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近代史》书评

一点文摘

“1927年2月国民党瑞安县党部成立，下属城区、东区、西区、北区及阁巷等5个区分部，有党员45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占据如组织部、农民部等重要位置。“四一二”之后，随着“清党”的进行，派系斗争加剧，党部人员不断改组更替，但激进青年仍占多数，“抑制资本”“打倒封建”的“革命宗旨”均相似。④这也是为什么在张棡的笔下，“党部”一直是他口诛笔伐的对象，并没有因为“清共”而对国民党有好感。”党部“不法”及行为“过激”，在张棡看来，最让人不满的还在于减租问题。当时瑞安党部大力推动农民减租、抗租，成立农会，以与乡绅业主们对抗。张棡认为这是“党部少年中赤化之毒”，他翻阅《中山丛书》，发现“阿谀孙氏者，不问其论之是否如何，奉之若金科玉律，而所行党政，又多与孙氏所言矛盾，何怪其愈行而愈乱乎?”当张棡看到章行严在《甲寅周刊》上撰文，指武昌党部所主张之“共产共妻、废孔”等，一切“非法行为”与孙氏三民主义相去万里时，他花了四天时间研读《孙中山三民主义讲演集》，以期找到党义与他眼中的实践相矛盾的地方。〔90〕当读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等章节，他曾认为“恳挚通达”，为“切理餍心之谈”。〔91〕张棡似乎试图将“盲从革命者”与三民主义信徒区分开来，当然，内心则期待国民党不走过激路线，在文化及社会各方面，举措能稍平和。张棡读到“民生主义”时，将共产党与孙中山切割开来，认为孙之同情“共产主义”，是指将来之事，若民权发达，贵贱平等，国家富强，则可以共享一切幸福，故是“共产在将来，非共产在现在也”，但“乃今之共产党，一味煽苏俄毒焰，占夺人产，侵凌利权”，与孙中山之主张相距万里。对于国民党要人，张棡在日记中讥讽有加，骂得比较多的是曾在科场上比他要成功得多的蔡元培。他曾引前绍兴警察处长薛轶尘的话，称蔡元培家极贫，以一“老先生”而竟“锐意求新”，“提倡白话，男女同校，败坏学风”皆其罪。〔94〕张棡骂蔡元培:“从前不过赖数篇八股敷衍孔子语气，始得骗一举人，骗一进士，其从前长北京大学，提倡白话，非特儒界中所不堪道，即孙中山在九泉，亦不料党中有此不伦不类之狂谈，南京政府中如长容此人，吾窃为民国前途痛哭矣”。〔95〕他认为乱局中“武人不足责”，质问蔡元培这些“读书人”，“平日所读者何书?所奉者何教?”斥其为“千古未有之大罪人”。〔96〕张之恨蔡，不仅以其为所谓“名教叛逆”，更由于其所提倡者，瓦解了张棡这些传统基层士人的地方权威。“1930年2月，瑞安当地士绅郭弼联合一百余名地方士绅呈文国民政府，称浙江省政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在当地引起极大纠纷，要求政府解决。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要求浙江省政府查办。①1934年3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根据温州警备司令姚琮的密报，指平阳县各农会“迭被呈控，滥收叛徒匪类，广结团体，收费造乱”，下令将温属各县农会一律解散，另派农运人员加以训练再行改组，“以维农村而绝乱源”，并要求凡凭藉农会“作恶”之人，一律指名拿办。〔107〕向姚琮举报的就是平阳的地方士绅。7月，蒋介石复代电浙江省政府及省党部，下令禁止党部与农会干涉业佃间争执，取缔不合法农会。〔108〕这说明地方士绅的不满已反映至高层，甚至通过种种游说，有效地影响到最高层领袖的决定。不过，暂时取消农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张棡这些人眼里的国民党的“苛政”，是当时南京政府在军费年年攀升的情形下剥夺民间财富的办法，并非单纯党部“作乱”。为了避免国税无着，或地方秩序紊乱，蒋介石也只能以取缔农会来抚慰地方士绅，禁止党部介入业佃纠纷，甚至取消部分附加杂捐。。。”

一点文摘

“1927年2月国民党瑞安县党部成立，下属城区、东区、西区、北区及阁巷等5个区分部，有党员45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占据如组织部、农民部等重要位置。“四一二”之后，随着“清党”的进行，派系斗争加剧，党部人员不断改组更替，但激进青年仍占多数，“抑制资本”“打倒封建”的“革命宗旨”均相似。④这也是为什么在张棡的笔下，“党部”一直是他口诛笔伐的对象，并没有因为“清共”而对国民党有好感。”党部“不法”及行为“过激”，在张棡看来，最让人不满的还在于减租问题。当时瑞安党部大力推动农民减租、抗租，成立农会，以与乡绅业主们对抗。张棡认为这是“党部少年中赤化之毒”，他翻阅《中山丛书》，发现“阿谀孙氏者，不问其论之是否如何，奉之若金科玉律，而所行党政，又多与孙氏所言矛盾，何怪其愈行而愈乱乎?”当张棡看到章行严在《甲寅周刊》上撰文，指武昌党部所主张之“共产共妻、废孔”等，一切“非法行为”与孙氏三民主义相去万里时，他花了四天时间研读《孙中山三民主义讲演集》，以期找到党义与他眼中的实践相矛盾的地方。〔90〕当读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等章节，他曾认为“恳挚通达”，为“切理餍心之谈”。〔91〕张棡似乎试图将“盲从革命者”与三民主义信徒区分开来，当然，内心则期待国民党不走过激路线，在文化及社会各方面，举措能稍平和。张棡读到“民生主义”时，将共产党与孙中山切割开来，认为孙之同情“共产主义”，是指将来之事，若民权发达，贵贱平等，国家富强，则可以共享一切幸福，故是“共产在将来，非共产在现在也”，但“乃今之共产党，一味煽苏俄毒焰，占夺人产，侵凌利权”，与孙中山之主张相距万里。对于国民党要人，张棡在日记中讥讽有加，骂得比较多的是曾在科场上比他要成功得多的蔡元培。他曾引前绍兴警察处长薛轶尘的话，称蔡元培家极贫，以一“老先生”而竟“锐意求新”，“提倡白话，男女同校，败坏学风”皆其罪。〔94〕张棡骂蔡元培:“从前不过赖数篇八股敷衍孔子语气，始得骗一举人，骗一进士，其从前长北京大学，提倡白话，非特儒界中所不堪道，即孙中山在九泉，亦不料党中有此不伦不类之狂谈，南京政府中如长容此人，吾窃为民国前途痛哭矣”。〔95〕他认为乱局中“武人不足责”，质问蔡元培这些“读书人”，“平日所读者何书?所奉者何教?”斥其为“千古未有之大罪人”。〔96〕张之恨蔡，不仅以其为所谓“名教叛逆”，更由于其所提倡者，瓦解了张棡这些传统基层士人的地方权威。“1930年2月，瑞安当地士绅郭弼联合一百余名地方士绅呈文国民政府，称浙江省政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在当地引起极大纠纷，要求政府解决。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要求浙江省政府查办。①1934年3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根据温州警备司令姚琮的密报，指平阳县各农会“迭被呈控，滥收叛徒匪类，广结团体，收费造乱”，下令将温属各县农会一律解散，另派农运人员加以训练再行改组，“以维农村而绝乱源”，并要求凡凭藉农会“作恶”之人，一律指名拿办。〔107〕向姚琮举报的就是平阳的地方士绅。7月，蒋介石复代电浙江省政府及省党部，下令禁止党部与农会干涉业佃间争执，取缔不合法农会。〔108〕这说明地方士绅的不满已反映至高层，甚至通过种种游说，有效地影响到最高层领袖的决定。不过，暂时取消农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张棡这些人眼里的国民党的“苛政”，是当时南京政府在军费年年攀升的情形下剥夺民间财富的办法，并非单纯党部“作乱”。为了避免国税无着，或地方秩序紊乱，蒋介石也只能以取缔农会来抚慰地方士绅，禁止党部介入业佃纠纷，甚至取消部分附加杂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