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传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声脆响，像紧绷的弦断了　　2006年12月4日，陆克文当选为澳大利亚工党领袖。仅仅在3个星期之前，整座国会大厦的金色城堡内，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件可能的事。起码没人认为它会发生在2006年。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在2006年发生，它恐怕永远也不会发生。　　我们把时间倒退回3个星期以前：工党的常务委员们即将被解散到各自的选区，他们要到2007年2月才重新返回国会。而下一届大选则极有可能会被定在2007年的10月。这就意味着工党在2月到10月之间根本来不及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一位新的领袖形象。因此，尽管当时的工党领袖肯姆·比兹利的声望在民意测验中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他仍然会迈着艰难的步伐，进入他本人的第三轮同现任总理霍华德的竞选。　　如果比兹利竞选成功（搞政治，奇迹是可能发生的，比如上届工党总理鲍·基廷，在1993年谁都认为工党必败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获胜），陆克可能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会奔波于海外。而在他经常缺席的时候，另外一些年轻的内阁新星会脱颖而出。等到领袖的位置再一次空出来，举手加入竞争行列的人就不止是陆克文一个了。而反过来，如果比兹利第三次被霍华德击败，也即工党整体第五次失败，工党的女新星朱丽亚·吉拉德很可能会被推上舞台，成为该党115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领袖。这样标新立异的事情，在一个连续失败五次、愤怒而绝望的工党那里，是很可能发生的。　　鲍勃·麦克马伦在国会任职18年，是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同时也是工党队伍中少有的几个担任过政府内阁大臣的人。他在事后指出：“当时对于领袖的不满虽然很普遍，但程度并不深。大家都觉得我们的队伍停滞不前，有一种失望、愤懑的感觉。但在历次的民意测验中，我们党的整个位置又总是领先，所以没人愿意挑头换人。我在当时的判断是，要想变，一定需要一种催化剂。可我同时又认为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催化剂出现，因为时间几乎已经是太晚了。”　　工党国会上议员、负责地方政府和体育事务的影子部长凯特·兰迪说：“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觉得工党整体的路走得不错，但选民对肯姆·比兹利的冷淡反应却始终在我们的头上笼罩着一层阴影。当时很多工党的支持者要么说，‘只要比兹利在，我就不投工党的票。’要么说，‘我知道一些选民愿意投工党的票，但前提是比兹利不当领袖。’所以我那时觉得，尽管比兹利个人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党也在整整一年中团结协力，可问题还是存在。有好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假装没有这回事，就好比是别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最令工党人士沮丧的是，这一年来所有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很出色。比如动员民众反对政府颁发的新“劳工选择法”，不仅卓有成效，而且具有一种方兴未艾的、一直会持续到大选的势头。但银行利息持续上涨，又把自由党一向自我标榜的经济管理能力，重新变成了值得争论的议题。　　与此同时，在国会里，霍华德和他的内阁大臣们被迫不停地为澳大利亚小麦出口局的丑闻辩护。在国际上，伊拉克战争局势越来越糟。霍华德因把自己死死地绑在了乔治·布什左右摇摆的衣襟上，从而绝了退路。还有他对保护环境的《京都议定书》的拒绝执行（又是跟布什联手），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反对。因为全球变暖导致干旱，全国开始普遍实行严格的水资源控制。这影响到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换句话说，忽然之间，天气的变化也成了霍华德个人的问题。　　根据定期的民意测验，工党在健康、教育以及环境方面的政策也都获得了更稳固的支持。总的说来，工党确实已从马克·莱森姆担任领袖时的边缘状态恢复了过来。鲍勃·麦克马伦在事后又指出：“当时情况并不像以前曾经有过的领袖危机，并没有到一种不可收拾的状态。但是人人都感到早晚我们会走上回头路。我那时觉得，我们能赢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即霍华德政府因自己的失误而把自己打败。”　　其他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表达了同样的感受。ABC的播音员、工党的支持者、新闻界大腕飞利浦·艾达姆斯事后说：“我当时希望比兹利能听人劝告，主动下台，好让新一代人接班。但是我知道，比兹利本人也许做得到这一点，可他的夫人具有超常的野心，她是绝不会让比兹利主动下台的。这类夫人当政的例子，在政界是很常见的。”　　于是，在国会大厦的正常事务背后，地下活动开始进行。各种谣传、阴谋及反阴谋穿透了由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和坚硬实在的木料筑成的国会大厦，引起种种震颤。大厦里的常客们全都对大的政治游戏上瘾，那些跟政治家们结成了一种永恒的、爱恨交织的共存关系的国会记者站的记者们也个个不在话下。他们和政治家互相依赖，又分别觉得自己比对方高出一头。双方都不切实际地认为如能联手行动，他们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魔力的势力圈，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前途。不过，其中也有一些较为明智的，能够把两者的关系看得比较合乎事实的人。　　比如杰森·库特索基，他是国会记者站里的一颗年轻新星，是《周日岁月》报的政治记者，也是国家记者站的副主席。他指出：“‘相依为命’才是形容记者和政治家之间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词汇。每当我同党部里的人交谈时，我都非常清楚我们不是在携手合作，而是在互相利用。这当中根本没有友情可言。”　　然而，一旦向领袖挑战被提上议事日程，战场便拓宽了。驻首都的具有权威性的记者们，各自纷纷占领了一席阵地。甚至连全球头号新闻界人物新闻有限公司的默多克也孜孜不倦地随时接受通报，尽管他通常要到大选开始之后才亲自插手过问。凯特·兰迪指出：“虽然党内闹事的人同记者站之间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制定计策、联手行动，可新闻媒体仍在整个事件中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　　如果工党领袖一定要换，陆克文和朱丽亚·吉拉德是最当仁不让的候选人。陆克文从八年前被选为国会议员，来到联邦首都的第一天，就明白无误地展示了他的野心。他在结束其议员处女讲演时，曾一鸣惊人地宣称：“我不知道我将在这个议员位置上坐多久……但我所知道的是，我跻身国会决不只是为了坐这把议员的交椅……我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国家作出改变。”　　身为北方昆士兰奶制品农民的儿子，陆克文在第一个机会出现时就毅然地向位于南方的政治中心堪培拉挺进。他在堪培拉国立大学中文系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就职于外交部，然后迅速地步步升级。他那为时不长的昆士兰政府内阁办公室主任的工作，不仅为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政治经验，而且使他极富战略意义地置身于工党中占优势的右派行列里。　　早在2003年，当塞蒙·克润的工党领袖位置受到挑战时，陆克文就曾经跃跃欲试。但当他看到马克·莱森姆推出其大得人心的“梯子机会”的政策一即通过相关的措施，使每个人，尤其是普通的工人阶级都有机会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意识到愿意举手选他的人数还远远不够，他的时机尚未到来，于是主动偃旗息鼓。然而从那一刻起，他开始在国会里、在各种媒体对当今要闻的讨论中，以一个言词流畅、观点透彻的外交部影子发言人的身份，稳扎稳打地刻下了他的痕迹。澳大利亚小麦出口局的丑闻，给他带来了更高的声望。他在国会的质疑时间里，对政府前排高级官员在这一事件上的错误作出了滴水不漏的审查，把因政府内阁的懈怠与失职而致使价值三亿澳元的回扣流人萨达姆·侯赛因手中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暴露无遗。　　最重要的是，他在七号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日出》节目里定期出现。这给了他一个积极与民众打成一片的公开形象。这样的公开形象是绝大多数政治家不惜血本、梦寐以求的。大记者飞利浦·艾达姆斯不失时机地向每一个工党党员赞扬陆克文的品德：“我认为陆克文在眼下是个不可思议的合适人物。”他说：“每当我写下一点赞美他的文字，那些铁杆左派就会发邮件骂我是叛徒。但我一直不停地写克文、说克文。一直保持着我们之间那小小的，具有阴谋性的交流。”　　2003年塞蒙·克润的领袖危机出现的时候，朱丽亚·吉拉德也开始努力让自己的名字在民众中叫响。后来，马克·莱森姆于2004年大选中遭到摧毁性的失败。在过河拆桥、迁怒于人、退出领袖职位、沉溺于默默无闻之前，他公开声称只有朱丽亚·吉拉德配当工党领袖。出自马克·莱森姆之口的推荐，在政治上是否对人有帮助，是有待争论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至少带给大家一种感觉，即早晚有一天，朱丽亚·吉拉德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　　的确，这一切已经给了媒体上层圈子里的人物足够的借口扩大对她的采访面。很自然地，他们从朱丽亚·吉拉德那变化无穷的发型和头发颜色写起，而她则以一种幽默的态度对这些评论淡然承受。逐渐地，在工党内部，她赢得了一部分人货真价实的忠诚。这种忠诚不仅来自女性党员，而且包括男性成员，比如新南威尔士州的左派人物劳瑞俄·福格森。尽管劳瑞俄的哥哥当时担任工业资源及旅游的影子部长，马丁·福格森仍不遗余力地反对她。　　陆克文也好，朱丽亚·吉拉德也罢，两人如果孤军奋战，都拿不到足够的票数来打败肯姆·比兹利。如果要换领袖，唯一的策略是他俩联手行动。但是在这一点上，阻力显然是存在的。他们作为两个个人并不接近。他们分别来自工党内部的两大派别——陆克文来自右翼，吉拉德则是左翼。不仅如此，两个人还都曾庄严地宣誓：要坚定地跟在比兹利的身后。　　不过，在政治家的伴侣游戏里，什么样的借口和手段都是可能的，用得巧妙有时候甚至会受到称赞。在陆克文和吉拉德之问，无论是他们个人的关系，或是职业上的来往，并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阻碍两人重新接近的事情。两人在政治派别上的左右之分，换个角度可以看成是财富。就好像是比兹利的右倾态度同副领袖珍妮·麦克林的左派立场结合在一起，从而团结了工党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样。至于陆克文和吉拉德曾经宣誓效忠比兹利一事则更容易解决，因为任何忠诚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领袖要给大家带来好处。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比兹利不那么成功。　　党内的操纵者们和那些派别领袖们开始坐立不安。9月，澳大利亚工党联邦总书记体姆·伽特尔在堪培拉同国家记者站的副主席杰森·库特索基讨论“背景”问题。杰森回忆说：体姆提到：党内的民意测验表明，跟着比兹利走是不会赢的。因此他不得不考虑目前是不是到了换马的时候。他的原话是：“哥们，你说是不是太晚了？我们应该年前就换，对不对？”民意测验的结果非常糟糕。不只是整个国家的趋势如此，而且关系到各个议员的席位。从测验的结果看，很多人到大选时都会丢掉位置。所以他暗示我，换领袖怕是势在必行的事了。　　他希望这个消息能够通过我传出去。但他又不希望我说出是从谁那里得到的消息，不光不能提他的名字，连“工党上层人士”一类的字眼都不能有。这么一来，我就觉得这消息对我没什么用处了。　　当时我个人觉得求变的因素还不够。现在反过来再看，当然是很明显要变的了。不过体姆那时候确实也给了我非常确切的信息，那就是比兹利的情况不妙，所以他在考虑挑战领袖的事宜。　　在悉尼，沃特森选区议员东尼·伯克，作为一名出色的新南威尔士州工党右翼成员，也在积极行动。“我们不能再输了，输不起了。”他说，“目前的状况就是跟不上趟。不光是为了我们的个人利益，而是从我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着想，我们必须着手改变现状了。”　　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的工党左翼猛将、上议员肯姆·卡尔决定亲自出马，把陆克文和吉拉德这两股势力联合在一起。“除非我们采取激烈的行动，否则我们党的事业以及我们的国家都会受损。”他指出，“这是一个冷峻艰难的政治决定。我们需要做的是从领袖开始，改变整个的领导队伍。”　　卡尔当然不是唯一拿起电话进行游说活动的身居高位的工党派系人物。对于这些玩权术的人来说，再没有比挑战领袖的血腥气更能激发人的情绪了。尽管很少有人承认，可大家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选谁出任党的领袖这一点上，他们的控制能力最小，因为赤裸裸的野心统治一切。而这野心始于在下次大选中某个个人能否生存。因此那些身处边缘选区、侥幸取胜的议员，同那些坐在工党的安全交椅上的议员，看法会很不同。当召唤他们一往无前的政治警钟敲响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不顾一切、目不斜视地冲向自己的目标，哪怕路上躺着一个垂死的孩子，他们也会一脚跨过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各派系的头目们此刻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这时候能够做到的是向领袖本人发出信号：别再指望我们对你的支持了！　　在悉尼，马克·阿比比是另一个如此这般的派系头目。他已经34岁了，看上去却像个男孩子。他是新南威尔士州的工党总书记。2007年3月，他一手操纵了由莫里斯·叶马领导的工党州政府的再次当选。那可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州工党政府当时已在位十年，颇有些黔驴技穷的味道。前排大臣们多数是勉为其职，而后排的议员们尽是些等待起爆的定时炸弹，说出事就出事。当时对阿比比来说，唯一能让他高兴的是：以自由党为首的新州反对党比较起来更加糟糕，其内部的派系争吵定期在公众眼前爆发，其领袖彼得·代比南姆是一个硬纸壳一般外强中干的人物。　　阿比比此刻意识到，如果联邦工党领袖之争拖得太久，势必会分散工党在新南威尔士州领域之内的斗争精力，而且还会连带着引起新州工党派系背后白蚁们的活动。于是他那出了鞘的短剑闪射出了果断的信息：“如果势在必行，那就当机立断。”　　阿比比安排了同新州工党左派头目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的会面。阿尔巴尼斯42岁，是联邦环境遗产及水资源的影子内阁大臣。他是一个长着一张哭丧小丑脸的谦谦君子。他的妻子卡莫尔·泰波特是当时新州政府的教育部长。阿比比和阿尔巴尼斯都一直是比兹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但两人在政治上又都很现实。阿比比对竞选的判断是不容置疑的：“比兹利赢不了大选。”他如此断定。于是，很自然地，他身后的新州工党右翼倒了戈。

前言

　　那天我刚刚签署了写作这本书的合同，有两封信就放在了我的书桌上，为我展开了一扇窗口，让我看清了在这份合同背后我的政治根基。　　第一封来自艾伦·布朗特，他是我在昆士兰西部朗瑞迟的老朋友。虽然信里的内容不是很生气的，但从他对那台新买的时髦电脑的责骂中，可以感受到一定的不耐烦情绪。他想和我谈谈他所深爱的工党的新领袖陆克文。　　我认识艾伦是在很早以前，我当时辞去了在昆士兰西南部牧场的杂工，跑到最北边参加了剪羊毛的队伍。艾伦是个压毛装箱工，身材结实健壮，写一手很好的山林诗歌，还是朱丽亚河的中级重量拳击冠军——一个我身边有用的朋友。他是位传统的旧式工党人物，是亨利·劳森、杰克·伦敦和阿普敦·圣克莱尔一类的理想主义者。　　剪完羊毛，我们把厚重膨胀的羊毛粗粗地摆成一个大圈，把艾伦的拳击手套给吹鼓了，然后开始练一场，直打到汗水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或者我鼻子里的血流得太冲了，才算罢休。傍晚吃过晚饭，我们坐在门廊上，在草场上到处闪烁着跳跃的冥冥幽火中，分享着对方的远大志向。　　这一期活干完之后，我们就分手了。从此我们很少见面，但常常写信给对方。我们的信件成了一个私人的年鉴，记录着我们个人命运的改变和我们国家的历史变迁。多少年之后，艾伦离开了工作棚，在离郎瑞迟牛仔名人大厅不远处开办了“班纠内地剧场和羊毛棚”。在那儿，他给人讲从前的故事，给人表演剪羊毛，给人朗诵他写的诗歌，给人提供最高级的食物。他对工党的传统从来没有丝毫动摇过。　　我重返学校，一边在大学学习，一边在布里斯班的《快递邮件报》当见习生。22岁那年，我南下到《岁月报》工作，从那儿被派到了堪培拉，在联邦国会记者局为报社工作。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机会出现了，我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伟大人物——副总理及澳大利亚乡村党的领袖约翰·麦克欧文的新闻秘书。我对这一机会毫不犹豫，我年轻的妻子文迪也同意我的决定。　　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过几个星期，总理黑洛伊德·侯尔特在查维埃特海滩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麦克欧文成了总理。突然之间，我成了闪光灯下的人物，尽管我的身上仍带着明显的牧场杂工和剪羊毛者的气息。　　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间。新总理约翰·高顿上台后，给予了麦克欧文在联合党内前所未有的权力。在那个缺少人手的副总理办公室里，我们总像是在跑400米竞赛，可终点线则一直往后移。　　艾伦的信件帮助我重新确定政治立场。他担心我的灵魂会被反工党力量——那些联合党里“得意忘形的资本主义者”和“顽固的反动派们”捉去。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尽管我当时的动机主要是对麦克欧文这个人的忠诚，一直到四年以后麦克欧文退休，我始终保持着这一份忠诚，而不是对他的保守派事业的忠诚。事实上，作为一个年轻人，正是这份和一位老政治右派紧密工作在一起的经验，让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使我不再幻想。　　当时的工党不再有吸引力。在所有的国会议员中，我找到的唯一的朋友是自由党的吉姆·基伦。他以前也是昆士兰牧场工人，曾经非常出名地“光着屁股在康德玛河”游泳。　　于是，当四年之后麦克欧文退出政治舞台时，我也离开了。我到了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总部工作。在那儿的五年里，我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制作了纪录片并开始写作。五年后，我带着一个很有朝气的家庭和一份联邦文学研究员基金，回到了波涛拍岸的新南威尔士州南海岸白特曼斯海湾。　　在那儿，我发表了半自传性的小说《昆士兰人》，一本政治小说《纸做的城堡》和《新闻前线》(让我非常高兴的是，电影导演飞利浦·瑙伊斯说这本书“比剧本还好”)。这以后，我又获得了一份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学校研究员基金，又在《新闻简报》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为了儿子们上学的问题，于20世纪80年代返回了堪培拉。在堪培拉我写了更多的书，包括《陪审团员》。我于1990年重新加入记者队伍，在《堪培拉时报》度过了13年高产快乐的时光。　　我在《堪培拉时报》上的政治专栏似乎很有纪念性。因为到了2006年，我已经三年没有给报纸写过一个字。我和朋友彼得·汤普森合作，为一位了不起的澳大利亚记者写了传记《中国的莫理循》。接下来又自己撰写了澳大利亚丛林土匪佛兰克·伽第纳尔的传记《血中之火》。最近的一本是《杰卡VC——澳大利亚的英雄》。　　可是我桌子上的第二封信——发表在《堪培拉时报》上的读者来信却有不同的说法。　　它是这么开始的：“好吧，那个罗伯特·麦克林，那个霍华德的头号憎恨者，现在要给陆克文写传记了……”　　霍华德在鲍·基廷之后接替了政权。我那时想，这个国家在一两年之内接受一剂平庸的、具有恢复性的滋补品也未尝是件坏事。当他在阿瑟港大屠杀事件后，坚决进行枪支控制时，我和全国人民一起为他鼓掌叫好。　　但在这以后，政治机会主义在奸诈背叛的伴随下出现了。从“非核心承诺”，到Tampa挪威船和“孩子被扔到海里”事件，我开始意识到，他表象掩盖下的平庸远超出了我的怀疑。当霍华德向一位明显不胜任的美国总统溜须拍马时，当他无视大卫·黑克斯这样的澳大利亚公民的权力，任其在美国设在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单独囚禁中慢慢发疯时，我的愤慨日益增强了。　　其他的丑闻和令人不能容忍的事件越积越多——小麦出口局在霍华德的鼻子底下给萨达姆·侯赛因三个亿的回扣；他那极端过分的“劳工选择法”(艾伦为此气疯了)；他的政府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他玩世不恭地把原子裂变引进气候变化的辩论中。而这居然是被澳大利亚人四次选为总理的人。我气愤、狂怒、沮丧，随便你怎么形容……　　这之后，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乐观，我开始这么感觉：霍华德掌权已经十年，他的路已走到了尽头；他在保护澳大利亚国际安全上，由于他对乔治·布什的伊拉克战争的忠心耿耿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遭到恐怖主义的袭击。　　由于银行利息的上涨，他那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也被抵消。这还不算最坏的，他的政府在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也都没有尽到职责。　　人们还突然意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威胁不是假的，尽管霍华德顽固地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因此他所谓保持现状的功绩也自行消失。　　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联系这一点上，我认为正处在破裂的过程中。霍华德仍然是政治背景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只能在往回看的时候才能找到他。在国家政治这一奇怪而且深奥的领域里，他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过时了的人。是该有一个变化了。　　可是遗憾哪！埋头苦干的肯姆·比兹利已经在选民当中失去了吸引力。工党或许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但比兹利则像一个胖胖的学校男孩，始终落在后面。在大选中他会看上去、听上去都像一个双料失败者。而在政治领域里，赢，是一切。　　就在这时发生了党内领导人变动，空气中一下子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可能性。艾伦在郎瑞迟为此兴高采烈。他对陆克文在朱丽亚．吉拉德的陪伴下走上领袖席位的情形如此评论道：“作为一个从未改变过的浪漫的工党终身成员，我觉得有希望了，因为一个真诚的基督徒工党右派和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工党左派仍能在当今的国会里组成一股正派的力量，把人们从得意忘形中唤醒。　　“让陆克文和吉拉德的队伍联合起来吧。再一次重写我们传说中的梦想，通过真理和正义取得和平。”　　何等令人激动的情怀！但是平心而论，当时我对陆克文还没有那么大的热情，对朱丽亚·吉拉德也如此。陆克文绝对是聪明、说话有条理、举止文雅。但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对他那自信的基督教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缺乏经验，而且不具备从祁弗利到鲍勃·霍克很多过去的老工党领袖的那种平易近人的性格。　　很显然，一连串的工党领袖——克润、莱森姆还有比兹利，都欣赏陆克文的资质和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专业知识。他也很善于在电视上亮相，令人愉悦地自我调侃，还带着一种温文尔雅的幽默。他在昆士兰政府里的业绩也很让人佩服。但是这一切加在一起就能保证他是能够带领澳大利亚走入21世纪——勇敢的新世纪的人吗？我尚未被说服。　　但是，但是……在我们有过一样的背景中，有几件事打动了我的心——两个昆士兰人跑到南方来，在第一个可能性中寻找机遇；两个同是在国立大学学习亚洲语言的人一他学的是中文，我学的是印尼文(尽管水平比他差得多)；都是学校里的高材生；都有过乡村生活的经验；都激烈地相信霍华德走的路是错的。　　通过我的朋友和地方议员鲍勃·麦克马伦，我去寻求陆克文的合作。非常高兴的是，他读过我写的莫理循的传记。　　“艾伦，”我写道，“我有一条新闻要告诉你……”　　无论如何，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发现、探索这位想当总理的人的性格和使命，这是我无限的荣幸。在此我感谢我的代理人皮帕·梅森，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林琳，才华横溢的翻译毕熙燕，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儿子罗伯和本，还有我那非常出色的妻子文迪。没有他们的宝贵帮助，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内容概要

罗伯特·麦克林，澳大利亚著名传记作家和编剧家，曾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麦克欧文的新闻秘书。钟情于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创作，创作了一些有关中澳题材的作品。著有《中国的莫理循》，并致力于将该书改编成电影剧本。《陆克文传》是他跟踪采访传主多年的力作。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一声脆响，像紧绷的弦断了第二章 我意识到我输的可能性很大第三章 她们犯下的罪行，必须以命相抵第四章 我不知道怎么走路第五章 那里就那么一棵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破树第六章 不会再有比这更窝囊的事了第七章 我真的是下了决心第八章 这是一句何等傲慢的话啊第九章 我那时候经常给他洗厕所第十章 你对中国挺了解的，是吗？那你就去瑞典吧第十一章 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进入政界的那块料第十二章 这就是我终于越过界线的原因第十三章 你在锻炼中成长第十四章 政治就是权力第十五章 他极端明智，所以我感到很欣慰第十六章 当初怎么开始的，现在就怎么结束第十七章 特派员有权去发现事实第十八章 对不起，肯姆，我应该让他被冲走第十九章 邦豪弗是世纪中我最崇拜的一个人第二十章 路上有一个岔道第二十一章 跟伯克有染，就是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妥协第二十二章 我叫克文，来自昆士兰，我来帮忙第二十三章 他们也有梦想，也想找地方实现梦想第二十四章 来工作时可以顺便拿上一块奶油饼干后记附录一：陆克文简历附录二：人名地名中英文对照附录三：陆克文内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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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克文是第一位会说流利汉语的西方政要，他表示要坚定地维护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并积极推动和深化同亚洲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和印度等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他上大学时就主修中文，1984年曾任驻华参赞，他有深深的中国情结。他的上台将对中澳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陆克文传》将全面解读陆克文的传奇人生：他是一个农家男孩，如何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步入了成功的殿堂；他如何在西方政治的浪潮中奋力搏击，最终傲居潮头。

作者简介

《陆克文传》主要内容：2007年11月，陆克文当选为澳大利亚第26届总理。他是西方政要中第一位精通中文的国家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任职。他从小就对中国的古老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成人后，这一兴趣转化为信念和决心，促使他毅然放弃学习法律，致力于中国研究。在他的努力下，中文被正式纳入澳大利亚政府学校的课程；在他的参与下，许多澳大利亚公司机构同中国建立了合资合作关系。他认为，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人要扩大视野，以迎接未来的挑战；他还认为要改变澳大利亚的未来，“中国是关键”。

这本传记生动详细地记叙了他从一个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的农场孩子，一步步在信念的指引下，成为澳大利亚总理的足迹。又通过他的足迹，展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内幕。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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