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书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本和书写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本和书写“虽然热衷于大历史的，始终还把它当作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或褒或贬，我倒觉得它更像罗生门，未来会持续出现新的无限的讲述空间。”王小妮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开头是这样一句话。末尾她写：“希望这11段故事能留住那一年人世间的最末梢，并以此握有穿越时光的力量。”个体虚构和历史真实一段并不曾远去的历史总还带着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那种隐秘、深沉的属性，尤其其具有着那样特殊年代的气质而容易使距离那段历史颇近的我们生出探秘的心思、挖掘的想法，对于以摆弄文字为生的我来说，在拿到这本小说之后隐约还带着某种敬畏，在阅读之前更有种把小说背后那段历史从文字的缝隙里打捞出一些碎片，拼接出历史原貌的冲动。是的，对于历史与文字的关系的缠绵无间，写字的人总体会的十分深刻。王小妮显然也是如此，所以，她才会把童年记忆里那些带着特殊色彩、特殊烙印的真实片段，演化成一个个的故事，对于人物和故事的真实而言，它无疑是虚构的，但对于历史真实而言，它无疑又是写实的。开篇故事：每个人的脚下都埋着雷这本书的阅读是深入的，不像其他一些书籍，整本书看完后几天脑子里就完全剩下了纸张搅成的浆糊了。这本书的书写本身就带有刻画的力量。从第一个故事到最后一个故事，断断续续的看了许多天，直到最后一个字从眼底滑出，重新翻到目录，仍然对目录上的11个故事的每一个人物和其中的故事细节印象深刻。“普希金在锅炉里”、“两个姑娘金城看电影”、“新土豆进城了”、“火车头”、“燕蛤蜊”、“棋盘”等，各个故事里的人物都是清晰可辨的。第一篇故事“普希金在锅炉里”，描写了一家人和一个年轻锅炉工的故事。我印象深刻的是描写这家的小女孩的几段文字：“天哪，这是写的什么，女孩好害怕，她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些中国汉字组合在一起，还是纯蓝墨水写的，整整齐齐的。”“她没看过任何别的大人们的书。可是这烧锅炉的是个怪人，这些可怕的字把她吓坏了。女孩飞快地爬上光秃秃的木板床，一边跑一边听着心跳。拉着她自己的棉被，缩紧着躺下，又拉棉衣盖着脸。可是，有一团东西继续追过来，她不停地想遮挡，不停地躲。她想：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要写这些吓人的字呢？这一定就是被抓住捆起来满街游斗的流氓吧。一定是的，是最坏的坏蛋。”这个故事里，年轻的锅炉工一直设法保护着的那本由学生时代交往的苏联笔友送给他的普希金诗集最后被女孩的爸爸扔进锅炉里烧掉了。只有这样，这家人才能安心。普希金的几句爱情诗句在动荡不安、鸡飞狗跳的年代竟是随时可能引发爆炸、带来灾难的地雷，这样荒谬的事情那时在每一天、每一个普通人身上、每一处角落里发生着。只这一件小事，这一个开篇的故事，读者就可以真切地感觉到那个年代的特殊气味了。简洁洗练的文字与沉涩时代背景的反差书的文字简洁、干净，没有浓彩重墨的渲染，文字大多是白描的语句，装着生活原本的模样，装着那个时代原本的模样。王小妮的文字里带着一股子流动在书页上的灵气，这种书写的灵气像是给那个年代安上了一对能穿透历史帷幕的双眸，它隐藏在文字的后面，与每一位阅读的人对视、交流，传递出一份文字之外的历史神韵。在“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里有这样的描写：“车子停在一颗挺拔的大核桃树下面，从那儿正好望见通向城里的国道。笔直的光芒耀眼的国道。这一年的庄稼真是不错，它们就要长高、就要萋满国道两侧，从高远的地方看，国道就像一条发灰的松紧带。”“卖盐的姑娘不断落在后边，她总想回头再看看那个堂皇如宫殿的城市。她回家就要对爹说，城里就是好，没有电影的城里也照样好的。”“黑漆的土路，她的心悠荡荡的像空口袋，没看到电影的遗憾苦森森地涌上来，挂黑丝绒帘子的门和有颜色的叫金花的好看姑娘，为什么她一进城，城里就不给演电影呢？”这样的文字，在王小妮这本书中，随处可见。以一个个人物串起了1966那个特殊年代，就像一件件的手工雕塑一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不同姿态、不同遭遇、不同生活景象衬托出浓重、沉涩的整个时代背景。“普希金在锅炉里”是年轻的锅炉工，“钻出白菜窖的人”是城市里的年轻丈夫，“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里面是两个农村姑娘，“新土豆进城”是一个院子里面住着的两位老人、城市打工者、年轻教师夫妻和他们的孩子，“在烟囱上”是一个看小人书店的孩子，“喇叭和徽章”是一个走亲戚的南方姑娘,“结巴”是一个口吃的孩子，“火车头”是一个父母被抓走、哥哥出门串联、被迫成了孤儿的孩子，“燕蛤喇”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他的四个儿女，“棋盘”是一家老、中、青三代人。仔细读来，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孩子的身影，这样的书写是作为11岁时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作者的特殊烙印，我想，每一个孩子的视角都该有着作者个人对那个时代的触摸。那份感觉在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和酝酿后，被清晰呈现在这本书中。以作家亲历去还原历史的书写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1966，并不曾逝去太久，对于那个年代的记忆还有许多都保存在父辈人的心中。毫无疑问，那是一个荒谬的、不合理的、可怕的时代，可是每一个身处当时的人都是无知无觉的。对于那段历史，红卫兵、造反派、大字报……这是我从父辈口中偶尔得知的印象。从1966到1976，中国从那一年开始进入十年浩劫，“抓革命促生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口号已经不喊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几句喊话轻易就煽动了全国上下上亿青少年学生鼓噪、狂热的灵魂。我们始终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全民发烧”、“集体无意识”的现象诞生的深刻根由。但无疑，从上述的11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那代人的独特生存状态：忧闷、茫然、惊悚、恐惧，无法把握明天和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无知无常、无心无力。王小妮在前言里这样写道：“普通人的感受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轻视。他们真实确切地感受，永远是纯个人的，无可替代和最珍贵的，是可能贯穿每一条短促生命的。”的确，这是以个人的视角在书写历史，是以作家个体的亲验和亲历还原历史，这样的工作对于文字工作者，对于作家本人，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成长和进步，都具有着超越文本的意义，具有比书写更强大的内涵价值。字数：2400菠萝于2014年7月12日出评

黑暗中的红舞者

　　首先，我想说说这本书的设计，外包装全黑，把外包装揭开，里面是全红的封面，我对这个设计是由衷的佩服的，就这一黑一红的设计，就诠释了本书的所有旨意。首先映入眼帘的全黑，仿佛是罩在那个特殊年代上的一块遮羞布，是啊，在无边的黑暗里，就是发生了什么，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再深想，意义远不止于此了。那耀眼的红，一样是那个年代里永远的基色，最高贵的色彩，最衷心的色彩，当然，再深想，就觉得毛骨悚然了。那一年，有数以亿计的人就这么在一块巨大的黑幕下小心翼翼地活着，成为生命中不由自主的红舞者，这是我命名的由来。　　说到最黑和最红，我甚至想到了先前的某地的打黑与唱红，多么惊人的巧合，或者就是别有用心的陷阱，无论对与错，历史总会时不时地给我们开一个玩笑，一曲红与黑，于是死伤无数，白骨累累，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就是再站得住的鹅毛大雪也遮盖不住历史犯下的罪恶，再大的雨水也冲涮不掉早就风干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血迹。就是过去这么多年，依然时时敲打着我们的心灵，叩问着我们的良知。有人在挣扎多年后会站出来鞠一个深躬，流一把悔恨的泪，算是对自己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11个故事，同样一种人生，我读出的不仅仅是恐惧，是挣扎，是无措，是压抑，更是曾经的预言成为现实。我分明看到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搬上生活的银幕，还有历史上永远不得翻身的纳粹、大清洗，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　　这本书读完，我忘不了几个意象：俄式建筑，日语，语录，孩子，大雪。我一直在想，这些意象有什么关联呢，对于那个特殊的年代甚至具体的年份又在昭示着什么呢？那时候中苏断交不久，关系恶化，许多与苏联有关的建筑、书籍等面临灾难。中日尚未建交，民族仇恨犹在，一切与日有瓜葛者都被带上汉奸的帽子。这时候红代表着忠诚，代表了一切，所谓“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一切日常的交谈、买卖都成了语录的阵地，多年后的我们反观当时的社会，不免觉得可笑，可那就是历史，活生生的，血淋淋的，甚至真实比我们想象和接触到的更甚，我们的祖辈就生活在其中，幸运的死里逃生，不幸的为那个时代殉葬，我们应该庆幸的不是活在最好的时代，而是我们的祖先能够在几十年前的一场人类浩劫中死里逃生，因此才有了之后的我们。那些当年初涉人世的孩子，如今都已垂垂老矣，11篇故事中有7篇以孩子的视角为主切入故事，这也符合作者当时的年龄，更显得真实。在真实之外，突然觉得可怕，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该有怎样的心理和三观。我们一直说新中国之后出生的一代多么幸运，可他们又多么不幸，赶在60年代中后期成了红卫兵，继而上山下乡，来回折腾，一生跌宕起伏，永远没有安宁，甚至在多年后的今天还要面临认与不认的内心挣扎。一场大雪冷寒彻骨，多少人在家里闭门不出，不仅仅是怕冷，更是怕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一场大雪不仅覆盖了罪恶，更覆盖了被踩踏的良知，覆盖了一切发生着的历史，可是太阳终究会出现，大雪迟早会退去，我们早晚会看到，历史更不会忘记。　　看似安静到无声的故事，实际上是某个重大时刻来临前的集体失声，除了等待，没有别的事可做，就像一个被打进死牢的囚犯，每一天都在等待审判的宣读，能平静度过一天并顺利看到明天的太阳，就觉得死而无憾了。还是心惊胆战地活着，道路以目，国人莫敢言，噤若寒蝉，或出逃，或赴死，或苟延残喘，等待更残酷的未知，良知泯灭，人性决提，恶之花遍地，鲜血流进雪地，流进黑幕，无声无息。信任的城墙曾经多么坚不可摧，这时候也变得弱不禁风，人人自危，看到的不再是友善，而是怀疑，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推动，在逼近，高压到难以喘息，最后窒息。　　很平实的故事，只是发生在了那个敏感的年份，一切就显得那么有预兆，那么不平凡，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无论是锅炉工、医生、工人、孩童、教师、看门人，都无法逃离罪恶之城。似乎，只要我们平复心境，静下来，就能听到那个年代的人心脏的跳动，急促，短暂，突然停止，又突然跳动。我的脑海中竟然一连闪现了三部曾经看过的电影——《芙蓉镇》《活着》《霸王别姬》，当黑白颠倒的社会被扶正，有人死去，有人疯了，有人还在隐忍地活着，都是对曾亲历的时代最好的讽刺。有多少人为时代殉葬，就会有多少后来者为曾经的冤魂祈祷。有多少历史被可以封锁，就有多少后来者冒险挖掘。有多少鲜血渗进泥土，就该有多少今日之阳光让过去的罪恶现行。　　我应该难过，为那些没有活过来的没有名姓的普通人。我应该开心，为我终于可以通过文字缅怀和追忆那个有血有肉却也是非不分的离乱时代。我应该庆幸，我的先人曾以乞讨为生，换来我今天的一条生命。　　谨以此文献给逝在特殊年代的灵魂，他们是黑暗中的红舞者，值得我们永远追忆。

于细微处探知历史的痕迹——《1966年》读后

作者：蒋倩知道王小妮这个人，还是某一日浏览腾讯新闻时，无意在一篇文章的底部看到了一篇关于她的采访，名字叫做《80年代没那么美好》，作为一名80年代生人，顿时被题目所吸引，便想看看到底在经历过更早年代的人眼中，我们所出生的年代有什么我们还不了解的地方，于是，便知道了王小妮和她的短篇小说集《1966年》（王小妮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2015年2月第6次印刷）对于王小妮，她的丈夫徐敬亚是这样描述的，“一个不会下任何棋打任何牌的女人，一个拒绝唱卡拉OK的女人，一个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品的女人，一个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女人，一个一生中从未去过理发店的女人……在最看重名声和利益的年代，她几乎不用与自己的私念战斗，就可以安然默默地写作”，称她为“烈女、圣徒”，而她本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就是瞎说呗，去反驳反倒把它真当个事儿看，不理它自然也就过去了，言语中透露出作为诗人的随性，王小妮作为当代著名诗人，出版了诸多诗集，如《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半个我正在疼痛》等，但也有长篇小说《人鸟低飞》、散文集《上课记》、随笔等作品，短篇小说集《1966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她给文学月刊《作家》杂志供稿做连载，本来是每月一篇，后来因为编刊的变化，只完成了11篇。当时只是觉得小说内容是关于“十年文革”这个敏感话题的，上学时候的历史课本几乎只字未提，平时接触到的各种能记录历史的载体也没有过多描述，只能从文学作品中窥探一二，于是变很好奇这本短篇小说中具体会怎样描述，搜索一下正好图书馆里有这本书，便赶紧借来一看究竟。《1966年》，看到这个书名，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总是很快地能联想到点什么吧，手臂带着红领章的红卫兵，高喊的口号，抄家，胆战心惊的身影……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喜欢用这些标志性的词语来描述那个年代，笼统而热烈，但是《1966年》却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开端，它更多的是通过一个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来记录那一年所发生的一切。《普希金在锅炉里》中的六口之家，以往每年冬天单位都会派来锅炉工烧锅炉，但是从今年开始，他们必须自己学着烧锅炉，因为现在让工人阶级来给他们干活变成了错误的事情，而且非常错误，于是，家里的四个小孩开始分工学着烧锅炉，这个分工即使父母不在了，也不能变；父母不在？父母怎么会不在呢？厨房窗户外面贴的整张整张的大纸，父亲开会时谨慎的神情、压低的声音，还有小女孩说怕把火压灭时，父亲所说的“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让孩子们懂得了当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语录本上的话不容反驳。而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也一直在试着辨别家里以外的响声，甚至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喊他的名字，他的腿会立刻一软，然后，又马上从自己家的某个角落里挺身起来，他要喊得响亮一点，他说：到！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紧张短促，像一段折子戏，已经在父亲的脑子里彩排了无数次，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他都感到了不耐烦。所以清晨传来去年那个锅炉工的微弱敲门声时，他不禁在想，除了我这种岌岌可危的家伙，还有谁这么胆小？当看到是锅炉工时，他先是感到很为难：烧锅炉，这是单位里才能决定的事情，再说，我们已经想好了，自力更生，今年我们自己烧，今年和去年，不一样了；可当锅炉工坚持留下来烧锅炉时，父亲突然用很低的声音问：是我们单位叫你来的？心想现在可不敢相信这种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当得知锅炉工是自己来的时，父亲赶紧说：烧锅炉得请示组织，你和我，谁能不听组织的？最后在母亲急着上班，锅炉又灭了的情况了，父亲同意让锅炉工用一个礼拜教教孩子，在路口分别时，父亲对母亲说：如果晚上我不回来，你锁好门，千万不要去找我，然后又说：那个非要来给我们少锅炉的，不是谁派来监视我的吧？身边各种事态的变化，到处张贴的“黄黄绿绿的、整张整张的大纸”，让工人阶级烧锅炉变成错误的事情，窗户下面偷听的人，等待中的山崩地裂的敲门声，夜晚楼上不断翻倒东西、很多人喊叫、皮鞋跺脚、铁钉刺刺划地板的声音，以及那个时代特有的语言，这一切都暗示着原本的生活节奏已经被打乱了，价值观也在这一年开始重组，人人变得岌岌可危，六口之家的命运随时可能会改变，每个人都在尽量隐藏或者毁灭一些可以被别人抓到把柄的东西，小说中的小女孩无意中发现了锅炉工藏在洗澡房的书包，里面放在普希金莱蒙托夫的书，父亲以为是锅炉工藏在这里给他们招麻烦的，决定连自己家的那本普希金抒情诗也一起烧掉，却不知道这也了却了锅炉工正打算借用他们的锅炉烧毁的一桩心事，原来这个冬天也改变了锅炉工的生活，家庭出身不许他报考大学，于是他做临时给人烧烧锅炉的零工，他喜欢一个人守着锅炉，听着风把炉子里的煤变成红炭，在这时候，读一本屠格涅夫，或者莱蒙托夫，或者普希金，世界就很美好，可是，这个冬天不一样了，一个书包折磨着这个年轻人，于是他想到了去年烧锅炉得那户人家。当得知书已经被烧了，他冻僵的脸有点笑了，过去的几个月，那个书包给他带来的危险比定时炸弹还大，现在一把火就换来了风平浪静，这把火竟然都不用他动手去点，他，安全了。这一家人的生活还在继续，终于有一个晚上，有人敲门了，一些人冲进来，翻走了日用品，搬走了旧式梳妆台……家里变得如此的“干净”或许应该感谢那把火吧。这一年在东北大地上，一切都在慢慢地发生着，这种变化由不得你来决定，而只能在黑暗中等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厄运就会降临，每个人都在把自己经历过的人生，像炒栗子一般，在锅里翻来覆去的寻找是否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所有的城市都差不多，大字标语在风里稀里哗啦地翻卷，人们一会站到台阶上，一会踩在自行车后架上，四处寻找热闹，只要有人高喊一声，围观的人群马上聚过去……《喇叭和像章》里，学生不再去学校上课，铝制品工厂不再造铝锅铝盆，而是制作像章，南方来避难的姑娘被操场上的女学生遇到，会问她是来串联的吗？这对于操着外地口音的学生来说应该是最安全的回答了，学校高音喇叭呼喊串联回来的同学火速返校的通知；每天在广播里朗诵《海燕》的少年告诉姑娘过了桥的另一所中学负责接待南方来串联的学生，中午发馒头；《结巴》里面那个住在走廊最深处的中学生，可以做火车去北京，每天戴红胳膊箍，威风得不得了；而小学生没资格上北京，他们就想到免费坐有轨电车，在自己出生的这个城市里到处转转，于是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理由登上电车，还发明了贴切的宣传词：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欢迎上车；共产党最讲认真，请买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抓好扶手，前方转弯，这些朴实平淡的描述，只是告诉人们那一年的生活有了什么样的改变，真实地展现了社会的变化在学生身上留下的痕迹，让读者自己于文字间的细微处去感知历史的模样。而被改变的又何止是这些呢，《在烟囱上》藏小人书皮和邮票的男孩，两年前家里本来有个“小人书店”，他抱着一根长竹竿，有看书的过来，小男孩就站起身，抬起竹竿问：你要哪本？他总能最快速度从靠墙的纸箱里找到这本书，而现在这些能要他们命的小人书全被母亲给烧了，小人书店的招牌也被放倒在地上，有字的一面翻过去，小男孩整个夏天都被反锁在家里……那年男孩7岁，应该在这一年的9月上学读书，可是还没到7月，全市的大中小学都不上课了。《火车头》里的小男孩，当官的父亲和母亲都被带走，哥哥作为中学生去了北京串联，孤独的他每天在火车站等待着哥哥的归来，饿了偷点面包充饥，冬天实在太冷偷走铁路工人的棉袄和大盖帽，男孩每天都在哥哥的床上睡，当哥哥的女同学告诉他哥哥不回来时，男孩感觉周围存在着的一切都在褪色，世界就是灰白的一团。《新土豆进城了》里豆腐厂的更倌因为20年前当了三天国军，后来半路逃跑，这些年天天怕人突然揭开被盖，审他交代历史，在一个报纸满天飞的早上，他知道他又要跑了，往北边人烟少、荒地多的地方跑，而此时住在同一个院子的老头也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老太婆以为把偷偷留下来的金首饰埋在刺玫树下就安然无事了，结果还是被挖出20年前做妓女的往事；学校的男教师因为叔叔做过伪官吏而被校长叫去谈话，第二天准备交情况说明的时候学校却听课了，校长本人也因为隐瞒了做伪官吏的历史而被带走……1966年，是一段特殊历史的开端，对于大多数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只能从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课本含糊的说辞还有身边经历过的人口述略微知晓，历史对每个人的改变和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人觉得好，也有人觉得坏，昨天在医院输液时，听到旁边一位五六十岁左右的人跟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说起自己当年坐红卫兵时，去北京串联，毛主席跟周恩来亲自接见他们，吃饭不要钱，坐火车不要钱，住宿也不要钱，一脸自豪的回忆往事的神情；曾看到孙海英说过一句话，大概是“说文革好的这些人，因为当时你们在乡下，不是歧视你们，城里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特定时期有特殊历史，毕竟已成过往，无须过多评价，对于想知道那一年中国东北大地上发生了什么的人，倒是可以从这11篇小说中那些小人物的平常生活里探知历史留下的痕迹。

惊恐记忆中的日常细节

《1966年》是诗人王小妮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如题所示，写的是1966年的故事。1966年，你我都知道的，是文革开始的日子。关于文革的书写其实不少，但很少有具体而微的细节描述，不是分析功过，就是批判式论文，或者感情丰富如涛如浪的控诉。冯骥才写过一本《一百个人的十年》，采访了100个普通人，把他们在文革中的故事记录下来。王小妮的《1966》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1966的记录与回望，但与《一百》不同的是，这里不是非虚构的采访记录，而是小说，是作者的虚拟现场，11个故事，11种环境、家庭、人物，她通过文学进入历史，让我们得以穿越时光，获知那些“普通人的感受”。小说多是以少年视角切入。《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的主角是一对年轻乡下女孩，青春、虚荣、单纯、可爱，她们都是镇上供销社的女职员，一个卖盐，一个卖脂粉，这一天，他们约好去城里看电影，卖脂粉的女孩是和城里亲戚一起看过的，卖盐的女孩是第一次进城。她们满怀期待的骑着自行车如马飞奔的进入城市，却莫名其妙撞了一鼻子灰，电影院不开了，街上都是半大小子闹革命，还把她们的美丽的辫子给剪了。一天来回，对于这两个女孩来说，电影没有看成就是当时她们最大的委屈的苦恼，她们还不知道，大事正在发生，正在改变所有人的命运。《结巴》写的是一个小男孩，他是结巴，像所有的小男孩一样，他需要认同感和朋友圈，但是由于结巴，他被孤立。小伙伴们都在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他不行，他躲在家里悄悄的把毛主席语录背下来，背的滚瓜烂熟，但被推举到人堆中，还是说不出来话，只好“溜了”。《在烟囱上》写的也是一个小孩，他整个夏天都被妈妈反锁在家里，妈妈的头发剃的短短的，还带着男式帽子。他们家是开小人书店的，妈妈让他把所有书都烧了，他照办，但是把书皮留了下来，还有他在床底下发现的妈妈偷偷藏起来的邮票，他把他们一起藏到了烟囱上，他不知道妈妈说的“那些邮票被人发现是要砍掉脑袋”是什么意思。所有的故事都是以这样的结构来呈现那一年，鲜少直接描写运动的中心：那些激烈的斗争，那些苦大仇深，以及可以激起人们愤怒和伤痛的折磨、暴力。如果王小妮是电影导演，他的镜头从热闹的重心偏离，对准了运动外围的普通人，经由他们普通生活中的变化，他们的感受，来重绘1966年的真实图景。正如王小妮在前言里说的，她想要把1966当作一个普通年份来写。“任何个人，对于下一秒钟他将面对什么，都茫然不知”，“各种感受掺杂在一起，有人快乐，有人惊恐”，加在一起，才是真实的1966 ，不被夸大，不被意识形态刻意改写的1966。这11段故事，是那一年里一座北方城市中最普通人们的生活细节，充满了1966年特有的气味、声响、色彩，和不同人的心理，他们都在大时代中，但还好，大时代没有吞没他们，只是生活有了一些改变。《普希金在锅炉里》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来写那些她不懂得的东西，普希金为什么要被烧掉？那个烧锅炉的叔叔为什么不再来？她不懂得，但是，她知道，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东西不一样了。《钻出白菜窖的人》写一个中年男人在家中准备把冬天的大白菜存入地窖，但是两个外调的人闯入了他的家，拿出了他读小学时的合照，问他关于日文老师的问题，使他陷入回忆。两个外调的人走了，余他一人对着满院子的白菜，天都黑了，白菜还没入地窖。所有故事中的人物都活在1966，他们不会以我们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去发现文革的种种荒谬和荒诞，他们直接面对的是生活本身，如何储存好白菜过冬，如何打入别的男孩的圈子，如何悄悄喜欢上了来家里烧锅炉的叔叔，如何想要去城里看一场电影。普通人可不懂政治，更别说小孩，他们活在1966和活在任何其他年份一样，一样的生活，一样的把生命往下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所以看这些小说，会看到被王小妮刻意淡化的背景，看到这种背景下小说中人物面对大历史的细节处理，这种日常，才是真实的，区别于历史书写的历史，才是我们更需要知道和了解的故事，也更接近于大历史叙述缝隙中的真相，这或许正是文学比纪实更具穿透力的地方。

1966年的浮世绘

这是个讳莫如深的年代，于静默中生出不安的悸动；这是个白雪皑皑的年代，黑色的暗流涌动遮住人们的双眼；1966，这个年份对我来说遥不可及，我也曾想过被这份惊惧笼罩的心境会是怎样，但终究如看黑白默片一般，遥远而不可及，然而，这11个故事，从各个视角展开，细细凝望这个世界，竟让这胶片印染上了气息和味道，或懵懵懂懂、或随波逐流、或惶惶不可终日，绘就了最真实的人心。王小妮的文字细腻通透，但不失机锋，冷不防便被一刺，让人心悦诚服。在《新土豆进城了》这个小说里，更倌的出逃是一条线，同住一个门楼的其他人的生活变化是另一条线，两条主线互相交织。收废品的只知形势不妙了，却说不出个道理来，老太婆藏起首饰便觉心定，似能躲过这不安定的恐慌；另一对夫妻是教师，平时在学校只能夹紧尾巴做人。文末，余下老太婆一人被批斗，收废品的也走得无影无踪了，只剩老太婆手上的梅花刺青在述说过往种种。文中对更倌的逃离过程描写得很是详尽，似乎老头的失踪显得有些突然，虽有迹可循，但着墨不多，仿佛是作者特意空出的留白，让人暗自想象他是挣扎过后作出艰难的抉择，抑或是不敌这风雨欲来之势，终究选择保全自身。男教师通过批斗人过得有滋有味，两个家庭的浮沉和聚散就这么平铺开来，而更倌已如前世的人，不复存在。王小妮写得平静，我却看得心惊。直看到结尾，都觉刺玫的香气还未散尽，土豆变硬留下的艰涩感犹存。对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个年份意味着巨变的开始，仿佛充满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和恐怖，但从书中来看，巨变似乎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剧烈突兀，相反，它是细微的，不为大多数人所察觉的，似在一瞬间就完成了新旧交替，让人默默地、连反抗都来不及，就卷入这场洪流中，接着立刻顺应了眼前的一切，仿佛这才是理所应当，而之前种种都是前世旧梦。这11个故事读下来，让我叹息、错愕、遗憾，时而觉得放下心来，时而又为他们不平，时而又想为这戛然而止再添上一笔，但终究不能，这是他们的生活。

海明威的中国姊妹

1、《1966年》。这个书名会让你想起什么呢？标语，口号，语录歌，红海洋，天安门上挥舞帽子的领袖，金水桥边激动得昏厥的红卫兵，各种血肉横飞的武斗，各种山呼海啸的批判，各种不忍卒睹的伤，各种酷烈惨痛的死……一场灾难，一个噩梦。当然，也可能想成这样的：标语，口号，语录歌，红海洋，天安门上挥舞帽子的领袖，金水桥边激动得昏厥的红卫兵，各种高手如云的武斗，各种公正过瘾的批判，各种英勇无憾的伤，各种罪有应得的死……真是好浪漫好激情，不愧为人类社会伟大的实验、未竟的光荣哦！关于1966年的文学和历史叙述，以上两种版本堪称主流。后者初被视为笑谈，现已不容小觑，因它进口于欧美“新马”，又有本土学者精心润色，在青年学子中行情看涨。鉴于当今中国的大学讲坛倡导积极和谐的学术观点，“灾难噩梦说”显然不合大势，那么“伟大实验说”将最终胜出，便几乎无疑了。但，“作家总是在发明新的方法，来质问我们对公共空间的分享。”（雅克•朗西埃）在上述两条粗壮的话语轨道之外，诗人王小妮的短篇小说集《1966年》（初稿于1999年，修改于2013年）不动声色地出了轨。这部作品，语言不冷不热，感情不远不近，眼光不高不低，人物不好不坏，叙事态度疏离淡漠，叙事过程低开低走，一切宛如故事的发生地——中国北方的那座城市，安静，飘雪，天地茫茫，隐匿了致命的线索。但每篇小说却在细节、氛围、人物心理和行为的刻画中，泄露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线索——彼时，普通个体的生命状态如何？恰恰是普通个体而非极端个体的生命状态，成为历史真相最有力的证词，也成为当下之人体察未经之事的隐秘通道——在“非常”历史中，“正常”人如何生活？如何以可理解的心理逻辑行事？这样的行事将导致何种结果或遭遇？由此结果或遭遇，折射出怎样的历史境况与人性光谱？此种折射，会形成何种诗学效果？……引发这些问题的写作，是一种“叙事还原”的写作，它悄无声息地为当下之人铺就一条重返历史之路。同时，它也不仅仅是“叙事还原”的写作——它还显示文学的雄心。它所铺就的也不仅仅是一条重返历史之路——它还通往未来。2、小说集由发生在1966年的“11段短故事”（作者语）构成。段者，没头没尾是也，亦正是这些短篇的形态：主人公思绪不定，行为合理，故事细节精准，气氛传神，却总在无结果处戛然而止——人物面临着选择，或处于未知状态，看得让人惦念，心里豁开了口子，流血，疼，期待抚慰，但作者走开了。这就是诗人写小说的后果。可回头看去，那字句分明是恬淡柔和的。十一个短篇，主人公都没有名字，只以身份呼之——比如“父亲”、“母亲”、“女孩”、“老太太”、“戴眼镜的人”、“不戴眼镜的人”、“男孩”、“戴棉帽子的人”……此可暗示他们的故事绝非特殊，而是普通又普遍的。这些普通人，从事各种行当，背负各种历史，在这个人人自危之年的某个临界点，他们的生活发生了身不由己的改变——这改变不是轰轰烈烈的生死抉择，而是灰色地带的沉浮明灭，人性的斑斓底色由此彰显：一个因受过伪满日式教育而不被信任、自身难保的医生，在工作组调查他当年老师是否特务时，陷入回忆，决定为他辩护（《钻出白菜窖的人》）；供销社两个阶层不同的卖货姑娘对革命形势浑然无觉，进城看电影不成，反被铰了辫子，回家时，地位高的姑娘之父已成革命群众的斗争对象（《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在1966年新土豆进城的时节，一个院子里的三户人家收割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做过国军的“更倌”逃匿了踪迹；做过妓女的“老太太”埋掉了记载她历史的首饰，她的丈夫“收废品老头”因为当过阔少而无言地失踪，“老太太”因此而被批斗了半年；叔叔做过伪官吏的“男教师”先是夹着尾巴做人，后来当了战斗队头目（《新土豆进城了》）；一个高干家庭的小男孩，父母被抓走，他最爱的哥哥越境而去，无助的他每天到火车站等哥哥，偷东西；“戴帽子的人”以组织的名义默默给他钱，照顾他，告诉他要当个好人；他用这钱买了彩色的粉笔，在屋外墙上画了一幅巨画：一个神气的火车头，上面坐着他骄傲的哥哥（《火车头》）；一个水暖工，他的爸爸是耀武扬威的革命头目，他自己也有随心所欲的暴力倾向，他想做个爷爷描述过的精致棋盘；棋盘千方百计也没做成，却有人上门要逮捕他的爷爷和爸爸——经调查，他的痴呆爷爷就是他们一直搜找的“汉奸”刘课长。（《棋盘》）…………小说笔调极简，硬朗，隐藏之物多于可见之物，王小妮无疑是海明威的中国姊妹。二人更大的相似还在于：他们都是诗人。诗的思维使王小妮的短篇脱离了小说致密的物质性，而成为触点密布、意味漫漶的海绵体。它们取消交代性的历史景深，放弃完整的故事轮廓，开门见山地特写，直截了当地感觉，片段化地转换视点，进行时地叙述局部——这些局部是货真价实的1966年出品，出自作者对彼时“气味、声响、色彩，和不同人的心理”（前言）的记忆。在此记忆之上，作者还原、提炼、再造、组接，谱成峻冷、自然而又怪诞的“1966年”组曲。3、或可把这些故事的写法归结为一个词——“反陌生化”。何意？“陌生化”是将日常经验反常而怪异地呈现，以此反思存在之平庸；王小妮《1966年》的任务和方法与此相反。她要做的是：将打上了“怪异反常”标签的“文革”经验还原为切近平常的个人经验，以之转喻个体内在心灵和众生外部历史的双重世界，由此打破历史、政治和神话化的文学叙述竖起的感觉隔栅。这种面对“反常”历史时波澜不惊的“日常”神情，即是“反陌生化”，实是对刻板的“‘文革’怪异叙述”的“陌生化”反拨。举个例子。首篇《普希金在锅炉里》这样开头：“有这么一家人都坐在双人大床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四个孩子。两个大人的脸上不好看，陈年老土豆的气色。就在这一天以前，孩子们爬上父母亲的这张大钢丝床，总忍不住要互相推撞踮脚蹦跳。今天，他们都老实极了，圆黑的眼睛望望父亲再望望母亲。”这一场景与我们的当下经验没有距离感，并非特别的、只有1966年才有的。而那些1966年特有的事物，则是换算成我们的日常经验来呈现的，比如“大字报”她不直呼大字报，而是这样写：“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黄黄绿绿地糊满了玻璃窗，一层压一层。纸上写满了字，带着墨汁的臭味，有时候来几个看热闹的，把纸上的内容大声读一段。这一家人的餐厅变成了谁都不想停留，又躲避不掉的地方。” 叙事人站在历史空间的外部，用普适性的语言、情感和思维，去讲述那桩似乎“正在进行”的既往之事。小说从“自力更生烧锅炉”的家庭动员会开篇，慢慢向炉中物“普希金”靠拢。拆解开来，可以发现它倒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青年，因教师家庭出身不能考大学，只好当锅炉工。他爱文学，嗜读俄语名著，在本子上抄写了普希金的一首“色情”汉译诗——在1966年的冬天，这一切足以置他于死地。“罪证”必须烧掉。但他住在阶级警惕性特高的铁路工人大杂楼里，没有卫生间和厨房，不敢举火。于是他来到曾经服务过的一对高知夫妻家，给他们义务烧锅炉。他把装着“罪证”的书包藏在这家的储藏间，准备陆续烧掉。家里情窦初开的十二岁女孩出于对青年朦胧的依恋和好奇，偷看他的本子，读到那些诗句，万分惊恐——除了童话，大人的书她只看过《红岩》，因此认定那些字句是可怕的。她报告了父母。父母惊恐万状——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已够罪过了，“他这是想害死我们？”连夜把普希金们扔进锅炉里烧掉。第二天，他们赶走了年轻的锅炉工。这青年欢快地回家了——多么好，那些“罪证”不经他手就化为了灰烬。整篇小说以全知视角叙述，依着时间的流动，视点先后落在“父亲”、“女孩”和“年轻的锅炉工”身上。视点的每次聚焦，都呈显一个小世界——父亲恐惧和“原罪”的世界，女孩纯情和遐想的世界，青年锅炉工幻灭和无奈的世界。这种呈显貌似坦露无遗，实则有所隐藏，谜底直到小说将近结束——“年轻的锅炉工”轻盈欢快地跳上公共汽车时——才揭晓。啊，那个急于埋葬精神宝藏的年轻人，他欢愉的解脱多么令人悲伤！那个对他有着隐秘依恋的小女孩，纯真和蒙昧如此浑然一体！她如履薄冰的父母，从此将生活在坚硬的石头里，因为一切柔软和善良，都会给他们带来祸殃……一个个小世界的叠加，最后拼贴成一个大残酷：在1966年北方的冬天，忧郁真挚的普希金竟成一群羔羊的噩梦；当羔羊们成功粉碎了噩梦的威胁，他们身上最温润的珍宝亦随之粉碎了：女孩成为萌芽状态的告密者，她的父母出演见死不救的角色，锅炉工沦为“嫁祸于人”的险恶之徒，只是未遂罢了——幸亏普希金被及时扔进了锅炉里。这不是一出家破人亡的惨剧，而是在家破人亡的恐惧中，心灵之死的悲剧。一曲关于历史悖谬与人性软弱之间相互消长的悲歌，就这样在悬念和趣味性中展开，在诗意和审视中收束。冰冷的颜面下，潜藏着作家沉厚的哀怜与深情。4、这种激活生命同情的“反陌生化”手法，其深意值得玩味再三。由于遗忘教育的多年遮蔽，“文革”往事已渐渐失真，在青年人眼中愈来愈像一则抹黑的谣言，一个可疑的传说。这种经验感的断裂比理念的鸿沟更可怕。因它从直觉和情感的层面拔除了历史意识，拔除了后来者对既往之事移情和体验的可能，因此，也势必切断“绝不让惨痛历史重演”的路径。《1966年》以当下之人的感知方式还原彼时的生命经验，即在弥合经验感的断裂，其对抗遗忘的审美与道德力量是润物无声，难以抵挡的。我们需要探究这力量的来源。它不只来自作家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批判意识和叙事技艺，更来自她的爱与自由的意志，她的生命与道德的自觉，她的内与外、热与冷、善与恶、姱与丑的辩证法，更重要的是，来自她的诗之光耀。在王小妮的故事中，诗之光芒照耀孩子，也照耀大人；照耀良知本能无法磨灭的人，也照耀为历史浊流增添泥沙的人；照耀面目全非的教堂，也照耀嘁嘁喳喳的杂院；照耀自杀和失踪，也照耀依恋与诺言……一切对空间、氛围、人物角色的设计和勾画，皆源自作家对世界整体的诗性认知和隐喻。因此方寸之间，生命之奔流无休无尽。它有着坚硬的柔软，也有如雪下的火焰。2013年11月3日

我要去打水了先保存一下回来继续写

刘瑜评王小妮的文字道，“轻得像雪花，故事却重得像岩石。”感觉再贴切不过。这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十一个普通的故事，却因为他们发生在1966年那不平凡的一年，这十一个故事便背负了历史的意义，带着身不由己，带着情非得已，通过一个个的缩影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年代，以及生活在那时的人们的沉重无奈与无言的悲苦。作为一个年纪比较小的读者，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我是不曾知道的，也极少能够从父母、师长口中听到些什么。在自己所能够见到的关于那时的讲述，多是带着激昂的情绪的，但仍不能够让人对那时有什么清晰的认识。《1966年》，似乎已经给了我很好的回答。读《1966年》，像是看着一场场老电影。灰白的，无声的画面，故事里的人说话时候都是很小声的，让整个世界显得更加寂静，好像生怕惊醒了什么。所有的动作和言语，都是那么轻，那么小心翼翼。叙事的节奏也是舒缓的，不急不躁。但就是这样的故事，让人在读书的同时，仿佛置身于那个年代。不，仿佛就在故事里。什么都看到了，听到了，却也什么都做不了。那种鞭长莫及之感，沉重的让人想窒息。这大概是我所能感受到的最好的讲故事的方式了——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若是甜蜜爱情，让人情不自禁嘴角上扬；若是惊悚，让人在炎炎夏日背后发凉；若是悲剧，让人不知不觉泪流满面——而1966年，生活在那一年里的人们，是一种怎样的感受？王小妮老师用她的文字，让我们最为深切的感受到。每个故事的切入点都是很小的，但所承载的意义又是深重的。站在历史的长河上，回望过去，那像是被迷雾笼罩的一滩死水一般的世界，尽管无声，却触目惊心。王小妮的语言细腻而敏感，即便是在讲述这样题材的一些列故事，其中也不乏诗意。看似不经意的一手小诗，一句轻叹，都能够见其精华之所在。《1966年》是我读过的王小妮老师的第一本书，说来真是惭愧，读罢相见恨晚。不管是从文字描写，还是从故事本身，这都是一本有味道、有品质，并带给人收货和感悟的书。

别样的1966，别样的王小妮

当朦胧派的诗人，大部分写着写着不见了时，王小妮一直在写，一直保持舒徐从容的心境。从诗歌到随笔再到小说。批评家耿占春说，“王小妮的诗关注着人们易于忽略的事实，关注着那些慢的、小的和隐秘的事物，比如慢的疼、慢的灾难与祸害。”而王小妮的小说，“看似笔法随意不拘，凝聚作者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反思。”《1966年》由11个故事组成，写得是普通人日常市井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呈现出不同人物在时代中的人性问题。她写诗，是中国最优秀的女诗人之一；写随笔，是中国最优秀的随笔作家；同样写小说，也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2014年，年初，我在东北长春逗留了一天，脑子里老是王小妮的诗句……

文字的力量

上一秒之事譬如昨日种种已成历史，然而这些事非是亲身经历者不能准确地将其进行呈现。更不用说教科书中的那些除了时间地点之外都进行过加工的历史！而这时，或许我们将目光转向文学，能够得到在教科书上看不到的历史！王小妮的《1966年》恰好就是这样的书！其实，不用去了解，但是提起那个年份作为一个70后我就心尖肝尖都颤颤的：那些远去了的记忆——因为几段干柴就被贴大字报的母亲、一贫如洗的家庭、人人自危的日子——突然一一涌现了出来。这所有的一切都化在了书的封面那黑色中的红色中，也许正是那一点点红色，支撑着我们能够从那个年代走出来。读《1966年》的每一篇，我发现自己没有一丝的愤怒，唯有道不清说不明的悲怆。《普希金在锅炉里》中的那句“如果晚上我不回来，你锁好门，千万不要去找我”，一次普普通通的上下班的离别，却需要用这种生死之话告别，其中的悲哀与无奈可想而知！在漫天的雪花中这夫妻俩朝着各自未知的命运惶恐地走去！也许这时我的泪水流的没有任何价值，因为生离死别的事情太多！可我宁愿将这没有价值的泪为这文学中虚构的雪夜中的夫妻而流！王小妮的文字平实质朴，叙事风格淡然清新，她用自己细腻的笔触将1966年那个灰色时间的各色人物进行了精细的描写，《火车头》中的那个父亲被关哥哥进京的小男孩，他无助地在寒风中独自生存，为了自己心中的执念，一次一次的画火车头，这是他的执念还是我们的执念？那个年代毁掉了一切，连几岁的孩子都不能幸免，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大人离去了，家庭中的孩子呢？是孤独地在这世界踟蹰还是随大人而去？如果让现在与之同龄的孩子看这篇文章，他们大抵是不明白的，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孩子偷来面包不吃，而是摆在凳子上？不明白那个孩子为什么寒夜光身而不去衣橱自己找衣服？更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照顾这个孩子！我们教育孩子，盯得只是成绩，却从不敢让孩子去接触历史，因为当他们问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时，我们无法作出回答！遗忘历史等于将自己的根掘掉，在王小妮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真相！也看到了身处那段历史的人们的真实生活！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啦！

锅炉里的普希金们

文/夏丽柠王小帅的《我11》，讲述了一个懵懂少年眼中残酷的青春年代。王小帅生于1966年。王小妮的《1966年》，讲述了一群那个年代人眼中的生活，共计11篇。王小妮生于1955年，那年她11岁。几个奇妙的数字构建了大千世界，反复出现的1966年为中华大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年，我们开始“革命”。那年，邢台大地震，我们却不知情。那年，取消高考，大小孩伢不再有书念。那年，风还在刮，雪还在飘，人们还在储存从地里新下来的土豆。但是，生活却被某些人为的因素彻底地改变。从王小妮的《1966年》里，我们在万物的亘古不变中读到了人们心性的变，头脑的变，行为的变和成长的变。可是，归根结底，所有的变都是为了传承不变。我们可以说那个年代的人活得很辛苦，也可以说他们仍然在竭力保持他们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的小小幸福。尽管王小妮在大学里教授如何写小说，可是我想她更愿意担当的身份是诗人。诗意是弥漫在她整个生活里的氛围。她在本书的开篇便以《普希金在锅炉里》扣响了1966年的大门。一个热爱诗歌的青年人，不得不以锅炉工的身份走进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为的是把普希金的诗集扔进炉堂里化为灰烬，那是他知道的最安全的墓地。不经意间，普希金的诗句却搅动了一位少女的心弦。生活仍然把持着诗歌的节奏与韵律前行，可青年人，乃至于身处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冬天不一样了，这个冬天，跟哪个冬天都不一样了”。尽管普希金被丢在了锅炉里，可缔造生活的人们却在变幻莫测的生活熔炉里，将自己修炼成了普希金，遵循他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如果，心里还藏着诗意，生活本身便储满了诗意。其实，王小妮的《1966年》写的就是那些在锅炉里燃烧的普希金们！比如《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里一心一意排除万难就为看一场电影的姑娘; 《一个口信》里冒着生命危险送信给暗恋女工的工人;《结巴》里克服口吃努力背诵毛主席语录全篇的少年，他们必须充满智慧地面对那个不知好坏的年代。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智慧的时代，这是最愚蠢的时代……人们正在直奔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王小妮笔下的1966年恰好是一个用几句话难以阐述清楚的年代，她从中截取了11个生活画面描述出来。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最容易留下足迹的是那些王侯贵胄和政客伟人。然而，令人欣喜的是，王小妮将笔触刻描在平民百姓身上，完全以平民视角窥看这世界。真正让历史永恒的是这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而绝非昙花一现的历史名流。所以，《1966年》里的故事就变得更外生动、有趣和贴心。在其中，我们可以寻到姥姥姥爷、爸爸妈妈或者是姐姐哥哥的身影。他们身上被深深地刻上了“1966年”的烙印，终生磨灭不去。《1966年》像一本世相的素描集，刻画了丰富的人物形象。书中所有出现的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有普罗众生的代名词：女孩、男孩、男教师、老太婆、卖盐的姑娘、卖胭脂的姑娘……世界本是由这些词语构成，所谓的名字就是梦枕貘在《阴阳师》里说的“咒”，命中注定的独特性。然而，王小妮反其道而行，娓娓道来的是一种普遍性，没有代表就是最好的代表。王小妮的文字充满镜头感。她就像一位身经百炼的摄影师，瞬间按下快门，抓拍到的便是最真实的人生百态。她拿的是台黑白相机，唯一例外的色彩是红色。本书的封面设计是全黑的衬底中间有一块红，当中镶着白色的1966年的字样。那是一个流行黑白的年代，黑的夜，白的雪，而红的或许是血，也可能是心，还有《燕蛤蜊》中用女孩的红领巾给哥哥改成的红裤衩。一点点小巧的变化便剪碎了女孩和她哥哥的少年梦，那是青春的荒诞。诗人即偏爱荒诞又善于暗喻，一条红领巾从系在脖子上的高处变成一块遮羞布。一切都是可能被践踏的，神圣也会轻易被亵渎。不允许思考的年代恰恰是脑力激荡的沃土，智慧在民间，从来不是荒谬的妄言。纵观全书的11个短篇，除了流畅的叙述，精致的构思，我仍然认为王小妮的好在于语言，尽显诗人本色。诗意的语言让故事变得宽阔。那个时代的恶与痛，爱与情都藏在语言里。尤其是一口地道的东北方言从主人公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令每个人的心里都泛起了一股淡淡的乡愁。如果把年代看作是故乡的话，1966年，便是我们回不去的乡愁。1966年，便是我们永恒的乡愁，可叹时间终究无法倒流。平媒用稿，请勿转载

特殊年代的风雅记忆

特殊年代的风雅记忆“1966年的模样，已经有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准备了解，或者当它是一桩陈年旧事，感觉这一页早翻过去了。”1966年，距今并不遥远，但1966年代中发生的一切，正渐行渐远，对于我们或后来人，它或许会成为一个“故事”，乃至一个“笑话”。这是亲历过1966年代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正如王小妮在“前言”中所言，“虽然，热衷大历史的，始终还把它当做一个特殊的年份，或褒或贬，我倒觉得它更像罗生门，未来会持续出现新的无限的讲述空间。”《1966年》（东方出版社）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讲述了11个故事，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及其主人公所经历的磨难，人物的命运历程让人不寒而栗。品读王小妮的《1966年》，使人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满目都是赤祼的血腥，满耳都是恶毒的斥骂，满心都是屈辱和悲愤”。　　《1966年》与其他同题材作品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真实”，真实到冷酷，乃至残酷。小说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开始讲述，真实地记述了中国1966年代的那一场疯狂的运动。有这么一家人，四个孩子的幸福生活被突然的打乱了，就连住在日本鬼子建的房子里也是错误的，爸爸妈妈随时可能“不在”。“从1966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喊他的名字。他的腿会立刻软一下，然后……”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像一段折子戏，紧张而短促，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已经在父亲的脑海里彩排了无数次，他都感到不耐烦了。　　王小妮用她从容的文字、含蓄的方式，娓娓的讲述着发生在1966年代的故事。那个特殊的年代，既是热血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狂欢和懵懂的炼狱。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懦弱、谦逊不再是生存的法宝，善良、仁爱成了悲剧的理由，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煎熬和无奈的等待让人心力交瘁。各种感受掺杂搅扭在一起，有人快乐，有人惊恐。今天还在快乐，很可能第二天就变成了最惊恐的一个。“……一些人冲进来，他们翻走了一些日用品，甚至搬走了旧式梳妆台。”　　“我想把1966年当作一个普通的年份来写，这涉及一种历史观。”普通人的感受，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轻视。王小妮用文学的语言将那年那人那事客观地叙述出来，真实的记录了历史。每个人都没有权力隐瞒历史，伪造历史，扭曲历史，这既是对明天负责，也是对历史和后代负责，更是对人类文明负责。“那一年我11岁，看见很多，听见很多。不知道父母去了什么地方，怕院外木栅栏上的大字报，准备把茉莉花瓣晒成茶叶，一听到喇叭声、口号声，就跑到街上去看敲鼓，看演讲，看游街，看批斗，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发生在1966年代的故事，虔诚的愚昧，庄严的荒诞，含泪的惨笑——人造的神像愚弄着芸芸众生，芸芸众生也嘲讽着人造的神像……　　尽管“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往事如“朱颜”已改或渺无踪影，但当年的“雕栏玉砌应犹在”！风雅，是一个人不可篡改的精神肖像，更是一个人不可篡夺的精神资产。即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从来不缺风雅的镜头，也不曾泯灭浸染在骨子里的风雅气氛，恐惧之中依然蕴藏着温情、兴奋和幸福。王小妮将这些碎了的“青瓷”重新拼接，正是还原历史底稿上这些“雅士”的本色。正如诺贝尔奖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诗作《仲夏》中所写的那样：“我能够理解博尔赫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盲目的爱：一个人怎样去感受在它手中膨胀的城市的街道。”　　王小妮，是一个爱讲故事的著名诗人，民族悲欢的见证者。她的诗歌优雅而锐利，她的语言简单而精确。她的小说沉着、从容而充满耐力，每一个词语都在她笔下散发出智慧的光泽和悠远的诗意，“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文学评论家张柠语）。任读《1966年》中的每一个短篇，每一个故事，都足以让人泪眼婆娑。尽管它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太真实了，真实得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能回想起自己；真实得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能想象出无数个少年和家庭、乃至国家的无辜与不幸。文/刘英团《羊城晚报》3月B05版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4-03/16/content_392562.htm?div=-1

不平凡年代的平凡小事

作者的敏锐是少见的，叙事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好若老人呓语，但视角又是孩童般的。这本书共有11部短篇小说，都发生在1966年，都是平凡小人物，面对暴风雨将至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躲起来，如鸵鸟般不问一切，明哲保身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很简单的段面。《普希金在锅炉里》，是一个男孩想烧掉他心爱的诗选以次避祸，却不知道如何烧掉才好。《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相当电影化的一个故事，蒙太奇般的剪辑，姑娘们进城看电影，一个姑娘的父亲被人抓走批斗去了。姑娘不知道天就要变了， 还在奇怪怎么电影院不放电影了。被剪掉的头发，象征被阉割的民族性。里面有段相当经典的话：“供销社的职工们说：我们从今儿开始要造反了，什么是造反，大家全都说不准。但是，他们早早堵在供销社门口，看见书记，一下子全涌过去，看他满脸流汗珠，众人的心里忽然很舒坦。民族的劣根性，这一简单的话就体现无疑。《一个口信》一个工友听到了一句不利工友的话，想告诉他，人心未泯，可惜阴差阳错了， 告诉了工友弟弟，最后没转达道工友里。我佩服作者的是这个救人的工友最后并不自豪，而是担忧惹祸上身，这才是人性。这些简单的断面，组成了那个暴风雨前的宁静。当然这宁静下是风起云涌。第一次，文革不再是声嘶力竭的描写，而是普通民众的普通视角，好似《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们对待文革一样，不同的是余华是用一种戏谑的反讽，而本书则更为沉重些。作者在序中写道：普通人的感受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轻视⋯⋯是可能贯穿影响每一条短促生命的。希望这11个故事，可以让人记住那一年人世间最底层的深层神经末梢，并依次握有穿越时光的力量。同时，有不再让时光重演的觉悟。

1966的别样故事

不管是梁鸿的《出梁庄记》还是王小妮的《1966年》，都深深刻画了一个时代的无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无奈、无助、渺小。尤其是《1966年》的描写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搧动性的语言，但描写是那么深刻、那么直入人心。这个春天注定不平静。 　　“火车头”的故事昨天又重看了一遍，寒冷、饥饿都无法阻挡他思念哥哥，地下室父亲的躯体冰冷前是否在思念自己的孩子？

卑微的言说复活了历史的体温

为什么是1966——既不是1965、也不是1967？我猜，也许是因为，一切事物在陷入崩坏的过程中，总有一个临界点，某一刻、某一时、某一年。在界限之前，犹可挣扎；在界限之后，只有随波逐流，载浮载沉，生死问天。1966，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界限吧。王小妮的这本书共有11部短篇小说，都发生在1966年，都是小人物，都是卑微的身份、卑微的生存。彼时，判定一个人是好是坏，不是基于你行善或行恶，而是基于你归属于哪一种阶级。换言之，只要怀着你的娘胎不属于无产阶级，那么，哪怕你还只是一枚受精卵，此生都已经是个罪人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数亿人，都不能不奉行一个如此低级的逻辑错误，每个人都不能不把它掰扯了揉碎了，搅拌进衣食住行的日常肌理中，这种搅拌，只有多和少的问题，没有有和无的问题。《1966年》说的就是异常与日常是如何搅拌的，荒谬是如此低级而又强大，无远弗届无缝不钻地笼罩着人们的柴米油盐。时年38岁戴眼镜儿的父亲要跟孩子们谈烧锅炉的问题：“让一个工人阶级来给我们烧锅炉是非常错误的！以后，你们四个分工烧锅炉。”他向依然来的锅炉工道歉：“去年冬天让你住洗澡间真是太不好了，对不起。”（《普希金在锅炉里》）医生小心翼翼地应付着来外调的人，竭力想为他死于50年代的老师说一点好话，却在审讯式的对话中节节败退，一边还惦记着没挖完的白菜窖，院子里的大白菜在北方城市的酷寒中迅速冻坏。（《钻出白菜窖的人》）另一个父亲，蹬着三轮车把三个儿子挨个从学校找回来，想方设法要让他们安生呆在家里，领着孩子们上公园游泳挖蛤蜊，用来喂邻居丢下的一群小鸡崽；邻居是个老师，老师呢？失踪了。（《燕蛤蜊》）两个出身贫农的乡下姑娘骑自行车进城看电影，这桩大事她们筹备许久，一路惊叹着城市的种种样貌，却不知道那些电影已经是“毒草”了；两个根正苗红的女孩最后被偶遇的一群革命小将一刀一个剪掉了两根麻花辫（《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我喜欢《1966》里充盈的细节，把每个人、每件事细细描画，安静平缓，而不是疾风暴雨的，于叙事中详尽描绘当时的天空、雪色、道路、树木、气味……这是用文字拍摄的电影，用文字的长镜头一一扫描，声光影色形味，话语动作表情，无一遗漏。正是这些卑微而又丰富的细节复活了历史，48年前的历史才有了体温和呼吸起伏，仿佛伸手可以摸到1966年的皮肤、甚至皮肤上炸立的毛孔。我们已经看过许多关于文革的叙述，悲情的、控诉的、义正词严的、宏大叙事的、宫廷内斗的……《1966》是舒缓的、绵密的、反高潮的，是多样化与常态化的异常，甚至可以说，王小妮的语言是诗意的，但是，诗意并不是把1966年诗化了，一切让人揪心的惊恐、畏惧、警觉、谨慎都藏在水面以下，犹如静水深流，《普希金在锅炉里》的父亲，开家庭会议给孩子们分工烧锅炉时，顺便隐晦地交代“记住了，如果有一天父母不在了，这个分工也不变。”他对上门来的锅炉工连连追问“是我们单位派你来的吗？”他怕这个人是来监视他。在11个故事里，最让我辗转揪心的是两个故事，一个是《火车头》，才刚8岁的孩子，父母被抓走，唯一的哥哥串联去了北京一去不回，他每天去火车站等哥哥，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个孩子该怎么吃穿洗睡？另一个是《新土豆进城了》，一个小院里住了三户人家，一户是男教师女教师和他们的孩子，一户是豆腐厂的更倌，一户是穿着埋汰的收废品的老头老太。有一天，更倌突然悄没声儿的跑了——他做过几天国民党兵，这个卑微的人是敏感的，20多年来一直逃，逃往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识破他的地方。院子里的邻居们对于更倌的不见有所不解，却没太上心；上心的唯有一个，就是收废品的老头，他到处去找更倌，确认找不到的时候，他心颤了。有一天，有人在门外喊老太，喊的是老太20年前用的名字，那时候，她是一个妓女，是老头把她赎了自由。20年后，这个名字又追着她来了，她慌了，她知道大祸临头了，转身找老头，这个亲昵相伴了20年的人，却不见了。这个故事太让我揪心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着，老头撇下老妻，学着更倌的招数逃走了。且不说是多么深刻的恐惧让他绝了夫妻情分，他和更倌，真逃得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张无所不在的天网吗？所谓历史，最终是落实在一个个人的身上的，他们的眉眼里，藏着历史的质感。看完《1966》，我想起多年前做记者的时候，跟随新闻部主任去过一个人家里，那个人，我恰巧知道他手上是有血案的。我坐在他家的厅堂里一言不发，一眼不漏地旁观着他，看上去他就是一个平常人，平常地说话、平常地微笑、平常地应酬着，看不出他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刻端枪射杀过同学，也看不出如今午夜梦回时他会否忏悔。

看，1966年那一组微雕像

我看过很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小说、电视剧和电影。每次看的时候，都被里面那种大字报满天飞，群情激奋的大场面、大历史所震撼，批斗、游街、人物命运瞬息万变，给人一种剧烈动荡、躁动不安的惶恐，让人揪心、悲愤到极点，恨不得立刻逃离。可是，看王小妮的《1966年》，你感受不到那种大，里面也有游行，也有惊慌， 但那只是作为背景影影绰绰的，在远处摇晃着，而主人公们却像一组组立体微雕群像，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展现着他们在社会动荡来临之际的喜怒哀乐。之所以说是微雕，是因为作者处处小处落笔，每一个故事都是作为社会的缩影来刻画。全书一共收录了十一个短篇故事，作者用舒缓的笔调，写出1966年，那个特殊时代的小人物、小事件、小起伏，让我们从小一个个“小水滴”中看到了折射出来的动荡大社会。小人物。十一个故事中，不论是主人公也好，还是一笔带过的人物也好，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既没有权贵也没有富商，普通得走到人群里就再也找不出来，普通到甚至没有名字，就是“南方姑娘”、“小男孩”“父亲”“医生”“水暖工”“收破烂的”“卖小人书的”“更倌”“供销社看电影的姑娘”，等等。他们虽然小，但分散在各个家庭，散落在各个行业，他们构成了社会最广泛的那个阶层。如果连一个“收废品的”都能感受到“要不太平了”，如果连一个小男孩都感知到害怕和惶恐了，那么这个社会能安定到哪里去呢？作者不评一句，不置一词，一切尽在“小人物”。小事件。其实，在这本书，有的故事与其说是小说，其实更像一篇散文，因为根本没什么具体的事件。比如在《火车头》一文中，作者就写了一个父母辈抓走（后来父亲在临时囚室中死去了），相依为命的哥哥去串联再也不回来，他一个人凄惶地生活，无望地等待，在这种情况下，他拿着仅有的五块钱，买了五盒彩色粉笔，在不可思议的高处画出了他熟悉的火车头和思念的哥哥。站台上的雪，空旷的家，孤独的人，煎熬的内心，作者几乎没写什么正面的事件，几乎都是小男孩看到的，想到的。这是一个小男孩眼里的世界，却那么凄凉，那么悲伤。《喇叭和像章》同样是通过一个南方姑娘到北方叔叔家避风头时的眼，看北方城市的纷乱。哪里到不太平，不论南北，但大事件没有，发生在眼前的只是造像章，只是听喇叭里唱歌、朗诵，遇到一个男孩，也只是遇到，什么也没发生。不是没有死人，也死了，被批斗死的（《火车头》中男孩的父亲）、自杀的（《在烟囱上》《燕蛤蜊》），但死也就死了，只交代一下，没有描写惨状，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家属的嚎啕大哭，一切都平平淡淡，似乎再正常不过了。就是这些不正常的“小事件”不断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心惶惶。小起伏。和以前看过的文革小说不同，《1966年》中，没有大张大合，的故事，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更别说情绪激昂的哭喊宣泄。就连那种惊恐不安也带着犹豫和试探。要么就是贯穿始终的淡漠。这大概和作者对人物语言的处理有关系。每个人说话都是带着一种狐疑和不安，没有引号，连叹号和问号也很少。作者就这样平淡舒缓地记录着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些事，记录着他们的情感变化。《钻出白菜窖的人》医生那种惴惴不安，从头到尾都让人揪心。但也只是揪心而已，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没变化不是没感情，你读的时候感受到的偏偏不是平淡，不是置身事外，而是在经历过各种情感磨练后的沉淀、隐忍和压抑。你能从那些小人物的小起伏中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来的紧张、不安和莫名的害怕。当所有的这些“小”汇聚在一起，当这些微雕拼凑起来，一个暴风骤雨动荡不安的社会就被造就出来了。书中人物因为身份的关系，每个人似乎和社会大事件都没什么关系，却又被动地裹挟进来，在社会的大浪潮中翻滚，在人生的砧板上挣扎。他们身份地位，干着最普通的工作，说着最地道的东北话，就像一滴能反映太阳光辉的水滴，虽然微小，但却清晰生动地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百态。这些微雕人物摆在你的面前，让你自省，让你思考，左右着你的情感。而王小妮，就是那个高明的雕刻家。

设计和内容都很喜欢

“1966年的模样，已经有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准备了解，或者当它是一桩沉年旧事，感觉这一页早翻过去了。”王小妮在她的新作《1966年》前言里如是说。曾写作《上课记》（1、2）、《方圆四十里》的作家王小妮，因《上课记》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方圆四十里》的冷静与优美，使她的诗人气质与思想家精神为人们所知。这一次，作者作为一个时代的亲历者，以其极敏锐的感受力、细腻的语言、独特的结构，创作了一篇篇别具时代风格的故事。本部短篇小说集由王小妮自己创作插画，风格与行文不谋而合，令人震撼。土家野夫、史航、刘瑜、雷颐联合推荐，与读者一同回顾大历史中的“罗生门”，据此握有穿越时光的力量。

你的普希金在锅炉里

“1966年冬天第一次下雪的晚上，没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真安静的晚上。”这是《1966年》这本短篇小说集里面第一篇小说《普希金在锅炉里》所写到的，正是如此洁白的晚上，父亲把所有的书籍都塞进了锅炉里化为灰烬，两本普希金抒情诗的被烧让12岁的女孩开始觉察到生活和时代发生剧烈的变化了，而这一篇小说也是最打动我的，而那个年轻人除了烧锅炉就是躺在床上看书的身影仿佛浮现在我眼前，但他“已经习惯了没有幻想的生活了”，这样的生活多么单调，而且剩下的精神家园也落得一句，“你的普希金在锅炉里了！”王小妮作为一个诗人，她用生活的笔、诗化的文字记录了当年在长春家乡的所见所闻，小女孩朦胧之中有了一些觉悟，倒是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王小帅导演的《我11》，1966年也成了一个标志年，这11个小故事无论是人还是事都是轻得像雪，但读起来却是那么沉重，回味起来也是那么地真切。记忆存留在我们的脑海中，不断地重现，意图让我们用某一种方式去铭记它。《钻出白菜窖的人》是一个医生，面对着外调过来的两个调查员，他选择了否认，“姓名，年龄，成分，出身，职业”，他不敢说出认识自己的恩师李青，但是后来的回忆却发现李青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为了平反李青的身份，医生反反复复地重复着：“我还有情况，我还没说完呢！”假如说了，别人信吗，我在想着这个问题。《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卖盐的姑娘只看到“地道战”和“地雷战”两部黑白电影，买胭脂的姑娘看的电影可多了，例如四朵金花，但进了城，却发现四朵金花变成毒草了，而且被质问了两次“出身成分”，而电影院也被改成开会的地方了，那年是个不停地开会的年份，美名为“每一个人的历史负责”。面对着孤独的小男孩在高处用粉笔画下了《火车头》，我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亲人的思念，他父亲死在囚室里，而他哥哥去了北京串连后失去了消息，多么孤独的他，凄凉地在风中还要承受别人的教训。从烧锅炉的年轻人失去了普希金，到白菜窖里的医生不敢说出实情，再到去城里看电影的两个姑娘，后来还有收废品的老人、麻袋厂里的女工、去北方避风头的姑娘、画火车头或被锁在家里的小男孩……这些普通的人物一个个地被记录在王小妮的笔墨里，正是这么一个个“小小的事件”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生活，一场白雪之后，时代突然变化，那些久已熟悉的人或事便渐渐地变得模糊以致陌生，分离和失去都被“一笔带过”。By当当特约评论员 江焕明

1966的11个故事

最早知道王小妮是在一本杂志里，她的眼神，专注的望向远方，仿佛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打搅。那时就在想，一个诗人眼中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1966年》黑底封面的那一抹红，是不是小妮心中的那一团火？无从考证。文中的十一个故事，小的微不足道，却又饱含张力，像磁铁一样深深吸引了我。她的文字就像她的丈夫——另一位优秀的诗人徐敬亚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她有一种本领：使用平静而平凡的词语，却把话说得极刁狠，极尖利，极多岔路！ 果然是最了解的小妮的人。近年来值得反复翻看的文字越来越少，但《1966年》看过后却总是难以放下。每一次的翻看都会走上不同的岔路，得到不同的感悟。谢谢王小妮，谢谢这个还在倒春寒的春天让我遇到了《1966年》

假如1966

1966不过是四个平凡普通的数字，不过在一片苍茫的大地上，这四个数字竟然组合成了一个奇特的异象，那里有很多不可言说和欲言又止有很多秘密有很多无奈有很多的泪水也有些荒诞的光怪陆离。那么，要怎么和这片大地未来的人们解释“1966”呢？在王小妮的笔下，是11个小故事，它们笼罩在1966的阴霾之下，它们诉说着1966的故事，但是它们却是晦涩和哑暗的，它们甚至不敢宣之于口——没错，是1966年。在灰暗的记忆中，1966年一样，又不一样。那一年的到来改变了很多事情，但是记忆中，烧锅炉的年轻人、卖盐和卖胭脂的姑娘、年轻的工人、会钩花的姑娘以及疯癫的老爷子又不一样。狂风卷去历史，1966成为一个国家时代的记忆，每个经历过的人成为了历史的微尘，最终被雨打风出去，但是会讲故事的王小妮偏偏不愿意，她用她会讲故事的笔诗人的心，说出了那个年代中最终消失不见的微粒的故事。炉火熊熊，烧掉了普希金的诗歌，美好的将要消失不见？但是诗歌刻在青年的内心，即便是面对着整个已然欺骗自己的世界，内心总是有微弱的火光。假如我们曾经经历1966，我们的世界观又该如何塑造？历史不会回头，但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多多少少都打着1966的烙印，它时而令我们恐惧失去畅所欲言的安全感，时而令我们感慨，然而历史已然如此。小人物交织的大历史，在王小妮笔下没有赤裸裸的呈现残酷，但是总有那些细节，令我们疼痛不已。1966年，就像老太太手背上的梅花，总是提醒着我们，有些存在的一直存在，那些美好不美好的，总会刻在民族的手背上，就算隐藏的再深，终究是要面对的。

那个特定、特别、特殊的年代

回过头来看，历史竟是那般沉重，如一块磐石重重压在人们的胸口，喘不过气来，却又惊恐万分，说不定哪一刻就会大祸临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烧热的油锅中煎熬。崩溃，是唯一的出路，这是王小妮的《1966年》给我的第一感觉。黑色的封面上，零星地散落着红色和白色的汉字。沉重，压抑，窒息，还有血腥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只想逃离，逃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四周却是黑漆漆一片，根本无路可逃。想大叫，歇斯底里的那种，却又如梦魇一般，张大了嘴巴发不出半个音符。我只能说，王小妮那看似简单轻松的文笔下，却掩藏着沉重到窒息的力量，让你捧心、揪心、闹心。一切，皆因那个不正常的时代而起。那一年，人不正常；那一年，天不正常；那一年，一切都变了模样。而1966年，正是有关那一年的别样叙述。王小妮置身故事之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雪花飘落，听胡同巷子中的小孩弹玻璃球，闻到黄昏中四合院里飘来的葱花炝锅的香味……毫无征兆的运动、变革和比斗，碰触生活在社会底层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悲欣交集的时空交汇处，我早已忘记了你当初的模样。那段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淡出了社会舞台，很多人不了解。陈年旧事，随它去吧。王小妮却不这样看，她用11个短篇系列小说，写了《196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这个普通的年份，注定承载中人们的惊恐、不安和窒息的感觉，在革命的大潮中，个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卑微，没有一个人能与命运还有历史抗衡。人的本性，自私丑恶抑或残存些许的良知，全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彰显。很多时候，糊涂迷惘的你、我，还有社会，事情来了就是来了，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今天看热闹拍掌叫好的你，明日就有可能变成别人围着你看热闹拍掌叫好了。谁知道呢！《普希金在锅炉里》一文，也许被跃动的火苗吞噬，才是那些书籍最好的归宿吧；《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中卖脂粉的姑娘和卖盐的姑娘进城一趟，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被毫不留情地铰掉，这个社会到底要疯狂成哪样？《结巴》中的小结巴，突然能倒背如流毛主席语录，却又在众人的面前再一次结巴得不像话……混乱、矛盾、纠结、错乱、颠倒……人，彻底失去了生活中的那一抹亮光。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寻常百姓普通人家，但越是底层的、普通的、寻常的背后，越是蕴蓄着最深刻也是最质朴的哲理。独特的感受，史无前例的体验，绝无仅有的历史，凝结定格在记忆中，留给时代一个沉重的句点。借鉴和沉淀之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应该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得更好。那个特定、特别、特殊的年代，再见！

特殊年代的风雅记忆

特殊年代的风雅记忆——品读王小妮的《1966年》　　“1966年的模样，已经有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准备了解，或者当它是一桩陈年旧事，感觉这一页早翻过去了。”1966年，距今并不遥远，但1966年代中发生的一切，正渐行渐远，对于我们或后来人，它或许会成为一个“故事”，乃至一个“笑话”。这是亲历过1966年代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正如王小妮在“前言”中所言，“虽然，热衷大历史的，始终还把它当做一个特殊的年份，或褒或贬，我倒觉得它更像罗生门，未来会持续出现新的无限的讲述空间。”《1966年》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讲述了11个故事，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及其主人公所经历的磨难，人物的命运历程让人不寒而栗。品读王小妮的《1966年》，使人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满目都是赤裸的血腥，满耳都是恶毒的斥骂，满心都是屈辱和悲愤”。　　《1966年》与其他同题材作品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真实”，真实到冷酷，乃至残酷。小说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开始讲述，真实地记述了中国1966年代的那一场疯狂的运动。　　有这么一家人，四个孩子的幸福生活被突然地打乱了，就连住在日本鬼子建的房子里也是错误的，爸爸妈妈随时可能“不在”。　　“从1966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喊他的名字。他的腿会立刻软一下，然后……”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像一段折子戏，紧张而短促，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已经在父亲的脑海里彩排了无数次，他都感到了不耐烦。　　王小妮用她从容的文字、含蓄的方式，娓娓地讲述着发生在1966年代的故事。那个特殊的年代，既是热血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狂欢和懵懂的炼狱。　　“我想把1966年当作一个普通的年份来写，这涉及一种历史观。”普通人的感受，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轻视。王小妮用文学的语言将那年那人那事客观地叙述出来，真实的记录了历史。每个人都没有权力隐瞒历史，伪造历史，扭曲历史，这既是对明天负责，也是对历史和后代负责，更是对人类文明负责。　　尽管“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往事“朱颜”已退或渺无踪影，但当年的“雕栏玉砌应犹在”！　　风雅，是一个人不可篡改的精神肖像，更是一个人不可篡夺的精神资产。即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从来不缺风雅的镜头，也不曾泯灭浸染在骨子里的风雅气氛，恐惧之中依然蕴藏着温情、兴奋和幸福。　　王小妮将这些碎了的“青瓷”重新拼接，正是还原历史底稿上这些“雅士”的本色。　　正如诺贝尔奖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诗作《仲夏》中所写的那样：“我能够理解博尔赫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盲目的爱：一个人怎样去感受在它手中膨胀的城市的街道。”　　任读《1966年》中的每一个短篇，每一个故事，都足以让人泪眼婆娑。尽管它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太真实了，真实的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能回想起自己；真实的使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能想象出无数个少年和家庭、乃至国家的无辜与不幸。　　□ 刘英团http://www.hehechengde.cn/site1/cdwb/html/2014-03/17/content_1643463.htm

一声叹息

拿到这本书时，我不满8岁的小表弟兴致勃勃要帮我拆书，然后让我给他念书里的文字，他一边听一边啃手指，我念了几段问他能听懂吗？他摇摇头，就是蛮好听的。然后他指着封面奶声奶气地问我，哥哥，1966年是多久之前？你多大了？我哑然失笑，我告诉他那是48年前，你的老姑（我母亲）也才8岁，哪里能有我呀。他歪着头看我，那1966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我一时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1966年的模样，在许多人眼里已经模糊了，可是在许多人眼里却依然历历在目。我不了解，或者说不准备了解，它于我而言只是未曾经历的年代，于我的父辈而言，也是一桩陈年旧事，这一页已经早早地就已翻过去。但既然表弟问起，我带着他上网，搜了搜1966年。在百科里真的有条目，第一句是这样写的：1966年是一个平年。在中国是丙午年，也就是马年。它的第一天从星期六开始。 在其中看到了这些事情：1月28日中国政府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1月28日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3月22日河北省邢台专区宁发生7.2级的大地。5月3日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5月16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8月16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社会秩序十分混乱。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遭受迫害不幸逝世，终年67岁。12月16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受迫害不幸逝世，终年65岁。我曾经问过父亲1966年是什么样？他说，1966年我才9岁，学校也不上课，你爷爷被派往外地参加革命，杳无音讯，后来他无辜牵连犯错被批斗，受了不少苦。我77年参加高考，可是政治审查没有过，第二年才有了资格。你爷爷80年才平反，本想着本反就可以过几天好日子，可是他第二年就病死了。如果问起现在很多老一辈的人，他们说起那样的年代或许滔滔不绝，或许闭口不谈，对于我们年轻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故事，甚至是传说。它的逐渐被掩盖，是社会给予它的特殊引导，而在那其中发生过的种种人事，几乎要一并被忘记了。我在读王小妮老师的这本书时，不止一次停下阅读的步伐去思考，如果将1966年作为时代的分水岭，那么这样的时代造化了如何的后人，如果单单只是把这样的年份作为一个故事的开篇，那么发生在这其中的人事或许也就不足为奇。阅读这本书的心态我认为十分重要，好奇心不能满足阅读的本能，而是带有“举重若轻”的探寻，才能够对故事里的种种感同身受。我在想，王小妮老师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用一个特殊的年代生搬硬套，而是将它们中间能够被讲述的事情娓娓道来，给予这些人物和故事无限的可能和空间。这样明显带有纪实性的作品，我不敢轻易下结论，那几乎不是我能够用语言所描述的厚重和压抑，也不是我能够真正体会的感受，只是我一次次从那些文字里，看到了在那样时代下，人们的无助、坚强、勇敢和无所畏惧。我看过这样的一句话：以小见大，剖肉现骨，似乎是现在大部分写文革的作品选用的方式。我觉得说的没错，这样的一本书同样是以“小”见长，说它小，是因为书中讲述的11个故事，都是小人物的事情，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大的背景，他们的人生或许在现在这样的和平年代，都随处可见。但正是这样的小人物，以他们所经历的磨难和人物的命运历程，才能够如此让人揪心，不寒而栗。读完整本书，整个胸膛内充斥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那不是愤怒，不是偏激，而是彻头彻尾的悲悯。但以小见大，作者也写得格外真实，我想着或许是这本书与其他书不同的地方之一，小说从一个普通的故事开始入手，讲述了在1966年中国发生的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烧锅炉的孩子，到挖菜窖的医生，从乡下来的姑娘，到收废品的老师，从工厂的女工，到呆在家里的男生等等，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里最最渺小的存在，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们没有推动历史的力量，他们只能随波逐流，任凭社会和命运一次次改变他们，摧毁他们。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作者会用这样的11个故事来讲述这样的年代，他们的身上如何可以代表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但越往下读这样的问题就已经不用去解答。这11个故事必定能够代表了各种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小，但却可以衬托出无限的大，这样的微茫，恰恰可以反射出在那样的大浪中，人们的无力和挣扎。而让我感同身受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叙述角度的和风格的小，在这些故事里，并没有轻易可见的作者的观点和态度，作者把它们隐藏在了那些故事当中，这使得整本书跳脱了以往作品中那种随处可见的文学痕迹，使得整部作品的可信度大大提升，就仿佛是一部采访实录，或者是一部摄影机，只是跟随着那些主人公的脚步，如实地记录了那些人的日常生活，只是用他们的故事，提醒你，你看了他们的故事，你是怎样的态度。作者不说，你也肯定会懂。这就是这本书的精妙之处了，微观世界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不用自己的笔墨强加给故事一个大的方向，而是在平白直叙里引导读者走向他们以为设定好的结局。作者只是呈现了11位普通人在历史大浪中的种种生活状态，讲述了他们在那样动荡年代下的卑微的反应和人性的微弱光芒，但正是因为这种不刻意描写不归纳总结的写法，使得整部作品那样的生动和活灵活现，作者用11个故事，就将那样的时代跃然纸上，供后人评说。这11个故事有关个体、群族、家庭、国家，他们构成了社会里的种种阶层，小人物也是这个社会和国家的组成部分，放眼望去，谁不是历史进程中的小人物。正是无数的小人物组成了我们的时代，正是无数的小人物才可以烘托出所谓的大人物，而真正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又关系着小人物的命运，这样息息相关的藕断丝连，作者写得入木三分，让人不禁唏嘘感叹。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足以让我们反复去读去看去感叹，尽管它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又太过真实，真实到想让人不禁钻进去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探知，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能够想到自己曾经的日子，而未曾经历过的我们，能够从这样的文学作品里，想到曾经在那样的时代里，无数的家庭和像书中主人公一样的小人物，他们的挣扎、无助、不幸，还有无辜。读完此书的第二天，我去探望已经卧病在床的外婆，我问了和父亲同样的问题。她闭着眼睛不说话，之后才楠楠地说，有人来抄家，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你太姥把最后一盒银元埋在地底下都能被翻出来，他们打人，放火，家都烧没了，和强盗没什么两样，你太姥爷就那么被活活气死了。我追问道：后来呢？外婆重重叹了口气，摆摆手：都过去了，提那些事做什么。不提了，不提了。

红皮《毛主席语录》与锅炉里的普希金

红皮《毛主席语录》与锅炉里的普希金——一个少女眼中的1966裳裳五月 2014/01/01【FOR:晶报】任何关注1966这一年份的中国人，总会不可避免地绕到十年浩劫发起之时的历史和政治中去。当然，1966这一年里，全世界发生过许多大事。比如南美圭亚那共和国正式独立、非洲的博茨瓦纳共和国独立、美国无人驾驶飞船“观察者”号在月球成功登陆等。但在中国， 1966年本身所具备的沉重与混乱在六十年代前出生的中国人的记忆，已经留下了太深的烙印；已经渗进每一个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的毛细血管中，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使得1966年在大历史中，显得格外的特殊起来。直到今天，关于这个特殊时期的争议还始终存在。有些人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有些人耿耿于怀在自己、家族的伤害未曾被弥补的痛楚里；还有些人则执着于追寻文革中的大事记、名人记，对伟人的看法也各执一词。当然，也有许多未曾触摸过这一切的年轻人，却可能只会在揣摩中否定、质疑，或者遗忘这一段过去。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女孩的1966年谈起。1966那年冬天下了第一场雪，一位住在北方城市里的12岁女孩，和14岁的哥哥开始吃力地学习烧锅炉。在这之前，她生活在幸福安稳的家中，父亲的身份地位使他们一家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但从这一年开始，她突然意识到生活急剧发生变化了。餐厅的玻璃窗上糊满了墨汁臭味浓重的大字报；父母严厉的语句都是引用自毛主席语录里的内容、单位有着永远开不完的会；时不时的有不速之客闯进来；还有，对她来说最难接受的是——要早早起床烧锅炉……一切都让她有些不安。可她毕竟是个豆蔻年华的小姑娘，在与外界隔离的安静的内心里，还是有着属于自己的小小暖意。生活的强烈改变，反而使她对帮她家烧锅炉的年轻人萌发了几分带感激的朦胧情愫。可这份温暖的小心情，在某一日女孩碰触到年轻人那个厚厚的书包时，便轰然倒塌。她翻阅到其中一个硬皮本，里面端端正正地抄写了普希金的诗集，可落在这个小女孩的眼中，却无异于看到一本反动、色情的恐怖小说。邻居家深夜传来的脚步声和哭喊声最终让她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父母迅速地将这个硬皮本连同其他的诗集一同塞进锅炉中烧毁。他们和年轻人，都倍感庆幸于一场危机被紧急处理，终于化险为夷。只有小姑娘在后来，还不无遗憾地想着，那个年轻人，是个会写诗的王子，那些诗是为她而写的。而普丝巾什么的，也不知到底是谁了。这是王小妮写于1998-1999年间的短篇小说结集《1966年》中的第一个故事——《锅炉里的普希金》的内容。1966年，出生在北方城市长春的王小妮，正当稚嫩的少女时代。故事中小姑娘，便充满了她的影子。这个划时代的年份，带着突如其来的残酷现实，如一把利刃，生硬地插入她们这些孩子的生活中。正如她所说的：“那一年我11 岁，看见很多，听见很多。不知道父母去了什么地方……一听到喇叭声口号声，就跑到街上去看敲鼓，看演讲，看游街，看批斗，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些今日看来，似乎都匪夷所思的事，在当时，却是常态。红皮的《毛主席语录》是每个人都能倒背如流、可指导生活一切事务的完美教条，而原本优雅、抒情、忧伤的《普希金诗集》，却只能在锅炉里寻找到它的位置。1966，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年份？以年份命名的书，思来想去看过的也不多。印象甚深的，除了这本《1966年》，便只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其中，一本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外国政治寓言；另一本则是通过叙述特定年份里特定群体的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1966年》的写作手法，却与它们大相庭径。书中对那个荒诞而沉重的年代所阐述的，并非深刻的政治寓言，也不涉及任何主掌时代命运与脉搏的大人物的遭遇，而是简简单单的11个片段式的短篇故事。从烧锅炉的年轻人，到挖白菜窖的医生、两个从乡下来城里看电影的姑娘、收废品的老人、麻袋厂的女工、一直被反锁在家里的男孩……这11个普通人的小故事，自然不能落入历史学家的笔墨，即便是在当时看来，也似乎仅是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但实质上，它们却与整个中国的历史大背景息息相关。它们叙述的是普通人在面对时代的骤然变化时，从不知所措到机智应变；或苟且偷生、忍辱负重；还有人性所不曾泯灭的善良之光；以及即将面临惨痛悲剧却尚不自知时戛然而止的休止符。以诗意的文字对生活进行记录，是诗人王小妮一贯的写作方式。她的文字，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随笔，皆具有纤细入微的魔力，带着质朴的生活气息，源于生活，而又不流于生活的平庸。11个短篇故事，从颜色到触感，从声音道气味，从对白到内心独白，作者无一不用各种极细腻的方式进行描述。而这些，都只有经历过那一切，却又拥有一颗如少女般富有诗意之心的人，才能以如此敏锐的笔触勾勒出的故事。脉络分明而仅如片段般的故事内容，像一幅幅生动的剪影，让人在阅读时忍不住要屏住呼吸，担心会吹开那一页的纸张，也心会惊扰到书中的人物。作者说：“我想把1966 年当作一个普通的年份来写，这涉及一种历史观。常常大事件临头，任何的个人和群体都被夹带裹挟，没人可能获得时空上的真正的洞穿力，即使一时的大获全胜者或某一瞬间里的自弃性命者，在本质上，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区别大吗，时光渐渐推移，实在看着不大。”1966年仅仅是个普通的年份吗？从某个角度来看，的确如此。即便那时发生过再多历史与政治的风云变幻，可归根到底，终究也仅仅是时光机器中某一个点。随着时光的推移，谁是谁非，谁胜谁败，渐渐不再重要。一如王小波在《似水流年》中说过：“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那么，写这样一本书，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王小妮只是希望为曾经发生过的、逐渐被淡忘的那一切写一点真实的文字；没有掩饰的，没有虚伪的，以如一个少女般单纯的、真正旁观者的态度去叙述几个故事；同时，也为那些默默消失在时光隧道中、没有留下一丝文字记载的普通人们，立一小块集体纪念碑。为不曾真正体会过这一切的你我，讲几个平淡却深远的小故事。喜欢这样的书，喜欢以这样的方式纪念1966，这个既特殊又平常的年份。

天真的1966

作为80后的我来说，提到1966年，并没有什么印象。而对于爸爸来说，1966年是在他的记忆里是一个里程。1966年，改变了中国一代人的未来的方向。《1966年》作者王小妮，著名诗人、作家。《1966年》，用11个最平凡的小故事讲述着那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端。那时的生活状态，所有人的紧张压抑，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之中。1955年生人的王小妮，当时的她只有11岁，那时的记忆最多的是什么呢，孩子的1966，我觉得是天真的。虽然在生活中看到的事情是紧张害怕的，可是孩子们的思想单纯的。文章从开始，就已经营造了紧张阴暗的气氛，一个家庭，4个孩子，小心翼翼地做事，只是一本书，一个烧锅炉，都要谨慎，害怕第二天被拉出去，再也回不来。那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1个小故事，小孩，少年，中年人，老年，每个阶层，作者都有着不同的描述。我个人理解：对于孩子本身，可能是个单纯的玩乐年；对于少年，是个人生的转折年；对于中年，是个紧张害怕年；对老年，是个祈祷年。我最喜欢的那篇故事是《在烟囱上》，这是本书中一篇让人在读得过程中得到一点点开心的文章。1966年，学生们不再上课。为了避免迫害，小男孩的母亲了关闭了小人书的书店，并且把小人书烧掉，奇怪的是小人书的封面书皮都没有了，小男孩被母亲责骂却依然没有说出它们的下落。五个小学生和小男孩一起玩说秘密游戏，最终小男孩说出了他的秘密，所有的小人书封面被它摘下，藏了起来。五个小学生开心极了，骑在小男孩身上。这个秘密成为了六个人的秘密。这是那么单纯的思想，纯粹的快乐呀！在那一瞬间，谁还还记得那是怎样环境，只记得那干净的快乐！我问了爸爸的1966年，他那年8岁。他说，不用上学，乘公交车，坐火车都不要钱，天天就是玩。要时刻准备着，家里原来是农民阶级，所以没有太多的“着急”。从他的口中得知，1966对于8岁的孩子来说，是个疯玩的年代，不用看书，不用上学，一天除了玩也没有了什么。我个人觉得作者是在1966年那个压抑灰暗年代的开始，对天真的孩子呈现两种气氛，紧张和快乐。家庭成员的紧张和孩子单纯的快乐。也许是在诉说，紧张早晚都会过去，希望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疼痛的感觉容易被遗忘

第一篇故事就吸引了我。联系到作者的自身经历，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意义似乎超越了作品本身。十一个故事就像一幅幅被撕碎的旧照片，在这些隔着半个世纪的泛黄记忆里，总算透过迷雾看到了些当年曾经的片段模样。有些事情“说不得”，换个说法是不能往深里说。套用与时俱进的语言，就变成了有些暧昧的“你懂的”。这是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而在这片土地上，回过头去看看就会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那么最终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所谓历史又能有多少比例是忠于事实的呢？关于这件事，相信大家也都会暧昧地互视一笑——你懂的。王小妮的文字读起来很舒服，接地气的东西总是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在这部以曾经被封禁的年代为书名的作品里，能看到很多的尝试、探摸底线，以及深深的无奈。但无论如何，仅以书名而言，这就是一次令人振奋的宣言。但在这篇很没出息的读书笔记里，我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勇气直接去用那些曾经被禁锢的词语。所以，还是接着扯淡吧。每个人都有对各种各样的创伤的回忆。比如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跤，或者手指不知道什么时候被A4纸划开了一道口子。轻微的小伤口到第二天就会被遗忘，而严重些的可能要到拆石膏后的一年半载才会逐渐淡忘。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多或少的疼痛感终有一天会仿佛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就是时间的魔力，而有些更有力量的人似乎懂得运用这种魔力。他们深谙此道，在各种强力道具的助力下，有时甚至能将此魔力发挥到极致——亲身经历创痛的本人甚至都会自己提出怀疑：这件事当时真的发生过吗？那时候真的很疼吗？我们会很无奈的发现，对着身上某个部位的伤疤，我们很难回想起当时的那种疼感，甚至连这道疤痕是怎么会跑到身上来的都有些困惑。结论或许是，人是一种容易忘记痛苦的动物。或者还可以延伸出人是一种容易忘记历史的动物。帝国乘坐在权力的马车上缓缓前行，时间的巨轮则将芸芸众生的记忆无情碾碎。时代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历史上的曾经要如何才能被寻获？或许就像《看不见的城市》里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的对话，虚渺而又无从考证。本书一共展现了十一个场景。钦佩作者的诚意与勇气，也很喜爱本书的行文风格与遣词用句。略感遗憾的是，哪怕是最震撼的回忆与场景，都被作者的文字美化了残暴的本来面目。在某种程度而言，也是记忆被改换的一种吧。

第十二个故事

那一年的记忆在男孩的脑海里其实已经有些模糊了，他忽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是又感觉前所未有的饿。先是很久都看不到爸爸了，爸爸在劳改农场接受改造，以前每两个月妈妈就会带他们去看他，可是现在很久没去过了；接着是妈妈经常一脸疲惫的很晚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也总是很沉默，渐渐地变成两三天才回来一次；最后，连姐姐都离开家了，她走的时候说是要去串连，男孩不懂得什么是串连，只记得姐姐出门的时候斩钉截铁地说和这个家断绝关系了，可他分明看到她眼眶里的泪。他只是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发生了很多事。先是学校的操场上闹哄哄的，人们把图书馆的书搬出来烧，烧的半边天都红了。他不敢过去，只好带着妹妹去小花园里玩，心里很舍不得，“早知道那天就多偷几本小人书出来了”，他这么想，前几天他就从一扇被打破的窗子翻进了紧闭的图书馆，那里书真多啊，可是太厚的书他看不懂，他就是奔着带画的小人书去的。他想的出了神，直到妹妹的痛哭把他拉回现实，她的小嘴突然肿的厚厚的，泛着亮亮的光，像是长了水泡。“怎么了？”妹妹痛的说不出话来，用手指着地上的东西，他一看，是俗称青叮子的一种特辣人的毛毛虫的蛹，这东西的蛹长得特别像板栗，妹妹应该是把它放进了嘴里。妹妹呜咽着说：“好饿，哥哥，好辣。”他急的要死，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抱着妹妹回了家。他把家里的饼干筒从高处搬下来，尽管他知道里面已经所剩无几，只好把饼干渣泡到水里给妹妹喝。这时他的大舅舅来了，手里提着一袋子挂面，他看着眼泪鼻涕一塌糊涂的两个孩子，叹了口气，说：“今后你要学会照顾妹妹，也要学会照顾自己。”他教男孩烧灶、煮面，在大碗里放上酱油辣子醋，把面汤浇上就可以吃。男孩记不清从此之后他和妹妹吃了多少顿挂面，直到现在他都再也不愿意吃挂面。大舅舅走的时候，忽然想起什么，说：“那个自鸣钟还在么？”他知道舅舅说的是什么，那是妈妈的宝贝，据说是洋人做的自鸣钟，金灿灿的，每到整点报时都会有两只小鸟跑出来，可好看了。他从卧室里抱出来交给舅舅，舅舅一下子把它摔在地上，接着用脚狠命跺，他和妹妹吓坏了，连哭都不敢哭。舅舅抬起头来看看他们，说：“你们长大就明白了。”他把胸前一枚像章摘下来别在男孩衣服上，摸了摸他的头就走了。很久以后，男孩才懂得那一年发生的这些事的意义。那一年， 是公历1966年，男孩8岁，他的妹妹4岁。这个男孩，是我的爸爸。他当时不懂这一切并不意外，因为那时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懂得发生了什么，而他们的命运和生活又将因此遭遇多少改变。每个人只是嗅到了空气中那种紧张的气氛和躁动的情绪，他们身体中动物性的一面被唤醒，那种感觉，就像千万年之前，他们的老祖宗半跪在池塘边喝水时，感觉到后面有一双眼睛在窥伺时的毛骨悚然。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这种未知的恐惧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只能默默等待和承受。在王小妮的短篇小说集《1966年》里，她截取了十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横切面来展示给我们看，在风暴刚刚降临的1966年，一切都还不是黯淡无光的。文化大革命并未像一列横冲直撞的列车闯入每个人的家门，把他们的生活硬生生的分成两截，那种变化是一点点浸入家常的日子里的，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过去熟悉的世界渐渐崩塌，变得面目全非。然而在一开始，他们发现街道没有人打扫，街角的垃圾堆成山的时候，并未过多的思考，他们都是活在当下的人，心里想的还是新土豆该怎么做了吃，和今年的菜窖要挖多深之类的琐碎问题。“天塌下来，也总得过日子吧！”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就像《新土豆进城了》里的老太婆想：“土豆子都下来了，李子杏子桃子也都快了，然后是秋海棠和大白菜，把这些都尝一遍，这一年又太太平平混过去了。”谁没有点过去，谁没有点在新社会里只能藏在心底的小秘密呢？可是已经平平安安地混过去了那么多年，那么多运动了，只要日子还沿着既定的轨道在走，这生活就能给安安分分地“顺”下来。锅炉工把他抄的普希金诗选和苏联姑娘的照片藏在床板底下、出租小人书的母亲把小人书烧了，把满洲时期的邮票藏在米袋子里、有过风月生涯的老太婆把一对金耳坠埋在刺玫底下……他们是如此的天真，以为可以藏匿或者销毁他们和过去的一切联系，变成清白干净没有历史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彻底革新的力度，不仅在斩断个人与历史的联系，同时也在斩断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和历史的联系。然而当时他们根本来不及痛悔或者惋惜，他们只感到害怕，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洗刷干净的决心占据了心灵。在王小妮的散文诗一般的描写中，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已经消弭不见，而故事的叙述也已经跳出了伤痕文学的窠臼。她并未对是非曲直做任何的个人化批判和表达，她只是呈现了十一个普通中国人在历史大浪拍打而来那一刹那的反应，他们被漩涡裹挟而去时的茫然、挣扎、怯弱和恐惧，以及偶然闪现的人性的微光。这些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叙事构成了类似罗生门一般的多重空间，正是这种多样性的描述丰富和完整了我们对那段历史单一刻板的认识和记忆。《1966年》中的十一个故事可以看做是民间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这种与日常叙事、官方叙事和文人叙事相区别的民间叙事形态，是我们接近历史真实和找回文化传统的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如哈贝马斯读了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代表作《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一书后，认识到各种民间叙事的盛行，表明民众的智慧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而趋于枯萎，社会生辉的五光十色也并没有将民众的智慧荡涤干净。站在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对面的民间叙事，是对抗单一意识形态的最好武器。所以，王小妮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十一个故事，更给出了所有普通人讲述自己故事的自觉和勇气，而这，就是隐藏的第十二个故事，关于我们个体的、家庭的、民族的故事。（刊于今日《信息时报》，转载请豆邮，谢谢）

最普通的一年

　　　　看着黑色封面上红底白字的书名会有一股冷意从脚底升起——1966年，绝不仅仅是一个年份，一度春秋，它所代表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的开端，是一个人性的恶充分涌现和发酵的年代的开始。　　　它所引发的联想有鲜红的宣传标语、响亮的毛语录、满墙的大字报、残酷的批斗会和不知何时会降临的抄家者，有诉不尽的恐惧、惊惶和绝望，以及愚昧，有非常态的生活图景——人在里面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信任，甚至也不能有思想。　　　在王小妮的笔下，这样的表现更具体——一个父亲一次平常的离家上班，却要像交待后事一样对妻子说：“如果晚上我不回来，你锁好门，千万不要去找我。”两个小姑娘欢欢喜喜去城里想看一场电影，结果电影没有看成，头上的两条大辫子转眼间就让人给剪了，羞愤都没有地方可说；住在一起多年的邻居，一起走过大半辈子的老伴儿不知道哪天就突然消失了；一切有字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祸端，孩子们的乐园小人书店要关门，连书皮都要销毁得干干净净才能让人稍感放心……　　　而在文字背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的是亲人之间的互相举报，是被打上“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家人的艰难处境，是残酷又充满侮辱的批斗会……于此同时还有铺天盖地的毛主席像章，有轰轰隆隆的大串联，和如火如荼的革命动员。　　　而这样的场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过农民运动中的打砸抢烧：“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他对此的评价是“好得很”。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样的画面此后还出现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中，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以及1966年之后的十年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66年实在是太普通的一年，几乎是最普通的一年。　　　人们总是重复地做着同样的事，却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土改中斗翻了地主，可斗来的土地转眼就被收走；反右批翻了对手，转眼自己就成了批斗对象；1966年嚣张跋扈的红卫兵到了文革后期成了新的批斗对象……直到今天，这样的情况还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一遍遍发生着。可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对于这些漂泊于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个体没有任何批判的立场，因为没有谁可以保证当自己处于当时当地的处境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王小妮的说法是：“常常大事临头，任何的个人和群体都被夹带裹挟，没人可能获得时空上的真正的洞穿力，即使一时的大获全胜者或某一瞬间里的自弃性命者，在本质上，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区别大吗？时光渐渐推移，实在看着不大。”　　　来自数十年后的干巴批判对历史毫无意义，我们能做的应该是铭记历史，不仅仅是记住罪恶历史的创造者和参与者，还要铭记那些在高压状态下人性残存的善念：　　　医生在自身的命运都堪忧，要靠做体力活逃避惊恐的情况下，却愿意雪夜守在外调人员的门前，只希望待他们出门的时候再为自己曾经的先生说几句好话；工人冒着被检举的危险，在夜晚跑出去希望给一个从没说过话的女工报信——她的家人被“查明”是美国特务，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单纯的希望告诉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小孩子们在一起交换自己的秘密：谁的奶奶是地主，谁的爸爸打碎了毛主席像，谁的爸爸说了反动言论，谁还留着“蒋该死”的画片……他们默契地保守着这些任何一条说出去都足够被扣上“反革命罪”的帽子的秘密；小男孩用粉笔画的火车头表达自己对哥哥对家人的思念；水暖工和瘸子默契的摆了一张棋盘，拦住那扇关着“汉奸”的小房间的门……　　　这是王小妮笔下的1966年，这一年那么普通，普通到在人类历史的众多劫难中不值一提；它又是那么不普通，不普通到那么多的人把它当做禁忌，拼命掩盖，试图让所有人都忘记它。

1966年，不寻常的记忆

读王小妮的《1966年》，正值多变的春季。本应春暖花开，却因气候的时冷时热，空气的时清时浊，连着衣都有些无所适从了。《1966年》的封面是一大片的黑底，一小块的红写着白色的字体，是书名与作者。非常简洁的装帧，是我喜欢的风格。王小妮的文字风格也是我喜欢的，朴素的文风，不缓不急，叙述着特殊年代里的众生生活。 读完《1966年》，我抬头看看窗外的天空，还有正在落叶的细叶榄仁，这是南方独有的春色，然后又洗牌似的快速地翻阅《1966年》，总觉得王小妮的故事还没完，1966年的故事还在继续。 196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度一下“1966年中国大事记”，再来读王小妮的《1966年》也许会有更深的体会。1966年的中国大事确实有很多，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邢台地震、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等等，而不得不提的大事，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那是地震的地震。许多人的生活一夜之间被改变，人人惶惶不可终日，甚至连睡觉也要睁着眼，生怕不小心说了梦话，说出了不该说的事情，沦为牛鬼蛇神。 王小妮的《1966年》截取了11个画面，再现了1966年的某些人的生活状态，有着一定的共性，也有着一些差异。瞧瞧这些不可想象的生活都是些什么：说话做事都以语录本上的话为准则，别的书是毒草是看不得摸不得的（《普希金在锅炉里》；组织的调查无时不在，即使是人没了还要查得细细的，要对每一个人的历史负责任，却不相信曾对组织做过贡献的任何革命人（《钻出白菜窖的人》；“革命”运动在城市也在乡村，电影院变成批斗场，小姑娘进趟城绞了辫子变成了小媳妇，早晨还要去开会的书记天还没黑就成了批斗对象（《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收废品的也知道天要变了，跑了。他的老太婆无论怎么邋遢，20年前用过的名字还是被人翻出来了，还要追查交代手上纹的梅花是什么特务组织的暗号。男教师从没见过做伪官吏的叔叔，但校长认为这事永远没有完结（《新土豆进城了》）；铝制品厂不再造铝锅铝壶，整夜赶工“敬制像章”了。厂长仅仅因为用红糖给工人补血提神倒了霉，被推到台子上斗了好几天（《喇叭和像章》）等等。多么荒唐的一切，每个人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在前面等着自己，这一刻是造反派，下一刻也许就是反动派了。没有人知道，那时的天为什么变成那样，书不能读，课不能上，话不能说，梦也不敢做。低头低头，再低头，低到没有了尊严，不成为人。活着，竟然变得那么艰难，那么无奈，那么可怕。 我是紧挨着1966年出生的人，对王小妮描写的1966年的生活，还能看到一些熟悉的生活场景，收回一些温暖的记忆。比如P112的男孩收集冰棍的小木棍搭房子和桥，玩渴了抱着水瓢喝水，我也做过。还有P152结巴的两个妹妹在墙角练倒立，四只光溜溜的小脚搭在灰墙上，脸涨得跟红萝卜一样。这个动作我也经常和同学们玩，我们是下课了在教室的墙角。这是我读王小妮的《1966年》的另一个收获。幸亏有这些，才让我觉得1966年生活的人，还有一点点乐趣。

我们终于离那个年代近了一点

关于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出生于1974年的我来讲，仿佛懵懂之间有那么一些印象，可能是对于父母在那个年代留下的照片的想象，还有家里收藏的别在红布上的毛主席徽章带来的联想。小时候，也偶尔听到母亲讲一讲那个时代的事情。比如有个老太太，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没有将毛主席徽章别在胸口，而是衣襟。而风扬起的时候被人看到了，所以她被批斗了。这样的小故事层出不穷。之后，看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又从一些新闻纪录中看到樊建川造博物馆的事迹。不过依然是冰山一角的触碰。信息越少，对于那个年代的好奇也会越强。必竟，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1966年》这本书满足了我部分的好奇心，而一个个无耐的人物后面组成了那个时代的轮廓。第一篇《普希金在锅炉里》中，当我看到”他冻僵的脸有点笑了……“我想到了我的父亲，他也做过这样的事，他将大学时代与苏联笔友之间的所有信件都烧了。史料就这样被火苗消灭了。小人物在大命运前的”明则保身“的本能。1966年，我的父亲还在杭州城上大学；而我的母亲萌生了去新疆参军的念头，她报名之后组织来家调查时，外公不同意她远行，最后在外公的提议下由小舅舅代替她去了新疆，而她则有了其他工作，先是在展览馆当临时工讲解与那个年代有关的事情，后来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后，父亲毕业了（在毕业前他也去串联去了，这算不算他的青春做的很疯狂的事情？），被分配到一个叫三源的小山村，先是当农民、后来村里人知道他是大学生所以改了去教书。今年春节，他写了一篇回忆的文章《情牵昨日三源》登在今日桐庐的报纸上。http://paper.tlnews.com.cn/html/2014-01/28/content_7_2.htm再后来，父亲在家人的相亲安排中与母亲结了婚，不过是两地分居的状况。（我觉得我妈挺了不起的，那个时代居然肯嫁知识分子，必竟她是工人阶级，成份好。）再后来，因为我的出生，终于将父亲从三源”解救“了出来。据说，当时分居两地的父母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一家团聚，于是我妈就把我（才一岁多）带到父亲住的小山村，并找了村支书说她一个人带不了小孩子，所以要把我留下来，再不同意将父亲调回家乡的话，她就不得不做出离婚的决定了。还好，人类对三岁之前的事没什么记忆，我也没有记住这段被母亲“遗弃”的事情。不过据我的父亲回忆，我母亲硬起心肠走了之后，我就常常是看着母亲的照片流泪。而后，这个计谋终于起了效果，我的父亲在1976年调回了家乡。换成我去了那个年代，我会怎样？是否也会在命运中挣扎出自己的生机？愿那样的年代永不再来。PS：我觉得那个年代在70后的心灵上还有留有阴影的。这是我刚刚在写这篇评论时的一个想法。

1966年的那些小人物们

王小妮是诗人，诗人有其犀利，也就有其温情。1966年对中国而言，是一场特殊灾难的开始，然而在《1966年》一书中却丝毫也看不到宏大叙事的架构，也没有纪实式的强烈震撼，而是着眼于小人物。这是一群卑微的人，处在一个喑哑的几乎不能发声的时代的开端，他们生活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微妙的神情，都写成另外一种历史。作者通过十一篇作品，把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现实煎熬，内心选择都勾勒了出来，就像是一幕无声的电影，无声但是并非没有自己的语言。与所谓“大人物”的豪情万丈不同，小人物是失语的，然而他们内心也有光，这一点光亮使他们保留了最后的尊严，这是一种叫作人性的东西。《普希金在锅炉里》这篇曾在十余年前看过，大约是《小说月报》，或者别的什么文艺刊物上的吧。尤其是写烧锅炉的青年来访那一段，那家人最小的女孩穿着已经变短的棉猴儿，短头发睡的全部翘起来，瘦弱哦，像根满脑袋挑着毛刺儿的蒲公英站在那里……这段我一直记忆犹新。作为一个诗人，王小妮在这句子里赋予了一种怜惜的口吻，好像是说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瘦弱哦”这样叹息式的句子，整本书都有。小女孩在自家的洗衣房里发现了青年藏匿的书本，并告诉了父母，她的父母为了“避祸”，将抄录了普希金诗歌的笔记本连同书一起丢进锅炉烧了。小女孩尽管不甚明白烧书的原因，但是她感觉对不住那个人。实际上，青年也打算烧了那些书，在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这些书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去那里烧呢？到处都是盯着你的眼睛，就连灰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联想。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烧过的锅炉，书烧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就是这样一件普通的事，可是对于所有知道此事的人来说，却足以惊心动魄。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有一种不留痕迹的谨小慎微，像一群走在春冰上的人。《钻出白菜窖的人》写的是另一个小人物，一个医生，他被要求对他的老师，一个已经死亡的人的“历史问题”进行“指证”。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因为任何人都有过往的历史，也就存在所谓“历史问题”。当交代“历史问题”成为一种逻辑，那么相应的检举，互相揭发，审讯，写材料……以“组织”的名义或打着“组织”名号要求个人交代历史问题时，这一切也就系统化了。相较于“组织”，个人是脆弱的。个人是明确的，有着具体生活细节的，有着一日三餐，关心冬天白菜如何防冻，而组织是模糊的，他是一个虚拟存在，然而它却又是一堵最牢固的铁壁，个体撞在它上面势必粉身碎骨。然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还是守住了内心的那一丝光，可是他的坚守是停留在一个“依据”上，即他的老师是一个地下党。若这个依据靠不住呢？作者没有说，一个小人物的内心世界需要大家一起思考。本质上来说，交代历史问题实际上是“思想汇报”，是精神被钳制的第一步。《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写的非常细腻，非常动人，把六十年代农家姑娘的内心世界渲染的十分到位，我仿佛看到我姑姑那代人跳跃的青春。这篇小说像一个荒诞剧，其中有些情节读来令人心有余悸，比如剪掉姑娘辫子的那个细节。留辫子从小处看，是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往大处说这是其私人权利。一群人打着“崇高”的旗号，逮着街上的姑娘剪辫子，怎么看都像是荒诞剧里的情节，然而在一个时段却广泛的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何人们要干涉他人的发型情况？而且还有这么高的“觉悟”。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且涉及心理学命题的课题，非一篇评论文字所能说清楚，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自由被践踏的情况，当一个人连自己的发型都不能做主的时候，他的自由还有多大？人已被异化成一种只需要张嘴吃饭的奇怪生物。《新土豆进城》里的老头、老太，教师夫妇，更夫；《一个口信》里的工人和父亲有历史问题的女工；《在烟囱上》中的开小人书店铺的母子；《喇叭和像章》中的女学生和铝厂的叔叔……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个体存在。他们渺小而面目模糊，完全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像海滩上被巨浪随意改变形态的散沙。1966年意味着个体被随意践踏的开始，历史高高在上，完全忽略了个体内心那一点点闪光的感情，然而这些人的感情就不得珍视吗？不，他们的感情才最该珍视。

舍不得穿，尔后再也穿不进的时光——读王小妮《1966年》有感

作者：潘健与或惨烈或悲情的“文革”叙事相较，是书平淡，却又有些窒息。作者用诗化的方言、含蓄的方式，还原绝望年代里的人生百态。一个讳莫如深、集体意识遭受捆绑的年代，人性的疯狂吞噬着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模糊不清的小人物活在十一个故事里：两个乡下姑娘为进城看场电影做了精心准备，到了城里却发现影院早已改做他用；一个孤独的男孩，父母被带走，哥哥去北京串联，只好整天在火车铁轨上闲逛，受冻挨饿，一个雪夜他突发奇想在家里的墙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火车头，但却不知道正是在这个雪夜，他的爸爸去世了……王小妮从容的笔力之下，几乎没有任何暴力的描写，却通篇笼罩着一种山雨欲来的恐惧。说实话，我总担心人物会在下一秒死去或被残酷折磨，但没有，但总会有。大多数时候，对于未曾经历的那段灰色历史，我总试着避免去触碰，只为闪躲着那份不曾了解的无谓苦难，害怕太大的愚昧及伤悲将我传染。今天，我们得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已经平静的过往，总会觉得父辈的想法和行为多少是不解、盲目、狂热，甚至可笑。但如果客观地看待那个时代，我们应当理解他们。迫于时代环境，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而对年轻一代来说，重要的是宽容而不是批评，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经历过的是一段舍不得穿，尔后再也穿不进的时光。

往年旧事如何待？

王小妮的《1966年》这本书，书皮里面是红色的，不是鲜红，而是暗红，带着深沉和引人深思的暗红，沉稳的暗红。最让人难忘的是插图非常有特色，黑白是绝配，但是在那简洁明快的笔墨下总会有一簇让你难忘和深思的锅底黑泼洒在画面上，让你莫名的感到内心的压抑和悲凉，特别是每读一篇文章，再接受一次浓墨的黑，这种情绪就更加聚集，内心感慨就越发的说不清道不明，唯一能够表达的意识就是多亏自己活在当下，而不是书中。《普希金在锅炉里》不必纳闷，不必不理解，在锅炉里的是普希金的书不是人，那个年代里，有多少家庭特别是知识分子家庭，烧了多少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书，没人也没法统计。而这篇短篇小说，是从一个知识分子严冬初始的家庭会议说起，不够40岁的年轻夫妇，告诉自己的四个孩子从今年开始他们负责自己家烧锅炉的事情，自食其力，不能用往年的锅炉工了，不管是这家的大人还是孩子，从没有接触过这项工作，所以在烟熏火燎的无奈尝试中，这一家人听到了让人胆战心惊的敲门声，父亲嘴上安慰家人，实际自己心惊肉跳哆里哆嗦的去开门，原来是去年给他们烧锅炉的年轻人，不敢用是肯定的，拒绝是毫不犹豫的，但是年轻人的理由更让人难以拒绝，更何况夫妻二人要去上班开会，这可不能晚，孩子们确实需要学习一下，因此，这个锅炉工就被暂时留下。但是等大女儿发现锅炉工留下的书包的秘密，这对夫妻就被炸惊了，自己提心吊胆过日子差一点就毁在这书包里的书上，不用商量不用犹豫，立马送到锅炉的煤灰里化为灰烬，并在第二天把书包还给年轻的锅炉工时，直言相告，并拒之门外。锅炉工没有责备，内心却只有解脱，因为在自己的住处，连处理这些东西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应该感谢自己想起的这一家人的锅炉，而“告密”的大女儿内心又是怎样的波澜，我们都不必去体谅，只是庆幸后来真的有人来抄家时，这家人能够平安度过而深感万幸，但愿不再有反复。《钻出白菜窑的人》故事发生在冬日里的某一天，作为医生的年轻人按照妻子的吩咐，在家挖白菜窑，用来盛放自家准备过冬的千斤白菜，可是在菜窑没挖好时，居民委员会主任---一位老太太带来了两个外调的人，他们是来了解一个叫李青的人，医生毫不犹豫说不认识，人家提醒他，给他此人相片认证，他仍说不认识，人家拿出他们曾经的合影，指出站在李青教员旁边的他时，他才没办法没理由回避人家的提问，但是他没有交代外调人需要的东西，虽然他们告诉他不必隐瞒，别人都交代了，而且李青也死了。当询问的人走后，他慌忙插上门紧张的进屋拿出自己藏着的箱子，看着那张合影和先生当年送给自己的东西，思绪突然记起先生那凄凉的音乐和书架上日文的《共产党宣言》等，他突然醒悟，先生是地下工作者……因此我们都希望医生埋藏在菜窑里的东西能够等到重见天日的一天，而且不要给他带来麻烦，更希望医生在夜里雪地里的等待能够有个好结果……《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不要以为这是无聊的话题，你可知道这两个精心打扮的供销社的员工去城里看电影的前后经过？去时心情是激动更多的是企盼好奇，带有冒险和炫耀等负责的心绪，经过却是莫名其妙的变化，震惊和不理解，傍晚归来更是带着无法见人的羞愧，而且等待她们的是她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一天恍惚一世，仿佛梦游一样的不真实，但是她们各自将会怎样面对那就在你我的想象……《新土豆进城了》不是值得高兴的事，这仅仅意味又一年将要过去，过不去的是伴随报纸而来的人的消失和人事的变换。仅仅因为当过伪军而不断选择离去山东老人，仅仅因为过去风光无限即使今日以收破烂为生也不安稳的老头同样选择无声的消失，而只有老太太，已面目全非的往日妓院的头牌，虽然也懂得了生活的滋味，懂得了隐藏，可是仍让逃脱不了批斗的命运，因为她藏得了金器，藏不了纹身在手上的梅花，而那对教师夫妻反而经历了恐惧中的大翻身，令人深感意外，世事难料啊……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附近的人对此书肯定会有一番独特感慨在心头

那一年人世间的最末梢

就在那个下雪的晚上，男孩的父亲死去了。天下正逐渐变白，他躺在一间地下室里。戴棉帽子的人整夜看守地下室，所以他不知道下雪。开始，他在房子里听一阵广播，后来，他起身拿了帽子去隔壁的临时囚室，慢悠悠地开锁，慢悠悠地接近男孩的父亲。他伸出右手，帽子扑落在阴凉的地上，他收回手，手背上留了一片僵硬的冷气，只有很小的一小片，但是暖不过来。他喊来很多人，那些人本来在连夜开会，一下子都涌进囚室。戴帽子的人离开了，一边走一边在棉裤上抹那有一块冰凉的手背。通过很多台阶，他先看见了天空，好奇怪的明亮，晚上怎么会这么亮的？他心里害怕，头上很冷，忘了拿棉帽子了。那帽子在地下室被许多人踩，每个人都表示很气愤，他们说：这是自绝于人民！没了帽子的人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叫醒他的儿子说：你到某街某胡同某号去看看，门口一边一个圆柱子那家，有一个孩子，看他是不是还在家，暖气热不热，有没有吃的，要对那孩子好一点。他的儿子是中学生，在学校里是带队伍的，经常忙得不能回家。儿子说：外面还下着雪呢。过一会又说：我要上学校，一大帮人都等我呢。没了帽子的人突然发了很大的火气，他说：什么也别说，你快去，给我瞅瞅那孩子在不在家！执行父亲的指令，中学生最不情愿。他先去了学校，又开会又唱歌，一直拖过了中午，才带了几个同学找到那条胡同，一路上他都在说：有什么了不起，大爷的，还得去看个小屁孩，治治这小崽子，溜大爷亲自跑一趟。有人说踢那小屁孩，另一个说打小屁孩的哑穴。小屁孩家里空荡荡的没人，中学生们发现整个墙壁上画着的那个火车头。有人说：画的真挺像。又有人说：这得画很长时间。还有人说：辉煌啊。最后是带领大家过来的那个儿子说：找家伙，给他抹了，这是反动画。破坏一些粉笔末实在很快哦，不用几分钟，不费什么力气。直到最后，那个儿子走近男孩说：从今天起，你小崽子，老老实实家里呆着，不许出门。他就是这样完成了父亲的指令。

历史正在发生的时候

　“关于1966年，您有什么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啊。”这是老爸的回答。“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岳母的回答。　　岳母生在1955年，和王小妮同岁；老爸生在1954年，比她们大一岁。　　“我是说具体的记忆，您个人的记忆。”　　“1966年……到处大字报，”老爸说。　　“您写过吗？”　　“写过。给一个挺漂亮的女老师写，那老师叫刘某某，眼睛很大，平常看我们上自习的时候她的眼睛就来回转动。男老师怂恿我们给写大字报。后来开会批斗她，批斗之前她很害怕，去咱家找你爷，那时候你爷还是公社书记，还没下去。你爷说没事，我看他们谁敢过分。后来你爷也挨批斗。你哑爷和你四爷拿着大木棍在会场周围转悠，怕你爷被武斗……”　　岳母说：“我的记忆，我不喜欢回忆那段记忆。那时候我姨和我姨夫挨批斗，跪板凳举秫秸，我妈惦记我姨又不敢去看，打发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去看，怀揣个苞米面大饼子给他们送去，那伙人不让进，骂我们小兔崽子，我们回骂他们，他们扔土块揍我们，有时候把我们揍哭喽回去找我妈哭诉……”　　1966年，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十年浩劫，大字报，批斗，串连，宣传队，一些人的灾难换来另一些人的亢奋，一些人的亢奋让另一些人受害……而和这个符号最高度相关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1966年”就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这已经概念化、公式化，就连我岳母还要为“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名词加一个半官方化的定语——“史无前例的”。　　“1966年”这个符号所显示出来的意象往往都是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不管是批斗还是串连，不管是大字报还是宣传队，我们能够想像出来的画面都是挤得满满的，“浩浩荡荡”。　　而真到了追问“您个人的记忆是什么”的时候，离开了那个大符号，人们给出的画面就不一样了，而且每个人所给出的画面都不一样。家父给出的画面是一个无助的年轻女教师在哭诉，一位义正辞严的干部在给她打保票；而岳母给出的画面则是几个怀揣着苞米面大饼子的孩子PK几个扔土块的成年人，成年人背后的黑屋子里则是“跪板凳举秫秸”的“罪人”。　　每个宏大历史的深处，都是一些鲜活的细节；每个集体命运的内部，都有个人的生死存亡。而我们似乎习惯了宏大叙事，习惯于概括性、政治性、盖棺论定，而不习惯于历史的细微、命运的灵动、生命的鲜活。因为我们很懒惰，宁愿只记住概念；更因为我们很怯懦，不愿意去触碰鲜血直流的真实。　　但文学却不能这样。文学家的使命就是要记录构成历史的细节，记录那些与符号所形成的画面完全不同的场景。　　王小妮的《1966年》就是这样一本文学作品，它由11篇短篇小说构成，呈现了11组不同的命运，绘制了11幅不同的画面：巨大月亮下的大雪人、烟囱上的孩子、厨房里背毛主席语录的小结巴、疯老头看着两个小伙子下围棋、塞了两口袋黄豆飞奔的孩子、推着自行车不知所措的短发姑娘、老太婆手上的梅花……这些人有的有对“天下要不太平了”的准确预判，有的则对环境的变化茫然无知却又难免被历史所裹胁。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甚至可以说对所有人来说，最终都会被历史裹胁，哪怕是历史的“发动者”。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就像家父和岳母，虽然现在知道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是“十年浩劫”，但处在历史当中的他们却积极地刷着标语喊着口号批斗着老师做他们的红小兵红小将。而那位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伟人当时也肯定不知道这个“万岁”的“文化大革命”最终却给他自己来了个“三七开”。所以1966年是现在来看是一个时间点，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他们未必知道那就是一个历史的节点，只是感觉和往年不一样了。就像王小妮在本书《前言》中说：“很少人问为什么，事情来了就是来了。任何个人，对于下一秒钟他将面对什么，都茫然不知，遍看天下，无一例外。”　　所以，谁也不知道阅读着《1966年》的我们，此时，是不是正在经历着历史。

暴风雨来临之际的人性写真

1966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份呢？这一年，美国的无人驾驶宇宙飞船“观察者”号成功登陆月球；这一年，印度尼西亚结束了与马来西亚为期三年之久的战争；这一年，《奥特曼》开始在日本首次播出……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导弹核试验，与此相比对人们影响更大的，是社会领域里更具威力的核弹的引爆——文化大革命在这一年拉开序幕，那是一场灾难的开始。文化大革命对现代中国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定论，但它能够被称为“十年浩劫”就足以见其破坏之强、影响之广。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政治动荡即将来临，秩序即将崩溃，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紧张、沉闷的气氛已经把每个人都裹其中，压抑地几乎让人窒息。那么，在这场暴风雨来临之际人们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王小妮在她的短篇小说集《1966年》中，用11个故事为我们作了极为生动的呈现。社会原有的价值被颠覆，一个年轻的锅炉工因为一本普希金的诗集而让一个家庭担惊受怕，宁可受冷挨冻也要避开他；社会原有的秩序被打乱，两个乡下姑娘怀揣着对城市的美好向往来到城市，却发现仅仅时隔几日这里已经混乱一团，成为各路造反派的战场；社会原有的轨迹被改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医生不上班在家反省自己，大孩子不上学到处去搞串联，不谙观看的小孩子四处游荡玩耍……秩序的崩溃让社会生活脱离了原有的轨道，一切传统价值都被打破，社会氛围变得压抑沉闷，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再被自己掌握，明天也变得不可捉摸，从城市到乡间，从大人到孩童，每个人都压力重重，惶惑不安，惊惶失措，甚至性格扭曲——一个医生因为自己过往的历史就被两个来访的陌生人吓到精神失常，出租小人书的小摊贩竟然将用来出租的小人书全部烧毁掉……当然，也有人如鱼得水、趁乱起哄……可以说，她的这本小说集是一本人性写真集。在此之前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也读过几本，但往往都是写政治高层的决策或者所谓的内幕，也失之概略，没有涉及到一般群众的生活。如果把那场暴风雨来临之际社会外在的压力比作一场测试，每个人都要在这个压力场中通过测试，从而暴露自己的本性。而她正是用一种相对白描的手法来形象地展示了社会各色人等的行为选择，刻画了政治动荡之下普通百姓的心理感受和心态变化，描绘出了一个暴风雨来临之时的众生相，从而生动形像的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生活，让读者有更为直接、更为深切的感受。毫无疑问，这也是一本极具反思意味的小说集。透过现象来看本质，人性的扭曲所反映的恰恰是所处的社会的扭曲。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将成为亲历者们一生中内心最为痛苦的记忆，但对我们这些未曾亲历过那场磨难的后来人来说，它可能只不过是一个生硬的年份符号而已，而王小妮这本书就等于让读者对那场浩劫有了一次非常直接的体验，其中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都是最最基本的保障，是第一位的，任何激进的、可能引发混乱的理论、政策和措施都应毫不犹豫的摒弃。

白描1966

有赖于十年浩劫的历史慢慢解禁，才使得1966年的故事不再那么敏感，才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更多那个特殊时代的深刻作品，196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尽管那个时代的悲惨故事数不胜数，那个时代被划归为“黑五类”的伟人不胜枚举。但王小妮还是另辟蹊径，选择了11个各不相同的小故事，它的“小”如沧海之一粟，“小”的微不足道。但“小”却恰恰是这些故事与众不同之处，这些小故事描绘的人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是社会中最最底层的小人物，而这些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反映出的时代特征却又是极为生动的。这些小人物当中有纯真无邪的儿童、有整日生活在惊惶恐惧中的大人、有一心宣扬领袖意志的学生、有盲目而受人蛊惑的“红袖箍”。单纯的看这四种人，其实并无善恶优劣之分，相信那个时代的人并不比现代人更有私心，相反1966年的平民更加的朴实纯真。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人们被阶级为纲的斗争所捆绑住呢？有人将这一原因归咎于意识形态的误导，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歪曲会极大的激发人们心中的“恶”，盲目又激进，掺杂着人与人的私人恩怨，本就屈辱贫穷了一个多世纪的人们似乎找到了通往康庄大道的法宝，他们高举着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撕碎资本主义的伪善，似乎认为仅靠空想就能战胜一切，甚至是饥饿。就如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明明人们已经当家做主，明明在新颁布的宪法中明确了“人人生而平等，财产权神圣而不可侵犯”，为何人们最终仍然会失控并卷入极端报复异己的恐怖状态中，屠杀数以万计的涉嫌叛国者，使革命的行动背叛了革命的理想。关于这一点，《1966年》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它甚至不需要给出答案，王小妮仅仅是用11个类似于白描的故事阐述了那一年的人们如何为生存做出的改变，笔调之清晰让读者无不庆幸如今的美好生活，请不要误以为1966年的人没在生活，他们也在平凡生活，而这本书写的就是生活，而非历史。直到今天，距离1966年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人们的思考方式也已不同以往，社会在进步，同时也在反思，反思的是人类发展的进程如何能不再曲折迂回，如何能不再以生命为代价。尽管，死者生命不可挽回的逝去，但相信当年活着的行动者也无不在受良心的折磨。四十多年后，一名当年的“红卫兵”刘伯勤发出了“迟来”的道歉，当年仅仅十几岁的他不幸的卷入了这场风潮，以自己的“恶作剧”伤害无辜人命，由此悔恨终身，他要用一生的备受折磨来偿还年少无知的罪过，那比死亡更加苦痛。1966年，我们用一代人的惨痛代价奠定了历史发展的基石。如今能够有更多的“1966年”出版，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终于能够直面历史、反思错误的姿态，更加让我们坚信1966年的故事不会再来。

那一年的雪 ——王小妮《1966年》读书札记

作者白描式的书写，给人淡淡的感觉；像一幅典雅的素描，又像一部经典的黑白电影——留下安静与思索。雪出现在多一半故事中，那是1966年的雪，夹杂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也寄托着一种期待。无意赘述故事情节，更多的是触及心灵的感动与无奈。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任何真实确切的感受，永远是纯个人的，无可替代的和最珍贵的，是可能贯穿影响每一条短促生命的”。1966年是“文革”开始的年份，是时代背景下个人的命运多舛。人性的善与恶在这里交替上演，中国被人为地撕裂开来，留下难以愈合的痛。我一直想用《路西法效应》中“情境力量”来解释“文革”中时代环境对于人的压抑与异化——因为太多的人随波逐流、缺少思考，亦或是“很少问为什么，事情来了就是来了”。但是我发现忽略那些最为细微的、普通的琐事，是难以理解时代背景与个人命运变迁的。王小妮的小说，用写实的简单透漏出我们的卑微与无力。在第一篇故事《普希金在锅炉里》，“风雨欲来”前的压抑笼罩全文，亦或是这种压抑贯穿所有的故事。烧书，在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精神的记忆在火焰中泯灭——从故事中看到的是对未来的恐惧，而恐惧下的谨小慎微让人心酸；生活被未知压得喘不过气来，奢求只是活着。读书本是最美好的坚守，现实却把美好砸碎，且诚惶诚恐地面对自己对美好的体验，这是一种怎样的痛？一切从否定自我开始，像极了冬日下雪天的一声叹息。时至今日，我们对“文革”的理解与反思更多地基于大人物与大事件；或许从无名氏的普通生活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革”的破坏力。《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亦可以看出对美的期待如何变得体无完肤——诚惶诚恐。在《结巴》里有这么一段话格外深刻，即“地上全是垃圾，没有人扫垃圾了，没有谁在伺候别人，他们都要做主人，要骑在别人的脖子上”。在1966年，关于那场延续十年的运动，有人充满了恐惧，也有人充满了喜悦——在道德与秩序都被颠覆的情况下，有些人以为自己拿着真理的全部、把一切“牛鬼蛇神”打到在地还要狠狠地踩上几脚。孩子是那个时代最大的牺牲品，但他们也是运动开始时的急先锋；红卫兵成为那个时代永久的记忆。《火车头》使我想起《萤火虫之墓》里战火中流离失所的兄妹俩，亲情的感动到最后终被凄凉淹没。当一群中学生把小男孩画在墙上的火车头擦成一团时，他们对于那些口头的理论是囫囵吞枣式的理解亦或是一无所知；他们的童心与信任慢慢泯灭，只留下小男孩用粉笔重新画好的彩色的火车头——那，小男孩后来呢，1966年的以后？我不知道，这像娜拉出走以后一样让人惊慌失措。那是一个不信任肆意弥漫的年份，也是集体非理性放大的时代（“文革”)。诚如“人们一出家门，就像电线杆立在街上，先四处巡视，临时想想该去哪”，还有“1966年，有常说梦话的不敢睡觉的传说，他们怕哦，怕睡过去万一说走了嘴”。当不正常成为正常时，还有太多的人在看“热闹”，一副与我无关的心态——人性的善在苦难中被放大的同时，人性的恶也使人心痛。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在结尾时问一句：“后来呢？”；1966年，只是“文革”的开始。或许作者在前言中已经告诉我们，后来也不知道——“很少人问为什么，事情来了就是来了。任何个人，对于下一秒钟他将面对什么，都茫然不知，遍看天下，无一例外。”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过去在标签化下扑朔迷离，留在手心的现在也只剩下恐惧。1966年，那年的雪格外美，却很少有人再去欣赏——美，生了斑驳不堪的锈。

拿什么安慰你，那些互相残害的人们

拿什么安慰你，那些互相残害的人们评《1966年》1966年是一个平年。在中国是丙午年，也就是马年。1966年的中国又是不平静的，伟大领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人们的革命热情被调动起来，枪口对准了自己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无情撕碎，甚至亲人之间也为了革命的需要反目。老实忠厚者人人自危，谨言慎行；而骑墙奸诈、受人蛊惑的则趾高气昂，开始了对于道德和伦理的破坏。《1966年》的11个故事中，有代表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品被仇视被唾弃的荒唐，代表“组织”的“人物”行使着“奉天承运，领袖诏曰”的高尚权力的荒谬，进城看电影看到的是现实版文攻武斗的闹剧，也有孩子们为了喜欢的小人书也敢与权威斗智斗勇的纯真……说的就是小人物的年度经历，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似乎可以管窥那个年度发生的种种丑恶、悲哀、惨痛。对于文革以后出生的我们，也只能从书本和一些见闻中体味到当年的酸楚。小的时候，爷爷经常给我看他弯曲的手指头，在文革期间曾祖父不堪忍受批斗自杀，爷爷代为受过，村里革委会主任经常在批斗时用子弹头放在爷爷的手指头中间，手掌放在桌子平面上，然后用绳子将手指头往一边靠拢，这种酷刑折磨得爷爷经常会在深夜睡梦中大声喊叫，让幼时的我也感受到了批斗的恐怖。那个可恶的革委会主任在文革后每日买醉，时常会有受到他批斗的人到他家里头，责骂他当年的不是。文革对于中国的影响，更是需要好几代人来弥补。例如对于“检讨”一词的理解，连我或多或少受影响。有一次，参加一个台湾老师的培训。做完一个练习后，老师说：“下面，让我们一起检讨一下。”检讨？仅仅是做练习也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要检讨？课后和老师沟通：“老师，在我印象里，只有犯了错误才需要检讨，课堂里的练习没有那么严重的吧。”老师说：“检讨，就是检查、讨论的意思。” 查词典，“检讨”的第一个意思是检查反省自己错误的言行，第二个意思就是“检查核对”；我印象里的是第一个意思，而那个台湾老师则是第二个。我也在猜想，我们对于“检讨”的理解，是拜文革所赐吧。时至如今，1966年开始的文革已经尘烟了去，只留下淡淡的忧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已经大大推动文明的进程，但“互相残害”依然存在于中国。官员们徇私舞弊，商人们投机取巧，社会上各型各色人上演着各种互相残害的闹剧。合上《1966年》，我想忘却那些不愉快的过去，但对于那些曾经受过伤的相互残害的人们，以及和如今依然上演着相互残害的人们，我不知道如何劝慰。

远去的，不曾远去的

远去的，不曾远去的读过《1966年》，忍不住设想，若是换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会是怎样？　　姨母们常说我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好也憋不住，坏也憋不住，喜怒全在面上，无法藏在心里，爱满嘴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是头脑过分简单的愤青，这样的个性说好听点是某种程度上的优点——于他人，一眼瞧到底不需防备，说实在点却全是坏处——于自己，幼稚任性、自我中心，到哪里都碰壁，难成大事。　　且不论姨母们对我明褒暗贬的剖析是否到位，设若是一个性格如上所述的人，将如何生活在1966年？按我这种情绪容易起伏过大，毛毛躁躁咋咋呼呼，说话不经脑子的性子，怕是半天都难以待下去。　　对于那个年代，其实我鲜少了解，学过历史课本，听过长辈们讲古，读过几本相关的小说，泛泛地知道那是一道中国近代史上的伤痕，内伤，且重，仅此而已。越是这样的历史越令我有着矛盾的情结，既想深度挖掘之还原之探究之，又颇有些近之情怯的畏懦。终于因了王小妮这个名字，不愿放过这本《1966年》，“换一个角度看那个时代又会如何”这种强烈的想法支使我，迫切地一探究竟。　　毫不讳言，我深深地被王小妮的描述和笔力震到了。用最朴实平淡的文字书写最紧绷如箭在弦上、最慌惶寥落的生活和心情，表面风平浪静，底下暗流汹涌。读着书的同时，心弦被紧抓，似在浪尖上被抛起又掷下，反复推搡，张驰有度。貌似平淡质朴的文字，却有着潜藏深沉的力量。一个个鲜明的形象浮现眼前，和故事一样大多只有着黑白灰的底色，大致了解这场革命者则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似懂非懂者懵懂纠结，完全不懂者如那到城里看电影的乡下姑娘、勾花的姑娘、小人书店的孩子和孤独的火车头男孩则惶惑不安、迷茫却带有期盼，这一个个小人物在这一年愈演愈烈的大风雪中载浮载沉。　　这十一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很难说清，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1966年。我只知自己心中所感：在历史的浪潮中，小人物的力量和生命是那么的微弱和渺小，完全挣脱不开那裹挟着自己的历史旋涡，手脚无处使力，只能被冲着走。而在那个曾被讳莫如深的年代里，连至亲挚友间都不能敞开心扉说话，再谨言慎行有可能被有心之人恶意栽赃，一句不经意的无心之语，一些早已失联的远亲，一件多年前的小事，甚至曾经获得的荣誉，都有可能给你带来莫须有的罪名，晴天横祸。一直庆幸，这样的日子渐行渐远，我们所生活的当下或许还不足够文明开放，但至少不必天天字斟句酌地说话，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在不伤害别人不违反法律的限度内，我们都是自由的，越是读这样的书，越感恩自己活在现下的时代，感恩那些奋斗并创造了当今时代文明的先人。　　读书以感受历史，感受文字的力量，并能带来思考，甚好！　　　　

读《1966》，想到斯蒂芬•金

（因纸媒原因，后续内容之后追加）王小妮何许人？一诗人。仙气飘飘的神仙姐姐的那种。斯蒂芬•金又是什么人？现代恐怖小说大师，美国畅销书作家。把这俩人扯在一起，真是哪哪儿不搭。可是还就怪了，我读《1966》，读着读着就想起斯蒂芬•金，为什么呢？气氛！对了，就是这个词！斯蒂芬•金写恐怖，写的就是气氛，只要你读进去，就被这气氛一步步拉下了水。王小妮的《1966》，没有红旗飘飘锣鼓喧天的疯狂，没有人性扭曲疼痛难抑的嘶喊，但是，王小妮精心描摹的气氛，拖着你拽着你不读到结局不罢休。

忘了我是誰

By 亂現在，假如有一群朋友相聚，正常的情態是：男人們圍坐麻將桌前，邊抽煙邊摸牌，誰手氣好，誰牌風差，誰贏得多，誰輸得多，叫嚷幾句，爭個面紅耳赤，臨了又一團和氣。女人們則大多擠在一塊，閑聊頭發、孩子、衣服和化妝品，實在沒的聊，又各懷心事，自顧自地擺弄手機，刷朋友圈，吐個槽，轉點心靈雞湯，說男人們不懂女人心。過好當下，享受現在，才對得起自己整天辛苦工作，拚命賺錢養家。世間百態，人情冷暖，於我升斗小民何幹？言之有理。可是，這裏也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只顧眼前的日子過久了，眼界必會越來越窄，身邊的細微矛盾，似乎變得越來越大，為人處事要麽認死理，要麽就毫無原則。原來想“做回真我”，結果變成“忘了我是誰”，原本想“給心靈放個假”，結果心靈“久假而不歸”。究其原因，多半是生活沒有橫向參照，處事欠缺縱向對比，不知何處“放心”。於是，有人埋頭拜物教，有人訴諸宗教。拜物，或美其名曰“唯物”，世間盛行，已為常態，少許取之，或能解一時之惑，但畢竟娛性而腐心，是鴉片之於咳嗽，田雀之於稻粱。而即便玄妙如宗教，其實也是“修心之學”，梁啟超幹脆稱佛家所講的法“就是心理學”。推而廣之，若按照歸因理論所講，人們做一切事時，內心都會有利害計算，找出能自我撫平的理由。那麽，所有與人有關的正經學問，都不妨視為“心理學”。如何修好這顆心？多翻幾本正經書，讀讀《1966年》，學點“心理學”，倒是最實際且最安妥的Noble Style。當你出生在這個“能夠稍稍放肆說點話”的年代時，何曾想到在1966年，你的同齡人因為一首手抄的普希金愛情詩差點沒命。當你面對變形的愛國主義無所適從的時候，何曾想到在1966年，一位自身難保的醫生，為了證明老師對祖國的熱愛，願意橫眉冷對千夫所指。當你在IMAX影院，驚聲報怨3D燈泡不夠亮、“出屏效果”不夠強時，何曾想到在1966年，兩個18歲的小女孩，為了看場電影，要騎60華裏的自行車，差點被豪橫的“紅袖箍”抓現行。當你為了生活的瑣碎小事，笨到與自己的另一半“拼家夥”時，何曾想到在1966年，一個男孩為了懵懂的單相思，冒著生命危險，向被懷疑為“美特”的女同事通風報信。我們身體裏流淌著與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同樣的血液，卻早已遺失了他們的執著、勇敢、信仰與理想，只困守在自己建造的心靈牢獄。回頭看看那個時代的“他們”，再照照鏡子看看現在的“我們”，也許就會找到自我療救的良方，不再會迷迷惘惘“忘了我是誰”。【2014年4月18日 內蒙《包頭日報》文化版見報】http://www.baotounews.com.cn/epaper/btrb/html/2014-04/18/content_292503.htm

“文革”小人物传

那是普通的一年，是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它又是不普通的一年，中国的城乡大地，随着季节的更替，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能感受到这一年与以往的年份不同。学校停课，老师成了学生的“专政”对象；学生每天不上课、不劳动，到处乱窜却能吃着大白馒头，而辛辛苦苦从事劳动生产的农民却只能吃高粱玉米；中学生可以不花一分钱坐着火车周游全国。单位里平常其貌不扬的职工，甚至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在这一年，却能一跃而起，夺取单位的领导权，并把本来的领导押上批斗台，可以肆意地对他们进行身体和心灵的摧残。工厂停工停产，机关也无法上班。大部分人们都被“形势”裹挟着，被“运动”推动着，亢奋起来。不用问为什么，也不愿知道为什么，事情来了就是来了。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能一哄而起，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一切都是那么无所羁绊。当然，振臂者也有可能就在下一秒钟就从一个快乐的胜利者成为一个千夫所指的惊恐者。在这样一年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世俗及规律的眼光是无法预知的。人们的创意能力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的热情沸腾了中国。遵守纪律、循规蹈矩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目无尊长、破坏秩序、践踏法律才是时代的骄子。1966，是乾坤倒转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从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到单位的领导，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小学教师，从地富反坏右，到历史上与日伪与国民党有瓜葛的一切人员，陆续被深挖历史，揭发、揪出来、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尚未受到波及者则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朝不虑夕。这个社会就像害了伤寒病。“文革”这场运动，是阶级斗争思想的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为了斗争的斗争。因此，它在颠覆社会秩序的同时，严重的破坏了国家的经济，但与之相比，更大的破坏还是社会价值观的崩溃。打砸抢斗的“革命”形式，破坏的是传统、正义，形成了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性潜藏的丑恶得到了释放，集人类恶行大成的种种，粉墨登场，成为社会的潮流。亲情也被异化，变得那样脆弱，人情的凉薄成为一种常态。十年，在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谓短，人性和亲情异化的影响不仅限于当时有记忆的人们。时至今日，“文革”话语体系、价值观的余绪时露端倪。但发生的毕竟发生了，在今日社会的昌明中，更感到往事不堪回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很多当事人的反思、忏悔振聋发聩，这是他们的良知给社会的提醒。随着当事人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希望“文革”只是一段历史。书中没有对“运动”宏大火烈的场面描写，也没有写重大的人、事，只是选取了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主人公是工人、农民、甚至小学生。选材的角度非常新颖。书中很多细节描写，非身历者不能写。生活味非常浓，细节非常真实。本书可谓一部“文革”小人物传记。文字指瑕：1.第093页，第六行中“红心箩卜”的“箩”当为“萝”；2.第102页，倒数第三行“最新指示赶和上香比”中，“赶”当为“敢”；3.第132页，第三行有“高大成荫的树冠”中，“荫”当为“阴”。

在1966年的小人物们

某天，与父亲一起外出吃饭，看到一家饭店名为ＸＸ公社，店内桌椅为八仙桌，长条凳，餐具为搪瓷缸、搪瓷碗，服务员一律身着绿军装，腰系皮带，与客人说话动辄“最高指示”，父亲有些惊讶地站在门口，随即拉着我们一行数人，绕开了那家饭店。边走边叹了口气：“开饭店就开饭店，搞这些东西，难道老板觉得那个时候很好玩吗？”父亲在那个年代经历了什么，我不太清楚，因为他很少说起，我也没有主动问过，一来，我不想让那些令他不舒服的回忆打扰他目前安稳平静的生活，二来，因为我是只驼鸟。就是在选择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都会常常刻意地避开那个年代，不想让那些弥漫在文字中的着悲伤情绪与血的腥味整日围绕着我。但是，那场浩劫带来的伤痛已深入整个国家的骨髓，就算是我们闭上双眼不看，堵上耳朵不听，也能感觉得到。之前，看过王小妮的《方圆四十里》，写的是知青生活，但却与其他同类小说不同，词语轻快，颇有诗意，生活中的苦与难、哀与乐被她截成一句句短句或揶揄或调侃或倾述。《1966年》与《方圆四十里》相比，仍然文如清水般透明，富含诗性，只是幽默褪去，无奈与哀伤增加。提起那个年代，恐怕有许多人脑海出现的画面会是大幅的标语，震天响的口号、海洋一样涌动的人群与漫天飞舞的旗帜。而在王小妮的《1966年》里，没有那些宏大而疯狂的场面，只通过焚书（《普希金在锅炉里》），通过收废品的老头一句“要不太平了（《新土豆进城了》）”就让那场运动就这么静悄悄地开始了。全书共十一个小故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那些故事在王小妮舒缓的笔调下似乎也显得平凡，但是在这些小人物战战兢兢的言谈与举止中，我却分明看到人物心中暗藏的痛苦与那个时代的残酷。拟人化是王小妮作品的另一显著特点，有生命的人类或动物，无生命的物体在她笔下都是活生生的，《一个口信》的开头：“麻袋厂的工人出门前，满屋子找帽子。那帽子被煮白菜的气味给熏了，晕倒在一个帆布马扎下面。”你可以把这样的写法看作是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处理，只为使作品更为生动，也可以从这样的处理上看出对后面故事情节发展的暗示。《1966年》中的这些小人物多如惊弓之鸟般终日惶恐不安，但有人的地方总是有人情在，在几近疯狂的运动中，总还有冒着危险雪夜送口信的工人（虽然阴差阳错地并没有达成目的）、为失去亲人的孤儿送钱的看守……。谈到这里，我想说一件真实的事情，是听我母亲说的，说在我的家乡有一位县长（也可能是县委书记，多年前听取，具体职务记不大清了，）在文革期间被打倒，关在牛棚里，遭了不少罪，一位看守见其可怜，每日送饭，总是埋些好菜在碗底，后来平反之后，这位看守日子不太好过，恢复职务的县长总是尽其所能地帮助他。这个真实的故事虽然听起来有种因果报应的宿命感，这些个善举在当时也只如莹虫的微光，但多少带给人一些希望，给了那个年代一些温暖。这也是我喜欢《1966年》原因之一。

班会——读《1966年》

“班会，是第二共和国伟大整风运动的雏形。”——苏三《论中小学班主任的修养》1、　　1993年，10岁的男孩猛犸在山东省淳于市实验小学念三年级。　　这还是全省试点的素质教育基地，教学设施一律标配，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一堂不少；猛犸的班是全省试点的数学实验班，别的班都要学珠算，他们学的却是神秘而小众的“二进制”，数学老师人也是极好的，或许因为他不是班主任。　　“班主任”是什么，猛犸并不十分清楚，但他很好奇。“你知道为什么语文老师是班主任吗？”他小声问同桌张雯玮，“为什么数学老师不是？”　　“因为语文老师是女的？”　　“不对。三班和四班的班主任就是男老师。”　　“那你说？”　　“我觉得是因为语文老师很凶残。谁凶残，谁就能当头，谁就是班主任。”　　张雯玮听了，点点头，说，“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妈她们医院里那个最凶残的就当了头儿，不过那人不叫班主任，我妈见了他毕恭毕敬的，喊他王书记。”　　“那就是了，书记和班主任差不多，都是最凶残的，最邪（案：胶东方言）的，所以，就像电视上演的那些人，杀人最多的，就能当国王当皇帝。书记和班主任就相当于国王或者皇帝，是一种称号。”　　“对，对对。还是你知道的多。”　　两个人在立起来的课本后面小声的说着这些话，昨天的一个疑惑就涣然冰消了。2、　　昨天，数学课上，下雪了。　　90年代的胶东小城，似乎每年都要下一场大雪，能下好几天，好几天不化，化完好几天。这样的雪，对一些小学生来说意味着寒假快要到了，对一些小学生来说意味着期末考试快要到了。多年以后，这两类小学生里，前者不管干嘛一般都过得很爽，后者一般都过得很累。　　猛犸属于前者。不过彼时他并不知道。他的位置靠窗，于是第一个发现下雪了。兴奋立刻从他的眼睛浮上面庞，通过文具盒映射到张雯玮的脸上，然后两个人开始交头接耳频频回头，不一会儿，全班都知道下雪了，教室里出现了小小的骚动。　　数学老师笑眯眯的，“下雪了，小兔崽子们就坐不住啦？”　　毕竟是小学生，听到这话没人敢笑，反而都不好意思起来。正巧，下课铃响了，数学老师挥挥教鞭，像将军一样下命令，“都到窗口来看雪吧！”　　教室里立刻沸腾了，特别是不靠窗户的学生，呼啦啦的往窗户涌，几个男生干脆踩着桌凳奔过来。小小的脑袋拥挤着小小的手，拥挤在每一个窗台上，看着窗外大片大片的雪花飘下来，融化在玻璃上。　　小学生哪里懂得雪？他们只知道凑热闹，真是热闹，人也热闹，雪也热闹。　　数学老师笑嘻嘻的在教室门口看了一会儿，走了。　　五六分钟之后，下一堂课还没开始，语文老师突然进来了。　　“你们都嘲（案：胶东方言）啦！下雪有什么好看的？！统统都给我回到座位上去！”　　尖厉的女声像极了她的锥子脸，可惜，90年代女性的审美不是锥子脸，而是温润饱满的福相，猛犸座位靠窗，一听风声不好立刻滚回座位，像穿山甲躲避蛇精一样躲避着这个蛇精病。可惜，那些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来看雪的同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的根本没听见，有些来不及回去，语文老师的教鞭已经不轻不重的抽到了他们的身上，啪啪作响。“不好好坐在位子上预习下一堂课，谁叫你们过去的！”　　小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数学老师！”　　语文老师嚎了一嘴，“谁说了算！谁是班主任！”　　整个世界安静了。3、　　猛犸和张雯玮并不是在谈恋爱，他们是同桌。　　在小学，同桌的关系更像是夫妻：稳定、琐碎、这头吵架那头合，时而为一件小事互相厮打，转过脸又一起捉弄前排的同学，最重要的是，就像老夫老妻，彼此反而不谈情说爱。　　猛犸和张雯玮的关系稳定而且牢靠，他俩都没有给任何人写过情书，也没有替对方传过给其他人的纸条。他们的同（夫）桌（妻）生活并不乏味，充满着各种小小乐趣。比如做眼保健操时，互相从指缝里看对方，要是四目相对就吃吃地笑；他们课桌的三八线曲折不平，而且都在对方的地盘里划出殖民地，还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他俩源自教科书的历史观念里，“条约”就是“不平等条约”，就像没有“总统”只有“蒋总统”，没有“主席”只有“猫主席”一样；他们每个早上都密切观察对方的书包是否塞了水果或小点心，然后在保护自己粮草的同时，趁一切机会把对方的食物偷出来吃掉。但最开心的事情，是他俩把课本立起来，两只小脑袋躲在书后面像小鸡一样说小话，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声音悉悉索索的。　　猛犸和张雯玮上三年级后才同桌，如今，他们的同桌生涯已经过了七月之痒。是三年级二班感情最好的同桌。　　张雯玮的妈妈是医生，所以她常常会把很多医院里的东西带到学校。有一次，张雯玮给猛犸带来一个打点滴的胶皮管子，针头拔掉了。猛犸如获至宝，拿回家和小伙伴做成了水枪，能装两升的水，水袋挂在身上，就跟子弹带似的。打水枪的时候，别人的打两枪就没了，只有猛犸的水多，力道大，射的远，把好几个男孩浑身都射湿了，还剩下好多水，最后都被猛犸躲在墙后偷偷射到了几个女孩的衣服和脖子上。　　除了这个，张雯玮还拿过医用镊子、夹子、牙齿，不过这些东西猛犸不稀罕。张雯玮也不稀罕，她稀罕的是削铅笔的刀子，既不是自动转笔刀，也不是普通的文具小刀，而是她妈给他的手术刀，很短，没有柄，中间有镂空，刀刃锋利无比。　　躲在书后面说小话的时候，张雯玮不止一次对猛犸说起她妈给病人开刀的故事。并不血腥，恰恰相反，手术刀游走于表皮、真皮和肌肉之间的毫厘缝隙，刀锋犹如战士，在毛细血管和神经脉络的密林中时而徐徐穿梭，时而突击猛进。在疼痛与麻木之间，最终将坏死或赘余的人体组织从母体上清爽切割，却不流一滴鲜血。每次张雯玮讲这些，表情就像她母亲一样冷峻专注面无表情。每讲完一次，猛犸都会对手术刀产生一份敬意，天长日久，他眼中的这把小小刀片，已经堪比晚上电视台播放的武侠片《蝉翼传奇》中那把著名的蝉翼刀了，没错，猛犸长大后，仍然记得这首歌：“有人学一式，有人凭半招以为自己不得了、不得了江湖浪呀三尺高，强出头简直开玩笑狭路剑出鞘，相逢就拔刀恩恩怨怨何时了天涯行呀别骄傲，一山还有一山高。劝君放亮眼睛仔细瞧，多少行家为它眼皮跳薄如蝉翼一把刀，薄如蝉翼一把刀是千锤百鍊来打造。若非修行高，莫玩这把刀走火入魔救不了、救不了蝉翼刀呀蝉翼刀，仁者才配挂身腰。”　　可是张雯玮不允许猛犸玩她的蝉翼刀，她可以替猛犸用蝉翼刀削铅笔，但就是不允许他亲自用。张雯玮说，“等毕业的时候，我送你一把。但现在这把，不！许！动！”表情一如既往，冰冷死板不清澈。　　猛犸心里很不高兴。4、　　雪停好几天了，天很冷，雪未化。　　又是星期一，前一天，很多人都在家打雪仗，猛犸也是。早上一来，大家就挤眉弄眼说课间里继续打。猛犸也是情绪高涨，虽然昨天打了一天，胳膊都疼了。这时候，张雯玮也来了，刚坐下来，她就从书包里拿出本书，说，“你看你看，这是什么？”　　猛犸拿来一瞧，原来是她妈妈的医学课本，老早之前，张雯玮就在说小话的时候，给他炫耀过这本书，说里面有各种人体骨架，骷髅的眼洞又深又黑，吓死个人，还有一些器官的彩图，看上去带劲的很。张雯玮曾细腻的描述过彩图上的生殖器如何如何管线精确，褶皱清晰。猛犸每次听她讲，都觉得十分异样，怂恿她偷出来。这次总算如愿，他抢过书，才发现厚厚的书大部分都是密密的汉字，只有前边有十来页彩图，顿时觉得好没意思，“原来图这么少啊，画的也没啥稀奇，不好看，我哥哥的生物课本印的比这清楚多了。”　　张雯玮听了，非常生气，面无表情的撇了一下嘴。　　课间，男孩子们果然嗷嗷地冲出去打雪仗，威武生猛的。猛犸两臂伸平做飞机状，口中呜呜然，踩着下课铃声就往操场上跑，一到教学楼门口，先用手攥了几个雪球，正要嚎叫着冲进人群，忽然，一种隐隐的不安和恐惧感袭击了他。他猛地站住，面露深沉，然后把雪球全部扔进花坛，灰溜溜地回了教室。　　这种恐惧感猛犸非常熟悉，因为今天是星期一。5、　　每个星期一的最后一堂课是班会。　　班会，是修罗道场，阎王爷打坐在课桌上，手执钢鞭，加减乘除，赏罚臧否小红花；　　班会，是整风运动，主席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学们就互相揭发，彼此报复，翻云覆雨手。　　猛犸相信，在整个第二共和国的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小学的每一个班级，不管是什么性别和性格的班主任，都会在班会上整风。没错，班会是宣言书，班会是宣传队，班会是播种机，是第二共和国与生俱来的优良传统，是少年先锋队战无不胜的法宝。班会上，同学之间互相揭发、互相指责，在幼小的年纪，他们就通晓了什么叫引蛇出洞，什么叫打击报复，什么叫卖友求荣。当然，小学生们的动机，并不像成年人那样深谋远虑，勾心斗角，划分敌友，清除异己，而仅仅是恐惧。因为恐惧，才会本能的自保，为了免于罚站而主动揭发朋友，为了免于训斥而主动承认错误。多年之后，猛犸在和他爸苏三喝酒的时候告诉父亲：孩童的这种心路，反而更贴近整风的本质，那就是基于恐惧而丧失伦理。　　下午，起风了，天际线阴霾惨淡，松树上的雪渣冰渣夹带着松针被大风吹到教室窗户上，噼啪作响。　　“不是个好兆头。”猛犸暗暗心想。张雯玮从早上以来就对他爱答不理的，上自然课时，他拽过书来想和张雯玮说小话，结果张雯玮就跟没听见似的。　　“你今天是不是有病啊！”猛犸恨恨地说。　　张雯玮连瞧都没瞧他一眼。6、　　四十分钟的班会，猛犸度日如年。　　班主任进来的时候就虎着脸，对，就像江青，猛犸一看她那张脸就开始害怕，慢慢瘫软，希望能融化在课桌上，不被任何人看见，可这就像在洁白的纸上隐藏一大块墨迹一样徒劳。班主任首先在教室里走了一圈，不言不语，教室里鸦雀无声，猛犸听到有人生生把咳嗽咽回去的声音。　　她又转了第二圈，猛犸听到有人生生把跳出来的心脏安回胸膛的声音。　　她又转了第三圈，猛犸听到有女生生生把来临的潮汐堵回去的声音。　　突然，班主任快步走上讲台，把手里的书重重摔在讲台上，“这几天你们都太滋儿（案：胶东方言）了是不是！也不翻翻日历，还有几天就期末考试了？玩玩玩！光知道玩！”　　“开始了。”剧烈的恐惧开始在猛犸的身体里弥漫，寒气从脚下升起，从头顶上冒出。纪律委员首先奉旨揭发上周的“坏人坏事”，被揪出来的大都是男生。这很正常，男生总比女生的把柄多得多。纪律委员是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声音琅琅清亮：“陈键锋上美术课回头说老师裤子没拉拉链”“曹亚楠多次替女生写家庭作业还给女生发糖吃”“张亮和刘珣珣放学不走路队，为了争《头领战士》里的六面兽是好人还是坏人打架”“李明洲给人取外号，把张亮叫张浪，把张波叫胀包，把高伟叫高丸……”　　“行啦！不用再说啦！”班主任及时喝住，“以后你们都给我记住！课堂纪律无小事！校园纪律无小事！路队纪律无小事！”　　每一个被点名的人，都像一个在猛犸身边爆炸的炸弹，让他一边庆幸躲过劫难一边心惊肉跳。这个时候往往最恐怖，就像暴风骤雨来临前的阴云密布，你知道更大的恐怖总会到来，但却不知道何时会来。　　正想着，一声炸雷在猛犸头顶炸响，“你！你！你！你！站起来，你们几个，今天上午是不是在校园里打雪仗了？！”　　听到“打雪仗”三个字，猛犸的心猛地一抽，又随即放松，他庆幸今天上午在教学楼门口及时抽身，所以，这肯定说的不是他。想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甚至带着嘴角的一丝笑意，大着胆子抬头，想看看被揪出来的都有谁。　　这一看正好与班主任四目相对，“对，还有你！一到课间就打雪仗！给我站起来！还有脸给我笑！再笑我把你嘴撕烂了！”　　猛犸懵了，喃喃辩白说，“老师，我……我没打雪仗。”　　“你再说你没打？上午我从办公室窗户里亲眼看见你在花坛那边打雪仗！”　　“老师，我真真没打，我本来想打，后来我不想打了，就把雪都扔在花坛了。”　　“那我问你！你手攥雪了吗？”　　“攥了。”　　“攥了就给我站着！”　　猛犸无语，他环顾四周，只有他和上午打雪仗的几个同学垂头丧气地站着。此时，班会也终于进行到最恐怖的环节，同学们开始自由揭发、公开举报。各种孩童眼里的陈芝麻烂谷子的大事儿都被揭了出来。在这个少先队员占到80%的班里，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告密者，不仅那些看上去心如止水温柔娴淑的女生会娇滴滴地举报你，就算是昨天还和你并肩偷人家内裤把皮筋儿抽出来做一弹弓打别人家玻璃的战友，今天很可能就会在巨大的恐惧下首先出卖你。　　在班主任面前，每个人都是彼此的投名状。　　惊魂未定的猛犸快速的在脑海里检索行迹、考订交游，并迅速得出答案：上一周，他表现很好，应该没有什么劣迹！他的心咚咚跳着，祈祷着平安，估量着放学的时间，默默的读秒，希望迅速熬完这段时间，只要不被揪到讲台上示众，只要不被班主任留下，这次班会就算挺过去了。猛犸最极致的恐惧，就是这些事情被爸妈知道，挨批罚站太平常了，没有人会传话给爸妈，但倘若到讲台前面示众，或者被老师留住放学不让走，那爸妈很快就会知道，回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正祈祷着，猛犸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像一把温柔的刀子割进他的心脏。是张雯玮，她带着冰冷不清澈的表情说，“猛犸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好几次都不闭眼，眼珠子黑乎乎咕噜噜的看我，还笑。”说完就坐下了。　　面对这样杀人一千自损一千的猪头，班主任老师并没有一丝笑容，她要的是结果，而不是智商。于是她表扬了张雯玮，然后厉声对猛犸说，“怎么什么坏事儿都有你！出去！到讲台上站着去！”猛犸轻车熟路的站起来，溜到讲台，并作出一幅苦大仇深的表情。　　“你什么表情？不服是不是？把双手举起来！对，举高点！再高点！好，我告诉你，我不让你放下，你不许给我放下，听见没有！”　　有一个少年在讲台上向所有人投降，教室里竟然有了一丝快活的空气，多年之后，猛犸在《孔乙己》里读到了这种感觉。那一刻，他才知道什么叫做悲伤。7、　　不过，此时此刻的猛犸尚不能体味这种情感，他知道一切都完蛋了，所有的期待都落了空，所有的隐藏都无济于事，但他反而心下释然。就像流窜的逃犯，在被捉到的一瞬间突然岁月静好起来。既然已经揪出了他，班主任就会马上转向另一个目标，暂时把他抛诸脑后，甚至整堂课都不再折磨他。他只要站着，听话的站着，举起双手，就可以浮想联翩、心骛八极、神游万仞。　　这是诗人般的遗世独立，猛犸感觉自己融化在黑板的黑色里，融化在讲桌的橙色里，融化在地板的灰色里，融化在天花板的白色里。他的眼神游离而自由，空虚而轻盈，像滑过冬季冰冷空气里春天的蜜蜂，慢慢的落在张雯玮的文具盒上。　　那里面，有一把手术刀。　　有一把蝉翼一般的、中间镂空的、刀刃锋利的手术刀。　　这是一把在人体面前战无不胜的名刀、神刀。是他与张雯玮江湖仇杀的源头，他为了报复她，故意说她带来的书不好看，而她为了报复他，就举报了他。他们的情份真的到此为止了么？或许真的像有些人说的，同（夫）桌（妻）本是同林鸟？　　然而刀何罪之有？　　空气慢慢粘稠起来，在这粘稠、扭曲、光怪陆离的空气里，猛犸打开文具盒，轻轻的取出这把刀。他走到班主任的身后，他踩着凳子站在班主任的身后，双手正好可以轻轻抱住班主任的头。他手法娴熟，将刀片从班主任的脑门细细的割了进去，刀刃向后，慢慢割过她的头皮。对的，要有力道，就像剥刺猬的皮，就能一次把带着拉直头发的整张头皮割下来，然后迅速回刀，从耳朵启程，顺着脖颈，绕开淋巴结就像绕开充实的草垛，沿着动脉、气管、食管组成的复杂水域，刀锋欢快的顺流而下，切下前胸饱满的谷仓，猛犸听到红血球和脂肪颗粒哗啦啦散落在地板上的清脆声音，他头上渗出了汗滴，但执刀的手依然充实有力，刀被抬起，又轻盈的刺破喉咙，划开表皮、真皮、肌肉，刀刃余勇可贾绝不停息，渐次切开复杂精致的胸腔、腹腔、盆腔，血淹没了教室，血从地板倒淌到墙壁、窗户和天花板上，猛犸换手拿刀，依次割下心脏、肺叶、肝脏、脾脏、肾脏、子宫，依次将它们放置在讲桌上，又取过教鞭，将小肠和大肠缠在上面，就像一个巨大的肉色的弹簧，猛犸再次拿起刀，细心的从肋骨、胸骨上剔下红色、温暖、咸腥、似乎还跳动着的精肉，他厌恶脂肪和肥肉，于是把躯体上的瘦肉悉数剔下，在讲桌上堆成一座诱人的小山，猛犸站在了讲台上，以讲桌为案板，将这些肉一份为二，一半细细的切成臊子，一半薄薄的切成肉片，他的刀工犹如神助，好到每一刀下去，都是细成丝线的一条，或薄到透明的一片，每下一次刀，他的内心就涌动一次，以至于他说不清这样细腻的刀工究竟是因为爱意还是浓浓的恨，等到所有的肉被切好，他又拿出心脏，在左右心房和心室上各自开了口，将切好的臊子结实的塞进心脏里，他又拿出子宫，用切好的肉片将子宫一层层铺满，他重新站到已经成为骨架的躯体面前，把心脏放在骨架的左手，把子宫放在骨架的右手，把最初切下的不带一丝血迹的头皮放在头颅的嘴里，用牙齿咬合，猛犸站定在骨架前，像欣赏手持权杖扶着盾牌的雅典娜，他心满意足，笑容依稀，正想转身离开，忽然想到了什么，于是他再次拿起刀，小心的卸下了耻骨和蝶骨，他把耻骨种在窗台上的花盆里，覆盖上厚厚的肉片，他拿起蝶骨，打开北风呼啸的窗户，大风卷着冰渣冲进了三年级二班的教室，猛犸跳上窗台，把蝶骨向天空一扔，蝶骨立刻变成了原来的几百倍大并悬停在空中，猛犸跳上蝶骨，消失的无影无踪。　　　　　　　　　　　　　　　　　　　　　　　　　　（完）　　谨以此文，作为前不久读完的王小妮短篇小说集《1966》读后感。　　感谢糖人筷小妹，在解剖蛔虫的百忙之中，为我培训了解剖人体的相关知识并发来相关资料。 转自danyboy http://www.douban.com/note/337885508/

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基层的背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年份。《1966年》，作家、诗人王小妮写的发生在1966年的故事书。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第一阶段的运动也随之开始，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后来，历史承认了这个词汇：十年浩劫。国家的灾难。大人物的灾难。小人物呢？连小人物都不是的最基层群众的命运如何呢？出生于1974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但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印记。后来，通过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知道了阴谋、杀戮、狂热、盲目……每每想起，就是革命歌曲、红宝书、破四旧、戴高帽……但这一切，都是一种渐行渐远的昨夜旧梦，不刻意地想起，就会淡化消失。或许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或者是离基层遥远，感觉不到太多的阵痛。而《1966年》则不然，一下子拉我“穿越”到历史的时光隧道，伴随最基层群众去触摸历史的沧桑，洗涤灵魂的深处。阅读《1966年》的感觉，就像一个即将睡着的老诗人，在你耳边絮叨着故乡的陈年往事，波澜不惊。应该有很多的大起大落，波折坎坷啊。但是，没有。11个故事，11个人物，普通又普遍的故事，普通又平凡的人物，普通普遍平凡得甚至连名字都不给（是老诗人记不住，还是作者的吝啬？），怎么称呼呢？全是代指：“父亲” 、“被反锁在家里的小男孩”、 “南方姑娘”、 “从乡下来城里看电影的姑娘”、 “挖白菜窖的医生” 、“麻袋厂的女工”、“烧锅炉的年轻人”、 “更倌” 、 “卖小人书的”、 “收破烂的老人”……这些人，在1966年，走进人群里再也看不到，找不见。但是，他们在1966年的悲欢离合里，卑微、善良、清贫、忍耐。把小小的身子、梦想和命运塞进1966年里，要么选择一如既往的忍耐，要么选择前途未卜的逃离，要么选择遥遥无期的逆袭。活着，活下去。活出真正的人间故事和流年冷暖，坚韧且有张力。在《火车头》这篇文章中，偌大的房子里，剩下孤苦伶仃的小男孩：父亲被抓，后来在临时囚室中含冤死去，哥哥去革命串联……他拿着仅有的五块钱，买了彩色粉笔，画出了美轮美奂、逼真精致的火车头，骑在火车头上的是个少年，“举着拳头，穿夏天的衣裳，脸上在笑，很骄傲的样子。”小男孩说：那是我哥，威风凛凛。为什么把灾难给了小小的孩子？那么凄凉，那么悲伤。在《普希金在锅炉里》这篇文章中，12岁的女孩学习烧锅炉，因为父亲身份地位的逆转，优越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即使这样，在少女的内心里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小小暖意”，“她对帮她家烧锅炉的年轻人萌发了几分带感激的朦胧情愫。 ”有一天，无意从年轻人的书包里翻出了“手抄本”——普希金诗集，梦幻轰然倒塌。在1966年，为什么红皮的《毛泽东语录》每个人都必须倒背如流？为什么优秀的《普希金诗集》只能在锅炉里付之一炬？革谁的命？怎样革命？……其实，一切都平平淡淡，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作者王小妮不评一句，不置一词，就像一个即将睡着的老诗人，平淡舒缓地讲着，云淡风轻，从容含蓄，故事简单而蕴藏的情感深远。作家刘瑜说：“王小妮的文字轻得象雪花，故事却重得象岩石。”王小妮的丈夫、诗人徐敬亚说：“她有一种本领：使用平静而平凡的词语，却把话说得极刁狠，极尖利，极多岔路！”神来之笔，极致之言。王小妮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1966年的模样，已经有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准备了解，或者当它是一桩沉年旧事，感觉这一页早翻过去了。”其实，1966年，应该是一把利刃，插入所有人的心里。经历过的要记住1966年，没经历过的也要记住1966年，为了历史不再重演，为了悲剧不再发生，为了生命不再卑微，为了人性不再龌龊。《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基层的背影。

小人物的1966

1966年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讲绝对是值得深刻记录的一年，历史是书写王侯将相这些少数人的，而王小妮的《1966》却把镜头对准了芸芸大众中，书写了普通人在这一年遇到的事情，通过工人、农民、医生、中学生、小学生、收废品的等等小人物的遭遇，映衬了整个时代大背景。每个人都是受惊的小兽，时时刻刻惴惴不安、如坐针毡，所有的人都患上了焦虑症、妄想症等心理病。故事短小精悍，却让人身临其境，跟随一个个主人公回到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

从细微处观历史巨变

提到1966年，恐怕在年轻一代的人中绝大多数不知道这个年份的特殊意义何在。然而一旦说到“文化大革命”，哪怕是最后一批90后，即便不是熟知其始末却也深知“文革十年”是恐怖的。1966年，正是文革的开始。从那一年开始政治空气空前左倾，个人崇拜的制造达到了高潮，空气中时时弥漫着恐慌的气息，人们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会降临自家，不知道平静的生活什么时候会被一阵敲门声打破。在读《1966年》之前，我刚读完一本惊悚小说《生存游戏》。两者相比较，我倒更愿意用“惊悚”二字来形容《1966年》，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心里充满了那种危险随时随地就会降临，而且一旦降临就避无可避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无力感。王小妮的文字云淡风轻，笔调舒缓。她不夸张不渲染，不写文革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从细处着笔，写底层小人物的境况。这些人物甚至连名字也不为人知晓，只以“烧锅炉的青年”、“老太婆”、“工人”、“男教师”、“卖盐的姑娘”等代表其职业或是年龄的代号出现在文中。这些人有的只是虚惊一场，有的却终究难逃厄运。作者犹如一个称职的史官行走在历史的罅隙中一字一句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却也不错过任何细微的画面。而恰恰是这些不带感情色彩的淡漠文字，却写尽了那个冬日的人情冷暖、小人物的命运沉浮。这些散碎的片段一次又一次的敲击着读者的心，使读者不得不时时为那片段中小人物命运捏一把汗。想起那句对王小妮的评价——使用平凡而平静的词语，却把话说得极刁痕，极尖利，极多岔路！真是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本书装帧也很恰到好处，封面如浓墨浸染般的底色上一块暗红跃然其上，如同一片墨色的海洋上孤零零的漂浮着一叶扁舟，海面看似平静，而浓稠暗沉的墨绿却暗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在那个即将到来的风雨飘摇的年代，已经倾斜的白色括号是否能护得住舟中之人的周全？十一个小故事配有十一幅插图，全是王小妮自己创作，稚嫩的铅笔线条勾勒出每个故事中一个普通场景，而每一幅画上均有一块似锅底灰喷涂过的墨迹，让人莫名的感到一阵压抑紧张。王小妮在前言中说“1966年的模样，已经有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准备了解，或者当它是一桩沉年旧事，感觉这一页早翻过去了”，诚然可能90后、00后并不大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几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可是在老一辈的心目中文革却是烙下了深深印痕的，那战战兢兢的十年哪里是说淡忘就能淡忘的呢，在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的时候，偶尔坐在躺椅上打盹儿的时候也还会叹息一声：那些年，难啊。

绝望年代里的众生百态

很多很多年后，当沧桑的老者谈及往事时，往往或激情飞扬地指点江山，仿佛当年历史的车轮正是循着他的判断一步步走到自己眼前；或以受害者自居，从欲语泪先流、欲说还休到痛陈家史；极少数者将往事赋于红尘烟雨，只将自己视为历史的旁观者，娓娓道来辽远悠长。旧时风物旧时人在他们的讲述中被切换为旧年旧岁旧时事，成为亲历，成为口述历史。而与之截然相反，作为写作者，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者，诗人王小妮却借助几乎寡淡的故事情节，用简笔画式的手法将1966年的图景及其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文字勾画了出来。说它简笔，是因书中人物面容皆模糊，不仅无名，只以哥哥、老二、水暖工、年轻人为代号，更几乎没有任何外貌描写。事实上，这种故意隐去了指代的称谓让这些晃动在1966年大背景下的小人物更具有了一般性的意义。暂时未受波及的前资本家惶惶如惊弓之鸟，有军功的医生也因少年时曾读过日本学校而整日不安；普通工人仅因革命“荣升”为干部，曾经的厂长、书记却在一夕间被关入临时牢房，而他们孩子的境遇也随着父母身份的不同判若云泥。从5月16日文革开始，到8月5日炮打司令部，再到8月18日的接见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一只覆雨翻云的大手轻易改写了小人物们的命运，而这些历史书上划时代的日期在诗人的日历中仅仅是新土豆进城了、天凉了、叶子黄了，昭示着其之于老百姓本应有的普通。1966年如其后的9年一样，是压抑、恐怖、残忍同时又荒诞的。大难临头的夫妻成为各自飞的两只同林鸟；为工作奉献一生的干部却含冤而终；当教师夫妻都被带走后，家里仅存的活物只有一笼小鸡。而所幸的是，作者又以其诗人的敏锐为窒息黑暗的世界轻轻拨开一角，透入光明与永恒，使读者得以在绝望中捡拾希望的吉光片羽。在王小妮笔下，年轻的工人冒险给几乎陌生的姑娘带一个可能并无太多帮助的口信；自己亦已岌岌可危的医生却在逼问下保护他已经过世的老师；车老板领回在学校中风光的儿子们，为邻居做着自己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喂养小鸡；年幼的孩子如往昔般为父母晾晒着鞋垫，而即便是在1966年这个大混乱的伊始，这些鞋垫也依然保持着它们固定的位置。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不变的情谊的刻画，甚至是细小的、点滴的刻画，为书写注入极具力量的永恒。在《在烟囱上》一文中，尽管作者对母亲着墨不多，却将忍辱负重的单亲妈妈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为了保护儿子，她只得将他整日锁在家中；而当她得知儿子要去看“陪斗”时，更将他的晚间放风也取消了。我们无从得知这位始终戴着男士帽子，以掩盖自己被剃了光头的母亲是否是在担心儿子看到的是自己被批斗的场面，却能读懂母亲的苦心，她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儿子安全、照顾他身体的同时，依然在努力教导他做一个善良的人。这位母亲冒着风险保护亡夫留下的杏树，亡夫留下的邮票和亡夫留下的儿子，乱世中，她对亲人的爱始终未曾改变，而直到文章的结尾，读者方才得知她那比小业主更为敏感的身份。而在那个当年的名字便昭示着不太平的年月里，在那个怀疑大多数人便是危险的的年月里，她的身份已是她的家庭不可承受之重。《1966年》由11篇内容独立，却内核相连的中短篇小说组成，通过强大的表象描绘与深入的心理剖析，使读者在画境中直抵文心，身临其境地感知1966年的真实。而重描绘，轻情节的叙事，又决定了《1966年》这部小说的本质其实还是作者最擅长的诗。作者王小妮生在长春长在长春，熟悉长春的读者不难发现，其实它就是《1966年》的背景城市，那座北方小城。而在诗歌中嵌入的长春方言不仅丝毫不落俗，且读来又尤为亲切，因为这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诗，就如它所写的，是普通人的事。

那年，那一场大风雪

十一个故事，平淡却又有些窒息。大多数时候，我都会避免去读那一段历史，我鸵鸟的不想了解那份不曾经历的无谓的苦难，害怕太大的愚昧及伤悲感染我。我也有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发生在1966年，但却真实的烙印在那段历史里。我没有王小妮讲的好，却也想把它写在这里，因为它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厂里鲜少有人知道他和她是夫妻。她20岁进入工厂做流水线上的女工，而他是工序上下一个环节的小组长，听闻她的手艺可比他的要好许多。然后他们相识相恋，她的家人对他也是喜欢的不得了，觉得他正派、有气度，随后他们成婚。她家本是富贵，一把战火却把房梁烧塌，一切化为灰烬。他们成婚后，过日子也谈不上宽裕，哪怕他慢慢的步上青云，也是不贪不捞，但对身边的人总是能帮就帮，攒下不少人缘。无奈历史的车轮终于翻滚到了这一年，厂里派系的斗争火一般烧到他的身上。开职工大会，他被人压在椅子上要求承认错误，此时的他已是厂里的党支部书记，而她则是众多参与大会的职工之一。人家都说一对夫妻都是配好的，互补的。年轻时候，他的脾气不太好，倒不是大声吼叫，颇有种不怒自威的严肃在，板着脸的时候很不好说话，而她则多是温顺不爱说话，不论工作、家事都是实干型的典范。在那场职工大会上，她站到了椅子上，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也幸而知道她和台上那人是夫妻的不多，渐渐的一声、两声、三声，响应的人也越来越多，终于那些压住他的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如今四个轮回过去，他已离开，她才和我讲起那个时候的故事。我从未想过，这样浪漫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过，缘我只见过他们苍老后吵吵闹闹也算快乐的日子，并不曾遇见1966年。我不曾遇见他们的苦难，亦无法置身于他们的浪漫。我喜欢王小妮若即若离的笔触，她写两个姑娘进城，就是两个姑娘进城，故事就是干干净净的故事，两个女孩子一起去城里看电影，然而一夕之间的变故，回家的时候只剩下戳头颈的短发。作者在讲这一支的时候，又讲到了卖胭粉姑娘的爸爸，他是个书记。那一天晚上，卖胭粉的姑娘回家，没有见到他做书记的爸爸。而这一天之后卖盐的姑娘和卖胭粉的姑娘，两人的命运也许从此走向另一个方向。王小妮疏离但又紧密，故事里的人仿佛她捏出的泥人，个个儿都安排好了，他们都有自己的身份和立场，他们的命运都在那一天，和从前不一样。搜集铜像的叔叔、把语录全部背下的结巴、失去普希金的年轻锅炉工......细细品味，各个都耐人寻味，可以思考的太多太多。故事很紧、作者自己却站的很远，留下许多思考空间。谈论信任、阶级、愚昧、恐惧，作者想告诉我们的很多，看不见的手仿佛指点出许多值得思考玩味的明暗空间。天和地怎么可能，穿越敏感的人们而交谈？人类才是寒冷的父亲，才有驱散它的能力。那一年的苦难终究是过去了，天空降下来的最大的悲伤也会被寒冷的父亲融化。也许这正是因为王小妮诗人的身份，在短小的篇幅间，就能将普通的人与物提升到人类生活的普遍境遇，且在读的时候，也丝毫没有任何束缚感。过去我不愿正视那段历史，然而任何的悲伤苦难都已告一段落。那份沉重自是我应当背负的，无数普通人一同经历过的。那一年，那一场大风雪，千万个雪片拥挤着降落，这世界，再没有办法藏身了。

1966，我们早已遗忘它了

我是70后，因而1966年对于我来说充其量就是一个年份的代码，而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但是它对于某些经历了那个年代的轰轰烈烈又完完整整地走过来的人来说，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王小妮是那些人中的一个，虽然她那时候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虽然她没有像哥哥姐姐一样去北京串联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但是她亲眼目睹了1966曾经带给自己以及身边人不同寻常的影响，也深深地记下了1966带给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谋求生存的各种人的种种改变。短篇小说集《1966》定格了1966年，也定格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份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与生命故事。那些故事的主人公有根红苗正的革命小将，有岌岌可危的臭老九，有懵懵懂懂的学生、父母亲、孩子……普通而卑微的人们，走在时代的洪流中甚至根本留不下一丝一毫的印记，但是恰恰就是这些普通人真真切切的感受和普通人的儿女情长才更有生命力与感染力，才更加贴近于生命本真。正如王小妮所期颐的那样：这些故事富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或者说王小妮赋予了这些故事以穿越时空的力量，它引领读者一下子回溯到1966那个特殊的年份，回到许多人甚至是历史记忆的空白处，虽然在那个年代，我还没有出生，但他们的故事里有同时代人们原滋原味的生活，他们的经历也让我清晰地洞见了青年时代被某种主义所主宰的因无知而无畏的父亲、母亲以及同时代人们的生命经历，并深刻感受到“在这么冷的冬夜里，父亲又能回到家，见到家人，这使他很感动，他坐下来妥协棉鞋和棉袜子，四个孩子抢走了它们，每人拿一样，鞋袜都贴在温暖的暖气片上，它们每到冬天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居然一年都没变”带给我那种突兀到无可抑制的感情潮汐……虽然短篇中那么多男人女人，那么多大人孩子，他们清晰或模糊的面容，令我一时分不清哪一个是风华正茂的父亲母亲，哪一个是年少懵懂的我和弟弟，但是那些零星的记忆，那些卑微的幸福还是填满我的心。甚至某一刻，我的眼前还浮现起小时候冬天的夜晚，父、母亲下班回到家时我和弟弟都嬉笑相迎的情景回放。1966，是中国人民集体失忆的开始，也是历史记忆的空白处，王小妮恰是这段历史的记录者，她的作品尽是普通人的生活，她的作品也尽是教科书和亲历者都不曾告诉我们的史实。王小妮和她的《1966》带我完成了一次真真切切的历史回望。尽管1966，我们早已遗忘它了，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和我们的时代似乎对曾经的过往也不再回望，但是我们能忘记偶然回望带给自己的触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