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章节试读

《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的笔记-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1） - 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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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 周佛海（上）
在下早年習法，畢業後轉行做了專門採訪法律的新聞記者，前前後後，從地院、高院、跑到最高法院，也自普通法庭跑到軍事法庭，甚至於跑到了審判日本戰犯的特別法庭。這一路下來，既目擊過市井小偷的哭號喊冤，也得見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中將的受刑就死，更從旁檢視陸軍上將、前臺灣軍政長官陳儀的刑後遺體。此外，在下也曾敘述了戰後國家大審大號漢奸的始末。
可是，在這一連串的聽審、觀刑的經歷中，最讓我終身難忘的，還得數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南京首都高院舉行的那次「盛況空前而詭譎多變」的審判。也許有人會問，法官審案，慎重莊嚴，法庭又何必像劇場般講究場面！旁聽者又怎會動了感情？而在下更做啥要搬出「盛況」、「多變」這一類的套語來加以狀述？
不滿時局反為周鼓掌
答案異常簡單，只緣受審被告是汪偽政權多有作為、事實上的頭號漢奸周佛海，而庭內庭外數以萬計的聽眾也多是周某當年治下的百姓。表面上，他們是來聽審，內心裡，許多人竟然是趕來替他捧場。說得更正確一點，他們是藉為周某歡呼捧場之舉，來表現出對於勝利還都的重慶客的極端不滿！
說來也是慚愧，當年在下初出校門，一心但存褒忠貶奸之義，一看見這種反常場面，不覺額汗心驚。當晚寫稿，原也考慮到遵從新聞自由的西洋理想，一五一十據實報導。可是，一想起忠奸不兩立的傳統春秋大義，在所撰洋洋灑灑，鋪陳見聞的五、六千言新聞中，便一面倒地傾向檢察官和審判長義正辭嚴的控訴，至於周逆的「慷慨」陳詞，則一概斥為狡辯，聽眾的喝采，更是全然不予採納。六十多年後的今天，再想起當年舊事，總覺得那天的報導多存偏頗，也不算完全。可是，如果我當年據實直書，登不上報還好，很可能提早三十年便被炒魷魚啦！
說來刑事法學大家趙琛先生一直視我為忘年之交，多年來每當我採訪大案，陷入了迷津，總不忘拉我一把，拯我於難。可是，六十多年之後，我仍然要直率地說上一句：當年他身任南京首都高等法院院長，負責審訊周佛海之際，只因高估政府威信和自己問案技巧，也低估了周某辯論長才和聽眾對國府的不滿情緒，無意間竟做了幾乎讓自己下不來臺的如下布置。
原來，趙院長鑒於周某在汪偽組織中位置僅次於汪（精衛）、陳（公博），而權勢卻「有逾於陳且幾與汪等」的事實，深知那次審判必成歷史一頁，乃不惜大肆鋪張，先安排了三堂會審場面，讓自己與刑事一、二兩庭庭長金世鼎、葛之覃一道親自登庭，且在大成殿改設法庭加多旁聽席之餘，更在朝天宮內外兩處廣場，安裝新式大型擴音器，使庭外院外群眾也能清楚聽到懲奸判逆的審判實況。
寫到這裡，為使眾家讀者明瞭當年審判進行，在下覺得實有將首都高院整個環境約略介紹必要。事緣專為審奸而設的首都高院成立較晚，當事者在南京城內東尋西覓之際，好久找不出一個適當院址，最後好不容易才訪到一度貯藏故宮國寶的西城朝天宮。這組一樣設有宮牆、照壁、兩廡和大成殿的偉大建築，原先祀奉的是至聖先師孔子，因此，一些記述便把它誤作建在城南秦淮河畔風月勝地的夫子廟。
這所朝天宮前鄰白下路、右傍水西門。建制略同於一般孔廟：在正面一大兩小三門之前，有一處背靠高大照壁、兩邊分以角門為界的廣場；一進大門，正面遠遠對著屋高廳廣的大成殿，而大殿、兩廡與正門間，則圍著一處面積猶較門前廣場為大的庭院。
那天，趙院長先叫總務人員把大成殿清理一空，再將至聖牌位隱在龕幕之後，由此而改設了一間可容更多旁聽席次的巨型法庭；同時，在大殿階前及正門門首，臨時架上了一系列的擴音設備。在他的想像中，如果法庭坐滿，階前庭院和兩廡走廊，還可任人站著旁聽，設使聽眾來得更多，大門前的廣場也可資容納更多的聽眾。情勢果然被他料中，這天，法庭內固然早就擠得滿坑滿谷，漸漸的，走廊上、庭院中，以至廣場之內，也相繼站滿了人。根據法警室估計，這天的聽眾若非逾萬，至少也接近一萬之眾。
唯一出乎意外的是，這近萬聽眾並不是專程前來聽座上的他審案。而是一心趕到替階下囚徒的周某捧場，每當趙院長用他的浙東官話問話時，群眾一無反應，而在周某以普通話慨言他的下海為奸，原是為了留下來照顧陷身水深火熱中的百姓時，好多好多的群眾竟不禁為之鼓掌歡呼！這樣，趙院長所設的擴音器，便成了周佛海的傳聲筒！

《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的笔记-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2） - 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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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 周佛海（上）
與汪合流的低調抗戰
記得那天的審訊是上午九時半開始，可是九時之前，當我持記者旁聽證進入法庭時，發現記者席早為他人全部占領；而庭內亦無我容身之地。所幸其時在下年輕體壯，兼與法警們平時便套上交情，在他們大力協助之下，始得在人牆中鑽隙尋縫之餘，爬到公案下覓得一塊只堪容膝之所，局促地縮著身子坐在那裡聽審。因此，法官們自廳後升庭之事，固然只能得自聽聞，而被告在一群法警簇擁下押解到庭之際，我也只能從人縫中依稀得見他綢袍飄飄的高大身影！
據知，趙院長兼審判長與被告周某民初都在日本留學，返國後，兩人分道揚鑣，前者在擔任訓政時期立法委員之際，迭在各大學教授刑法，所著刑法總則、分則兩書且成為大學標準教本；後者則一直在政壇打滾，從共產黨創黨元勳，先投入蔣氏門下的CC派，再轉入汪（精衛）公館，最後更慫恿汪某投敵作奸。以是，兩人既可說是同學，又能算是同僚，彼此不僅相識，抑且頗有交情，可是這天在公堂相見，一人高踞公案審問，另一人卻俯首庭下受訊。
儘管是素識，戴上墨鏡、表情肅穆的趙審判長依然謹遵問案傳統，先問被告姓名年籍住所，之後在詢問周某簡歷之餘，順便問了一句：「你反叛祖國，參與汪偽組織，有人說你是想當部長？」周某抓住這個話題，頗為機靈地答以：「審判長是知道的，我部長早做夠了，民國十八年我就做了中央民眾訓練部長，民國二十七年我又代理了中央宣傳部長，我並不希望為了想做部長而參加南京政府。」
寫到這裡，不妨把周某在蔣、汪之間搖擺經過，略加敘述，也把周怎樣把汪拖下水去組織偽府原委交代清楚。事實上，周當年與汪合組偽府，先後擔任黨、政要職，綜攬財金、外交、軍事、特工大權，位子確實在一般部長之上。早在一九二五年底，脫離中共未久的周某對其時猶在高喊「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汪精衛自然不滿，並曾聯絡原中山大學三十多位右派人士，在他起草的反汪反共宣言上一一簽署，然後刊諸上海各報。汪某對此大感氣憤，乃藉機面告周的一位朋友，說是「周佛海真拆爛汙，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卻攻擊起共產黨來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噬，真不是東西」！言罷，意猶未盡地還向周的那位朋友提出勸告：「你們以後，切不要同這種人一起做事。」
此後不足兩年，周自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掌權的武漢逃脫之後，也以牙還牙，依樣畫葫蘆地對汪某回敬一番，指出「汪精衛真拆爛汙，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卻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外國去便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末了，再仿汪口氣，加上一句：「我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
不料言猶在耳，蔣、汪復在一二八淞滬戰後再度合作，而汪更出任樞機所在百僚之上的行政院院長，周處其下，「共事」起來，深覺不是滋味。還是比較厚道的蔣氏看出周的尷尬處境，把他叫去，告以「汪先生過去被你罵過，現在我們要和他長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談話，求釋前嫌，並好好同他聯繫」。
蔣氏為周解圍未久，汪即因在南京被刺，藉療治為名下臺出國。及西安事變發生，汪在海外聞訊，一見有機可乘，乃自歐洲乘船趕返。不料汪猶在途中，事變即在中共從中穿插協調下解決，蔣氏也同意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當汪所乘郵輪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抵達香港，蔣氏即派周某代表遠道相迎。
此時，素以「日本通」自居的周早在南京糾集部分恐日人士，組成了胡適戲稱的「低調俱樂部」（指的是抗戰低調對日和平的主張）。說來，全球的留學生都有個通病，不論在那國留學，便自然對那國心存愛慕，甚至於敬畏，周某中學、大學都在日本攻讀，遂將日本視為天朝上國，一直以為「中國人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擬」。他認為他的留日前輩蔣氏也該看清這點，只緣全國各地持久全面抗日的調子唱得很高，蔣氏為有效領導全國，只好把調子拉得更高，以是在西安事變之後，才不得不屈從各方意見，放棄原先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被迫走上抗戰之路！
在一九三二年淞滬戰事之後，周某即斥資在南京西流灣八號修建了一幢花園洋房，當時他預感中日之間必有巨變，乃在花壇之下，建造了一處頗為寬大堅固的地下防空室。及七七事變起，一些達官顯宦以周寓有此安全設備，乃相率前往躲避空襲警報。客人中，武官包括顧祝同、熊式輝、朱紹良與李名揚，而文士則有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與大名鼎鼎的胡適之，至於其時負責對日外交的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更是每日必到。
這些當日在周寓躲警報的文武，同患恐日之病，就其病徵而論，也只有主人周某說得最為清楚，他說：
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戰爭。
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適足燒身，前途是未可樂觀的。
因為蔣先生原本想以更高調子壓服反對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
周某不僅認為別有用心之士逼著蔣氏抗日，而且認定「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他當時身為蔣氏親信幕僚，自然企圖以此「低調」向蔣氏進言，可是蔣氏凜於民族大義，認為抗戰一起，退後一步便無生路，自然不聽這種低調。而當日西流灣防空室內聚談諸人，也各自分散，胡適與顧、熊、朱等將官，追隨蔣氏堅決轉向長期抗戰之途，高、陶一度失足，從事對日和談；但一見日汪密約條件太苛，乃迷途知返，回到抗敵陣營，只周、梅之徒一見無法說動蔣氏，乃轉而說動在國民黨內失意的汪精衛，相率自重慶潛逃出境，與日寇談判組織偽府去了！

《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的笔记-冤魂纏身，首惡難逃——丁默邨 - 冤魂纏身，首惡難逃——丁默邨

65年前初夏一日，我剛從南京朝天宮首都高等法院聽審丁默邨案歸去，法院一位熟人便急著打電話到報社，但言院內出了大事，要我馬上趕往。
一到朝天宮，疾步拾級而登，只見設在門首的法警室亂成一片。平常由於我天天造訪，與法警們稱兄道弟混得熟透，偶爾他們還會主動提供我一些新聞線索，可是這天的情況卻是大異於昔，法警們忙進忙出，總想避開我。
經驗告訴我，問題多半出在法警室，在那裡我恐怕得不到什麼新聞。於是我穿越庭院，一閃身走進了書記官室，找到了那位打電話的朋友，他呶呶嘴，示意要我出門，轉到空寂無人的大成殿改裝的大審判廳，才悄悄告訴我這個機密—這天中午大特務丁默邨審畢還押之際，法警室大意只派了一名法警押送。從朝天宮到老虎橋監獄平常不過是二十幾分鐘路程，可是這天過了好久好久，獄方卻依然沒見到丁某和押送法警兩人的蹤影。
如果是平常人犯也就罷了，偏偏丁某卻是身歷「三朝」的大特務頭子，打從早年充任中共「交通」情報人員開始，中經國府軍統局的處長，直到出長汪偽特務機構為止，先後詭計多端，殺人如麻。而今久久不知去向，很可能在幹掉押送法警之餘，重返地下去了。
誰知就在法院上下緊張忙亂，彼此埋怨，不知如何應付之際，老虎橋那邊卻傳來令人難以置信消息—丁某在那名法警押送下終於回到監獄。只不過較之預定時間遲了六個小時！
原來那天獄方把丁某押到法院之後，以為又像往日，審訊將會拖長一天，因此把囚車開了回去，準備到傍晚再來接人。不料當天法院開的只是調查庭，問到中午便已結束，法警室主管在大門外不見囚車，便不經意地只派名法警押送，一直到下午三點還不見那名法警回來，方才著急。後來查問，才知那名押送法警在法院門外，只僱了兩輛黃包車，便與丁某一前一後坐車上路，途中，在丁的哄騙下，更徇情陪同丁某回家，讓丁與妻室家人見面，直打天黑前才又押送人犯返獄。
這番話自然是半真半假，事實上，那名法警定然得了丁某不少好處，才讓人犯回家並留上5個鐘頭。說不定，法警室的人還脫不了縱容，甚至協助嫌疑。
這是條十分聳人聽聞的大消息，在當時，恐怕只有「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納粹黨衛隊頭子）單人押送，安返巢鴨（東京羈押二戰甲級戰犯的監獄）」的假設性新聞堪與一比。同事們認為如能標上「縱法縱人，大特務還押返家」的大標題，再配以「丁默邨幸得魚水重歡，纏綿繾綣」的副題，一定會轟動全國。可是，時局已日趨緊張，報社在各方連連請託之下，無心大張旗鼓加強處理，在下也就平鋪直敘寫了條不長不短的新聞，讓編輯先生們做了個「全二而不加框」、重視但不太顯著地處理了事。
想不到別的報一字不刊，這消息竟成《中央日報》專有！第二天我循例再往法院採訪，在法警室意外遭受一陣指桑罵槐的諷誚，特別是那名警長還摸槍擦彈加以威脅。言談中，他們一逕說平日如何供我新聞、給我方便，但到了急要時我卻出賣朋友，讓那個押送法警遭受開革處分。
我明知他們不敢動我毫毛，坐在室內原圖加以解釋，幸在此時，那位讀過幾天書的副警長卻挺身而出，說是這位記者先生已經很夠朋友了，如果他把這條消息大加渲染，你我準定吃不了兜著走。再說，一向神通廣大的丁大特務「可逃不走」，更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他遠走天涯，不僅法警室從上到下悉數坐牢，恐怕高院院長和老虎橋的典獄長都脫不了關係。這番話說得有條有理，把他的同事們一個個弄得啞口無言，連那名「磨刀霍霍」的警長，也趕過來與我拉手，抱歉著說，一切只是源於一場誤會。

《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的笔记-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3） - 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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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大審漢奸，萬人空巷 周佛海（上）
隻手造就汪精衛政府
說來，當時「屈居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雖然是叛國投敵、組織偽府的大頭領，而被他勉強拉下水的左右手之一陳公博，雖亦坐上第二把交椅，但說汪投敵，實際主持對日賣國交涉的是周，而在偽府中實際掌權的也是周。
事實上，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汪精衛赴日就醫之前，在其交代後事的「倚枕手書」中，原先也打算把偽政權直接交給真正掌權的周佛海，後來，大概想到陳公博跟隨他太久，與另一不肯投敵的顧孟餘一直被人稱為汪門股肱，才在寫好的遺書中把陳的名字勾了上去。
這一遺書是這樣寫的：
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餘日，不能起床，盟邦東條首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痊，現將公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早痊癒，以慰遠念。兆銘。
從手書原件的影印本中，大家可以清楚看出汪某原寫的是「……現將公務交由佛海公博代理……」但寫好後卻改變主意，在原件兩人名字上勾了一下。即將「公博」勾了上去，把「佛海」勾了下來，這樣，在汪赴日治病及死在東瀛之後，汪偽國府主席之職才由陳公博代理，最高國防會議、中央政治委員會議及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也才由陳主持；而偽行政院、全國經濟委員會業務，則由周負責，從這一文件的臨時改動看，汪在病革之際，對周某期待確曾較之自家親信的陳某為高。事實上，早在汪某籌組偽府之際，也已將人事決定大權全部交給了周。關於這點，在周某親筆書寫的日記中可以完全看得出來。先是，他在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寫道：
八時半，與（梅）思平商擬各院部院長、部長人選，因擬行決定。因與思平戲言，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矣。
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又再次傲然提及大權在握之事：
九時半赴國民政府，參加阿部（信行）大使及日本國民使節慶祝國府還都典禮。此次政府事實上係余一手所造成，暗中頗引以自豪。
周既以一手「造成」偽府，並以能決定偽府院長、部長級人事自豪，對首都高院審訊中趙審判長所做「你反叛祖國、參與汪偽組織，有人說你是想當部長」之言，自然覺得是一大「冒犯」。因此，才在法庭上當面機靈地頂了回去，而且頗為自傲地說「我部長早做夠了」！究其意，他之投敵叛國，目的絕對不是再幹小小部長，而是要大權獨攬，決定部長甚至院長的人事。
因此戰後朝野一致認為，周某在汪精衛生前，雖然只是偽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奸，而在汪某病死在日本之後，事實上更已超越陳公博而成為大權在握的偽府首惡！可是由於他能見風轉舵，在主子日寇敗象初露之際，即暗中與重慶搭上線，且在國府還都之前助守京、滬，建了大功。因此戰後群奸紛紛受審伏法之餘，他才能拖到勝利之後一年有餘方才受審，而受審之日，更有那上萬群眾為他捧場。
同樣的，由於這個人機靈善變，與各方關係太不簡單，此後也才有高院判死、最高法院覆判死刑，且在他一再上訴、抗告、乞緩執行、一一遭遇各級法院駁回之餘，最後才迫得蔣氏宣布減刑，免了他的死罪。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後他仍心臟病發。在一陣慘呼號叫之後，口鼻流血，死於老虎橋監獄之中。

《一九四九國府垮臺前夕》的笔记-第259页 - 第廿二章

舉一個讓人不解的例，央報新招的一位名叫程淑英的非常優秀的編輯，頭一天還榮獲一枚亮晶的勝利勳章，第二天，卻又需參加一次為求改發政府文憑令人痛感恥辱的甄別考試！原因是：智勇俱全的她在“偽校”受業之際，曾因參與抗日地下活動而遭受日人苦刑，但留在陷區，讀的卻是“偽”校！大家又都知道，中共領袖人物自江ZM、喬S、吳XQ、錢QC以次，當年也曾在“偽校”讀書，經甄試轉入復員後公私大學之後，又多秘密加入共黨，在京滬一帶發動學潮。至今在下還不明白他們之所以如此，內心裏有否承受屈辱後的潛在反彈！之前，江ZM自己便曾公開承認他當年與喬S在滬參加“反饑餓”學潮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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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