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书评

還是不錯的

好幾年前，艾爾曼就告訴我，他之前的兩種書翻譯的不太好。這一冊，似乎也是如此。這書是七月中旬他給我的，因為其中涉及到晚明清初科技在中國的傳播問題，與我之前所寫《古今圖書集成》的文章有關，他特意請我傳給他。不過，讀下來，發現他似乎與我的認識有所不同。比如說蒙養齋，他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機構與政治的關聯性，而在我看來，這個機構之所以來去匆匆，與其介入政治很有關係。否則，或許它的軌跡會完全不同。而雍正帝繼位以來對於西學的打壓，恐怕也與之前他在此方面受到的冷落有關。又說江永站在本土主義者的立場上，但這個恐怕不確。江曾與梅文鼎之孫就西學中源展開爭論，江以為西學自有勝處，與梅氏所論完全不合。不過，艾爾曼關於晚清時期科學翻譯中傳教士夾帶私貨的說法，確是對我而言，完全是一個嶄新的領域，啓發很多。與此關聯的，就是對於達爾文學說的接受和曲解，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見解。這些，都能看出作者的深度。書斷斷續續翻了一點，體會還不深，等都看好再說吧。

《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读书报告

在翻开袁江洋的《科学史的向度》一书时，他就曾提到过一个国家科学的发展最终归于文化问题。相似的是，罗素在他1922年写成的《中国问题》时，也写到过他个人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所以在书店看书的时候一下子就被这本书的题目吸引过去了，想看看对于中国这样特殊的文化而言，科学如何成长的。这本书的作者是本杰明·艾尔曼，他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就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他的这本《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完成于2005年，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这本书的简本。在《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中，作者主要聚焦于1600年到1900年之间的中国自然研究和文人对欧洲自然知识的掌握情况。严格来说，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科技史的书，但是通过读这本书，可以让人们了解那段在明清年间， 传教士与中国科学的发展之关系，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下的科学与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历史。首先，这本书探讨了从晚明开始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以前我在潜意识里对传教士的看法是为了传教才把近代科学的成就带给中国的，并且为了不让中国科学大跨度的发展，并没有把同时期最先进的东西介绍给中国，比如牛顿力学。但是，艾尔曼从中国的文化具有独特性以及贸易商并不需要与外国通商就可以自给自足这些方面阐明：传教士只有通过传播科学的手段才能传教，并不是传教士不把最先进的科学传给中国，而是传教士也是分为多个派别的，比如牛顿学说在英国盛行的时候，其实在法国并没有都接受牛顿，而当时的传教士又是法国传教士居多，所以造成了这样的情况。整本书展现最多的就是传教士到底如何与中国科学发展相连的历史，作者选择的角度使我看到了一幅较为全面的中国向西方科学迈进的画卷。尤其是在数学与天文学方面，作者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有点像李约瑟问题）的原因之一归结于中国数学没有发展成为西方现代的数学，或许这个观点并不是新的，毕竟中国数学是偏代数而西方是几何，但是从数学的视角，可以考察出其他科目同样缺乏数学的根基，所以没有发展成为近现代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物理学就是其中典范了。其次，本书在讨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盛行的时候，肯定了其积极的意义。“在18世纪，清代从事文本研究的庞大古典学家团体，将中国传统数学恢复到一定水平，其知识威望与耶稣回事掌握欧洲研究的情况相当。”这与上文说到的数学的差异并不矛盾，因为欧洲在18世纪后半叶的牛顿力学和微积分，社会实现了数学化，而中国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也无法接受数学化的洗礼。在对地理学和绘图学方面所做的考据方面的努力为当时清朝巩固并合法化了帝国统治，这成为了20世纪的时候中国所有中国领土主张的基础。再次，作者对洋务运动中海军的建设以及在甲午战争的细节进行了叙述，使我对这段历史有了在细节上的一些了解。作者在分析为何19世纪80年代，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在技术上比日本的横须贺造船厂先进的情况下，却最终输给日本时，写道了几点：李鸿章的军需供给部有严重的腐败问题；在鸭绿江战役中，日本船只的速度和开火速度比清朝船只的吨位和铁甲优势更重要；日本破译了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密码；日本海军是一个整体在作战等等。的确，一场战争的失败，不能仅仅从技术上来说话，如果简单的把甲午战争的失败归结为任何一点都是不全面的。最后，我读过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科学放在文化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不同的，虽然我对于文化史这个概念有点懵懂，但是通过这本书作者的考察，提供了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考据学的贡献、对甲午战争、洋务运动理解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