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小平

章节摘录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爆发，并不偶然，它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　　建国以后，经过七年多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影响下，我们党内开始滋长一种集胜利、自信与头脑发热并存的喜悦与骄傲。对现实和成就的过高估计，对及早进人共产主义的急切，使得不切实际的想法滋生膨胀，违反经济规律的冒进措施大行其道。经过几次反复，“左”的理论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在党内占了上风。　　与此同时，在党内民主日益削弱的基础上，个人崇拜和专断发展，党内生活已不正常。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使此时已树立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对不同意见日渐不满和不容，开始在政策上和组织上，并最终下决心在人事上，采取非常举措，排除一切阻力和障碍，以确保他认定正确的革命路线畅通无阻，顺利进行。　　1966年的开年，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三九严寒，一样的北风凛冽。冬日的阳光照耀大地，给万物带来生机和活力。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经济形势大大好转，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带来的巨大困难得到克服。人们心中那沉重的负担已经减轻，紧锁的眉头也开始舒解。党中央正在放眼未来，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还是食有定量，物资不足，毕竟人们已可以基本吃饱肚子，可以以较为轻松的心情生活和工作。人们以善良的心，期盼着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更平静，生活过得更有意义，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　　但是，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料，更常常有悖于人们善良和单纯的愿望。　　人们没有注意到，在上一年——也就是1965年年末，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文章批判了撰写戏剧《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吴晗，并借此批判所谓彭德怀的“翻案风”。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和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写成的。　　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捉刀写成上述批判文章。文章报经毛泽东前后三遍审阅，而后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具有极强的政治批判目的，对未来“文革”运动的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章的策划出笼，经过了一个长期而又缜密的过程，并且是在对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篇批判文章于上海发表后，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因不明就里，并未引起太大注意。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父亲作为总书记，对批判吴晗很不赞同，当彭真对他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他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父亲照常和吴晗打桥牌，并对吴晗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父亲不赞成这种批判，他劝慰吴晗，想保吴晗，却没料到，事态的发展很快脱离了正常轨道。中央书记处在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发表的背景后，不得已让北京各报进行了转载。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件不经意的事情，但是，却正是这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并进而演变成为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　　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杨家与我们家一向交往甚密，当毛泽东作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父亲却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后来在被迫“检讨”时，父亲曾说过，他曾长期不认识这是一种“特务”行为，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事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这个“检讨”，说明了他对批判杨尚昆的不赞成和不以为然。杨尚昆从中央降调广东工作，父母亲还专门安排他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妞妞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如果说，批判杨尚昆还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的话，那么，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是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军队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诬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有篡军企图。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诬告，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对背的揭发和批判。　　据我的母亲回忆，那次在上海，会议的气氛非常而又紧张，所有与会者均没有了往日的和谐与谈笑，会议文件连秘书都不能看。母亲觉得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敢问。父亲也是什么都不说，整日沉着脸，少有的严肃。12月10日，中央用专机把罗瑞卿夫妇接到上海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邓小平找罗瑞卿谈话。那天，父亲叫母亲，说：“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母亲看见父亲和周恩来都沉着脸不说话，她虽不明就里，但心中甚感紧张。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母亲与郝治平上楼。母亲对郝治平只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后来批邓时，造反派曾抓住此事，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父亲说过，他对林彪向无好感，因此，对林彪的恶意诬陷根本就不相信。对于批判罗瑞卿，父亲是消极和抵触的。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坦言“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此后军队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毛泽东指定邓小平等主持会议。父亲的态度仍然消极。他后来说：“我是被指定为主持者之一，但我在开始后即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而交由彭真一人去主持，这也表明我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批判罗瑞卿，是林彪一手制造的。父亲对林彪的这一恶行，反感而厌恶。他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到外地视察工作，是他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回避方式。　　批杨批罗，已使党内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感到震惊和不解。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更具灾难性的批判，已在酝酿和准备了，而且事发之紧之急，让人不容思索也不容回避。　　1966年一开年，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月，林彪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大讲“突出政治”，为觊觎权力做理论准备。　　2月，江青在林彪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3月，该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发全国，为借用军队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3月，罗瑞卿被撤销职务，后被投入监狱。　　同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十余万人受灾。　　同月，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如果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并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看，恐怕任何一个人，仅从以上这一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那已经十分浓烈的火药味道。可是，在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领导干部，却都还没有从中品味出暴雨欲来前那满天狂风的气息。就是对一些事情不甚赞同或心存疑虑，也绝对想象不出今后事态的发展，竟然会演进到那样一种疯狂、混乱而最终无法控制的局面。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与当时几乎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一样，对于此前发生的一些事件，虽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却没有引起更高的警觉，而对于今后将要面对的局面，更没有做好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4月8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其时，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正在西北视察工作，一路之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接到电话，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后，邓小平才知道，彭真又出问题了。　　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文汇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当然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说彭主持所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陆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指吴晗）。　　……

前言

　　1999年8月22日，　　是父亲九十五岁诞辰纪念日。　　父亲八十岁生日时，　　我送给他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以为贺礼。　　十五年后的今年今天，　　我写此文以寄托缅怀之思。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其影响之深，涉及之广，破坏之大，史无前例。凡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不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时光流逝，岁月如梭，回首往事，诸事淡薄，唯有心中的感知，仍旧萦绕于怀，不能磨灭。　　父亲是“文革”十年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写“文革”，不能不写邓小平。而“文革”十年又是父亲人生中跌宕起伏的重要一页，写邓小平，也不能不写“文革”。写下父亲的“文革”经历，既是对他不平凡人生的回顾，也是对那蹉跎岁月的回顾。　　我所写的，不能称作父亲的传记，也不是我个人的回忆录。一时茫然，不知归类，在此权称“感情流水账”吧。　　愿人们随着这感情的流水，回溯往事，在对“文革”的回顾中，感悟一二。

内容概要

邓榕，以名萧榕，幼名毛毛，1950年生于重庆市。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文化大革命”中在陕西省陕北地区农村插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八十年代初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任随员和三等秘书。回国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任副主任，多年从事议会政体及立法工作的研究工作，曾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妇女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和平、友好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国际音乐节执行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书籍目录

1、多事的1966年

2、祸起萧墙

3、炮打司令部

4、批判刘、邓

5、向“走酱主义道路物当权派”

6、打倒刘、邓、陶

7、秋日的悲凉

8、狂涛中的一叶孤船

9“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

10、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1、恐怖的五月

12、天降横祸

13“邓小平专案组”舞台演逻始末

14、“九大”与“继续革命”

15、战备疏散

16、孤独的南行座机

17、初到江西

18、劳动生活

19、回家啦！

20飞飞回来啦

21不变中的变数

22庐山会议风波

23不安定的“平静日子”

24朴方的遭遇

25皇天不负有心人

26峰回路转

27江南春来早

28对极左做法的纠正

29解除禁锢上井冈

30故地重游

31再见了，步校

32复出工作

33坚持“文革”路线的党的十大

34进入军委、政治局

35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风波

36一场恶战

37四届人大“组阁”斗争

38意味常任长的四届人大

40全面整顿的序幕

41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42全面整顿

43全面整顿三个文件

44伟大成就

45“评《水浒》”与最后的周恩来

46恶人先告状

47艰难时日

48悲壮的殉难

49“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50伟大的四五运动

51“两个决议”和邓小平的两次被打倒

52波澜不惊

53天怒人怨

54一人伟人毛泽东的逝世

55彻底粉碎“四人帮”

56光辉的复出

57结束语

作者简介

“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是一场浩劫。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岁月中，邓小平两次被批判打倒，历经磨难。本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邓小平在“文革”十年中迭宕起伏的政治历程和他的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了生动的记述和理性的思考，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诸如，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和保护，邓小平同林彪、“四人帮”的坚决斗争，邓小平对儿女的亲情和关怀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伟人的思想、品格、气节、胸怀、胆识，以及与普通人一样的儿女情怀。

本书装帧考究，印制精美。全书39万字，插有珍贵照片130多幅，多数为首次发表。随书附赠光盘（CD-ROM）一张，由著名播音员播录灌制，可通过电脑视听，是一部极具特点的可读可听的书。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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