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2
ISBN:9787532848010
作者:张柏春
页数:529页
章节摘录
高教部另为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聘请了两位苏联专家，一位专家是1955年6月上旬到长春的舍列米其也夫，另一位是1955年9月底到长春的巴尔斯基副教授。舍列米其也夫全面指导制造工艺学教研室工作，兼任了机械制造系的顾问工作。巴尔斯基全面指导拖拉机教研室的工作，兼任院长顾问、汽车拖拉机系的顾问、长春文教专家组组长。1957年暑假时，高教部为学院聘请的第三位苏联专家涅菲道夫副教授来到长春，负责筹建汽车维护和修理“专门化”。 巴尔斯基等三位苏联专家在长春工作了两年。巴尔斯基和舍列米其也夫在1957年暑假回国，涅菲道夫在1959年暑假回国。他们把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的模式搬到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指导院、系和教研室的工作，承担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教师培训等方面的工作，指导研究生，对学院建设的影响很大。本书第八章第二节将具体描述这几位专家在长春所做的工作。 1955年秋季，学院开办学制两年的研究生班，主要目的是培养教师。12名研究生中，拖拉机设计专业7名，机械制造工艺专业5名。他们都是经过业务和政治选拔的青年教师或大学生，曾在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院校学过不少基础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要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脱产学习两年，也做毕业设计。清华大学也有汽车专业，派青年教师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进修，跟苏联专家学习两年。研究生毕业后，多数留校任教，到教研室做业务骨干或负责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语教学水平较高，苏联专家可以直接用俄语授课，不需要翻译。在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研究生的俄文程度比一般大学生好，但他们几乎听不懂俄语。苏联专家上课时，离不开翻译。专家先准备好讲稿，课前交给翻译看，上课时翻译做口译。有的研究生年龄比较大，学俄语口语比较吃力，但能读俄文专业文献。 1955-1959年，学院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很少有真正的科研。高教部为汽车拖拉机学院提供了相关专业的全套教学计划和许多课程的教学大纲。除了苏共党史被换成中共党史外，全套教学计划都是苏联的①。每种教学计划都在一张大表里规定了5年内要开的课程（包括实习）。 ……
内容概要
张柏春（1960－），科学技术史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的伙伴小组负责人。主要研究技术史、力学史、天文仪器史，特别是西方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姚芳（1964－），莫斯科大学科学史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数学史、中苏（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史、数学教育。 张久春（1969－），科学技术史硕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中国科学院院史、古代数学史。 蒋龙（1978－），科学技术史硕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技术史。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国家制度与工业建设第一节 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恢复经济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节 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大跃进”第二章 工业援建项目中的技术转移第一节 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第二节 援建项目中的技术转移第三章 工业援建项目个案：汽车制造技术第一节 第一汽车制造厂与苏联技术第二节 仿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汽车第三节 汽车技术的研发与高等教育第四章 科技援助中的技术转移第一节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二节 远景规划的制订与苏联的帮助第三节 苏联帮助中国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第五章 科技援助个案：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第一节 发展计算技术的规划与措施第二节 筹建研究所与争取苏联的援助第三节 培养人才与仿制苏联计算机第六章 高等教育中的技术转移第一节 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第二节 高等技术教育的苏化第七章 高等技术教育个案：北京航空学院第一节 机构与制度建设第二节 教学与科学研究第三节 苏联专家与人才培养第八章 苏联专家的援华工作第一节 援华苏联专家的规模第二节 不同部门的苏联专家第三节 苏联专家的作用第九章 援助中断与自力更生第一节 援助中断与补救措施第二节 对引进的苏联技术的消化与传播第十章 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特点及其影响第一节 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特点第二节 对中国技术发展的影响参考文献附录索引致谢后记
作者简介
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ISBN：9787532848010，作者：张柏春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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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研究中的另一向度 韩连庆 （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3期）“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的概念最早是英国经济学家尤金斯泰莱在1939年提出来的，主要是指知识和生产技术从发达国家向落后的国家转移。20世纪60年代以后，鉴于全球南北差距越来越大，联合国在支援发展中国家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依赖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转移。由此开始，技术转移的概念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受到经济学理论的重视。到目前为止，关于“技术转移”有很多定义，也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从这些不同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技术转移的两种内涵：“1）技术转移就是技术通过与技术起源完全不同的路径被获取、开发和利用的技术变动过程。它强调技术转移并不是单纯地把技术从某一处挪到另一处，而是在这种转移中重视技术与环境的适应性；2）技术转移就是在有组织的工作中为了实现组织目标使必要的技术、信息得以有计划地合理移动。它强调技术转移使政府和企业的有计划、合理的技术移动，强调技术转移的有序性和制度性。”由此可以看出，技术转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而是涉及到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过程。尽管明确提出“技术转移”概念时间还不长，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却一直不断地发生着知识和技术的转移，并对各个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中国“四大发明”向西方的转移和传播、明清之际西方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和传播，等等。技术转移的方式是一个非线性的概念，除了受技术参与主体的制约外，还受到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对技术转移问题的研究已经从多角度展开。就学科分类来说，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关注技术转移问题，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主要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关注技术转移问题，科技哲学领域的研究者主要是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关注技术转移问题。“技术转移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国外学术界对技术转移做过很多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而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技术转移问题，所做的研究基本上从经济学角度，而不是史学角度。”目前，科技史领域的研究者也从历史角度来研究技术转移问题，由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等人完成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无疑就代表了这一向度。《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采取了宏观描述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概述了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基本脉络、主要阶段和不同形势，初步探讨了技术与经济、政治、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的互动；另一方面，分别从工业援助、科技援助和高等技术教育三个领域中选择了汽车制造技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航空学院等三个有代表性的个案，对技术转移做了比较微观的描述和分析。同时，该书还从各种档案中梳理和整理了大量的有关资料，从而成为一部观点鲜明、资料丰厚的学术著作。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技术转移的意义在哪里？诚如作者所言，“50年代和60年代初苏联技术援华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效果较好的一次技术转移，几乎是产学研三种渠道相互配合的技术转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技术转移史上也是有特点的和不常见的。”因此，对这段技术转移历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看清楚苏联向中国的技术转移对目前我国技术体制的影响，同时从国际技术转移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案例。在1949年之前，我国也曾经进行过多次的技术转移，例如17－18世纪的“西学东渐”、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美国、西欧、日本等国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和殖民地色彩，这些转移来的技术都未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以至于建国后，中国的工业基础不仅薄弱，而且对如何发展工业也没有概念。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么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因此，“一五”期间苏联不仅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建设的规划，而且援助中国建设的150个工业项目涉及能源、冶金、化工、机械、军工、轻工业和制药工业等行业，这就奠定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基础。这一时期我国的主要工业基地，如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的工业基础通过技术引进纷纷建立起来。这段时期虽然时间短，但却是我国工业技术基础发展十分重要的时期，工业技术水平发展十分迅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工业技术的20世纪40年代水平。有关专家估算，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包括高速增长时期，就技术对工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而言，还是1952年－1957年的“一五”期间技术的贡献度最大。同时，由于从当时国防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工厂的选址，也就改变了我国当时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布局。钱三强曾认为，除了国家层面的讨价还价和军事领域的限制之外，苏联的技术援助是无私的。但是，赫鲁晓夫坦率地承认，苏联对中国的技术、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地援助并不是无私的，这一援助对双方都有好处。政治上，苏联试图通过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防止中国倒向其他国家；经济上，苏联在物资和贸易上也需要中国。例如，朝鲜战争期间，由于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贸易封锁进一步加强，苏联更需要中国提供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和农产品。但是，苏联方面还是对中国提供了很多优惠，例如在相互提供技术资料时，苏联采取的是相互支援的优惠办法，不按专利对待，仅仅收取复制资料的成本费用。由此可见，苏联向中国的技术转移主要是以“非贸易的方式”进行的，就是说，实施技术转移的双方是根据经济援助协议或技术援助协议来实施的，协议规定技术转移的内容、时间、形式、要求等。“非贸易形式”技术转移常常参与政府行为，常常参与社团或其他政府组织行为，并不完全是企业行为，具有某种事件背景。因此，“非贸易形式”技术转移发生的频率不多，并不构成技术转移的主流形式，规律性也并不突出。《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通过梳理这段时期苏联向中国的技术转移，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技术转移对中国技术发展的影响。在技术进步方面，这段时期不仅从苏联转移了基础技术和急需的技术，推动了现代技术在中国的体制化，加强了技术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同时，苏联的技术模式也对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工业体制、技术发展模式和技术教育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存在的一些问题无疑也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从目前技术转移的视角来看，我们也能够从苏联向中国的技术转移中得到一些经验教训。兹举几例子。首先，苏联向中国转移的技术既有当时中国所欠缺的中间技术（例如冶金技术、技术制造技术），也有一些先进技术（例如计算技术），还有一些尖端技术（例如导弹和核技术），甚至还有一些比较落后的技术（例如蒸汽机车）。苏联这些技术向中国的成功转移证明，“混合式的技术转移是行得通的。”其次，技术转移并不是一种机械式的移植，还涉及到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传播的过程。例如，中国在引进解放牌汽车的技术时，由于苏联设计的吉斯150型（解放牌）汽车带有寒带地区的特点，而中国的气候、道路条件等环境因素都与苏联有较大差异，苏联汽车的有些性能不太适合中国南方地区的使用条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解放牌汽车投产后，就广泛调查该车型在典型地区的使用情况，着手改进产品设计，使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在汽车材料方面，苏联设计的解放牌汽车采用的是镍铬钼和铬锰钛合金系列，但是由于中国的镍铬资源比较缺乏，由此研发出锰硼合金钢取代了镍铬钢。第三，苏联技术成功地向中国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人才的成长。 据统计，1950－1958年中国共派出留学生16152名到苏联学习，学习人员分布在学校、科研院所、设计机构、企业等部门。这些人员学成回国后，在国内传播了苏联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第四，在中苏合作期间中，中国过分依赖苏联，甚至盲从苏联专家的意见，给自己的科技事业带来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例如，在炼钢时采用平炉还是转炉的问题上，由于盲从苏联专家的意见，放弃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转炉技术，而是坚持以平炉炼钢为主。在三门峡大坝的修建问题上，由于苏联没有泥沙多的河流，苏联专家按照自己的经验，肯定了在三门峡修坝。但大坝修成后没几年就淤积了多达50亿吨的泥沙，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五，技术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文件，接受了苏联的产品设计、工艺和其他技术资料，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苏联的技术标准和工业标准。由于在工业体制上盲目照抄苏联的模式，使得中国的企业没有建设像美国工业实验室那样的高水平研发机构，这就阻碍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研发能力，成为了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史学的角度研究技术转移，主要目的还是为科技史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作者在全书开篇就说道：“中国近现代技术的发展历程，不是一部发明史，而主要史外来技术本土化的进步史，其中一条主线是国外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截至目前，国内学者主要是按照‘中国技术发展史’的思路，描述西方技术的引进、中国人对外来技术的掌握和取得的技术成就，重点是描述技术成就，再适当地分析其中经验教训。本书试图从‘技术转移’的视角，探讨20世纪50－60年代现代技术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以前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对新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中，往往过多强调自力更生所取得的成就，原则上比较淡化或回避苏联的技术援助。因此，对苏联向中国技术转移的研究还可以使我们从历史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建国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例如作者认为，“中国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研制，是我国科学技术专家、有关领导和参与者智慧和艰苦努力的结晶。不过，我们也须正视苏联政府和政府专家在1960年以前对中国的帮助。”这些帮助包括合作勘探铀矿、苏联援助核能研究、在核工业领域的合作等。这些合作的开展，不仅为中国提供了主要的设备和技术资料，而且训练了中方的核科技人才。这就使得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的专家已经知道如何解决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可以着手解决工程问题了。除了核技术之外，苏联援助的技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也发挥了应用的作用，这最典型地表现在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研制的计算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和核爆炸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计算工具。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说，由于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内容非常丰富，史料浩繁，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学术任务。前苏联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要比中国早的多，成果也较丰富。鉴于很多资料档案分散、收藏不规范、涉及国防方面的资料没有解密、没有查考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档案资料等原因，该书还有相当多的重要史料尚未得到发掘和利用。但是该书无疑是第一部从比较宏观的视角对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历史进行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对于了解中国建国后科技发展的道路和反思中国当代大学、企业、研究所的体制和现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在2005年入选了万圣书园评选的“年度学术类汉语写作入选作品10部”。（转自http://blog.sina.com.cn/hanlianqing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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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忌毁了一对好基友 -
专业书，参考价值强 -
分析时如果能够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多写些内容就很完美了 -
这段历史很少见到史料，这是首次整理该史料的权威书。 -
此书内容非常全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两点是：苏联专家曾严肃的提醒我过领导干部在大型工矿企业开展群众运动是不合适的，以及中国还曾向苏联转移了自来水笔生产技术以及棉花种植方面的技术。 -
p.342. 苏联专家治理黄河规划 -
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参考F125.551.2/1245 -
资料翔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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