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变革
出版社: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出版日期:1999-01
ISBN:9787542612083
作者:萧功秦
页数:327页
内容概要
萧功秦:
湖南衡阳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当代中国转型政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等等。
书籍目录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文化背景
一、传统国家与“感应型”现代化
二、中国传统主导价值体系应付西方挑战的特点
三、中国传统官僚政体与制度弹性
四、传统主权国家现代化的两种趋势
日本：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融合的模式
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两极对峙模式
第二章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基本反应
一、政策创新是清王朝变革的起点
二、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一个无所作为的时期
三、洋务运动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四、甲午战争以后：危机驱动型变革阶段的开端
第三章 清末变革新阶段的来临
一、戊戌变法：变革的制约条件
二、戊戌变法面临的基本困难
三、改革的有利因素：政治共识在官绅阶层中出现
四、慈禧与光绪：最高权力的二元化格局
五、官僚政体下的政策创新的适度性
六、专制政体下的变革：“费边式”战略的意义
第四章 戊戌人士的变革心态与政治战略
一、变法人士的“意识―心理结构
二、戊戌激进心态的五个基本特点
三、光绪与康有为：激进变革势力的形成
四、康有为的改革战略失误的四个方面
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对传统政治的中心象征的挑战
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第五章 政治冲突的两极化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一、变法过程中的冲突两极化趋势
二、戊戌年七月中旬后光绪帝的激进政策
裁汰冗官事件
礼部六堂官罢官事件
从开设制度局到懋勤殿事件
三、光绪帝的焦虑感与两难困境
四、康有为接受密诏后的对策
五、联袁围园：康有为孤注一掷的选择
六、袁世凯为什么告变
七、慈禧太后再度掌权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第六章 戊戌激进主义与中国“极致性”政治文化
一、同时代人对变法失败的反思
“徐以心腹分任骏寄”：费行简论变法应采取的战略
“养锋锐以和平”：皮锡瑞论官僚政治下的变法策略
改革者的政治哲学：尹彦禾论“中庸之道”
“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严复对戊戌变法派的批评
二、变法激进主义是对因循守旧的反动
三、官僚政体下变革的两难矛盾
四、人格魅力与世俗理性：“类宗教人格”的两难矛盾
五、戊戌激进主义与传统的“极致性文化”
六、结语
第七章 清末新政：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
一、新的变革时期的到来
二、变革已经成为新政时期的基本共识
三、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
四、影响新政过程的三个基本因素
五、清末新政的三个阶段
第八章 辛丑变法：清末新政的序幕
一、“庚子西狩”与慈禧太后政治态度的转变
二、改革诏书的发布与社会反应的冷淡
三、“辛丑变法”的主要内容
四、回銮后的慈禧与光绪精神状态的变化
五、中间派掌权：辛丑变法时期的权力中枢特点
六、权威资源的流失对新政变革的双重影响
七、列强压力下的新政：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
第九章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立宪的“文化误读”
一、近代中国人的立宪观的起源
二、“制度决定论”：一种“早熟”的立宪观
三、日俄战争对中国立宪思潮的刺激作用
四、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及其两重性
第十章 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清末立宪派的两种选择
一、亲贵立宪派的政治资源与作用
二、权势派及其作用
三、士绅官僚派：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
四、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君主立宪制的两种范本
五、保守与激进的立宪派：立宪运动的内部分歧
六、清末新政过程中政治参与的急剧扩大
第十一章 保守与激进：反对派与立宪派的思想论战
一、清末立宪运动中的反对派
二、从廷臣会议看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政争
三、“危机论”与“条件论”：激进与保守的两难选择
四、清廷筹备立宪国策的正式宣布
第十二章 立宪缓行派为什么主张“开明专制”
一、中国需要立宪政治还是开明的专制政治？
二、“立宪救国论”与“立宪危机论”
三、中国士大夫能否胜任于宪政？
四、立宪是否应该以本国的习俗为基础？
五、中国是否具有西方立宪的原动力？
六、只有保守渐进才能使中国立宪取得成功
七、立宪缓行派的基本思想：启蒙专制主义
八 立宪政争的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 科举制的废除与清末游离态的社会动员
一、科举制度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性
二、“科举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与消极性
三、变通科举与废除科举：两种不同的改革选择
四、科举制的废除与社会凝聚机制的瓦解
五 士绅阶级的消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十四章 慈禧、光绪之死与清末权力真空的形成
一、慈禧与光绪之死
二、摄政王载沣：大清王朝最后的执政者
三、“弱者逐强者”之后的清末权力格局
四、摄政王的新政政策倾向
第十五章 从速开国会运动看清末政治参与危机
一、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与立宪运动的激进化
二、立宪派思想激进化的原因
三、地方官员倾向激进立宪运动的原因
四、革命排满思潮对激进立宪运动的促成作用
五、新政中的政治参与危机及其对清廷的挑战
六、清末新政的总危机正在到来
第十六章 清末的权威危机与保路运动
一、从官办到商办铁路：清政府铁路政策的演变
二、商办铁路政策的三大弊端
三、清廷铁路国有政策的形成
四、商办派对铁路国有政策的反抗
五、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六、四国银行借款合同及其评价
七、清政府赎回商路政策的出台及各省的反应
八、保路运动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
九、清政府与保路派冲突的两极化
十、铁路国有政策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十一、保路运动：经济排外主义、地方主义与立宪派的结合
十二、铁路国有政策成为民国新政权的既定政策
结语
作者简介
在中国历史上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西方挑战的持续冲击下,在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此后中国便进入大规模变革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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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 萧功秦 几个星期以前，在复旦大学的校园系列学术讲座作一次演讲。题目是"从改革的政治学的角度看清末新政"。 我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清末新政是近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改革运动，但过去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抛弃成见，从改革的政治学角度，来认识这场新政中的矛盾、改革战略选择中的两难性问题以及政治冲突`，那么我们一定会从中找到对当下中国的改革同样具有启示性的东西。 我还进而谈到，中国当下的改革与清末新政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例如，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不同，社会性质不同，改革的前提不同，改革的起点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具有一些同构性的方面，例如，西方示范效应的作用，以西方工业文明作为效仿的对象与目标模式，中央集权通过政令来推行变革的自上而下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外文化的强烈反差引起的危机感或心理压力，改革过程中的权威合法性流失问题，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与选择，经济发展与社会多元化对改革执政者的压力等等。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同构性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 接下来我还进而介绍了我在清末新政研究中发现的以下一些问题或转型中的基本矛盾： 首先，在权威危机的沉重压力下，统治者往往会通过加大改革幅度与加快改革速度的"良好表现"来争取民心，另一方面，正由于统治者陷入权威危机，因而也就无力驾驭这种大幅度的急剧改革。其结果又进一步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统治者又会进一步饮鸩止渴地再次加大改革速度，其结果更无法驾驭改革，导致的整合危机更严重，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清末新政的整个过程就是如此。 清末新政中的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急诊室悖论"与改革中的两难选择问题。在是不是应该筹备立宪时，危机的压力又会进一步使决策层出现两难局面，形成两种不同的选择。例如，一种人认为，由于危机严重，立宪条件不成熟，立宪改革应该缓行。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定正因为危机严重，所以必须加快立宪才能摆脱危机。前一意见以条件不足为出发点，构成改革中的保守派与稳健派，后一种意见以危机压力下激进改革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从而构成改革中的激进派。这种情况如同面对急诊室中的危重病人，在医生中出现保守疗法派与激进疗法派一样。其实这是一种两难选择。 第三，对西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把西方立宪单纯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便工具，而没有意识到西方制度是历史上长期演变过来的，而且受到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民俗等因素的支持，才得以产生效能。由于中国并不存在这些社会因素的支持，简单地移植西方制度只能导致更为严重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范。这种文化误读可以说是自清末以来一百年中的中国人在不同时代都会重复犯的错误。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对西方民主议会制的理解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制度工具论"。 最后，我从保路运动这一个案分析中指出，权威合法性已经大量流失的政府，即使推行的国策是基本正确的，合理的，由于缺乏权威与驾驭改革的能力，也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抗而使改革失败。清末推行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政策总体上是合理的，却因地方势力与革命派相结合而引发不满现实的民众的共同抵制，最后导致清朝的崩溃。这一实例足以给人深思。 我还进一步谈到，如何从清末改革与当下改革的研究中提炼出一些核心概念，例如，转型期失范、权威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增值、急诊室悖论、制度工具论等等，都可以考虑来充实改革的政治学的理论范式。 "实效"合法性与政治改革的条件 讲演结束后，出乎我的意料，不少同学围上来与我讨论问题，思想上的自由交流居然在演讲的"正剧"结束之后，才得以真正开始。 一位同学首先问，中国当下改革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与清末新政中类似的权威流失问题。 我回答，至少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中国二十年经济改革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城市化的程度的提高，这种实效对执政者权威合法性的增加，大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与其他各种消极现象带来的权威流失，总体上说来，中国当政者现在的权威与1976年时的权威相比，出现了增值。在改革条件下，"实效"合法性是权威合法性基本来源之一，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当年提出权威合法性的三种形式时没有提到，其实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时，这种"实效合法性"的概念具有独立意义。正因为"实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一个政府可能因为其施政的实效而提高了它在国人中的威望，反之亦然，此外，改革中的政府的权威还会受到各种新的挑战，改革中的权威资源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主持改革的政治中心因此不能掉以轻心，第二位同学问，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哪一个方面超前一些更好？ 我回答，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与滞后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个人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的改革一样，都是属于政治超前型。实际上，从现在来看，当时的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如果当时仍然采取戊戌变法时的开明专制主义模式，而不是君主立宪模式也许更稳妥些。立宪改革使地方谘议局与中央的资政院把中央的权力与省政府的权力提前给挖走了。使中央处处受到地方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抑制，以致于即使中央的政令是正确的也无法推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筹备立宪的改革，使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合法化，从而提前地把人们压抑多年的各种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这些政治要求从长远来说，无疑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伊始阶段，又是无法实现的。转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超越条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诉求，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引起不同阶层的政治挫折感的叠加，并形成反政府的同盟，保路运动中地方主义派、民族主义者、同盟会的革命派、商办铁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受摊派之苦的农民、激进的立宪派，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居然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基本正确的国策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实在是一个生动鲜明的典型例子。 清末新政由于超前的政治改革而失败，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也是如此。我最近读了戈尔巴乔夫秘书写的一本书，才了解到戈尔巴乔夫此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水平。由于前任领导身体太差，如走马灯似的相继病逝，由于这种官僚体制的"减法原则"，戈尔巴乔夫才骤然得位，直到1986年，他还不知道市场经济是怎么一回事。戈氏的形象之英俊大大地掩盖了他面对复杂改革问题时的无能。 至于一个转型期社会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我主张是步步为营，而不是一步到位，用我的话来说，应该是"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这样就既能防止风险又能给人以希望与盼头。 另外我还认为，可以根据社会各阶层对政治中心的认同程度，作为政治改革条件是否成熟的重要依据。如果社会阶层政治上互相对峙，态度两极分化，此时搞任何民主改革都会使各种集聚的矛盾由于获得"公开性"而显性化与激化，其结果由于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积累的矛盾而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挫折感，于是矛头全部指向政府，这就如同火上加油。我个人认为，与十年以前相比，中国两极化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知识分子中的温和思想日益成为主流。应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将会越来越成熟。 何谓"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有一个同学要求我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述一下什么是"新权威主义"。 我的回答是，新权威主义指的是在后发展国家中出现的一个温和渐进的改革观，它认为从传统的旧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需要经过一个开明导向的新权威阶段，它认为，只有这种具有市场经济导向的稳定的权威存在，才有可能保持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导致经济开放与繁荣，只要市场经济能发展起来，就会导致社会的分殊化与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而只有社会多元化，才会进而导致文化价值观的契约化意识与宽容精神，而所有上述这一些因素的结合，才会使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主政治有了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支持条件。一言以蔽之，新权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引向真正成熟的民主社会的来临，而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的民主观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把民主制度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范畴。只有经济分化引起的社会分殊化这种内源性的发展模式，才能使中国真正进入民主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指的是那种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早期议会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开明权威主义。 这时，一位同学进而问我，印尼苏哈托政权是一种新权威主义政体，但它却把印尼引向了现在的一片乱局，对此你如何解释新权威主义的实效性？ 我的回答是，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是一条理论上的"理想曲线"，至于现实中的某一权威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条理论曲线，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为了维护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而非要充当现实中的任何权威政治的辩护士。另外，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实中的某一权威政治强人的失误或失败，反过来否定新权威主义理论这一"理想曲线"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政失败了，就得出结论说，一切改革都会失败，只有革命才解决问题。 于是话题又转到我的政治观点，一位同学问我，你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并问我现在是否还自认为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 我说，我的改革政治观是在研究近代改革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发现，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在强烈的危机感的压力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不断地走向激进，而每一次激进主义选择的失败，又会有更激进的政治选择在下一轮变革中占上风。 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于按当时的条件来说过于激进了，一个受焦虑感支配的皇帝在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道有关改革的政策，而根本不考虑社会与政府官员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变法过程的温和派、有条件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与反对改革的顽固派结合到一起来反对康梁这些激进派的变法。 清末新政中的激进的立宪派取得了对温和的立宪派与保守派的话语优势，并成为支配各阶层思想的主流，最后导致清政府的崩溃与解体。辛亥革命选择的西化的议会民主制，而且是内阁制这种极端分权型的政府模式，导致完全无序的、不讲游戏规则的多党竞争，其结果一直演变为北洋军阀混战，此后整个社会在制度上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的失范状态。此后，社会在失范状态下的两极分化，又使文化上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文化地狱感，这种心态是产生形形色色乌托邦的温床。 这种激进化的变革趋势并没有到此结束，人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左派又把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完全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新世界作为政治目标。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种激进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又在知识分子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凡此种种，不能不使我深切地反思激进主义政治的原因，研究政治浪漫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思考中国为什么会陷入激进主义的恶性循环而无以自拔。正是在这种背景上，我才通过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我的新保守主义改革观。在我看来，通过百年的反思，我最想对人们说的一句话是，激进主义很壮美，很浪漫，但让我们还是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吧。 一位同学此时又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在西方，保守主义保的是原来已经具有的东西，如市民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经济上的自主组织，等等，那么，你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你要以什么作为保守主义的基础？ 可以说，这是一个高水平的相当深刻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思想者感谢的好问题。我把近年来一直思考的一些想法，包括我在我的论文集中的一些观点，向同学们作了这样的介绍：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近百年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动、改革与革命之中，中国自本世纪初的新政以后，极端的、以保守旧事物为己任的国粹主义的保守派已经极少，至少在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只是一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种在根本上承认变动与改革的必要性的渐进主义。它与传统国粹派相比，虽然也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但决不是无条件地保守旧物，而是把"旧物"或传统视为承载新事物的工具，换言之，新保守主义主要是在工具意义上，从承载体的功能意义上，来理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的。 最能表达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句话，是严复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个"守"字实在精彩之极，它如同一首诗中的诗眼一样重要。严复要说的意思实际上是，只有当"旧物"成为承受新事物的载体时，外来的新事物才能在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态条件下生根。"旧物"乃是守护"新物"之基础。如果把一切旧物当作不合时宜的东西废弃，其结果就如同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防护林带被砍光了一样，什么风都可以势如破竹地、毫无阻挡地吹入，结果什么也没有留下来，除了留下一片水土流失的沙土。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用我的话来定义，那就是在反对激进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渐进主义变革观。它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缓进待机的方式，以实现从传统旧体制向具有现代文明与民主的社会进步。而新权威主义则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两者在许多方面是一回事。 当下知识分子三大思潮之争 话题转向中国当下知识分子中的新思潮。有位同学问，你作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对当下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有什么看法？ 我说中国当下存在着三种思潮鼎立的局面。它们是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八十年代末，新保守主义以新权威主义的面目，与自由派之间有过一场社会大论战。目前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存在着一场新论战，新保守主义基本上站在自由派一边。 就我的看法而言，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对权力腐败所持的特有的敏感与批判态度，而在一个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腐败又比过去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温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存在的权利。但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乏中国社会的内部的载体，在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价值的强调，是以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自身的自由为基础的，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契约交换关系，以自主利益的存在为基础的，而在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示范作用下，由对专制独断的批判，对集体压抑个人的后果的反思而引发的。这种缺乏根基的状态使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在判断中国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失去分寸感，有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自由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变成洋教条而不自知。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存在着英美传统与法国传统，前者以市民社会中的契约关系与经验为基础，后者以泛道德主义的人权解放原则与斗争理念为基础。在中国，后一种自由主义特别具有吸引力，这种解放式的自由主义，对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它在中国很容易在危机时期转向激进主义，变为以西方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厢情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保守主义是抵制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的一种制约力量。当然，自由主义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一种务实的、温和的反对激进主义的态度在自由主义内部中已经越来越取得优势。自由主义者本身已经在批判法国卢梭式的激进主义，事实上，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很大的分歧，两者可以说由于彼此接近而基本合流，尤其在看待新左派的问题上，双方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新左派对于多数同学来说是一个新名词，有同学要我谈谈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左派的看法。 我认为，新左派是社会分化过程中自然出现的一种思潮。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社会主义的肯定。他们断言，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市场经济导致的两极分化，由于一般民众缺乏在商品市场交换中可作凭藉的资源，这就使他们成为失利者并导致社会不公平。在他们眼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新保守主义者，都似乎成了导致两极分化的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普罗大众则成为牺牲者。他们正以此来与自由派争夺话语权力。 当下出现的新左派中许多都是我过去的朋友，他们都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有不少还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从学理资源上划分，他们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经济学的，他们从左翼的依附性发展的经济学中取得理论资源。另一类是研究文学的，他们主要从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中取得理论资源。这些新左派人士确实相当敏锐地看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公正现象。他们反对自由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担心自由派强调个人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时，会忽视当下中国财富分配过程中实际的不公平，他们指出，在今日中国，对私有财产的辩护正是为这种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不同意新左派理念的人们有必要理解新左派的这一论点。因为这有助于认识历史上一切左派思潮在刚出现时的心态背景。（这里指的是其起源阶段，而不是其左派思潮的异化阶段。例如，"文革"时的极左派从思想史角度来分析，乃是激进左派的异化形态，与此完全无关。） 然而，新左派把账算到自由派身上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自由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反对这种由于权钱交易而形成的社会不公正的。自由派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指的是合法所得。换言之，目前的分配不公，与其说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发展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样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后发展综合症"的一种表现。用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来批判中国目前的改革中的脱序现象，实际上是找错了靶子。 在目前的三大思潮中，我认为，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左的激进主义已经被百年的历史证明是一种失败，中国人决不会选择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会在国人中，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们自以为为中国下层百姓请命，但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噎废食地认为，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下岗失业，而应该拒绝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时代去。他们只是对竞争过程中缺乏法制与无序化表示了不满，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样，为了公正而根本拒绝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在评价新左派时，我们可以指出它的两个基本谬误。 首先是文化浪漫主义。即以审美的浪漫体验来解读历史，并以这种浪漫化的理念来作为重建社会公正的方案。这里的文化浪漫主义，指的是主体的向外扩张，即主体把一种与现实中的弊端相反的价值，例如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这样的价值，不自觉地投射到、附丽到某一外界对象上去，通过这种审美的愿望投射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并寄托自己在现实中未遂的理想，并由此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审美的升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钢宪法、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于是都成为这些并没有亲自参加过"文革"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的审美对象。 新左派的第二个谬误是他们的完美主义。这里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指的是那种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之感到满意的人们。经验世界的事物都是以并不十全十美为其特征的，而他们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实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被他们认为是更为真实、更为本质的"第一原则"，这种"第一原理"则源于他们的头脑中的道德理想。当他们以这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来作为参照点，来观照现实、评价现实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种先验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工程蓝图来重建一个新世界。应该认识到，公平是人类可以渐进地实现的理想，是一个人们可以努力逼近的目标，但决不可能根据一种"公平"的道德观演绎出的"第一原理"来构建一个社会。 更具体地说，一个现实主义者会意识到，市场经济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支付的代价，人们可以在其发展中，通过法制建设，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尽可能地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过度的两极分化的祸害，而左派的完美主义者则相信，有一种人为设计的"完美"的平均主义社会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抛弃了人类的集体经验，以理想主义来代替现实了。 主张新左派立场的朋友其实都是相当有道德感的。他们对弱者的同情，他们的正义感与道德上的真诚有时表现得比自由派还更强烈。但是，新左派的泛道德主义政治观一旦用于实践，其结果可能会更糟。 我特别担心的是，一些新左派有着走向左的激进化的趋势。尤其在内部因素与某些国际事件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特别容易引发新左派激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会与传统的左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来取得话语霸权。事实上，海外有些新左派实际上更接近于国家主义，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强权意识结合到一起来了。 当然，我相信多数新左人士并没有走到这样的极端。而且，我还必须说明的是，从思想多元化的角度来看，新左派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如果不是走得太远，他们对市场竞争造成的无序化与两极分化，可能起到一种制衡作用，并显示出某些合理性。新左派在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与价值方面，在研究如何发掘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原有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的合理性方面，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最近一位朋友相当公允地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人们只强调市场效率而完全忽视社会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引狼入室"，使"左的主义"取得道德话语上的霸权，"左"就会在自由的舞台上"高举着公正大旗而崛起，并用强有力的'有形之手'去重新控制社会。那时效率就会自尝苦果，且一定要加倍地偿还对公平所欠的陈债。"人们不应忽视，历史上社会常常就是以这种方式从一个端点走向另一个端点的。 一位同学又问，在这场思想论争中，你作为新保守主义者采取什么态度？ 我的看法是，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大共同点是，它们具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共同的导向性，最大的区别则在于前者反对后者的"制度决定论"，而主张权威杠杆对于推进现代化的作用，尤其当西化模式的激进自由主义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主流思潮时，新保守主义就会强调现存的权威秩序的历史连续性与稳定性，对于保证经济转向的"软着陆"是不可缺少的。新保守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的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对一切政治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潮的反对态度。当新左派重新以左的方式来挑战改革的基本方向时，新保守主义与温和的自由主义会形成联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新保守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对激进主义的制约力量而存在。但新保守主义的理念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它自身缺乏对权威腐败进行独立批判的核心价值。这时它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与自由主义结盟，借助于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与价值来对腐败的权威政治进行批判。 我个人就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最近一两年来我发表的一些批判权力腐败的文章，使不少人以为我一变而为自由派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位自以为很了解我的自由派朋友，居然认定我的向自由派"靠近"是由于我去了一次美国。其实这真是把我看成小孩了。在此以前，我也去过欧洲一些国家，怎么没有变成自由派？实际上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当新保守主义为了批判权力腐败而诉之于对权力的社会监督时，往往需要从自由主义话语中寻求支持，这样做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从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其次，更重要的还是，当下中国的自由派已经放弃了激进主义，变得更为务实、温和与重视民主的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这就使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如果自由主义在某种危机心态的驱动下走向激进化，新保守主义者又会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就会像以维护正常秩序为己任的警犬一样，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补记] 写到这里，我想写一段与同学们交谈时没有说到的一个看法，即自由派、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们与当下中国政治主流，均有着部分的一致性与重叠性，例如，自由派对市场经济的强调，对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重视，新左派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新保守主义对秩序与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均各自与政治主流有其一致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当下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存在的空间。如果这三者之间能够彼此宽容，形成良性互动，未尝不对中国的思想界的发展与进步起到积极的平衡作用。 从更深一层思考问题，三大思潮的存在，本身就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两难矛盾，对复杂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文化悖论进行反思。我本人愿意比其他两派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理解。这也许因为新保守主义的立场比其他两者更具现实主义的世俗理性，更少以某种先验的理念与"第一原理"来思考问题，因而也更具有对不同意见的同情理解能力。相反，自由派与新左派都多少有对自己钟爱的理念的"诗情梦幻"而往往咄咄逼人而不自知。据我所知，北京的一些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几乎到了互不来往的地步。原因正在于他们各自有其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实际上则源自于他们各自的"第一原则"。在思维方式上，他们多少都共享了一种同样的黑白两值分类的态度。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新保守主义在批判新左派时，有着一种自由派所没有的特别的优势，那就是新保守主义从经验论出发，对一切以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 ）面目出现的主义，对一切政治浪漫主义与先验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先验的第一原理，还是左派的先验原则，均具有一种解构能力。新保守主义是对一切教义化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否定，是一种务实的、从经验立场出发的、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借用一位西哲的话来说，保守主义是一种关于如何在现实条件下达到"可能性"的艺术。中国当下的自由派只是在最近几年才理解了经验主义的立场，他们发軔之初则是崇尚自由主义的先验原则的，因而他们可能对同样具有先验论立场的左派对手的致命弱点体会不深。关于新保守主义对政治中的先验主义立场的批判，可以参看我写的载于《萧功秦集》中的《严复悖论与近代新保守主义的变革观》与《"自然公理论"与现代激进思想》这两篇文章。 萧功秦，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儒家文化的困境》、《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等。 原载《天涯》2000年第2期 -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2010年版增加了2篇文章下面是第一篇。再说走向静悄悄的革命 作者：萧功秦 作者按语：近日来易中天的《品三国》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一些学院派历史学家对此颇为不满，这使我想起当年同样引起社会轰动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学术界与社会上对此剧的反应也是如此相反。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不断重复？现将我当时写的一篇旧文发在下面，供大家思考。该文（下）中谈孙中山部分附加了一段新近读到的颇发人深思的史料。 走向静悄悄的革命：《走向共和》的历史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萧功秦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教科书与历史著作中，许多近代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成为政治宣传画上的脸谱。例如，李鸿章、慈禧、荣禄、袁世凯这些一些重量级人物，无论在国民党的官方史学中，还是建国以来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都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而康有为、孙中山的形象，则被符号化为改革先驱或革命圣人，他们由于成为改革或革命观念的载体，而附丽上了夺目的光环，并成为人们的道德崇敬的对象。 大半个世纪以来，在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种黑白分明的漫画形象早已经定格并根深蒂固，很少有人对这些历史形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老师这样教学生，学生成为老师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来教他们的学生，如此生生不息。历史学界的一些别开生面的学者，在接触大量丰富的史料后，会多少偏离这种形象套路，在自己的著作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若干新的理解，但他们的小心翼翼的学院派的风格，以及学术论文缺乏形象展示的空间，使他们的广大社会公众中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走向共和》如一声惊雷，引起世人广泛震动，一个专业学者要在这部电视剧中找出许多不足，实在太容易了，该剧的编剧毕竟非专业出身，专家们在对此剧口诛笔伐时，完全可以获得某种基于知识优越感的宣泄快感与心理上的自我满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由于它与人们近百年形成的固定观念与思维定势之间，形成巨大反差，由于它能借助于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在数以亿计的电视的受众人数面前尽情地展示自己对历史的新诠释，当电视剧演职员们挟如此巨大的特殊优势，来强化他们与人们刻板形象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时，其影响力冲击力之巨大，就自然而然了。 下面，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的历史真实性谈一些看法。 李鸿章 《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观众中不少人认为该片美化了李氏，这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受五十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刻板的思维定势所至。当人们面对一个更为真实的李鸿章形象时，反而更难以接受。这正如我们好不容易养成留了辫子的习惯，要大家剪掉也难。事实上，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世俗理性意识，首先是在洋务派那里发源的。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只要举以下这个例子就足够清楚了：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给他的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李鸿章”。（注1） 在以往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凡是主战，就被等同于爱国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的主战论，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虚骄心态的反应。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考虑到当时由于清朝的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海军素质等的实际国情，决定了清朝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此主张采取低姿态，尽可能在近期内避免战争，以避免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应该说，这是一种以功效为判断尺度的世俗理性的态度。决非“投降主义”这样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概括。当时的朝野的“主战派”，对敌强我弱的现实处境一无所知，充满虚骄、偏执、狂热，又挟“爱国”的话语霸权，李鸿章孤军转辗于此类非理性的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之下，最后还落得个“投降派”的恶名怀恨以终。《走向共和》充分表现了李鸿章在日本签约期间的内心矛盾与痛楚心理，他在轿车里绑着纱布满脸伤痕，那眼神透露出的黯然神伤的形象，至今挥之不去，令人久久沉思。李鸿章这一形象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再现了中国改革的先觉者所处的困难处境。 翁同和 与主和派相反，中国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文化气氛，永远是“主战论”的乐园。此类人可以对世界大局一无所知，可以成天在宫廷斗争中慷慨大言高论，而能在社会上获得君子的令名。中法战争后朝野崛起的清流党就属此类，这种清流党思潮，正是封闭自大，深受挫折而以大言高论来宣泄内心紧张的特定文化心态的反映。一些华而不实，以哗众取宠来获得令名的人物，反而以清流自居而如鱼得水。他们的主战论于是被后世错误地解误为“爱国主义”，保守的清流党于是成为爱国主义的形象的代表，《走向共和》里的翁同和正是这样的主战派。这位在甲午战争以前只知大言高论，不务实际，且在权谋心计上有过人之处，心地狭窄的清流党人，对中国危害之大，从来没有被学术界知识界认真反省过。虽然后来翁氏本人也主张改革，但私心太重，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慈禧太后 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的刻板形象，也在本片中令人耳目一新。她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电视中的慈禧形象基本可信。 但在细节上仍然有缺点，例如，电视剧中的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只知观花养鸟，这样的处理则过于简单化，事实上，这位老太后后来就亲口对她最信任的宠臣刘坤一说过，当年每当前线战报送来，她就与皇帝爷两人心急如焚，抱头大哭。事实上，慈禧在庚子事变后的改革愿望的强烈程度决不亚于变法派，根据盛宣怀档案记载，她在西狩回京以后，为了练兵筹款事以至于“寝食不安”，甚至停止了自己的祝寿活动来筹款练兵。（注2）虽然这一改革愿望来源于她对保持大清王朝长治久安的愿望。庚子以后的真实的慈禧是这样的：一方面，慈禧在巨大压力面前具有强烈的改革心愿，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久居宫中的妇道人家，她由于年岁已老、由于庚子事变的挫折，由于对于新事物的知识不足，晚年的慈禧太后在重大决策方面，可以说是心力交瘁、焦虑不安、优柔寡断，经常以泪洗脸、表面坚强，内心脆弱，特别容易受多数人的主流看法的左右。如果电视片能深入表现出她在庚子事变回北京后的内心焦虑感，那就更为真实了。 袁世凯 袁世凯是一个充满两重性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不同于书生气十足，毫无官场经验的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激进派，他是清末主张稳健的温和改革派，他久经官场，为人园熟，袁世凯之所以不愿参加康有为要他包围颐和园的政变，既有其军事上的实际困难，又有政治上不同于激进派的观点分歧。决非教科书上写的简单化的“无耻卖友求荣”可以概括，这一点《走向共和》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他在官场中在权术运用方面如鱼得水，又在北洋军中形成以自己为“恩主”的庇护网关系，这些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他挟军自重，并渐渐滋长权势野心的资源。《走向共和》基本上表现了袁世凯这一人物的这种两重性。全剧也力求在这两个特点之间寻找出平衡点。这一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只要看到过袁世凯的相片，就会体会到电视剧中的袁世凯即使说不上形神兼备，至少也是离真实相距不远。 孙中山 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在性格上确实就是个楞头青。他头脑单纯，缺乏对人与事的洞察力，却具有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执着而百折不回。电视中的孙中山躺在地上，血流满地，愤而剪掉辫子，极合孙中山的个性气质。虽然并非历史真实，但却不乏逻辑真实。事实上，许多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住的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家气质，民国初年，他曾计划，让各省通过向外国借债，以为如此就可在十年内在中国建立350万里，即绕地球40圈的铁路！这一总长度则是根据中国人口比美国多5倍而推算出来的。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说他在中国政治上如此不切实际，以至于“幼稚得不值得重复”，“不适合于担任任何需要常识的工作”。（注3）连他的私人秘书李禄超也说他是“孙大炮”。而孙中山身上所有这些对其政治行动产生影响后果的个性特点，很可能迄今为止，百分之九十九的当代中国人毫无所知。因为从童蒙时期开始，我们的教学书中的孙中山，就是类似于样板戏里的李玉和。革命先驱者怎么能是“孙大炮”！ 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并不在于他的理性与智慧，而恰恰正在于由于浪漫幻想家特有的激情。然而，幻想并不能代替理性，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如果能从这一视角展开，那么，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的失败，就会表现得更有深度。在这里，我例举了孙中山真实性格中一些不为人们熟知的特点，旨在于说明《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离人们所熟知的“光辉形象”确实上远了，但离历史的真实却更近了一些。（附记：不久前我读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评论家谈孙中山时说过孙有三大特点，一是凡做事只凭感情，缺乏深思熟虑，二是不会看人，把人想得太好，三是不够心狠手辣，所以，作为政治家他事事失败，这位评论家说得最绝的是下面这句话：凡是成功的政治家做事正好是反过来的。） 载沣 当然，在《走向共和》的塑造的人物中，也有不成功的，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就是其中一个。在《走向共和》里的载沣可以说形神皆不似，电视里的载沣是个横行霸道，咄咄逼人的纨绔子弟。他居然在北京街头把执行交通法规的天津巡警捆起来。生活中的载沣，实际上正好反了过来。首先，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当年他从北京到上海杨树浦码头登船赴德国时，受到上海市民万人空巷的瞻观，1901年的德国之行给这位十八岁的贵族少年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亲贵的立宪派之一，起到与民间立宪派里应外合的作用。他执政不久，就把办筹备立宪不立的一位甘肃大员给撤了职。其次，他的个性特点是谦抑退让，疏懒自乐，才具平庸，优柔寡断，没有心计，也没有太大野心。他对政治没有兴趣，做摄政王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而毫无乐趣的负担，根据载沣家人的回忆，在宣统退位时，他说了一句别人想象不到的话：“这回我总算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这句话就形象地体现了载沣真实的性格。如果编剧能多接触一些史料，其实这个缺点完全可以避免，好在这个人物实际上也并不十分重要。这一缺陷也对全剧没有太大的影响。 该剧进入戊戌变法，则演得流于漫画化。康有为当着皇帝面斥责保守派，并采取激将法请皇帝杀这些大臣，史无其事，料羽翼未丰且首次与皇上见面的康有为也无此胆。变法派的新秀军机章京们，初来军机处，就对老军机大臣不理不采，旁若无人。一开口就破口大骂老臣。如同文革时的红卫兵，这些情节过于夸张，反而减低了全剧的正剧效果。可以说这一部分是全剧中的败笔。 尽管《走向共和》有上述不足，但本剧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在恢复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一突破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电视艺术本身。 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尝试恢复历史人物真实性的浪潮，不是由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余年后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发起，而是由学术界以外的非专业人士发起？并且这一冲击波又能如此势如破竹？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学科特点而言，历史学思维倾向于保守，学院派的风格也易于形成思维定势，这些都可能妨碍了人们去摆脱长期的思维上的“路径依赖”。相反，文学出身的编剧者习惯于文学形象思维，这一思维的特点，往往有助于通过对形象的直觉感悟，来把握人物的特点。因此，文学家的直觉在突破旧思维方面，比起到受理论之网重重约束的史学家来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优势。另外，历史学的理论思维，要完全从意识形态教义的框架里摆脱出来也难。历史学家往往离不开“文以载道”，而当历史学家无论是“载革命之道”还是“载改革之道”时，往往会把历史人物不自觉地符号化，这就会妨碍人们去突破旧的思维路径。 从更深一层意义上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走向共和》的尝试中看到了历史学范式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也许这句话说得过重了一些，这是作者在研究近代史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未遂心愿。这种心愿渐渐变为心中一种对别人的期待。当电视剧的演职人员们，在并不承担“文以载道”的意识形态任务的情况下，当他们以文学家的直觉自由处理历史人物时，他们就没有思想负担，他们的头脑近乎于一张白纸，本来就没有受意识形态价值过多的涂抹。他们只需凭依其健康的世俗的感觉，以孩子般的好奇心与新鲜感，在历史故纸堆中自由来去，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发现一些本来就很明白的东西。史料就在那里放着，历史人物在里面按其本来面目活动着，说着，笑着，发怒着，哭着，阴谋着。这一切并不需要足够智慧就可以理解，只要粗通文言文，运用常识思维，就能很自然地得出接近于真实的看法来。中国的事情就那么奇怪，一个粗通文史然而却并没有受到过科班历史学训练的凡夫俗子，就那么轻易地进入历史的殿堂，得出了接近真实历史的结论。而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天才，却会在文以载道的大传统的约束下，离历史真实渐行渐远。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不同时代的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某种特定范式来引导自己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迁，学术范式就会出现转换。旧的范式已经不能反映新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不能提供学术分析的框架。于是新范式就会应运而生。 说一句不太中听的话，在《走向共和》电视剧的人物形象上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就是新旧范式之争。按库恩的说法，这种争论往往不会有胜负。最后的结果是，由于新范式使用的人们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新范式来思考问题，旧的一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旧范式由于失去支持者而在历史上淡出。这样说来，那些情绪超常激昂的反对者们会很不服气，因为他们中确实有历史学界中的一代新人，甚至是后起之秀，他们原以为自己就是新史学的开拓者，创造历史学新范式的历史使命，本来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他们身上，然而，没有想到，当他们说《走向共和》“一无可取之处”时，他们却走到了历史的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新范式能不能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新一代人提出的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在新范式的研究路径上得到成效与满足。如果历史学家们自己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历史就会选择别人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们不愿做又那么反感别人去做，那就等着向隅而泣吧。 好在马克思说过一句足以使人宽慰的话，他老人家说，“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对一部电视作品，大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井水不犯河水。让读者自己去作选择。是玫瑰的自然会发出芬芳，不必对紫罗兰心怀妒忌。反之亦然。 注1 戈登：“1869年12月12日致母亲的信”，载《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系资料选辑》。 注2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注3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第925页、第969-977页。 -
自认为，本书是对“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及立宪的最好说明。 萧公从“主观方面思索中国近代探索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样的历史才更接近真实，并能提供真正的借鉴。 戊戌变法占了全书差不多一半篇幅，也是我认为全书的最大亮点。
精彩短评 (总计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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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纠正的谬误
“理解一个时代人们的主导思想倾向与心态特征，是理解一个时代人们行动取向的钥匙。”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这本书提供了从思想史研究角度观察、分析中国历史的方式，但该书在序言中就先提醒人们不要陷入“思想观念决定论”的陷阱，指出用那种以思想家言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所经历的急剧历史变革，不但过于简单，而且容易得出“一个民族的重大的历史选择与动向，可以从思想的逻辑基因中演绎出来”的荒谬结论。
至于本书为什么选择“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作为研究时段，则是因为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西方的挑战持续震撼长达近六十年之后，中国的士绅精英与民众才真正开始动员起来，为本民族去寻求新的历史道路，这种新的历程，是孔夫子之后的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一特殊性，使之后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可以清晰辨认出那个时代的中国，因为，漫长的中国历史，在那二十年中划出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而危机中的变革便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基本主题。
（待续） -
清末的历史还是很值得玩味挖掘的。多少年来我们的政治游戏规则也许从未变过。 -
自认为，本书是对“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及立宪的最好说明。
萧公从“主观方面思索中国近代探索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样的历史才更接近真实，并能提供真正的借鉴。
戊戌变法占了全书差不多一半篇幅，也是我认为全书的最大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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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老师给我推荐的书。一开始看的时候，不是太喜欢作者的写作风格，总感觉官腔太重。尔后慢慢适应了，才发现这并不是一本“正派”的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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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天朝学者中对晚清政治改革分析比较有见地的。 -
复杂系统当中太多变量。很多时候这种要紧关头的成败，只能用运势来解释了。 -
萧的书大学时读过几本，现在越来越觉得他也很傻逼，保守得跟太监一样，海喜欢拿个高音喇叭喊政改，不傻逼是什么？连重庆模式研讨会都参加了，还不傻逼？ -
外部的压力和民族文化属性决定了中国的选择. -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2010年版增加了2篇文章下面是第一篇。
再说走向静悄悄的革命 作者：萧功秦
作者按语：近日来易中天的《品三国》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一些学院派历史学家对此颇为不满，这使我想起当年同样引起社会轰动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学术界与社会上对此剧的反应也是如此相反。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不断重复？现将我当时写的一篇旧文发在下面，供大家思考。该文（下）中谈孙中山部分附加了一段新近读到的颇发人深思的史料。
走向静悄悄的革命：《走向共和》的历史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萧功秦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教科书与历史著作中，许多近代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成为政治宣传画上的脸谱。例如，李鸿章、慈禧、荣禄、袁世凯这些一些重量级人物，无论在国民党的官方史学中，还是建国以来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都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而康有为、孙中山的形象，则被符号化为改革先驱或革命圣人，他们由于成为改革或革命观念的载体，而附丽上了夺目的光环，并成为人们的道德崇敬的对象。
大半个世纪以来，在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种黑白分明的漫画形象早已经定格并根深蒂固，很少有人对这些历史形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老师这样教学生，学生成为老师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来教他们的学生，如此生生不息。历史学界的一些别开生面的学者，在接触大量丰富的史料后，会多少偏离这种形象套路，在自己的著作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若干新的理解，但他们的小心翼翼的学院派的风格，以及学术论文缺乏形象展示的空间，使他们的广大社会公众中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走向共和》如一声惊雷，引起世人广泛震动，一个专业学者要在这部电视剧中找出许多不足，实在太容易了，该剧的编剧毕竟非专业出身，专家们在对此剧口诛笔伐时，完全可以获得某种基于知识优越感的宣泄快感与心理上的自我满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由于它与人们近百年形成的固定观念与思维定势之间，形成巨大反差，由于它能借助于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在数以亿计的电视的受众人数面前尽情地展示自己对历史的新诠释，当电视剧演职员们挟如此巨大的特殊优势，来强化他们与人们刻板形象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时，其影响力冲击力之巨大，就自然而然了。
下面，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的历史真实性谈一些看法。
李鸿章 《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观众中不少人认为该片美化了李氏，这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受五十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刻板的思维定势所至。当人们面对一个更为真实的李鸿章形象时，反而更难以接受。这正如我们好不容易养成留了辫子的习惯，要大家剪掉也难。事实上，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世俗理性意识，首先是在洋务派那里发源的。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只要举以下这个例子就足够清楚了：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给他的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李鸿章”。（注1）
在以往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凡是主战，就被等同于爱国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的主战论，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虚骄心态的反应。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考虑到当时由于清朝的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海军素质等的实际国情，决定了清朝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此主张采取低姿态，尽可能在近期内避免战争，以避免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应该说，这是一种以功效为判断尺度的世俗理性的态度。决非“投降主义”这样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概括。当时的朝野的“主战派”，对敌强我弱的现实处境一无所知，充满虚骄、偏执、狂热，又挟“爱国”的话语霸权，李鸿章孤军转辗于此类非理性的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之下，最后还落得个“投降派”的恶名怀恨以终。《走向共和》充分表现了李鸿章在日本签约期间的内心矛盾与痛楚心理，他在轿车里绑着纱布满脸伤痕，那眼神透露出的黯然神伤的形象，至今挥之不去，令人久久沉思。李鸿章这一形象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再现了中国改革的先觉者所处的困难处境。
翁同和 与主和派相反，中国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文化气氛，永远是“主战论”的乐园。此类人可以对世界大局一无所知，可以成天在宫廷斗争中慷慨大言高论，而能在社会上获得君子的令名。中法战争后朝野崛起的清流党就属此类，这种清流党思潮，正是封闭自大，深受挫折而以大言高论来宣泄内心紧张的特定文化心态的反映。一些华而不实，以哗众取宠来获得令名的人物，反而以清流自居而如鱼得水。他们的主战论于是被后世错误地解误为“爱国主义”，保守的清流党于是成为爱国主义的形象的代表，《走向共和》里的翁同和正是这样的主战派。这位在甲午战争以前只知大言高论，不务实际，且在权谋心计上有过人之处，心地狭窄的清流党人，对中国危害之大，从来没有被学术界知识界认真反省过。虽然后来翁氏本人也主张改革，但私心太重，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慈禧太后 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的刻板形象，也在本片中令人耳目一新。她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电视中的慈禧形象基本可信。
但在细节上仍然有缺点，例如，电视剧中的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只知观花养鸟，这样的处理则过于简单化，事实上，这位老太后后来就亲口对她最信任的宠臣刘坤一说过，当年每当前线战报送来，她就与皇帝爷两人心急如焚，抱头大哭。事实上，慈禧在庚子事变后的改革愿望的强烈程度决不亚于变法派，根据盛宣怀档案记载，她在西狩回京以后，为了练兵筹款事以至于“寝食不安”，甚至停止了自己的祝寿活动来筹款练兵。（注2）虽然这一改革愿望来源于她对保持大清王朝长治久安的愿望。庚子以后的真实的慈禧是这样的：一方面，慈禧在巨大压力面前具有强烈的改革心愿，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久居宫中的妇道人家，她由于年岁已老、由于庚子事变的挫折，由于对于新事物的知识不足，晚年的慈禧太后在重大决策方面，可以说是心力交瘁、焦虑不安、优柔寡断，经常以泪洗脸、表面坚强，内心脆弱，特别容易受多数人的主流看法的左右。如果电视片能深入表现出她在庚子事变回北京后的内心焦虑感，那就更为真实了。
袁世凯 袁世凯是一个充满两重性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不同于书生气十足，毫无官场经验的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激进派，他是清末主张稳健的温和改革派，他久经官场，为人园熟，袁世凯之所以不愿参加康有为要他包围颐和园的政变，既有其军事上的实际困难，又有政治上不同于激进派的观点分歧。决非教科书上写的简单化的“无耻卖友求荣”可以概括，这一点《走向共和》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他在官场中在权术运用方面如鱼得水，又在北洋军中形成以自己为“恩主”的庇护网关系，这些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他挟军自重，并渐渐滋长权势野心的资源。《走向共和》基本上表现了袁世凯这一人物的这种两重性。全剧也力求在这两个特点之间寻找出平衡点。这一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只要看到过袁世凯的相片，就会体会到电视剧中的袁世凯即使说不上形神兼备，至少也是离真实相距不远。
孙中山 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在性格上确实就是个楞头青。他头脑单纯，缺乏对人与事的洞察力，却具有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执着而百折不回。电视中的孙中山躺在地上，血流满地，愤而剪掉辫子，极合孙中山的个性气质。虽然并非历史真实，但却不乏逻辑真实。事实上，许多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住的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家气质，民国初年，他曾计划，让各省通过向外国借债，以为如此就可在十年内在中国建立350万里，即绕地球40圈的铁路！这一总长度则是根据中国人口比美国多5倍而推算出来的。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说他在中国政治上如此不切实际，以至于“幼稚得不值得重复”，“不适合于担任任何需要常识的工作”。（注3）连他的私人秘书李禄超也说他是“孙大炮”。而孙中山身上所有这些对其政治行动产生影响后果的个性特点，很可能迄今为止，百分之九十九的当代中国人毫无所知。因为从童蒙时期开始，我们的教学书中的孙中山，就是类似于样板戏里的李玉和。革命先驱者怎么能是“孙大炮”！
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并不在于他的理性与智慧，而恰恰正在于由于浪漫幻想家特有的激情。然而，幻想并不能代替理性，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如果能从这一视角展开，那么，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的失败，就会表现得更有深度。在这里，我例举了孙中山真实性格中一些不为人们熟知的特点，旨在于说明《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离人们所熟知的“光辉形象”确实上远了，但离历史的真实却更近了一些。（附记：不久前我读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评论家谈孙中山时说过孙有三大特点，一是凡做事只凭感情，缺乏深思熟虑，二是不会看人，把人想得太好，三是不够心狠手辣，所以，作为政治家他事事失败，这位评论家说得最绝的是下面这句话：凡是成功的政治家做事正好是反过来的。）
载沣 当然，在《走向共和》的塑造的人物中，也有不成功的，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就是其中一个。在《走向共和》里的载沣可以说形神皆不似，电视里的载沣是个横行霸道，咄咄逼人的纨绔子弟。他居然在北京街头把执行交通法规的天津巡警捆起来。生活中的载沣，实际上正好反了过来。首先，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当年他从北京到上海杨树浦码头登船赴德国时，受到上海市民万人空巷的瞻观，1901年的德国之行给这位十八岁的贵族少年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亲贵的立宪派之一，起到与民间立宪派里应外合的作用。他执政不久，就把办筹备立宪不立的一位甘肃大员给撤了职。其次，他的个性特点是谦抑退让，疏懒自乐，才具平庸，优柔寡断，没有心计，也没有太大野心。他对政治没有兴趣，做摄政王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而毫无乐趣的负担，根据载沣家人的回忆，在宣统退位时，他说了一句别人想象不到的话：“这回我总算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这句话就形象地体现了载沣真实的性格。如果编剧能多接触一些史料，其实这个缺点完全可以避免，好在这个人物实际上也并不十分重要。这一缺陷也对全剧没有太大的影响。
该剧进入戊戌变法，则演得流于漫画化。康有为当着皇帝面斥责保守派，并采取激将法请皇帝杀这些大臣，史无其事，料羽翼未丰且首次与皇上见面的康有为也无此胆。变法派的新秀军机章京们，初来军机处，就对老军机大臣不理不采，旁若无人。一开口就破口大骂老臣。如同文革时的红卫兵，这些情节过于夸张，反而减低了全剧的正剧效果。可以说这一部分是全剧中的败笔。
尽管《走向共和》有上述不足，但本剧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在恢复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这一突破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电视艺术本身。
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尝试恢复历史人物真实性的浪潮，不是由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余年后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发起，而是由学术界以外的非专业人士发起？并且这一冲击波又能如此势如破竹？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学科特点而言，历史学思维倾向于保守，学院派的风格也易于形成思维定势，这些都可能妨碍了人们去摆脱长期的思维上的“路径依赖”。相反，文学出身的编剧者习惯于文学形象思维，这一思维的特点，往往有助于通过对形象的直觉感悟，来把握人物的特点。因此，文学家的直觉在突破旧思维方面，比起到受理论之网重重约束的史学家来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优势。另外，历史学的理论思维，要完全从意识形态教义的框架里摆脱出来也难。历史学家往往离不开“文以载道”，而当历史学家无论是“载革命之道”还是“载改革之道”时，往往会把历史人物不自觉地符号化，这就会妨碍人们去突破旧的思维路径。
从更深一层意义上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走向共和》的尝试中看到了历史学范式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也许这句话说得过重了一些，这是作者在研究近代史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未遂心愿。这种心愿渐渐变为心中一种对别人的期待。当电视剧的演职人员们，在并不承担“文以载道”的意识形态任务的情况下，当他们以文学家的直觉自由处理历史人物时，他们就没有思想负担，他们的头脑近乎于一张白纸，本来就没有受意识形态价值过多的涂抹。他们只需凭依其健康的世俗的感觉，以孩子般的好奇心与新鲜感，在历史故纸堆中自由来去，他们就会在无意中发现一些本来就很明白的东西。史料就在那里放着，历史人物在里面按其本来面目活动着，说着，笑着，发怒着，哭着，阴谋着。这一切并不需要足够智慧就可以理解，只要粗通文言文，运用常识思维，就能很自然地得出接近于真实的看法来。中国的事情就那么奇怪，一个粗通文史然而却并没有受到过科班历史学训练的凡夫俗子，就那么轻易地进入历史的殿堂，得出了接近真实历史的结论。而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天才，却会在文以载道的大传统的约束下，离历史真实渐行渐远。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不同时代的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某种特定范式来引导自己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迁，学术范式就会出现转换。旧的范式已经不能反映新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不能提供学术分析的框架。于是新范式就会应运而生。
说一句不太中听的话，在《走向共和》电视剧的人物形象上的争论，某种程度上就是新旧范式之争。按库恩的说法，这种争论往往不会有胜负。最后的结果是，由于新范式使用的人们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新范式来思考问题，旧的一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旧范式由于失去支持者而在历史上淡出。这样说来，那些情绪超常激昂的反对者们会很不服气，因为他们中确实有历史学界中的一代新人，甚至是后起之秀，他们原以为自己就是新史学的开拓者，创造历史学新范式的历史使命，本来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他们身上，然而，没有想到，当他们说《走向共和》“一无可取之处”时，他们却走到了历史的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新范式能不能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新一代人提出的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在新范式的研究路径上得到成效与满足。如果历史学家们自己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历史就会选择别人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们不愿做又那么反感别人去做，那就等着向隅而泣吧。
好在马克思说过一句足以使人宽慰的话，他老人家说，“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对一部电视作品，大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井水不犯河水。让读者自己去作选择。是玫瑰的自然会发出芬芳，不必对紫罗兰心怀妒忌。反之亦然。
注1 戈登：“1869年12月12日致母亲的信”，载《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系资料选辑》。
注2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编之一》，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注3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第925页、第969-9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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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起来很有趣的一本书，着重介绍了清末的两次改革，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对于变革主要人物的心态分析很有趣，重新对两次变革进行了分析评价。 -
大三大四时候读的吧，最大的触动就是，激进改革的后果。 -
亢奋情绪是大势所趋，清政府在立宪风波之后，倍感无奈地走向终结...... -
如果作为一本政治学而非历史学的书来阅读，我的个人评价可能会高一些。 -
当然大家要注意到作者是新权威主义者 -
18年前的旧作，迄今读过的人仍寥寥吧。中国最近18年的变革又何曾借鉴了什么？ -
喻古讽今，中国文人的拿手本事。 -
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之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抽空正在读~ -
象极100年前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