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宴与家宴》书评

厨房中的女人

古代的男人好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好像是恭维女人，其实是风凉话，因为接下来又补了一句，“君子远庖厨”。看看几千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大国”的永远是男人，“烹小鲜”的永远是女人。看官要问，男人里不也有袁枚《随园食单》、梁实秋《雅舍谈吃》吗，从苏轼到张岱、李渔、沈复，从周作人、林语堂到汪曾祺，更是高举“生活的艺术”，一啄一饮都雅到极点了。可那只是吃的艺术、饭来张口的艺术，不是做饭的、更不是厨房里的艺术。厨房是女人的领地。王宣一的《国宴与家宴》，讲的就是“一个家庭餐桌和厨房里的光阴的故事”。那是一个女儿深情回忆她的母亲，如何在“那样一个年代”为家庭为儿女做饭的记录。虽然作者不愿意说这本书是对母亲的怀念（“我怎能用这样微薄的书写来怀念她？”），但在我看来，一个女人在厨房的一生，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微薄”的。特别是当那个女人是一个母亲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吧，在那些生活贫瘠的年代，聪明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变着样儿地，在厨房在餐桌为孩子们制造出多少小小的奇迹、小小的幸福啊。我自己就永远忘不了母亲做的晒在竹条床上的那些亮晶晶的薯片，甜甜的在嘴里慢慢溶化的感觉。再看看《国宴与家宴》中，一个女儿记忆中的母亲，是何等的神奇吧。“我一直记得母亲晚宴旗袍，在厨房进进出出的样子。那个时代的厨房大都在屋子最畸零的角落，密闭且通风不好，可是她就是能从容悠闲地穿进钻出准备菜肴、招呼宾客，看不出一点忙乱来。”“她总有本事前一分钟在厨房忙得灰头土脸，下一分钟就轻轻松松端出一盘漂亮的菜来。富富泰泰的好像不曾经历过前面的油烟、忙乱，就做出来了。自信笃定的神情，似乎使那些菜色加倍地可口诱人。”这不是艺术是什么？这种艺术只有一个伟大女人才能创造出来。我们从身穿“晚宴旗袍”下厨这个细节大概可以想见，王宣一的母亲许闻龢女士也不是什么一般人物。据作者介绍，她母亲出身浙江海宁的书香世家，接受过西式教育，中日战争时躲过租界，跑过空袭，在战争之中，只身沿着长江千里寻夫，跑到大后方，胜利之后回沪，不久又告别父母兄姊，独自带着少数家人渡海到了台湾。“她一辈子除了家乡之外，主要住过上海、杭州和台北三个城市，历经十里洋场风华最盛的年代。她有好多年的生活过得像《红楼梦》大观园般，即使她算是新时代的女性，但是围绕着她一天的生活，饮食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一个类似于张爱玲的姑姑那样的现代中国的“新女性”，从教育上说是超前的，从生活上说却和那个时代大多女性并无二致，少不了相夫教子，围着家庭打转。她们并没有靠新式教育获得表达自己的机会，如果不是诉诸别人的笔端，在历史上她们也许永远湮没无闻。所以，《国宴与家宴》，我宁愿把它理解为一本生活之书，而不是历史之书。虽然书名《国宴与家宴》，让人不由生起“家国之想”，让人想到白先勇的《游园惊梦》。一个谈食一个谈戏，不免有兴亡之感。但是《国宴与家宴》更多是关乎个人生活的。正如作者说的，“食物和记忆的关系真是最最密不可分”，一道菜肴为什么非如此做不可，与其说是个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个人记忆问题，对童年经验的回味，是对某个人一生某个片段的重温。细细描述一个女人一生的烧菜做饭，学会她拿手的菜肴，我认为，算是对她最温馨最深情的传记。一个女儿和一个母亲之间心心相通的关系莫过如此了。

几片回忆

看到王宣一写的＜母亲与西瓜＞就禁不住开始回忆幼年的点滴。小时候经常扁桃腺肿大，姥姥总会拿些清火消肿的东西来给我吃。而年幼的我吃饭极其挑，整个煮的鸡蛋不吃，白灼虾不吃。最怪的是西瓜瓤不吃，大概是觉得开沙的瓜瓤没有脆爽，剩下的仅仅是＂油烂＂与黏着。于是，姥姥就将瓜瓤切掉，给我留下靠近瓜皮两指厚的瓜肉，似红发白吃下去才觉出脆爽。这么多年，好的孬的吞下肚，口儿也宽了。煮鸡蛋早晨能吃俩，白灼河虾吃的能只剩壳，而唯独西瓜，还是怀恋原来的那个口感。前天傍晚和guoya去羊山公园，湖边小路旁栽的柳树已经发芽。就在手指触碰柳条的刹那，忽的想起五六岁的一幕。爷爷带着我和哥哥弟弟去李村公园做柳哨。所谓柳哨，就是把绿了皮儿的柳条折一小块，将里面的木质部挖去，只剩外皮，不知爷爷用嘴怎样操作就能吹出哨音。现在的记忆好像只留下照片。一幅暖光中的老人，手牵手地带着三个小男孩儿走在初春的湖堤上。那三个小男孩儿的衣着已辨认不清，而照片中的老人穿的是黑色夹克。祖孙四人并排走着，都已融化在夕阳里。而现实中，哥哥已工作一年，弟弟身在加国，我人在南京。爷爷，在病床上躺了多年。常跟guoya说，我老了吧，还没到二十二岁就开始三五句话不离童年了。

味道与记忆,《国宴与家宴》

读《国宴与家宴》有两个原因：一是记忆里的某些场景闪现，二是厨艺包装下小故事显然比食谱更有趣。这本书里虽然有很多菜式的详细做法和介绍，但作者还是反复强调：这不是一本食谱，这只是一份美食记忆。作者回忆了成长中有关美食的故事，书中的一些描写仿佛亲见：快速又小心的护送冰激淋桶回家、杮子的软核吃到“叽咯叽咯”响、围蹲在垃圾桶旁啃掉一锅荸荠和甘蔗…..而更多的是母亲主理的各式国宴（父亲邀请的正式宴请）、家宴（母亲主持的家庭招待）上各种美食和记忆。作者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传统大家女性，并且即便从乱糟糟的油烟中端出来菜盘子也是那么风度绰约——那是一个穿着旗袍的主妇形象。当然，她也有很多不足，比如不懂食补、很长时间里也不知道空心菜可吃的是茎而不是叶子。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关于童年或者少年的美食都是人们讨论成长记忆时最热衷的话题。又或许是因为妈妈、外婆的名词，更让人感受到家庭中母系角色的存在，妈妈的味道、外婆的味道也不断被提起。在社会从安定逐渐走向富足的时代里，美食或许是最能够代表丰裕、满足和幸福的象征，所以这样的记忆让几代人都弥足珍贵：大家一齐动手、亲自下厨，用各种各样珍贵的、家常的食材，烘托出热闹欢乐的氛围，这种趣味是现在去饭店享受不到的。然而，随着社会的愈加富足，消费结构变化和核心家庭的涌现，这样的记忆将很难延续。比如我们儿时的腊月，很多大孩子都有一个任务：给祭祀用的猪头拔毛，最恐怖的是“大眼瞪小眼”，现在的孩子听来真是残忍又不可思议吧。作者在母亲过世后也在感慨：“母亲风华一时的国宴家宴随着她的故去，再也不会原味重现。”之后作者在朋友母亲家中，看到家宴的大盘小盘更让作者亲切中感到凄凉：年迈的老人还活在过去的时代里。家庭“煮”妇角色的越来越少，孩子童年记忆中食物比重的越来越少，关于美食的记忆终将不再是我们热衷讨论的话题。我想，这才是潜藏温馨叙事里作者真正想要说的话，这本书一方面是美好的回望，另一方面也是对母亲、对自己的一个交待。作者朋友抱怨不粘锅吃不到鱼皮煎破的焦苦，证明了美食味道的主观性——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证明记忆与口味或许并不是一致的。美食永远是停留在大脑沟回里的皮层印象，当我们欣喜找到童年的美食滋味时，往往并不是记忆里的模样：或者菜的味道变了，或者人的口味变了。味道可以淡忘，记忆永远留存，这也是味道与记忆的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