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带伤的岁月》章节试读

《走过带伤的岁月》的笔记-第1页 - 前言

大器晚成毕星星
丁东
星星兄长我两岁，近几年笔下妙文迭出，名声走出了娘子关，在中国的天南地北影响越来越大。之前有《坚锐的往事》在上海出版，今年《走过带伤的岁月》一书又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让我做序，感到十分荣幸。
我写下“大器晚成毕星星”这个题目，马上就感到，这与事实不尽吻合。因为比之一般的文化人，毕星星不是成名太晚，而是太早。“大跃进”年代，他才10岁，还是在校的小学生，就成了全县闻名的“小诗人”。在《谁还知道李希文》里，他回忆过这段经历。“文化大革命”中，他参了军，因为笔杆子好，被调入北京军区写作组，专事写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参加了刚刚恢复的研究生考试，已经录取，阴差阳错又放弃了学业的深造，来到山西作协担任编辑，一干就是30年，直到退休。就步入文坛来说，他比同龄人先行一步。但是，山西省作协这个单位比较特殊，成功与否，在这里有特殊的含义。如果在一般地方，能发表几篇作品，在周围有点小影响，就算是成功人士。但山西作协虽然只有几十号人，在全国知名者竟然超过半数。马烽、西戎、孙谦、胡正这些20世纪40年代成名的老作家自不待言，20世纪80年代，成一、郑义、柯云路、张石山、李锐等小说作家“晋军崛起”，先后名传遐迩，赵瑜的报告文学也风靡文坛。到了20世纪90年代，谢泳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重新挖掘，又为学术思想界刮目相看。所以，成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读者的喜爱、同行的认可、市场的接受，才算修成正果。按照这个标准，毕星星奋斗到花甲之年，方觉渐入佳境。
成名过早，容易失去继续攀登的动力。毕星星的同龄人里，有太多的作家年轻时一举成名，便沾沾自喜，陶醉在成功的光环里，不再吸收新知继续前行。晚来的成功对于文化人来说，不是幸运，却能产生另一种后果，就是激励你不断追求，自我超越。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潮流中的弄潮儿，曾经争相破题，闯入当代中国的种种言论禁区，暴得大名。然而曾几何时，他们学乖了，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了，于是公众从他们那里再也听不到值得期待的声音了。人们看到的现实是，以作协系统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界，与国运民瘼已经渐行渐远。长期的未名状态，促使毕星星一直没有放弃批判的目光。但由于仍在作协系统供职，保持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在原来的圈子里不免感到日渐孤独。于是，他跳出了主流的文学圈子，另辟蹊径，寻找同道。他发言的平台，也由文学性媒体转向公共性媒体，诸如《炎黄春秋》《随笔》《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杂志和报纸。活跃在中国公共领域的更多的是学者和记者，与他们相比，毕星星的文字具有更强的文学性，老道、凝练、幽默、传神，可谓熔美文与批评于一炉，合叙事与思辨于一身。这就使毕星星的文字在公共领域独树一帜，为编辑们所欢迎，也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
从时间的维度看，毕星星的写作领域上触民国，下抵当今。在评说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热点事件时，他往往要参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活经验，有了这种对比，观察现实就别有一种沧桑意味。从空间的维度看，毕星星的体验上接京城，下通地气。虽然他生活的重心在山西太原，但他的家乡是晋南临猗农村，参军以后到外面工作，一直保持着与家乡的密切联系，每年都要回乡住些时日。他的女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史学研究，所以每年又要到北京住些时日。同时拥有对乡土中国切实的感性认识和全局性的文化视野的作家学者，在中国不多。有宏观视野的作家、学者，难有真切的基层体验；有基层体验的地方文人，往往难以具备全局视野和历史高度。兼备两头，成为毕星星的优势。他从自己，从身边，到家族，到村庄，到朋友，到他所接触的各色人物，一一以新的目光打量，看出了别样的色彩。他自觉地挖掘乡间生活和基层人物与大时代的深层联系，让这些容易被忽视和埋没的细节鲜活起来，成为大历史的缩影。他对地方戏剧也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政治的重重纠结，是中国戏曲的一大特色，他在这方面的开掘，更是达到了独有的深度。
《坚锐的往事》出版以后，我曾说，这只是他浮出水面的起点，好戏还在后头。本书就是这出好戏新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