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册）》书评

一部俄国外交史宏著

一部俄国外交史宏著——读陈新明教授《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萧 雨俄罗斯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外交史。在俄罗斯国家兴起之前，这是一块“流动”的土地，各种部落、民族征战不休，从西徐亚人到萨尔马特人，从哥特人到匈奴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足迹。在俄罗斯国家建立之后，这块土地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栖身和“发展之地”，其边界不断地向外推进，终于由欧洲边陲的一个小公国成长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帝国。对外扩张成为俄罗斯历史的主线，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构成了俄罗斯历史中最重要的主题。作为一部宏大的外交史著作，陈新明教授撰写的《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 以通贯的脉络、丰富的史料、明畅的叙述、精当的评论，为我们展开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一幅长卷。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巨大的邻国的历史及其对外关系的特点，而且有利于我们认识自己。历史能够引发我们智识的兴趣，带给我们垂训和教益，更重要的是如柯林武德所说的，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我们研究俄罗斯的历史，重要的是以之为镜，反观自身。目前国内学界撰写的俄国外交史著作还不多见，已知的主要有林军教授的《俄罗斯外交史稿》，它在国内学界具有开创性。陈新明教授的这本书主要用于教学，是一部大学教科书，而不是专题的研究著作，但是如此巨大的篇幅显然已经突破了教科书的规制。他虽然学识淹贯，下笔洋洋洒洒，但构架的搭建极为坚实，材料的取舍非常适度，所发的议论和点评相当精彩。事实上，它不仅是一部可读性强的教科书，也是一部厚实的学术佳构。一这部书虽然名为《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但实际上是一部外交通史。从近代意义上来说，俄国的外交始于十八世纪，即彼得一世时期。彼得之前的俄罗斯，主要致力于以莫斯科为中心整合聚拢俄罗斯土地，完成国家的统一，同时摆脱蒙古鞑靼人的桎梏，以及克服混乱年代对国家内外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只有从彼得开始，俄罗斯才进入欧洲国际体系，才谈得上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因此该书明确了时间上的起始。但是为了铺垫，作者设立了一章，简要地回顾了基辅公国9～17世纪的外交。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二十一章，其中上卷九章，下卷十二章。从大的框架而言，作者以俄罗斯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的脉络：十八世纪之前俄罗斯尚未进入国际体系；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作为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角色，俄罗斯在国际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徘徊；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自动脱离了国际体系并自成一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新开始融入国际体系。虽然作者在撰写体例上按照王朝世系叙述对外政策，即按照在位的君主或者领导人展开，但是由于在位君主或领导人执政时间长短不同、对外政策内容多寡各异，其历史重要性亦有区别，因此有的好几代君主和领导人缩为一章，有的则用超过一章的篇幅尽情展开。这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利于集中详述某一时期的对外政策，了解其来龙去脉。例如，作者用了三章（第五章至第七章）的篇幅，叙述俄罗斯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这一过程，将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三位君主都包括了进去。俄罗斯在这一体系中的权势衰落则以克里米亚战争为标志，所以作者另辟一章，将尼古拉一世后期的活动与前期的活动剖分开来。这里没有按照完全君主世系来划分，更加凸显俄罗斯与国际体系这一主线。本书在史实的叙述方面很有特色。首先，对史实的叙述比较完整、全面，同时线索脉络非常清晰。从章节的设计以及标明主题事件发展过程的小标题即可看出，作者不仅有大局观，能够驾驭纷繁复杂的事件，对材料的取舍有了然于胸的把握，同时也不放弃那些使历史内容丰满的细节，并且不使其琐碎、枝蔓。其次，作者使用的材料非常丰富，在叙述同一事件的时候引证和参照不同史家的说法，并且作出自己的判断。再次，作者在处理国家的对外行为、对外政策、作为决策者的领导人的性格与动机等方面的关系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避免了史料的单纯铺陈和武断的判定，从而使历史呈现出多维性、复杂性。作者基本上对每个决策者的性格偏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等多方面的个人因素进行了分析，这方面的解读与评说相当精彩。例如，在述及保罗一世的对外政策时，针对保罗狂躁无常的乖戾性格以及看似荒谬矛盾的对外政策，作者通过印证克柳切夫斯基的看法，同时对俄加入反法联盟以及随后的俄法接近进行分析，指出保罗的政策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狂热兴奋，其中也充满了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考虑。他认为，保罗的行为意味着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看法行事，“而不是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对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历史学家有过经典的论述，忽视或过度拔高他们的作用都不可取，他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最后，作者的叙述语言生动活泼，富有张力，在一种内在的节奏之下，不仅提供充分的信息量，而且留给读者以思索的空间，避免了历史叙述的干瘪和枯燥。这种可读性和严谨性的结合在当下的历史撰写中尤为可贵。另外，该书在涉及富有争议的问题时非常节制，有时避开直接的论断，而是通过史实叙述的取舍保留争议的空间。例如，在第十九章第七节“苏美首脑频频会晤与冷战结束”中，作者叙及美苏首脑在1985～1991期间自日内瓦到莫斯科的历次会晤，但并没有确定冷战于何时结束。关于冷战的结束时间以及标志性事件，学术界历来分歧较多，意见不一 。对于这些观点，不必强求一致，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作为教科书，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必加以繁琐的论证。二如前所言，该书既然以教科书的体例来撰写，自然侧重于史实，俾使学者对于三百多年来俄国对外政策的更迭嬗递、发展脉络，原原本本得其梗概。但是作者并不局限于在史实堆里打转，也通过史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借此使全书的体系更加完备，也使全书具有思想的高度。作者的评论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在每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介绍之后，作者会拿出一小节甚至几个段落的篇幅来进行总体的评价。这种评论的方式，令人想起《史记》每一篇之后的“太史公曰”。作者谦称，这些评价不能作为结论，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是否准确还需读者自行判断。但是这些评价极为出彩，或者是综合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发他人所未发，从而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这些评判，既显示出了作者的史识，又有力地总结了所叙述的史实，引领读者进行思考。例如，作者在评价彼得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彼得是俄国地缘政治传统的奠基者，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国家的属性上，彼得实质上第一次提出了俄罗斯文明的认同问题。时至今日，何处认祖归宗，何处告老还乡，依然是困扰俄国人的中心议题所在。在谈到彼得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影响时，作者精当地指出，正是彼得奠定的基础导致俄罗斯与其他竞争者发生冲突，并赋予俄罗斯以侵略扩张的形象，这是对追求地缘政治地位的新手的不可避免的报复。最后，作者在评价中指出，俄罗斯国家的紧张状态在彼得时期达到极限，其后继者已经无力维持，所以对人民的力量应该加以珍惜始终是俄国历史的一个忠告。事实上纵观历史，俄国的起落与这种紧张状态直接相关，俄罗斯的专制制度与此联系紧密，而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与此密切关联。又如，在总结克里米亚战争后的俄国对外政策时，作者指出，俄国当时的地缘政治地位已经不能用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概念来理解，西方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挫败了它，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俄国的本质不在于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而在于找到最适宜停下脚步的疆界。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中分布在每章之末的精彩论说。除此之外，在叙说史实的过程中，作者的精到论说时时可见，不一而足。即使在前言后记中，这些评论也醒人心目。例如，作者在前言中论及对外政策时，从历史的视角指出，在人类早期历史中，国内政策往往简单粗糙，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极其有限，但统治者出于新奇的欲望以及对权势和财富的野心，往往在探索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获取实际的利益，并且藉此丰富国内政治。但是作者在论及俄罗斯时却强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内容过于单调狭隘，过于关注使用武力以获得新的领土和人口，缺少经济、文化以及人文的交流。同时作者还强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历来地位突出，即使是今天，俄罗斯国家的内部生活仍然是比较简单粗糙的。这些“玩索所得”的见解，实际上都是作者多年来沉潜在俄罗斯历史研究中的积累，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这种探索“无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些评论也并非为评论而评论，而是在史实的叙说过程中，由史实而发，反过来又加深对史实的理解。例如，在述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混乱的秩序时，作者从历史的经验指出，俄国社会和国家不擅长从事经常性的、渐进的、点滴积累的改良，既没有这方面的传统，也没有这方面的技能。正是这种“惰性”为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做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所以往往等到问题成堆时，再用极端的方式进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而变革的负面影响又造成惰性的回归。作者以此说明，俄罗斯历史上不乏惊天动地的变革，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好。作者的这些论说谨慎、节制，不出尖，不偏颇，都是持平之论。究其缘由，乃是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于研究的对象充满了“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没有用政治和道德的“洁癖”来对待，也不用简单和狭隘的意识形态来衡量。在述及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时，作者评论道，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手里的好牌大牌有分量的牌一个不剩地全都出光，却不知道索要大致相应的回报和让步”；“他将原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缓和、裁军、撤军、不干涉的光彩事业，变成了灰溜溜的、令人迷惑不解和遗憾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仓惶撤退，像是被人抛弃一样”。 这样的评说不仅生动形象，也非常到位，而且完全是就事论事，没有使用价值观色彩明显的褒贬之词。以上所言，仅是本书之一端。总而言之，本书不仅提供知识，而且引发思考，是值得一读的俄国外交史著作。（《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