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章节试读

《甘地自传》的笔记-第1页

2013年春
印度史作业
阅读的目的与体验
选择阅读这本书，源于对这样一位传奇式人物的朦胧敬仰与好奇。在最初的认识里，甘地是承接古老印度的血脉，并以此叩开现代印度大门的人。我带着莽撞和真诚的心情，在几乎完全不了解甘地的生平和的思想、印度争取自治和独立的历史、现有对甘地的研究和普遍结论的状态下，期待从自传中，从甘地自己的叙述中，去直面真实的、具体可感的甘地。把这当做我与甘地两个人的交流，其结果可能是我得到了许多脱离广泛事实的、有局限的甚至是错误的体会（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无偏见的、真实的体会）。不过，这些个人化的体验和见解，也许可以被作为进一步了解甘地及这一段印度历史的开始。当我接触到更多的事实和观点时，再我自己的体会相对照，可以丰富、印证、纠正自己的见解，也能对别人的看法有所甄别，而非全盘接受。
不过，由于这本自传写于1924年，且甘地的写作的意图不在于宣传他正在从事的政治活动本身，而是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及一系列公众活动之外的个人体验和家庭生活。所以，仅从这本书，很难完整地了解甘地的社会活动，尤其是那些最引人关注的非暴力不合作实践。比如，书中对1919年到1922年的第一次反英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叙述并不完整，也不可能涉及自传完成后，甘地发起的一些重大运动（如食盐进军、新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及在国大党中争取印度独立、抵制分治等）。对这些事件的基本了解，我只能从其他材料中得到概括性的、外在的描述。无法听到甘地自己对后续这些事件作出的解说，的确是遗憾的。对于我个人来说，只能希望通过阅读自传，理解1925年之前的甘地的想法，再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去认识他之后的政治、社会实践。
阅读自传，除了让我了解甘地本人外，甘地的言行也启发我去理解一些更普遍的议题，比如宗教、教育、反殖民、逆现代化……这些思考，虽没有切实的事实依据，或肯定的结论，只能将所想到的简单梳理并记录下来。
一、非暴力
从这样粗浅的阅读中，我不能确认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是什么，只能让我形成我自己对非暴力的理解。非暴力与真理是统一的。真理不需要暴力来维持。比如，如果一种制度是违背真理的，坚持真理的人就不会遵从。不遵从意味着要经受暴力的压迫，因为制度制定者会用暴力来强迫反抗者服从。但是使用暴力正是暴露了这种制度与真理是违背的。坚持真理者不用暴力反抗，一方面凸显出真理和非真理的区别；另一方面，是因为暴力所伤害到的是人，而不是制度。伤害人永远不是真理。[ 这个道理用甘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反抗和攻击一种制度是正当的，但是要反抗和攻击这种制度的创造者，那就等于反抗和攻击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造物主的女儿，被同一把刷子粉饰出来，惟其如此，每个人心中蕴含的神圣力量都是无穷无尽的。藐视任何一个普通人也就是藐视神灵的力量，伤害的就不只是那个人，还有整个世界。”（[印]莫·卡·甘地 著 钟杰 译，《甘地自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2年版 页209 后文引文皆出自本书）]或许，非暴力不意味着单纯承受苦难，不意味着对压迫的不反抗，而是源于一种对“真理为真”、“真理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绝对信心，并且需要比实行暴力反抗更大的勇气。
对于非暴力思想，还有一些方面可以讨论。
坚持与妥协
甘地最初在南非为印度侨民争取权益时，有过一次关于“头巾”的争论。在当时的南非，除非穿伊斯兰服装，否则印度人都必须取下头巾。这显然是针对印度人的歧视政策。甘地初到南非时，曾坚持不取头巾，甚至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这个意见。后来，他决定留在南非，组织维护侨民权利运动。在申请成为当地高级法院的律师时，当地白人势力从中作梗，要求他提供繁琐的证明文件。他虽然不满这种歧视性的做法，但还是按照要求提交了材料。最高法院通过了他的申请，但要求他除下头巾。甘地同意了。他认为这种妥协是为了保存更大的实力作真正的斗争。正如他自己对这件事的评价，这种妥协在他之后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被反复实践着。比如1931年，甘地和欧文勋爵就正在开展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进行协商。达成的《德里协定》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与甘地在运动前提出的“十一点要求”相比，有许多退步。对此甘地的解释是，追求真理者不可能拒绝和对手打交道，而是用“爱”感化敌对者。想必即使是对甘地来说，这种妥协和坚持的矛盾，也是非常难以调和的。
非暴力是否一定需要中途的妥协呢？这种妥协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非暴力活动目标的达成呢？将非暴力活动坚持得更久，而不是中途妥协，是否可以更大程度上达成活动的目标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找到答案。一种可能是，从理论上讲，非暴力必然伴随着降低目标的妥协。另一种可能是，甘地在1931年的决定，与在南非时一样，是他对当时局势作出的判断，出于保存实力等原因而实施的妥协。而对局势的判断可能存在偏差，而使得原本可以通过非暴力运动达到的更多成果没有实现。如果是这样，运动成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运动领导者对局势的判断，而不是这种活动形式的问题。找寻这个答案，对于客观评价非暴力不合作理论及甘地本人，对于现在仍致力于用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斗争的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非暴力的困局
甘地所提倡和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在于如何让参与运动的人正确面对必然出现的暴力压迫。由于不具有承受暴力的胁迫所需要坚定的反抗决心和强大的意志力，一部分人会放弃抵抗。一个例子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甘地组织一队印度人担任医疗服务志愿者时。负责训练这个服务队的长官和小队长非常粗暴，甘地发动队员们进行小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停止进行军事训练和周末露营的方式，要求撤销现任小队长，并重新进行民主选举。这次小型运动的失败，正是由于一部分队员在长官的威逼利诱下放弃了抵抗。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运动者在承受暴力时，很容易以反抗为名，用暴力还击。1919年的阿姆利泽惨案即是一个体现。甘地在1919年和1922年两次宣布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原因，正是因为参与运动的人采取了极端的暴力手段，造成了很大混乱。
甘地希望能采取措施应对。正如他在自传中说到：“在发动人民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前，必须先让大家透彻地了解‘非暴力’的深刻含义，必须建立一支……志愿者队伍，向人民阐明这些原则，并日以继夜地实施监督。[ 《甘地自传》页348]”志愿者队伍的组建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后来，他利用《新生活》和《青年印度》作为宣传“非暴力”思想的阵地。
战争与非暴力
甘地在1899年英布战争期间，就曾组织过一个协助英军的志愿医务服务队。1906年祖鲁人暴动，甘地再次组织医疗队到战场服务。1914年一战爆发后，甘地主张侨居英国的印度人“应当为战争做一点事”，他自己再次组织医疗志愿服务队进入战区。正是这甘地的这一次号召，引发了人们很大的争议。一方面，甘地认为印度方面在英国需要帮助时给予援助，可以提高印度的地位，有助于印度从英国获取更大的权益。对此，反对者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印度是英国的奴隶，英国的战争与印度无关；另一种，也是更广泛地意见是，应当利用这个机会，以印度参战支持英国为条件，向英国直接提出提高印度地位的要求。（这种观点被甘地称为“乘人之危”。）另一方面，由于甘地已经公开提出了“非暴力”的概念，舆论看到了“非暴力”与参战之间的矛盾。对此，甘地承认“非暴力”与战争是水火不容的，也承认即使是非战斗人员（即医疗队）也不能逃避战争责任。不过，他认为个人无法使战争停止，唯一能做的是“将自己、他的祖国和整个世界从战争中解救出来”[ 《甘地自传》页260]。
个人认为，甘地主张印度支援英国作战，主要不是从“非暴力”运动的角度，而是从改善英印关系的角度出发。在《罗拉特法》颁布以前，甘地一直抱有通过改善英印关系，提高印度地位来谋取印度更大利益的期望。这种愿望在当时受到抵制，有可能说明当时一些更激进的、主张印度独立的呼声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印度的民族意识较之过去有所提高。一些人立足于印度自身利益来衡量参战一事，因此并不支持甘地的主张。
参战与非暴力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狭义理解的非暴力的主张，强调承受非正义的一方如何反抗施行非正义的一方。而如果战争已经爆发，双方都已经使用了暴力，这种斗争又无法被第三方制止，作为第三方，只能更多关注到受到战争摧残的人们。不管甘地对此的解释是否符合非暴力理论，至少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讲，医疗队在战场上的作用是积极的。这在祖鲁暴动期间可以看得比较明显。甘地的医疗队为救助被英军俘虏的祖鲁人做了许多努力。
绝食
绝食是甘地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他在私人生活中进行的绝食，是遵从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的，与他“禁欲”和“自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然，引起更广泛注意的是他以绝食作为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方式，是他个人的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通过分析甘地进行绝食的原因及实际效果，希望能了解绝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甘地曾因为自己所教导的两个孩子做了堕落的事，而绝食7天。其结果是“我（甘地）感到轻松多了……气氛被净化了，我（甘地）同孩子们的关系也更为坚固了”[ 《甘地自传》页257]。一方面，甘地认为孩子们犯错，自己作为教导者有最大的责任，绝食是一种自我忏悔。同时，作为村子中最有权威和影响力的人，他通过自我惩罚，表明什么是区分善恶对错的“真理”。由于他和孩子们之间的情感联系，这种自我惩罚还能从情感上引起孩子的自我反思。与之类似的是在1921到1922年间，非暴力运动演变为暴力运动后，甘地的两次绝食。
甘地认为绝食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他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对他人的苦难的共鸣。另一方面，甘地的社会影响力也是重要因素。
二、土布运动
土布运动从形式上来说，也是非暴力运动的一种；从目的上说，是指向争取印度自治的。除了这两个角度外，土布运动还揭示了甘地思想和实践的另一个方面，即对现代化的抵抗。
土布运动不是单纯地抵制英货，从自传中有两个地方可以体现这一点。甘地曾与大毛拉·
哈斯拉特·穆哈尼讨论过关于抵制英货的问题。后者认为抵制洋布不可行，因为当时印度土布的产量不能满足需要[ 《甘地自传》页354]。也就是说要想真正实现抵制洋布，关键是提高印度土布的产量。发展印度的织布厂，提高机器织布的产量，自然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是甘地主张的不是机器生产，而是推动群众性的手工纺布。在与织布厂主的一次谈话中，甘地就曾说：“我们的想法是有分歧的，我致力于如何推广纺车，而你是想多建纺织厂”[ 《甘地自传》页364]。
甘地为何会坚持手工生产？一方面，使得贫困者实现自给自足，保证温饱，尤其是广大贫困妇女，这是立足于印度国情的。另一方面，罗斯金、托尔斯泰、梭罗等人的思想也对甘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立足点，就是反对现代工业文明。这些声音来自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与处在前工业化时期的印度的甘地一起，汇聚成一股夹击工业文明的力量。由此推想甘地对于独立后印度的经济发展的设想，也可能遵循这样一种立足传统的路径。
三、宗教
继承与承认
印度教并不是开放性的宗教，大多数人的印度教信仰是在一出生就由家庭传统确定的。甘地最初的印度教信仰也来自于此。但是继承而来的印度教徒身份并不一定能得到主动的承认。正如他所说的：“我生来就是毗湿奴信徒，常参拜哈维立神庙，可是这并没有触动我的心灵。”[ 《甘地自传》页23]而恪守宗教的戒律，如不吃肉，则是从遵从与母亲订立的誓言的角度出发的。但甘地的后半生都虔诚地信仰着神灵，并将这种信仰作为自己坚持从事社会运动的精神支柱。在英国留学期间，对宗教的信仰开始被甘地逐渐承认。促使他承认和接受宗教信仰的原因，一方面是与一批通神学者的接触使他保持着对宗教的体验和思考。同时与非印度教徒的接触中，他开始反观自己的印度教信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出于经济或健康原因，他开始实践自我克制（克制邪恶的欲望、不简朴的生活、肉类……），而克制是与信仰息息相关的。从克制中，他感知到神灵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克制与自我体验
甘地曾说，克己是宗教的最高形式。甘地在提到神灵时，背景多数是与克制有关。戒律就仿佛与神订立的契约。信仰首先给予坚持的标准。在面临外来的、内部的各种考验时，信仰给予坚持的力量。人通过这种坚持，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获得内心的安宁。
宗教的力量能发挥作用，是一种自我体验，全然依靠信仰者内心与神的直接交流，依靠纯粹的“信”，没有人可以代替，也不能作伪。一个事例是甘地的妻子嘉斯杜白在身患重病时，医生认为牛肉茶是治疗所必须的，但却违背了她的宗教戒律。甘地虽然知道嘉斯杜白的身体状况不好，不应该受到打扰，但还是坚持把这个情况告知她，要她自己做决定。
四、其他
教育
比起学校教育，甘地更为推崇的显然是家庭教育；比起知识训练，心灵和性格的培养更为重要。这在他对自己子女和托尔斯泰村中青年儿童的教育可以看出。他说过：“真正的教育只能是父母给予孩子的，再加上最少量的外界帮助。[ 《甘地自传》页251]”甘地对教育的讨论引起了我对教育的思考。所谓的现代学校式教育，一方面把家庭在教育中的地位降低了，强调集中的专门的教师教育；另一方面把传授和实践分离了，学生接受了高深的理论，却不清楚这种理论是如何从实践需求中萌生，又该如何运用到实践中。知识变得轻而易举可以得到，却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学习应当是自然的过程，学习者在模仿和实践中完成，需要的外界力量只是一种正确的引导。更重要是，甘地提到了“我的教育实践的最终结果在未来才能明显地体现出来”[ 《甘地自传》页152]。知识的输入是效果立现的，而教育是立足长远的。这对于所有坚信教育真理的人都是一种考验，需要长久的耐心和信心去实践。
信奉真理的两个表现
甘地唯一信奉的是真理。他在两个方面的表现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第一是对与自己意见不同者的态度。第二是对自己所维护的阵营的批判。甘地总是广泛地与人交往，并进行有深度的交流。很多时候双方的意见并不一致。但甘地总是对这些有自己立场并且充满智慧的人表示很深的敬意。无论这种意见是宗教上的或是政治上的。比如他在第一次从南非回到印度时，曾会见一位叫巴德夏的先生，希望争取他支持在南非的侨民维权运动。巴德夏先生不但拒绝了他，还劝他在印度争取自治。甘地对此的感受是：“我不喜欢这种劝告之词，但却越发敬重巴德夏先生。他对于祖国以及母语的爱让我深深感动。[ 《甘地自传》页133]”另一方面，甘地在南非时，以为印度侨民争取利益而斗争，但却直面侨民中的种种问题，如卫生习惯不佳。更突出的、更直接的表现是，甘地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时，也致力于破除印度传统的、被他视为毒瘤的不可接触制。从这些事例来看，他所信奉的价值，不局限于自己的立场，更倾向于一种超越性的真理。

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感动和疑惑，不能在文中一一道尽。关于暴力革命（如苏联社会主义）与非暴力的理论的比较，关于印度独立后甘地思想未被实践的原因，关于甘地身上体现的印度传统因素及外来影响的辨析……这些曾在我脑中闪过的想法，虽然没有成文，但一定有其价值。甘地最终在我心中留下的形象，是复杂的。但是自传封面上那张孩童般的笑脸，却无疑带着神圣的光芒。
参考书目
[意] 詹尼·索弗里 著 李阳 译《甘地与印度》，北京：三联出版社 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