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

章节摘录

一  明军的腐朽16世纪后叶的明朝是一个社会危机深重的时代。当时我国历史上的鞑靼，居住在河套平原，其首领俺答(或作暗达)曾不断进攻中原地区。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又一次大举进攻，直达北京城下，俺答洗劫了通州、涿州等地和北京四郊。北京郊区的农民扶老携幼，其中还有不少被俺答的部队所杀伤的，逃到城门下面，希望能够进城避难。但是城门关闭不纳，农民们号哭的声音震天，皇宫里面也都可以听到。这一次明朝损失的生命财物简直无法计算。这时，身为明朝宰辅的严嵩不但不谋对策，反而乘此安插心腹爪牙，营私自肥，就在北京危在旦夕时，严嵩还是不准别人出击，理由是：“塞上败，或可掩，失利辇下，帝无不知，谁执其咎?”那些高级将领如仇鸾等，见了敌人都手足无措，只知道放纵士兵四出抢掠，有人在明世宗朱厚熄面前举发，朱厚熄也不加罪。许论做宣大总督时，专门杀良民作为战功上报。严嵩的爪牙杨顺继许论而任宣大总督，刚到任便失陷四十余堡，觉得无法交代，就派人四出截杀逃难的人，作为斩获的俺答的人马上报。那时候锦衣卫经历沈炼充军在边庭，知道了这事，愤慨异常，写祭文吊奠这些既得不到保护反遭惨死的人们，结果引起了杨顺的不满，他和严嵩设计害死了沈炼。东南的倭寇之患在嘉靖晚年达到最高峰，沿海各省从江南一直到广东，包括海南岛在内，都曾受到倭寇的祸患，倭寇甚至深入内陆，攻掠歙县、南陵等地。隆庆以后虽然没有大帮前来中国，但是小规模的倭寇直到万历年间还经常骚扰沿海各地。抗倭将领中，除谭纶、戚继光、俞大猷、张经等数人之外，其他大都比较软弱。张经战功卓著，为严嵩及其爪牙害死。浙江总督胡宗宪当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倭寇进犯时，自料不敌，便在舟山捉了一只白鹿，作为祥瑞献给朱厚熄，朱厚熄也居然不问战况，为了这只白鹿而到太庙告贺。浙江巡抚阮鹗不敢和倭寇开战，送了大批罗绮金银，另加库银数万两，请倭寇早日回去，倭寇因财货太多无法装运，阮鹗再送给六只舰船，让倭寇满载而去。阮鹗借此名目向民间搜括来的财货还远不止此数，大部分是饱了私囊，自己的帷、帘、盘、盂各色器物也是金银罗绮做的。江南各卫所的士兵对于倭寇毫无作用，被遣散以后就公然成群行劫，应天巡抚都御史翁大立打算捉为首者，还未动手，被这批人先知道了，便打开牢狱，放出囚犯，一起去攻巡抚行署，翁大立仓皇之间无以为计，只好带着妻子偷偷地逃走。像这一类希奇古怪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二  封建统治阶级的昏聩、贪鄙和残酷这一时期国内阶级矛盾也较以前趋于尖锐；皇帝和大臣们奢侈淫靡达到了极点。嘉靖帝朱厚熄一心只想成仙，先后找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方士段朝用等来京，给以高官显爵，让他们出入宫禁。段朝用对他说：“只要你不和宫外任何人接触，我们就有把握把黄金炼成不死之药。”于是朱厚熄就命令太子监国，自己不问朝政，专门和段朝用在一起炼药。太仆卿杨最和御史杨爵都因向朱厚熄进谏，被酷刑折磨而死。甚至想救杨爵的主事周天佐、御史浦熔等也被这个暴君所杀死。明穆宗朱载重和朱厚熄比较起来，已经算是清醒有为的了，但也是沉迷于后宫游宴，把教他怎样去玩声色犬马的太监滕祥、孟冲、陈洪等当作最可靠的耳目。给事中石星为此上疏进谏，玩得不亦乐乎的朱载重觉得很煞风景，命令将石星廷杖六十，监杖的刚巧又是滕祥，石星于是痛骂，滕祥吩咐更加重打，结果打晕了过去。户部尚书刘体乾等都是因为劝阻他节用太仓银两而被迫退休的。宗室诸王的禄米随宗室的繁衍而日益增多，造成农民重大负担；诸王之中残暴的也不少。嘉靖末年封于洛阳的伊王典模为了扩建宫殿，要住在贴邻的郎中陈大壮让房子，陈大壮不答应，典模就派了十多个恶奴到陈大壮家中，不准陈大壮有茶饭下肚，陈大壮就此饿死。又把城门关闭，抢了七百个少女，留下九十个最美貌的，余外全要他们家中人取款来赎。当时贪污舞弊的风气到了“舆金辇璧，京邸为场；鬻爵卖官，朝堂为市”的地步，严嵩富可敌国，抄家时单白银一项就有二百万两之多，称为名相的徐阶侵夺民田达十余万亩之多，张居正也有名相之誉，回故乡湖广江陵葬父亲，沿途官员每顿供应酒菜一百样，他还嫌没有下筷之处。

前言

一翻开《二十四史》，我们会发现史学家们为历代的隐士和清官写了不少传记，引起了我的注意。对照西方的历史，虽然也有类似隐士的称谓和记载，但是，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影响远不如中国的隐士那么显著，而且人数迄未形成为或大或小的群体。我在青年时代曾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作了初步的探讨。至于清官，和老百姓的关系较隐士密切得多，因为不像隐士那样处于在野的地位，而是在朝，要和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及公卿百官乃至将军等权势人物打交道，有时还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有关清官的类似称谓和记载，在西方史书中也较中国史书少得多。有感于此，我萌生了为清官写作传记的想法。为清官下一科学的定义，并不容易，因为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也。《辞海》第1143页[清官]释文如下：称公正廉洁的官吏，与“贪官”相对。元好问《薛明府去思口号》：“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不能说错，但是也许限于字数，说得太简单了。清官绝对不仅仅与“贪官”相对，举例来说，《十五贯》中的过于执，并未贪污。他根据苏戍娟的容貌“艳若桃李”，便断定她不可能“冷若冰霜”，便由此确认她和熊友兰私通，而且这一男一女便是杀害尤葫芦的凶手也。当然，过于执是朱素臣创造的艺术形象，不是真人真事，但过于执这样凭主观臆测进行断案的官员不乏其人。我以为清官基本上要具备以下的条件，首先是精细的观察能力和果断的分析能力，也就是说能把握事件的本质及其关键所在。被颂扬为“明察秋毫”、“秦镜高悬”的官员属于这一类。封建社会的官员大都出身于科举，经过乡试、会试两级考试并取得名次的文人，应该说文化水平、理解水平都是优选出来的人才。担任多年文牍的书吏而提升为官员则经验丰富。这两类官员之所以会出问题，往往是受到上级的压力，要抵制这种压力非要有冒丢官甚至被杀害等风险的勇气不可。汉代的董宣是典型的例子，所以有强项令之称。另一种情况是受贿，行贿者往往用金钱、美女、华屋、名画等礼物，投其所好。原则性不强的官员经不住诱惑，收受了下来。即使他完全明白事件的真相，仍旧不愿弄清楚是非曲直，而只可能听从行贿者的要求办理，于是造成冤案冤狱。贪官也担心被揭发或败露，所以行贿者行踪非常诡秘。汉代杨震一生清白，行贿者劝他接受贿赂，谓无人知晓，收之无妨。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坚决拒绝。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廉洁奉公的官吏，俸禄之外不取民间一针一线，有时还用俸禄周济贫困百姓，自身的生活则异常艰苦。三国时吴国郁林太守陆绩回江南故乡时，行李只有寒酸的铺盖数件，船只因载重太轻，无法航行，最后搬了岸上巨石压舱，方能启程，这也是一种典型。当然，也有一批官员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做了许许多多兴修水利、移风易俗等好事，但却不一定有传奇性的故事。我之所以在清官之中首先选择海瑞写传记，主要是因为他的确兼备了清官各方面的特点，既能通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可谓清明。不考虑任何外来因素，不考虑个人得失、生死，坚决按原则、按是非办事，可谓清正。无论在朝在野，无论品位高低，始终布袍脱粟，不图锦衣玉食，可谓清廉。不与官风不正、学风不正、为富不仁者交往，敬而远之，可谓清介。从各方面看，海瑞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清官。海瑞一生，从任南平县学教谕起，开始进入官场，便因不肯轻易下跪迎接知府、巡按御史，得罪了上级。任淳安知县时，法办寻衅滋事的副都御史鄢懋卿的公子，鄢懋卿借巡视为名到各地搜括民脂民膏，海瑞婉言拒绝入境。因为鄢是奸相严嵩的死党，海瑞这样做，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官员、文人都异常钦佩，但也为他的命运捏了一把汗。任兴国县知县时，前任兵部尚书张鏊的侄子张豹、张魁到兴国收购木材时，无恶不作，张鏊和各级官员相互勾结，予以包庇。海瑞决定予以严惩，事情闹到江西总督吴百朋处，最后张豹、张魁仍被海瑞法办了。海瑞进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时，嘉靖皇帝已多年不上朝，一心求仙，严嵩虽然垮台，政局却未扭转日趋恶化的形势。内阁首辅次辅与各部尚书、侍郎等高官为保住乌纱帽，装聋作哑，海瑞以区区六品官却上了“直声震天下”的《治安疏》，沉痛谏劝嘉靖，被关进了诏狱，随时都可能被处死。嘉靖病故，海瑞出狱后累升至应天十府巡抚。告老还乡的元老重臣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正在应天十府管辖之内。徐府横行乡里、侵占民田的罪行累累，到巡抚衙门告状者比比皆是，海瑞并未因当年下诏狱时徐阶有救命之恩而徇私，勒令徐府退还了一批良田。徐府乃联络在朝在野的众官员与大地主合力打击海瑞，海瑞被迫罢官而回故乡琼山。乡居十多年后曾再度出山，到南京任南吏部侍郎等职。南京的众京员，尤其御史等言官颇多败类，往往敲诈勒索，置公务于不顾，提学御史房寰劣迹尤多，他先发制人，诬陷海瑞，引起了众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和文人的公愤。但朝廷迟迟不作公断，直到海瑞将逝世时，房寰才被免职。海瑞一生充满了惊涛骇浪，他的经历比任何清官都要复杂，很值得写一写。我觉得海瑞的斗争比包拯、比况钟要艰苦得多。包拯任开封府尹、三司使等官职时，北宋是最稳定的时期，宋仁宗赵祯头脑相当清醒，能掌握大局的动向，朝中也不存在明显的政治宗派或集团。凡是包拯作出的决定，宋仁宗大都支持，即使有人进行挑拨，话也不太容易被宋仁宗采纳。再说，当时开封府尹的职务，非同一般，赵匡胤称帝后，即派其弟赵匡义为开封府尹。后来赵匡义继承了皇位。所以包拯在开封府尹任上的确威信极高，令行禁止，根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况钟在明洪熙、宣德年间由一名书吏一再提升为主事、郎中等官员，后来宣德皇帝直接派遣多名知府到几处特别富庶的或军事要冲的府治担任知府，况钟被派到苏州。民间称之为钦差知府，办事顺利之至。再说朝中内阁辅臣基本上是杨土奇等一批江西人，江南巡抚周忱也是江西人，况钟也是江西人，一直互通声气。所以况钟从未和上级发生任何矛盾，他查办了几个不称职的官员，也基本是知县以下的品位极低的官，所以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再说况钟当时一心做他的苏州知府，也没有对朝中军政大计发表任何批评、建议。他的两任苏州知府就是在十分平静的气氛中度过的。海瑞远没有包拯、况钟那么幸运，任南平教谕、淳安知县时是奸臣严嵩当权。到京任户部主事时，遇上了年迈的嘉靖，可说是典型的昏君。后来皇帝几次更迭，先是徐阶、高拱争权夺利，徐阶与张居正相互勾结，挤走了高拱，张居正刚愎自用，容忍不了海瑞，把海瑞迫得只好辞职回海南故乡。七十多岁时又出山一次，申时行主持内阁，无张居正当年的才能和魄力，却懦弱而嫉忌贤能，海瑞一筹莫展，与房寰等贪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直到临终前不久，房寰才被法办。他每任官职的时间都不长，但却做了大量工作，即如在应天巡抚任上先后不到一年，兴修水利，清理田赋、狱讼等等，都做出了显著的功绩。反对他的人也无法否认。所以我虽然行政工作极忙，还是挤出时间来写了一本篇幅较小的海瑞传记。二我之所以写《海瑞》传记，还有客观上的原因，那就是《十五贯》在全国风行之后，上海市文化局领导李太成同志叮嘱我注意一下历史上的清官题材，是否有适合于京剧或其他剧种演出的，希望我推荐。我浏览了许多清官的史料之后，向他提供了有关海瑞的题材。并且说明《十五贯》况钟的《见都》一场，与巡抚周岑发生争执一事，戏剧性极强，但出之于艺术虚构。海瑞这位清官的历史经历确实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生活本身充满了戏剧性，据实编写就很感动人。李太成认为我挖掘清官戏的历史题材的工作还是有一定成果的。历史人物传记《海瑞》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我在浙江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译的《刘伯温寓言》，也有几篇讽喻的气息颇浓。疋好那是掀起反右运动的1957年，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写剧评的同志认为我提倡海瑞是和“右派”相呼应，必欲置我于“右派”方甘心。李太成同志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把我作为运动的对象。1959年，全国忽然刮起一股海瑞风，据说党中央要提倡海瑞的刚正不阿的精神，而且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上海来做提倡海瑞精神的大报告，要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密切配合。据罗竹风同志告诉我，当时机关各级干部纷纷找寻参考材料，惟一的一本就是我的《海瑞》，只有77 000字篇幅，比较简单，感到不满足。但除此之外，只有明清两代原刻的海瑞文集了，阅读非常吃力。至于吴晗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人物小丛书》本《海瑞》，却仅仅15 000字，简单到极点，而且出版较晚，所以影响不大。正因为我是惟一一本《海瑞》传记的作者，所以周扬到上海作了学习海瑞精神的大报告之后，我立刻成了《解放日报》、《文汇报》、《劳动报》、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组稿对象，忙得不亦乐乎。在周扬做大报告的同一天，《解放日报》记者张世楷来电话，要求我为《朝花》写一篇海瑞的故事。通讯员取走之后，又来电话谓题材与主题均可，但太短，要予以丰富发展。晚饭后，他在报社等我，面谈加工的问题。晚上六时半，我到报社，文艺部主任黎家健接待我时，说明并无其他要求，希望写得细一点、生动一点，篇幅可以提供《朝花》整个版面，大约6 000字左右。我正准备回家仔细思考时，黎家健说：“这篇文章明晨一定要见报，你就在编辑部里写，写完时叫我好了。”我知道党报安排的紧急任务，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喝了几口茶，开始写了。好在史料都熟悉，用不着去翻参考书。写到十一点多钟，就写完了。字数只有5 000左右，也没有精神再增补了。交到黎家健手里，他看了一遍，点头认可。便放我回家了。第二天，亦即4月17日，《解放日报》出版，《朝花》真的发了这篇文章，夜里我匆忙之中，未写题目，报社代我拟了《南包公海瑞》的标题。这天上午上海市文化局开会，由刘厚生传达周扬对上海文化学术界的报告。传达结束时，他又加了几句话：“蒋星煜同志今天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南包公海瑞》，也是写的海瑞著名事迹之一。”《文汇报》当时负责人为陈虞孙，原是我的老上级。他布置副刊《笔垒》主编徐开垒通知我，把海瑞一生事迹，写成18个段落。他们已和程十发联系好，由他根据文字配画，用连环画形式发表，我也照办了。在当时，读者当然是很欢迎这些作品的，《海瑞》这本传记得到再版的机会，时间催得急，内容来不及再补充，只增加了2 000字篇幅。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张春桥直接操纵之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此文首先歪曲了明史，歪曲了历史人物海瑞的本来面目，然后把学术问题、文学艺术问题无限上纲，而且语气专横武断，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学术界、文学艺术界人士无不感到愤慨和震惊。就在此时此刻，张春桥定下“引蛇出洞”的奸计，逼迫《文汇报》召开讨论姚文元文章的座谈会，名单由张春桥决定。开会通知则寄送参加者单位党委、党组，要求党委、党组保证被邀请者准时参加。有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杨宽、刘大杰、谭其骧等十五位，我因为写了《海瑞》传记，1959年又为《解放日报》、《文汇报》写了评介海瑞的文章，所以也在这十五位被邀者之中。这次座谈会，大家的发言都表示了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认为不利于学术界的争鸣。对于吴晗，认为他对海瑞的研究不够全面，《海瑞罢官》的剧本也欠完美，但吴晗热爱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反党分子。吴晗为《海瑞罢官》作了自我批判以后，《文汇报》再次召开座谈会，出席人员与第一次座谈会完全相同。因为第一次座谈会说明记录不公开发表，供内部参考而已。所以第二次座谈会发言比较踊跃。结束时，却宣布发言记录要在《文汇报》上发表。此事完全出于大家意料之外，开始感到其严重性非同一般。我的发言主要谈一个问题：对待历史人物，一般都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这一原则对海瑞也应该适用，如果适用，又应该如何分法。1966年2月26日，徐景贤领导的写作班子用丁学雷的署名，在《解放日报》发表《为谁服务》一文说“蒋星煜同志不但为这个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亲自参与设计”。还说我和吴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随后即进行无限上纲的诬陷。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我个人以及家庭陷入苦难的深渊。“四人帮”被粉碎后，有关海瑞的一切冤案都得到了平反。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海瑞》再版，我自问对海瑞的史料采择比较审慎、评价亦相当客观，因此对其生平经历以及刚正不阿的嫉恶如仇的头争事迹均未作任何修改，在篇幅上略有补充。1982年4月，我有机会访问了海瑞的故乡海南岛琼山县，并拜谒了正在重建的海瑞墓。我所保存的有关海瑞的若干文物，被红卫兵用封条封在书橱中十年之久，我决定捐献给当地文管单位，其作用比放在我身边要大得多。当时海南尚未建省，称海南行政区，由中共广东省委一位副书记领导。副书记名罗天，曾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我，态度和蔼可亲。他对我捐献文物表示了由衷的谢意。中共海口市委书记周训堂同志，和我接触了多次，他对历史学，对文艺都是行家，所以我们共同的语言很多。原来他在县里工作时，具体组织、领导了琼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和演出。后来电影的《红色娘子军》成了经典，导演谢晋、主演祝希娟当然贡献很大，但最早发掘这一题材并搬上舞台的周训堂也有一份功劳，知道的人就极少了。周训堂同志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个问题：经过十年动乱，有关海瑞的文物均被破坏无遗，海瑞墓被挖开，造反派没有找到什么殉葬的金银财宝，恰恰又一次证明了海瑞确是清官，但他们却更为怨恨，所以作了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即使在“文革”期间，海外侨胞回海南探亲时，仍念念不忘这位正气凛然的乡贤，还是在墓园前面较远的地方焚香膜拜，使他深为感动。现在修整墓园的工程正在进行，但“四人帮”的余孽心有未甘，暗地里仍在散布姚文元、戚本禹、徐景贤等人污蔑海瑞的谬论，造成了一部分人的思想上的混乱。听了这番话，我当然也觉得要认真对待。周训堂同志要求我就海瑞的生平经历及其所作出的贡献作一次专题报告，说得异常恳切，我觉得义不容辞，就接受了邀请。报告是在中共海IZl市委大礼堂举行的，海南行政区、海口市两级的宣传部门、文教部门、外事部门、旅游部门的同志都来听了报告。根据周训堂同志的提示，我特别在将结束时提了一提海瑞的婚姻问题：海瑞是一个历史人物，不可能是完人，他有他的局限性，尤其在婚姻问题上显然是大男子主义者，对女权很不尊重。他曾不止一次娶妾，也是事实。当时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婚姻法，在封建社会，娶妾并不违法，高级官员娶妾那就更普遍了。再说，我们研究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都是肯定海瑞的不畏强梁、廉洁奉公并尽力为老百姓办实事，从未有任何人歌颂他的娶妾也。报告会开完，周训堂同志认为讲得很好，许多问题也省得他一遍一遍地解释了。三《海瑞》一书，以前三次出版，都没有序。现在是第四次出版，觉得还是把写作动机、写作经过说一说好，所以写了这篇序。正因为《海瑞》这本传记牵涉到的方方面面不少，所以序的内容也比较庞杂，有的地方也许已经扯得远了一点，相信还是提供了知识或信息的。蒋星煜2007年10月

后记

海瑞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人物，但以前史学家一直对之不太重视，到1957年，我写的历史人物传记《海瑞》出版，也仅77 000字篇幅，聊补空白而已。1959年，明史专家吴晗写了中华书局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海瑞》，仅15 000字，是通俗读物，非常简单，不是学术论著也。我因为主要做行政工作，学术研究也以古典戏曲为主，对海瑞的研究只是断断续续进行，《海瑞》一书两三次再版，增补的史料极有限。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版出书，一次印行100 000册之多，篇幅仍只有86 000字，相当单薄。但当时美国耶鲁大学亚东文化研究中心郑培凯先生在香港《抖擞》月刊发表书评，认为到1979年为止，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拙著仍旧是惟一一本有水平的历史人物海瑞的传记。他赞扬此书文笔流畅，便于阅读。但他不同意我对海瑞受到李贽思想影响的看法，认为出之于推测，并无确切依据。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未作修改，因为虽然没有直接的依据，还是提出了间接依据。耿定向、周思久都是和李贽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都与海瑞有相互之间的影响。1982年，我到了海南岛，向海口市五公祠赠送了有关海瑞的文物，中共广东省委分管海南行政区副书记罗天亲自到宾馆来看我，晤谈甚欢。中共海口市委书记周训堂向我详细介绍了重修被破坏的海瑞墓工程进展情况。当时极左思潮仍甚嚣张，有人以海瑞先后娶妾为借口，反对重修海瑞墓，并散播种种谬论，实际是为“四人帮”翻案。周训堂同志安排我在市委大礼堂为海南行政区、海口市的党政干部作了一次关于海瑞生平事迹的报告。当然，那一次海南岛之行，我也搜集到了一些资料。因此，我更觉得对《海瑞》一书有再加以修订补充的必要了。至为遗憾的是我从1980年以来，几乎全部精力都花在《西厢记》的文献学、文艺学的研究上去了，所以对《海瑞》的修订补充不多。具体地说增加了《享年、子嗣、墓葬的情况》一章，是为第七章。原第七章成了第八章，增加了《房寰事件成了东林党的嚆矢》、《以海瑞为题材的民间传统文艺》两节。其他章节也都略有修改或补充。我已88岁，再作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在年青一代史学家未写出新的内容充实、观点正确的海瑞传之前，这本书还是能对读者有一定的用处的。回首《海瑞》一书问世，倏忽已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1957年《海瑞》问世之际，正值劲吹大鸣大放之风。我的工作单位上海市文化局好几位极左人物一定要将我打成“右派”。徐平羽、李太成两位领导一直要我注意历史上的清官题材，所以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衷心感激。“文革”开始，他们两位也受到残酷迫害，我们同在牛棚、猪棚劳动，仍旧对我十分关怀。老干部的光辉形象，我至今迄未稍忘。《海瑞》一书，“文革”一开始就被作为大毒草，反复无限上纲批判，整个家庭濒临绝境。1974年，爱人王国霞被折磨而死。现在欣逢盛世，谨以此书增补再版本以慰她在天之灵。正因为《海瑞》一书1957年初版问世以来，经历十分复杂，许多情况虽然与历史人物海瑞并无直接联系，但在“文革”前后却与当时的政治界、学术界、文艺界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让读者知道。因此，决定把有关文章、文件编入附录。相信这些情况、信息对于读者还是有所裨益的。

内容概要

蒋星煜（1920- ），戏曲理论家。溧阳人。复旦大学肄业。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任职。先后在华东戏曲研究院、上海艺术从事戏曲研究工作。1984年起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及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先后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大专院校的研究生和进修生讲学、或作戏曲专题讲座。并先后应江西、湖南、安徽、云南等省之邀，对各省之戏剧编导作系统学术报告。现任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顾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顾问。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剧协会员，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1991年，被收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1994年国务院为表彰其为文化事业所做之贡献，授予证书。

蒋星煜一生研究戏曲史，其主要成就：一、关于戏剧的渊源，纠正了王国维认为戏曲传达室自北宋的错误。二、考证了明初顾坚、顾仲瑛对昆山腔的贡献，理清了昆腔之起源与发展，纠正了钱南扬之源于唐戏弄说。三、研究国内与日本现存各种明刻善本、孤本《西厢记》，比较异同，分析原因，理清了演变脉络。四、研究《桃花扇》之题材取舍，对作者孔尚任生平事迹、交游有重大发现。

已出版的主要论著有《以戏代药》、《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国戏曲史探微》、《西厢记考证》、《中国戏曲索引》、《中国戏曲史拾遗》（台湾出版）、《西厢记新考》（台湾出版）等十种，其中《明刊本西厢记研究》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刊行，获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届戏剧理论著作奖。《西厢记罕见版本考》由日本东京不二株式会社以原稿手迹影印。在《袖珍本中国平民文化》（《Handbook of Chinese Popular Culture》）一书中，承担撰写《传统的中国戏剧》）（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专章，此书由英国格林坞出版社（Greenwood Press）1992年出版。

其他著述，尚有《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此书于1942年由世界书局出版。《颜鲁公之书学》于1948年由世界书局出版。

主编的戏曲理论著作与辞书有：《辞海》（分科主编）、《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分科主编）、《元曲鉴赏辞典》、《十大名伶》等。

此外还时作短篇小说，选辑成单行本7种出版。其中《南包公海瑞》由周信芳改编成京剧《海瑞上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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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危机四伏的16世纪后叶的明朝　一　明军的腐朽　二　封建统治阶级的昏聩、贪鄙和残酷　三　宗派集团的树立和彼此之间的斗争第二章　从一介书生到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　一　清寒的身世和幼年的学养　二　以治黎策中了乡举　三　抗颜不屈的南平县儒学教谕第三章　出任淳安知县和兴国知县，初展抱负　一　改革赋税役税以减轻人民负担　二　推行保甲法，组织地方自卫武装　三　屡次明断疑案，深得民心　四 以从政经验编写淳安政事　五　为权贵所不容，被排挤离任　六　任兴国知县，百废俱兴第四章　衷心匡扶明室，慷慨进谏　一　切中时弊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二　被捕下狱得到徐阶的救援　三　卷进宗派集团的纷争第五章　任应天巡抚时的辉煌政绩　一　以工代赈疏浚吴淞江和白茆　二　清理狱讼、均田均税和遣散募兵　三　克服各种障碍推行一条鞭法　四　被政敌们群起攻击，解职回乡第六章　闲居了十六年以后再度出山　一　寂寞的晚年家庭生活　二　写作应酬文章和编刻自己的文集　三　关心国事，不甘老于林壑　四　抚按科道交章推荐　五　七十二岁的老翁再上政治舞台　六　房寰事件引起轩然大波第七章　享年、子嗣、墓葬的情况　一　海瑞究竟活了多少岁　二　海瑞所以无子嗣的原因　三　滨涯村海瑞墓并非衣冠冢第八章　思想渊源与历史影响　一　王阳明、李贽对海瑞的影响　二　房寰事件成了东林党的嚆矢　三　李贽、陈继儒、汤显祖等对海瑞的评价　四　海瑞受人民群众拥护的原因　五　海瑞的佚诗、佚联与墨迹　六　以海瑞为题材的民间传统文艺附录之一　瓦格纳所长的疑问——关于海瑞戏　《海瑞罢官》冤案的史实谬误　听一个被告的“最后陈述”附录之二　治安疏　被论自陈不职疏附录之三　《文汇报》1978年12月29日报道两篇　《人民日报》1979年6月19日载新华社上海电讯附录之四　蒋星煜文、程十发绘连环画《海瑞》后记2007年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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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章 危机四伏的16世纪后叶的明朝

第二章 从一介书生到福建南平县儒学教谕

第三章 出任淳安知县和兴国知县，初展抱负

第四章 衷心匡扶明室，慷慨进谏

第五章 任应天巡抚时的辉煌政绩

第六章 闲居了十六年以后再度出山

第七章 享年、子嗣、墓葬的情况

第八章 思想渊源与历史影响

附录之一

附录之二

附录之三

附录之四

后记

2007年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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