的领袖们所接受。也许“艾扩律亚士”、“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类从征服高山、征服海洋、征服太空等等向外追扑的心情，转回来采取一种认识自己，了解环境，并设法和自然界取得协调的态度。浮士德为了勇往直前，不惜牺牲自己灵魂的气魄，已转化为一种明哲保身的智慧了。在这个世界里，单线的科技进步也许会缓慢下来，但人类也不至于变成一群梦想控制宇宙的“罗勃”(robot，机器人)，在不觉中沦为电钮和机关的奴隶了。神秘主义并不足以显示当前美国知识界的价值趋向。其实，东方体验之学是不是可以称为神秘主义还是一个待考的大问题。局外人也许认为坐禅极为神秘，但身历其中的人很可能会觉得，这实在是和挑水砍柴一样既普遍又自然的经验。同样地，一个从来没有勤习瑜珈术的人也许会认为这套工夫非常玄妙，但真正修道有成的人很可能会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并不坚持东方体验之学必定是神秘主义的一种，只是想指出不通过一般的感官和理智，而由直觉、洞识、灵明以及其他非科学的方式所获得的“真理”，在今天美国的知识界已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以前西方的人文思想是和神秘主义大相径庭的；今后欧美新兴的人文主义，很可能会建立在宗教的体验上。一个真正的当代人不仅要具有运用理智思考的能力，而且也应当以开放的心灵来了解、来领会人性中极内在也极普遍的感情——一种景慕“最后真实”(ultimate reality)的玄妙之情。
内容概要
杜维明
第三代新儒家代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并曾应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邀请参加为推动文明对话而组建的“世界杰出人士小组”。先后求学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81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8年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
书籍目录
目录
再版序（1）
序(1)
上篇学思感言
体验边缘的问题
儒家心性之学
——论中国哲学和宗教的途径问题
印度行感言
一个真实的人
——为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
唐君毅的悲愿
根源性的抉择
与日哲西谷启治一夕谈
追扑富强的影子
了解自己的发掘工作
反省的证道者
——为纪念马塞尔而作
三万英尺高空的梦想
玄谷与偶思
有关“传统包袱”的感言
神秘主义在美国
胸中的风暴
——自萨特访问记而想起的
下篇旅美短评
美国大学教育的认同危机
美国的分离与整合
科技的限度
美国的知识分子
东方思想在美国
神秘主义和道德性
美国大学言论自由遇考验
美科学界“基本研究”受考验
生态学的四大原则
美国的“汽车文明”开始没落
工农二分法此路不通
结语：体察与时论
编辑推荐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编辑推荐：50年磨一剑，于丹最崇拜的新儒学领军人物杜维明，首次披露他如何影响哈佛，影响全球最顶尖的人，从儒学里学到做人的真谛！杜维明：当代新儒家领军人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央视CCTV“中华之光”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于丹强力推荐：杜维明是我最欣赏的儒学家，不仅由于他的学问，更在于他教会我们怎么去做人。陈祖芬在人教版高中语文的选修课文里写到，杜维明是“儒学飞人”，是他把儒学带到了哈佛，是他用高尚的精神和品质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中华文化。杜维明才情横溢、风雨50年求学治学心路历程3部曲单行本首次公开出版。NO.2《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任教，人文心灵震荡的十年，杜维明思想的豁然开朗。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都应该看看这套书，学习杜维明先生的开创精神和优秀品质——从这本《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里，你将看到一位华人哈佛学子风雨几十年如何成长为一代儒学大师，他内心经历了如何激烈的思想碰撞，他如何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最大演讲厅授课的老师。而，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要遵从内心，坚守我们的理想？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我们是否还要追寻高尚的品格？海报：
作者简介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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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一位年仅22岁的年轻人获得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脱下军装，从宝岛台湾飞赴哈佛大学求学。当时的他，恐怕想象不到日后自己将成为一位世界级的思想家。刚入哈佛时，寂寞、凄凉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日日夜夜向年轻的心灵袭来。有教授劝他改行，因为在美国研究历史和中国哲学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博士至少要念八九年，念出来后还不一定能找到事做。而学理科就要容易很多。“我心里想这太荒谬了。我就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只有这条路对我来说最适合，我最有兴趣，其他的路即使成功了，比如真能成为第一流的物理学教授，甚至能够得到很多的奖金，对我来说感觉它也不是很大的诱惑。”虽然不知道自己在海外研究儒学，会有什么结果，“尽管有时选择起来很难，但想到自己真正的需要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只有一个”。——这也许就是天命的召唤吧。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他做到了以一人之力改变整个格局：1928年以来，他是哈佛东亚系的第一位华人系主任。哈佛大礼堂的讲台上，他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他叫：杜维明。一位对中华文化怀有“真认同”又时时深感“恐惧与战栗”的海外学子，是如何从“夕惕若厉”中成长为国际学坛中，中国文化最知名的发言人的呢？很幸运，在大洋彼岸紧张学习之余，当时的杜维明养成了挤出时间写一些学术随笔，向台湾的报章杂志投稿的习惯。这些长短不一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他最真实心路记录。这些文字最后变成了杜维明早期三部随笔，分别写于他通过哈佛博士口试考试到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1968-1970）、伯克利十年期间（1971-1981）、回哈佛耕耘儒学期间（1983-1985）。大陆从未推出过单行本，这次付梓问世，杜维明先生专门将它们重新取名为《龙鹰之旅》、《迈向“自由之门”的儒家》和《现龙在田》（这三个书名似是取中国之龙赴以鹰为喻的美利坚展开一番现龙在田之旅的意象），分别题献给启蒙恩师周文杰、汉学家魏斐德和亦师亦友的儒学思想家狄百瑞，并亲撰三篇长自序回忆当年的心情与如今的感悟。在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到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人文领域的花果飘零与如今的大陆情况何其相似，“二十年来，台湾第一流的高中青年大半进入理工学科，第一流的文法学士又大半献身于外文、经济，真正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才，仅限于中文、历史和哲学三系中的‘硬汉’”。台湾当年的留学热也让人何其熟悉，杜维明叹息“即使明朝的八股取士，也不会比今天的疯狂留学要斫丧性灵”，“想不到五四的愤怒青年和抗战的热血青年，不过只一代之隔，已是万事皆下品，唯有留洋高的信徒了”。当时的杜维明执意去台东就读于东海大学这所世人眼中的“二流大学”，只因为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和徐复观在此任教，更在大二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与俗流分道而行，立志高远，无怪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对这位忘年交极为称许，杜维明离台转赴香港时，对人评价向来严谨的殷海光写信给在香港的友人说：“此乃国士也，应以国士之礼待之。”有感于中国文化区有最长的历史，却有最短的记忆，杜维明隐隐意识到了自己的某种使命，虽然这一使命在当时仍是面目不甚清晰，“究竟我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曾跟随我度过建国中学、东海大学、服兵役、哈佛大学几个生命的旅站……它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终极关怀’，但也从来没有给我带来不可忍受的痛苦。相反地，它是我的定盘针，我的掌舵人。他帮我超越一个普遍在台湾受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考试教育’所必不可免的存在限制——我总算找到一支芦苇，不必像大多数有时代感受的中国知识青年，因为遭遇认同破裂的袭击，竟终其一生像一些无根的浮萍，随着西向的波流而一去不返了”。此心安处即是吾家，这一终极关怀最后凝定为杜维明对中华文化的内在价值的“真认同”，要去找回中华精神赖以维系的“滴骨血”。数十年后，当重回哈佛任教的杜维明开设通识课程，讲述儒家哲学时，他的课堂创造了成为全校选修人数最多的记录。诚然，西方有识之士都认可儒家文化是一种值得借鉴的人类智慧，中国人为何要“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弃绝自己的文化基因呢？在伯克利任教的十年，初入学术界的杜维明深感痛心的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严重自我边缘化：英国有汤因比，法国有萨特、马塞尔，德国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奥地利有哈耶克，以色列有布伯，印度有拉达克利希南，日本有西谷启治，作为各自文化的发言人，唯独中国人在国际学坛一蹶不振。虽然他没有提到自己因此而树立下宏愿，立志成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道者，但杜先生在后来漫长的数十年学术生涯实践无疑正是对这一有感于儒门淡薄的某种回应。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中收录了作家陈祖芬以杜维明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就以《儒学飞人》为题，描写了杜先生风尘仆仆在世界各地为中国文化发言，参与文明的对话，文中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如果有好事者把杜维明乘坐的飞机的航线，一道道记录下来，像做心电图似地记录下来，那么大体可以看出儒学在今日世界上传布发展的轨迹。”对于这一条学术道路的选择，杜维明在今年2月份为《现龙在田》所写的长篇新序言中，提到陈荣捷老先生曾建议他放弃英文写作，减少开会、讲学和国际交流，如此奋斗必然成为学术大家。杜维明却有自己的苦心孤诣之处：“我不能也不愿走法国汉学和乾嘉朴学的路，我的儒家之道随时随地激励我，使我不得不和世界各地体现轴心文明的大师大德交流、讨论、辩难和对话。”“我的脾性喜静厌动，宁默勿语，就简避烦。……因此程伊川所谓‘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心里有数，在这个现代西方以动力横决天下，西学大盛，家国天下事事错综复杂的末法之世，一个对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稍有‘体知’的人，不得不效法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漫步讲学’(Peripatetic)，状似逍遥的不厌其烦的走动、说话”。“七年之病，需求三年之艾。百年大病，最少需求三十年之艾。”杜维明在其学术起步时期的三部随笔文字中最深沉的夫子自道，至今仍然让人读来感喟万分，也足为后生学者反复玩味。 -
假如生活在孔子的时代，儒学更多时候是鲁国的学问。那个时候，读懂孔子就足够了；又假如生活在董仲舒的汉代，儒学已经不仅仅是鲁国的学问。此时，儒学是中原大地的学问。只是读懂孔子可能就不够了；现如今，我们已身处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已经渗入中国乃至东亚生活的基因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同时，儒家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不断产生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因此，必须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待儒学，同时也必须了解儒学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及作用。但是，非得有大观眼界，否则，难以透彻玄机。“识千器而后观剑，”具世界眼光而后论儒。假如，今天要了解和学习儒学，了解儒学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杜维明先生的作品自然是必选。杜先生的《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做为新儒学的入门读物，再合适不过。此书是杜先生在伯克利十年的心得随笔。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学界精英人物的趣事；也了解到，杜先生是怎样以儒家的大观巨眼和高度看待这个世界的。那些真观点、真人物、真事件、真情境，在先生笔下，娓娓道来，使读者有“体之于身”的感受，阅读与获得的乐趣，妙不可言！借用先生在书中的一段话：“我认为20世纪的儒学不但要超越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权威和社会习俗的限制，而且也要超越文化传承的约束。儒家唯一不能超越的是人的本身。实际上，如何做一个儒者，即等于如何做一个真实和完整的人。”如何做一个真实和完整的人？那就请随杜先生一起，来至三万英尺的高度，来确定我们个体的定位吧！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感谢那位可爱的女士！ -
1964年伯克利校园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 FSM）是美国大学生政治自觉、非裔民权运动、全国反越战斗争最具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件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C Berkeley）和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八大名校的差异至少有三点。它是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的代表，加州阳光带经济力量兴起的标志，和“青年文化”的突出表现。如果哈佛还洗刷不掉牛津和剑桥传统的英国烙印，芝加哥还无法超脱德国大学的科研氛围，加大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风味。不少加大本科生是来自从未接受过任何大专教育的穷苦家庭，很多是社区学院的转学生，付不起基本学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包括一批靠政府资助的退伍军人。他们大半都是佛家说谓“自力”而非“他力”修行的成年人，阅历深，独立自主的意愿强。我从几乎每一个学生都出自书香名门或富商大贾的普林斯顿来到皆是普罗大众的伯克利确有大解放大自在的愉悦。 北加州的海湾区天气宜人，环境优美，生活闲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轻松愉快。和东海岸，特别是新英格兰的凝重和紧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说美国大陆向西倾斜，无根之人都滑倒在加州，伯克利的纽约客人数不少，好像都是异化感极强的东部人。面向太平洋的加州以高科技、好莱坞、葡萄酒、军工企业傲视美利坚共和国。放弃哈佛正教授职位移任伯克利社会学讲座教授职位的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曾因对里根和尼克松政权的不满分析了东西两岸既得利益者的差别：东岸的贵族代表老传统责任伦理还起作用，加州的权贵受暴发户心理的作祟，唯利是图、为钱是问，充分显现贪婪的凡俗的个人主义。或者正因为西岸没有传统，不受习俗和宗教的约束，创业拼搏的气焰特盛，常常出花招，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学术界亦复如此。在伯克利从事教研就不能没有创意。按部就班的为学态度好象和伯克利的学风很不相称。 在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是西化思潮转向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时期，美国的社会科学大放异彩，现代性的标准不再是广义的西方而是美国现实的复制。伯克利大学生批判的对象即是美国“军工学复合体”所暴露的无知、傲慢和残酷。（本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是“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因为大学教授的激烈反对才改为“军工复合体”）。国内的种族歧视和国外的穷兵黩武显示了政治文化中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 (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 的白人优越感、大男人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欺外的情绪已刺伤了开国元勋乃至林肯总统极力提倡的“自由平等”的美国灵魂。伯克利大学生所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虽然源于校园，但它指向的目标是华盛顿，触及的面相是整个社会，它所体现的不仅是政治抗议也是文化自觉。在伯克利校园，我感受到一种清新、温润而情意绵绵的关怀荡漾在摇旗呐喊的声浪中。这也许就是抗议精神的热火和“嘻皮”（Hippi）的柔媚并存乃至融合的理由。不过，美丽的“鲜花男女”（Flower Children）在旧金山市的风景线上只存活了几个月便被毒品、色情、暴力种种黄黑恶势所污染了。毕竟，由美国精英的精英（“bright and the brightest”）为了“反共”而卷入的越南战争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可耻的、彻底罪恶的国家行为。在腐化的后期资本社会中，文化的矛盾已升级到从口头争吵到肢体冲突的阶段。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可以说是1968年的全国学潮，芝加哥民主党提名大会的街头动乱，乃至美国政治的“保守”转向的先兆。 我的伯克利经验使得我格外珍惜在普林斯顿任教4年的美好记忆。我和普大的师生相处极为融洽。牟复礼（F. W. Mote）和刘子健是我的忘年交。方闻、高友工、陈大端和梅祖麟是我的学长，Marius Jensen, Marion Levy, Walter Kaufman和Stuart Hampshire 是跨学科的谈友。特别难忘的是和李欧梵、梅广及劳思光在不同时段相处对话的愉悦。学校为我提供的宿舍是在丛林中面对卡内基湖的两层套房。一层是厨房、饭厅和配有落地窗及阳台的大客厅，楼上有三间宽敞的卧房。在那里，我曾招待过很多亲友访客，包括京都学派的祭酒西谷启治和禅宗大师佐佐木承周。还记得平常我从宿舍顺着野花遍地的小径信步到办公室只需十来分钟，可是和西谷及佐佐木漫行数次后总要滞留多达半个小时之久。经过他们的点拨，除非有急事，我从家里漫步上班的时间拖长了不少，而且每次都会发现一些从未照面过的奇花异草昆虫动物。值得一提的是佐佐木禅师在普大收了几个徒弟，都是我中国哲学“习明纳”（seminar）的同学。其中一位Hal Roth 后来成为他可以承接衣钵的高徒。但不必讳言，当时我无法想象自己终其身在普大和本科生细读文本精研章句做个名符其实的汉学家。我的求知欲太过强烈无法适应普林斯顿闲闲而来的雅趣，因此每周都会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听课（比如Benjamin Nelson 的韦伯研讨会）或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由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主持的宋明儒学讲座。我决定到伯克利历史系任教也是为了接受更大更多的思想挑战。在伯克利期间（1971—1980）,获得了美国学术联合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的长期资助，我主持了一系列“儒学习明纳”（Confucian Seminar）。这个区域性的学术月会周五举行，报告45分钟，评讲15分钟，讨论至少一个小时。酒会用餐后，部分教授及研究生即步行10分钟到1729 Spruce Street 的杜宅进行思想沙龙。次日周六早晨9时开始在教授俱乐部“会读”报告者预先提供的经典文本直到午后一点方散席。经常与会的同道包括倪德卫（David Nivison）, Lee Yearly,墨子刻（Thomas Metzger）,余佐翰（John Ewell）和David Keightley。还记得有一次席文(Nathan Sivin)从宾夕法尼亚州前来作报告，“会读”期间，因文本解读的分歧，和墨子刻发生口角，后来两人又通过群发电邮争论不休，从学术交锋变质为人身攻击，我决定制止。1977年，ACLS邀请我组织为纪念戴震逝世200周年而举行的国际会议。陈荣捷、徐复观、冈田武彦、余英时，倪德卫、狄百瑞都提交了论文。在加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我担任了全校通选的中国哲学课，主持了调研哲学学科在伯克利如何发展的委员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认识分析哲学在英美学界的地位、角色乃至功过。我和桑特巴巴拉校区的Fingarette和Raimon Panikkar协商后，一度想转入该校的宗教系集中培养突出精神性的儒家学者。伯克利的文艺复兴教授William Bousma和师友之间的宗教社会学大家罗伯特·贝拉约我共同为伯克利本科生建立一个宗教专业。这不仅对加州大学系统的博雅教育有象征意义，对美国坚持政教分离的教育政策也有参考的价值。我认为能够促使儒家身心性命之学进入美国大学教育的助缘，宗教学的影响远远超出哲学。更值得注意的是，只从朴质的唯物论和平实的理性主义来宣扬儒家的先进性是不够的。我相信马克思或杜威对诠释儒家哲学都能提供很好的参照。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保罗的爱、马丁·路德的信、佛的慈悲, 乃至马丁·布伯的对话却是更相应的精神资源。在伯克利我开设了集中细读朱熹、王阳明和刘宗周《人谱》的研讨课。《青年王阳明》完稿后, 我决定进一步探讨阳明的“致良知”和“大学问”。我特别想了解阳明的事功和讲学的关系。但把阳明的哲学文本细细体味后, 我觉察到如果不能掌握朱熹的问题意识, 即无法精切地理解阳明的晚年定论。于是我设置了广泛阅读朱熹原始文献和诠释论著的日课。详读 《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后, 我即开始撰写全面介绍朱子思想的书稿。1981年移教哈佛, 我写定的两章在旧电脑中无法取出。虽然花费了上千美元所获只是乱码。当时很沮丧, 但经过深层反思后感到长篇大论写朱熹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如果勉强而为之, 不仅不能成说, 对自己的学术事业并无深远的价值, 反而会增长傲心。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从事这种“攻坚”的学术工程了。其实, 我放弃写大部头的专著不是因为力不从心, 也未必是开会太多, 演讲的频率太高, 根本的理由是我主动自觉地选择了一条自己以为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 (doing philosophy) 的道路。 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作者列文森的学生魏斐德（Fred Wakeman, Jr.）和同事向纳 (Irv Scheiner)的会话经验给自己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确是终身难忘。我们三人几乎每周都有饭局，多半是工作午餐。其实因为三间办公室比邻，又共同培养好几位研究生，一周三五次见面是常事，但真正难忘的还是定期的未尝或缺的月会。惯例是五点下班准时在教授俱乐部酒吧见面，（有成员每迟到五分钟便罚酒一杯），烈酒数巡后方到附近一家预定好的餐馆进食，至少又会共享一两瓶红葡萄。十时许移席到家（轮流）夜饮直到子夜一两点方散。大家都是而立之年，能吃能喝，总是谈得兴高采烈。但必须说明， 我们聚谈的内容不外学术动向、教研心得和东亚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前景，从来不涉及私事，更不会闲言闲语。记得一次聚会正是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公布不久，主题便集中如何利用中美学术交流的契机发展伯克利和大陆学者合作研究的计划。 魏斐德是美国学术界的奇才。他当选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曾出任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的总裁。后来担任国务卿的赖斯曾是他麾下的特别助理。中美建交后他是美国科学院的第一位驻华代表。很多双边互惠的交流、访问和研究计划都是由他起草、定案、付诸实施的。1984年我和他一起参加了由汤一介发起、景海峰承办，在深圳大学举行的高等院校中国文化研究的协调会。他和我们一样投入，不知不觉地即成为自家人了。他对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文史哲）的现况知之甚稔，对其发展前景有深切关怀，并且积极献身其中，忍受各种艰难而从不退却。他有领导才，有使命感，有远见。秉承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志趣而广结善缘，气派大而用心细腻，办事效率极高。他对伯克利的东亚研究，美国的中国研究，和“文化中国”广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作出了贡献。他自己在中国研究领域里有突出的贡献。从他的科研成果可以得知他是以赛亚·伯林学者二分中典型的“狐狸”。他出生于美国中部，在古巴及巴黎等地成长，父亲是小说家，海明威是父执，在巴黎上中学，哈佛毕业后进伯克利从游列文森之前（1957—1963）获得了法国高研院和英国剑桥专攻欧洲史的硕士，而且有一段据他说类似007的阅历。 魏斐德是一位地道的文士（literatus），随时随地都准备笔疾书，动则万言，不管是专论、散文、公牍、报告、评审或是同事同学的介绍信，他都胜任愉快。他的出版物中有解析满洲建国大业的巨作，以王阳明的心学为背景的讨论理智与意志关系的哲学反思，三大册细说上海（1927—1937，1937—1942， 1942—1952）的历史重构，和最翔实的戴笠传记。他有说故事的天分。他获得稿酬最多的是本科生时代在哈佛写的用匿名发表的两本鲜为同事和同学所知的侦探小说。但他绝不是一个文弱书生。正好相反，他身体健壮，孔武有力，精通猴拳之类的武术，而且是可以参赛的帆船高手。我在哈佛、普林斯顿和伯克利接触到不少很有才华的人物，但Fred这位挚友的“光芒”（brilliance）确是独一无二。他热情洋溢，能爱能恨，敢于承担，可以义无反顾地全身投入。他有浪漫的情种，豁出去不计后果的豪情。他晚年不幸手术失误下肢瘫痪又备受病情的折磨，如果不是妻子梁禾的悉心调护，真是不堪设想。但直到临终，他热爱生命和拥抱友情的达观没有丝毫减杀。 在伯克利任教期间，我有缘和欧美思想家,像Raimon Panikkar, Herbert Fingarette, Burt Dreyfus, Paul Ricour, Benjamin Nelson和倪德卫论学。同时，我每个暑假都到艾思本人文中心和资深外交家Phil Talbot主持“亚洲思想研讨会”。参加的学员多半是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如电视评论员Bill Moyer，文学家Sol Barrow，生物学家 GellMann，音乐家Robert Mann，《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Seymour Topping, 可口可乐的资深副总裁 Cliff Shillinglow, 外交家 Winston Lord, 议员J.Jarvis及其夫人Marion Jarvis。和他们早上一起“会读”四书，讨论孟子的性善说，辩解《道德经》的逻辑思维，破译禅宗的公案，下午一起游山玩水，欣赏古典音乐，或乘皮筏冲刺科罗拉多河湍流。在艾思本的经验（和数十位政治、媒体、企业、文艺和学术界的领导进行长期平等互惠的交往）扩大了我对美国公共领域的理解, 深化了我对儒家现实性和公共性的体认, 也加深了我展现儒家人文精神的信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我在艾思本人文中心主持“全球社群中的华人”（“The Chinese in the Global Community”）七八次，我乘机邀请了好几位“文化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赵复三、李慎之、王赓武、金耀基、资中筠、刘海平、倪世雄和李明俊），为他们提供机会认识美国精英如何培养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 这本书所收的15篇散文和9篇评论，原来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刊行时的题目是《人文心灵的振荡》。表面上，都是即兴之作，急就章，但时隔几达40年我自己细读每一篇后对当时撰写的心情还历历在目。其实我当时为这些观点、人物、事件和情境所触动，因为对我而言这些都是真实的存在；真观点、真人物、真事件、真情境，没有一点虚假。“体验”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经验因为那是“体之于身”的实感，一旦进入生命之中则永不退色，并且不只是平面的图象而是立体的，与日俱新的，富有转化功能的动态活动。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基础来“做哲学”便不能把哲学当作职业，当作维持生计的工具，也不能把哲学对象化视为与自己生活世界了无关涉的研究课题。当哲学成为生命的组成部分之后，你便不愿意也不可能自外于哲学的家园。即使到印度等地旅行也无法离开儒家哲学的家园了。所视、所听、所闻、所尝、所触、所感、所应、所动皆是哲学之道。王阳明认为“良知”无所不在，连草木瓦石皆有良知，而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随时随地都可体现良知。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实实在在扎根在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人学，一种每个人都能自知自证的生命哲学。这种对人的了解虽然不是生物学、生理学或心理学分析的结果，但我近来一再发现这种心灵哲学和演化论、认知科学及脑神经的新趋向颇有吻合之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寻求人生的意义是一种“根源性的抉择”，一种牟宗三所谓“逆觉体证”的精神磨练。我很幸运从事哲学工作的“问题意识”在出道不久即已形成了。但我已逾古稀之年而真正的哲学反思好像才刚刚开始。孟子所谓“然而无有乎耳，则亦无有乎耳”可以引为浩叹！ 2013年2月9日（除夕）耕心敦（Kensington）灵修院800号
精彩短评 (总计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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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的随笔，要远比他的论文和演讲流畅，可以说新儒家能够普及全依靠杜维明这张嘴和这支笔。这本书主要是杜维明在美国任教期间的一些随笔，涉及到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调试问题，也涉及到中国文化的转型问题。因为载体大多是报纸，所以文章浅显可读，是传播学很好的研究样板。 -
这本小书，展现的是年轻可爱的杜维明。可是，过了这段学术青春期以后，他就变得略微世故和老练，变得不那么可爱了。这是自我成长的代价，或者社会影响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
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心路，值得一看 -
太喜欢了，恨不得背下来！大师就是不一样啊！思想就不说了，文字也超好！很久没读过这么舒服的汉语了！这本书的装帧也是美极了！ -
杜维明先生身为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在30年前却是彷徨和孤独的，谁曾料到曾经人人唾弃的儒学如今在中国大陆又成为了显学？世道有轮回，中国学问的未来，必定还是要在中国的 -
提及儒家和中华的传统文化，总有一种悲怆的感觉，似乎有着巨大的鸿沟与断层。我们斩断了自身的传承，输了西化的血脉，换来了“现代”和“文明”。但若不这么急功近利，转进来去反思自己的文化积淀，是不是还大有可为？若没有满清入侵，中华会不会自主革新？儒家在继宋明理学之后会不会迎来第三个高峰？中华会不会衍生出专属于东方的新文明？而在我们这一代都几乎全部西化了之后，是不是还需要挖掘自身的文化基因，又能不能从中觉醒出一些专属的血脉来？ -
并不是说作者不好，只是这点东西也拿来出书，实在有失水准。 -
虽然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作品了，但是读来仍是心有戚戚然。我不知道推行儒家文化的事业进行到了何种地步，但是这里确实是让我心安的天地。托小灿带给豆豆作生日礼物。 -
小册子。对“非经体认，不成原则”很赞同。还有，“人类心灵的空虚并不能靠理智所获取的新知识来填补。”一种体验+超越性的宗教/哲学共同体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