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近代史
出版日期:2015-10-1
ISBN:9787509777593
作者:罗志田,徐秀丽,李德英 主编
页数:472页
内容概要
罗志田，男，1952年生，著名历史学家。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后曾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过一年。1987年留学美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获历史系研究生最佳论文奖。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1994年至2003年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杰出教授，2003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是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徐秀丽，笔名从余、徐衡等，浙江诸暨人，1962年8月31日生。1987年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3月来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评聘为副研究员。任《近代史研究》编审、副主编、主编。曾在浙江省诸暨县城关中学、浙江省诸暨县委党校任教，任该校副校长，全国妇联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任职从1988.3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1995年晋升副研究员，2000年晋升编审职务研究方向及成就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涉猎近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
书籍目录
“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
——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 王汎森
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
社会 罗志田
亦土亦流：一个边陲小邑的晚清困局 赵世瑜
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 杨天宏
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
——20世纪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 王笛
“中山虫”：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棡的政治观感 冯筱才
城隍神与近代温州地方政治
——以1949年黄式苏当城隍为讨论中心 罗士杰
移风易俗与地方秩序
——从《出山草谱》透视循吏汤肇熙的治理理念和实践 李世众
延续与渐变：近代冀中乡村的农业生产及其动力 李金铮
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1838—1901）
——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 刘永华
一个垄断商人群体的机缘与形成
——基于咸丰至光绪时期《巴县档案》的研究 周琳
Locality and Opportunity in the Minsheng Industrial Company:
Lu Zuofu,1925-1937 Anne Reinhardt
存天下于一方：卢作孚的人生格局与济世道路 王果
从新津劫案看辛亥鼎革前后的基层社会秩序 李德英 张杨
“以小见大”：民国前期地方自治思潮中的一种思路 梁心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彻底消失的关头
——近百年中国乡村改造的个案启示 陈廷湘
“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学术研讨会”
综述 杨宏 张杨
作者简介
本书为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14年10月联合举办的第四期“中国近代史论坛”的成果结集，以“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为主题，探讨了中国近代的时局变动与士绅感应、国家治理与地方应对、民间组织与地方秩序、小农经济与农村发展，以及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地方逻辑和农村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充分展示了地方近代史研究的前沿成果，推进了该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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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国民党瑞安县党部成立，下属城区、东区、西区、北区及阁巷等5个区分部，有党员45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占据如组织部、农民部等重要位置。“四一二”之后，随着“清党”的进行，派系斗争加剧，党部人员不断改组更替，但激进青年仍占多数，“抑制资本”“打倒封建”的“革命宗旨”均相似。④这也是为什么在张棡的笔下，“党部”一直是他口诛笔伐的对象，并没有因为“清共”而对国民党有好感。”党部“不法”及行为“过激”，在张棡看来，最让人不满的还在于减租问题。当时瑞安党部大力推动农民减租、抗租，成立农会，以与乡绅业主们对抗。张棡认为这是“党部少年中赤化之毒”，他翻阅《中山丛书》，发现“阿谀孙氏者，不问其论之是否如何，奉之若金科玉律，而所行党政，又多与孙氏所言矛盾，何怪其愈行而愈乱乎?”当张棡看到章行严在《甲寅周刊》上撰文，指武昌党部所主张之“共产共妻、废孔”等，一切“非法行为”与孙氏三民主义相去万里时，他花了四天时间研读《孙中山三民主义讲演集》，以期找到党义与他眼中的实践相矛盾的地方。〔90〕当读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等章节，他曾认为“恳挚通达”，为“切理餍心之谈”。〔91〕张棡似乎试图将“盲从革命者”与三民主义信徒区分开来，当然，内心则期待国民党不走过激路线，在文化及社会各方面，举措能稍平和。张棡读到“民生主义”时，将共产党与孙中山切割开来，认为孙之同情“共产主义”，是指将来之事，若民权发达，贵贱平等，国家富强，则可以共享一切幸福，故是“共产在将来，非共产在现在也”，但“乃今之共产党，一味煽苏俄毒焰，占夺人产，侵凌利权”，与孙中山之主张相距万里。对于国民党要人，张棡在日记中讥讽有加，骂得比较多的是曾在科场上比他要成功得多的蔡元培。他曾引前绍兴警察处长薛轶尘的话，称蔡元培家极贫，以一“老先生”而竟“锐意求新”，“提倡白话，男女同校，败坏学风”皆其罪。〔94〕张棡骂蔡元培:“从前不过赖数篇八股敷衍孔子语气，始得骗一举人，骗一进士，其从前长北京大学，提倡白话，非特儒界中所不堪道，即孙中山在九泉，亦不料党中有此不伦不类之狂谈，南京政府中如长容此人，吾窃为民国前途痛哭矣”。〔95〕他认为乱局中“武人不足责”，质问蔡元培这些“读书人”，“平日所读者何书?所奉者何教?”斥其为“千古未有之大罪人”。〔96〕张之恨蔡，不仅以其为所谓“名教叛逆”，更由于其所提倡者，瓦解了张棡这些传统基层士人的地方权威。“1930年2月，瑞安当地士绅郭弼联合一百余名地方士绅呈文国民政府，称浙江省政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在当地引起极大纠纷，要求政府解决。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要求浙江省政府查办。①1934年3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根据温州警备司令姚琮的密报，指平阳县各农会“迭被呈控，滥收叛徒匪类，广结团体，收费造乱”，下令将温属各县农会一律解散，另派农运人员加以训练再行改组，“以维农村而绝乱源”，并要求凡凭藉农会“作恶”之人，一律指名拿办。〔107〕向姚琮举报的就是平阳的地方士绅。7月，蒋介石复代电浙江省政府及省党部，下令禁止党部与农会干涉业佃间争执，取缔不合法农会。〔108〕这说明地方士绅的不满已反映至高层，甚至通过种种游说，有效地影响到最高层领袖的决定。不过，暂时取消农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张棡这些人眼里的国民党的“苛政”，是当时南京政府在军费年年攀升的情形下剥夺民间财富的办法，并非单纯党部“作乱”。为了避免国税无着，或地方秩序紊乱，蒋介石也只能以取缔农会来抚慰地方士绅，禁止党部介入业佃纠纷，甚至取消部分附加杂捐。。。” -
“1927年2月国民党瑞安县党部成立，下属城区、东区、西区、北区及阁巷等5个区分部，有党员45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占据如组织部、农民部等重要位置。“四一二”之后，随着“清党”的进行，派系斗争加剧，党部人员不断改组更替，但激进青年仍占多数，“抑制资本”“打倒封建”的“革命宗旨”均相似。④这也是为什么在张棡的笔下，“党部”一直是他口诛笔伐的对象，并没有因为“清共”而对国民党有好感。”党部“不法”及行为“过激”，在张棡看来，最让人不满的还在于减租问题。当时瑞安党部大力推动农民减租、抗租，成立农会，以与乡绅业主们对抗。张棡认为这是“党部少年中赤化之毒”，他翻阅《中山丛书》，发现“阿谀孙氏者，不问其论之是否如何，奉之若金科玉律，而所行党政，又多与孙氏所言矛盾，何怪其愈行而愈乱乎?”当张棡看到章行严在《甲寅周刊》上撰文，指武昌党部所主张之“共产共妻、废孔”等，一切“非法行为”与孙氏三民主义相去万里时，他花了四天时间研读《孙中山三民主义讲演集》，以期找到党义与他眼中的实践相矛盾的地方。〔90〕当读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等章节，他曾认为“恳挚通达”，为“切理餍心之谈”。〔91〕张棡似乎试图将“盲从革命者”与三民主义信徒区分开来，当然，内心则期待国民党不走过激路线，在文化及社会各方面，举措能稍平和。张棡读到“民生主义”时，将共产党与孙中山切割开来，认为孙之同情“共产主义”，是指将来之事，若民权发达，贵贱平等，国家富强，则可以共享一切幸福，故是“共产在将来，非共产在现在也”，但“乃今之共产党，一味煽苏俄毒焰，占夺人产，侵凌利权”，与孙中山之主张相距万里。对于国民党要人，张棡在日记中讥讽有加，骂得比较多的是曾在科场上比他要成功得多的蔡元培。他曾引前绍兴警察处长薛轶尘的话，称蔡元培家极贫，以一“老先生”而竟“锐意求新”，“提倡白话，男女同校，败坏学风”皆其罪。〔94〕张棡骂蔡元培:“从前不过赖数篇八股敷衍孔子语气，始得骗一举人，骗一进士，其从前长北京大学，提倡白话，非特儒界中所不堪道，即孙中山在九泉，亦不料党中有此不伦不类之狂谈，南京政府中如长容此人，吾窃为民国前途痛哭矣”。〔95〕他认为乱局中“武人不足责”，质问蔡元培这些“读书人”，“平日所读者何书?所奉者何教?”斥其为“千古未有之大罪人”。〔96〕张之恨蔡，不仅以其为所谓“名教叛逆”，更由于其所提倡者，瓦解了张棡这些传统基层士人的地方权威。“1930年2月，瑞安当地士绅郭弼联合一百余名地方士绅呈文国民政府，称浙江省政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在当地引起极大纠纷，要求政府解决。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要求浙江省政府查办。①1934年3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根据温州警备司令姚琮的密报，指平阳县各农会“迭被呈控，滥收叛徒匪类，广结团体，收费造乱”，下令将温属各县农会一律解散，另派农运人员加以训练再行改组，“以维农村而绝乱源”，并要求凡凭藉农会“作恶”之人，一律指名拿办。〔107〕向姚琮举报的就是平阳的地方士绅。7月，蒋介石复代电浙江省政府及省党部，下令禁止党部与农会干涉业佃间争执，取缔不合法农会。〔108〕这说明地方士绅的不满已反映至高层，甚至通过种种游说，有效地影响到最高层领袖的决定。不过，暂时取消农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张棡这些人眼里的国民党的“苛政”，是当时南京政府在军费年年攀升的情形下剥夺民间财富的办法，并非单纯党部“作乱”。为了避免国税无着，或地方秩序紊乱，蒋介石也只能以取缔农会来抚慰地方士绅，禁止党部介入业佃纠纷，甚至取消部分附加杂捐。。。”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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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片论文极其到位，一位士绅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在赤化后的党奴统治评价为中山虫，他们运用农民斗争地主，消灭士绅。利用党奴教育愚弄人民，文革不是起始于66年，而是起源于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谓的国民革命时期。从此华夏沦亡，传统毁灭，国党党奴畜生五毛一家 -
论坛去听了 -
重新细读了一遍王汎森先生的文章，真有“一篇读罢头飞雪”式沧海桑田之感！盐溶于水，物去味存，王汎森老师对西方理论的运用已经臻入化境。环视两岸学界，不知道王先生是否有“独孤求败”式的感慨！ -
有几篇文章，关于乡村治理的，非常值得读。 -
会场上我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