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家伦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3-9
ISBN:9787100098540
作者:罗久芳
页数:303页
内容概要
罗久芳，1934年生于南京，长于重庆。1948年出国，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念完高中，1955年悉尼大学文科毕业。同年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主修近代史。1956年获硕士学位，1958年获博士候选人资格。曾任密歇根大学中文系助教，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研究助理。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整理乃父遗稿、文物，协助出版《罗家伦先生文存》的工作。1977-1979年任职美国州立西雅图中央社区学院，讲授英语及中国历史课程。主要著述有：回忆录《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以及整理校订毛彦文自传《往事》等。其他研究文字散见于多种报章杂志。
作者简介
他与傅斯年等人共同创办的《新潮》杂志，使之成为当时继《新青年》后倡导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他起草了“五四宣言”，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改组旧清华，为现代化的清华大学发展奠定了方向；
他亦是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十年“重建”，遂使中大有“民国最高学府”之称谓；
他是罗家伦。
在这部由罗家伦的女儿用真情实感编写的亲情回忆录里，作者用丰富的材料全面地展现了罗家伦不平凡的一生：北大学生生活、组织学生运动、留学欧美、收获爱情、实践教育、从政报国，其间交织着爱情和亲情，以及那一代人的教育理想，和中国富强之梦。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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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下列几种：第一，是前次新华门事件的连续。第二，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第三，是大家受了蔡孑民的影响，一变从前羡慕官僚的心理而为鄙视官僚军阀的心理，并且大家有一种以气节相标榜的态度，有意去撄官僚军阀之锋。第四，是正当巴黎和会的时候，感觉到中国受人支配和帝国主义国家协以谋我的痛苦。正是那一年的三四月里，朝鲜发生徒手革命，也给大家以深刻刺激（当时我到北大图书馆里面去看报注意到大家都在抢着关于记载朝鲜徒手革命的报纸看）。第五，因为受欧战以后各国革命潮流的激荡（特别是当时蔡孑民所提倡所谓德国是军国主义，战败是应当的，并且当时国际联盟的论调甚高，北大也常常有这一类的讲演）。以上是这个事件的原因，至于这件事体具体的酿成，都完全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在四月里，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的消息纷纷传来，北大学生开了一个会，并且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个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三百元左右，于是用四个干事的姓名，共同负责，存在学生银行里面。到五月一、二号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可以减轻。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号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我们九点钟由清华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当时我们还在埋怨许德珩，说是我们说好在五月七日发动，而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可是埋怨尽管埋怨，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叫我连带签了字，把前存学生银行的三百元拿出来买竹布，费了一夜工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所以当时大家疑心“五四”运动以为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以北大穷学生临时有这许多钱去做旗子呢？其实这个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代表当夜分途至各学校接洽，约定了在第二天一点钟在天安门会齐。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的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到下午一点钟，大家便齐集在天安门了。我们三个所谓总代表，因为预备各种文件，一直到一点十分才到天安门，当时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已经先我们而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哪一个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走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挡住了。只有我和江绍原两个人进去到使馆内去找美国公使。那一天芮恩施到西山去了，由他的参赞出来见我们，他对于我们很表示同情，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并且说，由他去和使馆界的警察交涉，让他放我们通过，我们从美国公使馆出来以后，又到了别的几个使馆，告诉他，我们示威的意思。回转身来到美使馆去问美参赞，同使馆界警察交涉允许我们通过的结果怎样，他说，使馆界的警察是答应可以的，但是刚才警察总监有电话来，说是不可以让学生们通过，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办。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大家更是愤怒，当我们报告交涉经过的时候，大家便要求我们硬挤进去，后来想硬撞不成事体，反而给别的国家以不好的印象，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掉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到门口便大骂国贼，最初拿旗子向屋顶丢去，后来打破了一个短墙的窗子，大家便爬进去，首先进去的人，据我眼睛所看见的，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大家看他们进去了，于是接上爬进去的几十个人，把大门打开，而曹宅的院子里还站着许多警察，因为学生向他们极力宣传，所以他们已没有什么抵抗。适巧那一天曹汝霖同章宗祥、陆宗舆和一个日本资本家在那里商议事情，他们以为有着警察保护是不要紧的，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怎样逃走，我们却不知道，听说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面逃走的，是否确实，却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群众便把他们围起来了。不久一个北大的校工进来，他说自己是认识章宗祥的，并且说这就是章宗祥，于是大家便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于是这个日本人和曹家的用人，便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面，这个日本人也去了，于是群众中忽然有人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便去找章宗祥，在他后门杂货店中找着了，当时这个日本人还掩护着他，群众们便用杂货店中鸡蛋来丢这个日本人，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的女儿的房子里许多香水，都一捶一捶的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向迩。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至于放火的举动，乃是高等师范的学生开始的，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叫军警捉人。那时候，傅孟真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的，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我们还是从前门出来的，当时街上的救火队和水夫，已经拥挤不堪，很难通行。在曹宅里面还没有出来的，还有几十个人，于是便当场被捕。我从赵家楼出来以后，便向北大东斋（即第一宿舍）去，当时自己实在疲倦极了，从五点钟睡到六点钟，六点钟以后，重新振刷精神开始活动。当时派定了多少代表，向各家学校联络，预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自大清早起，一律罢课。那天晚上适派我到各报馆去解释这件事体，等到十几家重要报馆都跑空以后，时候已经是半夜三点多钟了，所以那一晚便没有睡，第二天早上，果然全北京专门以上的学校，一律罢课，并且各校代表齐集北大一院第三十六课堂开会。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也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当时各学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学，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面的人，在“五四”那天，曾经开了一个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段锡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学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所以大家都当他有几分迂气，哪知道被选举出来以后，他处理事务非常灵敏，运用群众，大有特长，于是段锡朋的名气陡然间闻于全北京。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到了五月六日那一天，他们接洽好了，听说吴炳湘竭力奔走，要求各校校长于五月七日命令全体学生复课，以此为条件，可以赦放在捕的学生。徐世昌也有这样主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的罢课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更容易出事。我们全体罢课的决议，乃是五月五日通过的，五月六日的晚上十点多钟，蔡孑民及汤尔和（医专校长）以及其他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到北大的校长室里面，把我们找去，说是现在同吴炳湘已经有这样一种了解，只要明天全体复课，他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当时去见这几位校长的，有我及方豪（俶新）等四五个人，他们都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当时章宗祥还没有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我便问他们几位校长说：“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样办？”他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于是我以为既然如此，我们明天复课好了。但是我这句话说出来，许多人便反对，以为我们答应下来乃是越权，许多同去的人，也是反对我意见的。我说：“现在为减少被难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于是当夜我们分成五队，去通知全体同学，明天复课。除每个宿舍派一队外，其他两队，是负责通知宿舍附近公寓里面的同学的。大家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钟，同学们完全睡着了，一个一个房间敲起门来，把睡熟的人叫醒了，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还不相信，还要费许多心血去解释，解释不明白的时候，还要受大家的责骂。半夜醒转过来的人，相对讲话，口中臭气是最令人受不了的。这可以说是我在那一晚上特别记得深刻的一种感觉。幸而能得大多数同学之了解，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还有最低限度的信任，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学亦先后复课了，到了十点钟，全部被捕同学从警察所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乱离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当时章宗祥的病还没有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惟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等到被捕的全放出来了，章宗祥也被打了，曹汝霖的房子也被烧了，照常理说，这件事情可以告一个段落，但是当时有两种情形，是决不能使这件事告一个段落的。一件是山东问题还没有了结，而且一天比一天的失败下去；一件便是蔡孑民先生于五月七日学生出狱以后，便当夜出京，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跑了。跑的时候，他留下一封信，就是那最出名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这封信的头两句话如此）这封信出来，许多人很费推测，于是大家去询问国文教授，请他们去查这个典故的来源。因为这些国文教授见大家纷纷请教，当时也得意了一下。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的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经过这次事变以后，北京大学遂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为铲除外交上的障碍，政府方面，也很想对于北京的学生界下一番毒手，这个情形，学生界也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北京方面，学生运动已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于是便遣派代表到上海去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一批南下的就是段锡朋、陈剑翛、许德珩、黄日葵、祁大鹏（中国大学）、瞿世英（燕京大学）等，他们到了上海以后，就联合上海及各省学生代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到了五月底，各处的布置已经有点头绪了，于是我们在北京接到段锡朋的密电，说是可以相机发难。到六月三日的那一天，于全北京的学生里面，挑了五百多人，分队出发演讲，那一天被捕的有一百多人。第二天，继续派人出去演讲，大家都带好了毯子在身上，是预备被捕的。当天被捕的大概有四百多人，第三天，被捕的达九百人之多，监狱关不下去，于是把北大的第三院改为临时拘留所，外面用密密层层的刺刀和机关枪守着，如临大敌一般。到了六月四日，我们想把恐怖的新闻电打出去，我就带了四十几块钱去打电报，哪知道我一出去，侦探便跟着我，于是跑到日本邮局去拿一本丸善株式会社寄来的书。侦探在前面守着，哪知道那个日本邮局有一个后门，我就从后门走了。结果，居然被我把那个电报拍到上海去，上海方面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全体学生便出发，除分散传单外，并向各家店铺，要求他们罢市，甚至于要求不遂，向商店老板面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罢市了，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而天津方面，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的前面，用一只碗向自己脑壳一打，表示他要求的决绝，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也罢市了。因此，这个北京学生与政府正在短兵相接的时候，学生方面，正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忽而得到了这种有力的声援，一刹那间，个个悲欢交集、哀痛淋漓，而声势遂大振。当时上海、天津方面所提出要求政府的条件，第一，就是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就是罢免卖国贼曹、陆、章，第三，就是不签《巴黎和约》。而三个条件之中，以释放学生为先决条件，所以五号那天晚上，北大三院方面军警的帐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去了，当时拘禁在里面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还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门里面的，他们请他们出来，而却不肯，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至于罢免曹、陆、章的命令也随着下来，以由学生运动扩大成的民众运动，使内阁局部改组，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一件可以诧异的事情了。不过山东问题还没有拒绝签字，北京教育界还有受摧残的危险，这两件事是大家最不安心的。到七月和约要签字的时候，北京大学联合各校学生又会在新华门一次，在新华门门口，睡了两天两夜。同时巴黎方面的学生同华侨，也就闻风兴起，逼迫中国专使，不许他签字，拒约运动，因为内外夹攻，所以终能实现原来的主张，而为后来华盛顿会议留下一个争回山东的余地。至于北京各大学被摧残的问题，也是使大家寝不安枕的。政府的目的，是要逼走蔡孑民先生，所以他们要胡仁源来买通一批投考的学生，来占据北大学生会，硬把学生会的图章抢去，以学生会的名义，欢迎胡仁源到校。同时教育部方面，胡仁源已预备好上任的汽车，谁知此谋不密，被北大学生会中人知道了，当时便召集紧急会议，每一个人发一个特别符号，集合在第三院，时三院的被买及投考学生，正议“夺帅印”的事，还没有完结，哪知这边去了两三百个人，一个个的把他们擒住了，并且带了纱麻绳把他们捆将起来，便在法科大礼堂设立公案，举出了五个审判官，来审判这些人的罪状，他们也陆续的把被买经过供将出来，大家又逼他们写悔过书，写了悔过书还要他们在悔过书上盖手印，再拍了一个相，然后把他们放了。这幕滑稽，遂因此终了，而他们抢北大的计划因而失败，但是他们却继续进行向法庭控诉北大学生会的职员，以为私设法庭和逼迫人行使无义务之行为（这条法律怕是永久没有人用过的）。于是法庭拿了学生会里面二十余人下狱，其中有孟寿椿、鲁士毅等，在打官司的时候，学生会要我去做代表，我几乎天天晚上要和律师刘崇祐接洽。许多上诉状都是我写的，这场官司打完了，我倒因此得到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知识。这一幕取成都的戏没有唱成功，而胡仁源也知道北大不容易占据，他们的野心，亦因此而减少一点，那时候蔡孑民先生派蒋梦麟先生到北大来，以总务长的资格，做他私人的代表。到双十节左右，学生会派我到杭州去接蔡先生回校，蔡先生遂慨然答应回来。在蔡先生到校时候，刚巧是双十节，各学生便捐了一批钱，教员也捐了一些钱，共几百块钱去买了几万个馒头，上面盖着红戳子是“劳工神圣”四个字及其他成语，在那天便分发于北京各平民，由北大学生去发，这真是面包运动，也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当时北大的学生，生活是很苦的，一间房子中住着七八个人，最小的房子才只住三个人，说起饭来，包饭只有四块五毛办一月，两块钱是现洋，两块五是中交票（当时中国交通银行的票一块只合四毛），所以吃一月的饭只合三块钱，当时学生在吃饭时候，除了五个菜以后，每人还分两个馒头，大家抢着吃，吃饭是先打锣的，故有“锣声动地，碗底朝天”之谣，这是北大生活的一点回忆，是附带记载于此的。“五四”运动到了这个地方，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到了那年年底，因为要逼迫政府取消军事协议，学生和政府又起了一个大冲突，这个冲突，使北京大学的第一院和第三院又重重的被围，当时政府有命令通缉我和方豪等几个人，我当时住在嵩祝寺八号，到吃饭的时候，忽而来了八个马队，把我前门围住了，我从后门走到黄振玉（现在南京中央饭店的经理）的家里，由他家里带了一副黑眼镜和一顶风帽，逃到北大一院，因为他们正派我做代表，叫我和张国焘（现在共产党的领袖）一同去，在傍晚时分，我便由一院后门逃出，经过铁狮子胡同，想到永定门上车（只有普通快车是在永定门停的），哪知道到了永定门，车已开了，于是跑到李光宇家里坐了半夜，半夜时候，又到永定门去上车，车又开了，于是我只得和张国焘坐待城门开门，当时很怕守城的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因为城门上有自鸣钟，纵有鸡鸣狗盗也一律不济事的，我们等他开城门，总是不开，到城门开了，火车又走了，于是我们两个人只得直接沿着火车轨道走去，到了丰台，登车南下。南下过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北京来。这段故事虽然是我自己的经验，写在此地，也算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吧！自此以后，学生运动也就衰落下去了，衰落下去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的原因，据我观察：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第二，做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时候，负责的大家都是用功的学生，静则思动，所以他们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到后来动久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第三，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的精神，不是为着出风头来做这些运动的。因为最初几个人声名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快捷方式，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法，于是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第四，政治力量的参入。“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动。到了后来，各种政治的成分都参加进去了，所以往往起内部的破裂，于是学生行动也就不能一致。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有人以为他的成绩，是拒绝《巴黎和约》的签字，为后来收回山东之余地，更有人以为曹、陆、章之罢免，也是一种未曾有之胜利，这都是皮相之谈而已。“五四”运动真正的影响，第一是青年参加国是运动的开始，唤起了全国青年对于国家问题的意识。第二是把青年运动扩大成为民众运动，造成了民众的许多组织。第三是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势力，因为必要经过了“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国语文学之势力才能普及于青年及一般民众身上去。从整顿北京大学，改革课程内容，唤起青年对于自身人格的重视以至于产生文学革命和所谓新文化运动，对于社会的制度、固有的权威加以理性的批评和大胆的攻击，再至于产生“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一般青年和民众直接参与国家问题和社会运动的开始，这一个大波澜虽然是种种时代的动量促成功的，但是当时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是一切动力的发动机，是将来写这个时代历史的人不能不注意到的。——二十年八月廿六日晚上整理毕于北太平洋舟中 （本文记录1931年）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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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是个重要的人物。但书仅仅由罗本人的几篇文章，其夫人几篇文章，罗仙逝后他人写的纪念文章和作者的一些事情描述组成，只能说一般。跟书的定价严重不匹配。 -
中央大学迁校的一段过往，任命为清华大学的一段故事，都能看出一个人的教育理想，这正是现在大学缺失的。 -
罗家伦夫人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