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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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南京大学
出版日期:2006-8
ISBN:9787305047206
作者:刘志琴
页数:395页

章节摘录

所以整顿官府机构,是件冒风险的事。这在明代风险更大,内阁的内乱,内廷和外廷的争斗,愈演愈烈,双方都攻击对手违背祖制,相互拆台,造成上层严重分裂,官僚系统失控,这是弊端丛生的缘由。可以说正是高度集权的制度,酿成体制性的裂痕,引发官场的党争,对官员的监督已经异化为打击、报复的借口,更加剧了官场的黑暗。朱元璋取缔宰相,收回相权,独揽朝纲,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集中、专制最严酷的王朝体制。过度的集权,事无大小一切都由皇帝主宰的制度,也把皇帝推向处理政务的第一线,本来可以由宰相分担的事务,全都由皇帝一人承当,并以此作为王朝的祖制。洞悉驭臣之道的朱元璋认为:“自古天下之治乱,在于君臣之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驭臣,臣能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驭臣,臣无以驭吏,则乱亦由此始。”①宰相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最难驾驭的重臣,为了确保朱氏王朝的基业,朱元璋决心废弃宰相制,并训诫后人:“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②正是因为朱元璋把宰相视为皇权独揽的最大威胁,才对宰相制深恶痛绝,连设宰相动议的都要处以极刑。这一条禁令也拖累了朱元璋自己,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朱元璋每天要批阅公文二百零八件,处理公务四百二十四件。

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内容概要

刘志琴,江苏镇江人。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中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史、社会文化史。著有并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论》、《晚明史论》、《张居正评传》、《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录》等书,出版《悠悠古今》、《思想者不老》等散文随笔集。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引言:从身后的荣辱追问第一章 在磨砺中成长的少年英才第一节 “军户”家世第二节 蜚声乡里的神童第二章 在权力角逐中求索第一节 初登政坛的进退应对第二节 退隐田园,蓄志再起一、寄情山水,读书明志二、关注民生,操危虑患第三章 重返政坛,智操胜局第一节 在徐阶与高拱的矛盾中立足第二节 在风云际会中运筹帷幄一、内讧不已的内阁二、皇帝怠惰与权力空档三、朝政的更新与失落四、成功的对外防务第四章 在执政危机中辅政第一节 洞察时弊的对策一、《陈六事疏》的出台二、变法思想的酝酿第二节 临危受命一、权力较量中最后的角逐二、高拱失势,张居正出任首辅第五章 新政,从政治推向经济第一节 修明法度,示大信于天下一、尊主权,一号令二、节 制权贵,伸张法纪三、削减官员特权,裁革驿传第二节 强化监督,整肃官府一、实施考成法,修缮体制二、以理财为中心,考核官吏三、不拘一格用能人第三节 改革税制,惠农利商一、清丈田地,以均税扼制兼并二、推行一条鞭法,厚商利农第四节 近民便俗的改革学说一、因时顺势的变法观二、孰本务实的思想作风第六章 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第一节 力挽反夺情的狂澜一、夺情、夺权与伦理风暴二、以铁腕治国理政第二节 多侧面的性格悲剧一、寡情而重义二、拒受贿,好谀扬三、豪气、骄气和流气第七章 新政理想的破灭第一节 人亡政息的结局一、神宗的变卦二、君主观的成败第二节 不可化解的矛盾一、法祖与革新的冲撞二、用人失误与思想统治尾声:虽败犹荣的历史结局附录张居正年表参考书目索引人名索引词语索引

编辑推荐

《张居正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张居正评传》主要内容:张居正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它类似著名的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力筹富国卓有成效,在史书上得到公允的评价。张居正个人的命运也与改革的先辈们一样坎坷不平,遭遇到不幸的结局。
十六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赋予张居正改革以特有的时代风貌,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改革思想,比以往的改革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复杂的情结,致使此次改革的成功与失败,都体现出自己的特点。
张居正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他从寒微中奋起,当了十年首辅,将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修明法度,强化监督,近民便俗,惠农利商,使衰败的王朝一度恢复生机,人称“救时宰相”。在风云际会中,他刚毅深沉,多谋善断,却又独断专行,用人不当,以致祸发萧墙。他饱读经书,倜傥豪放,冷峻严酷,威震当朝,却又兼有泼皮样的身手。伟大与渺小、无情与重义、拒贿与好谄集于一身,这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张居正。
在他身后不久,诋毁他的反对派又奔走呼号为他昭雪,试图召回新政,但时不再来,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没落时期,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力图兴利除弊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和必然失败的社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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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刚听到 飞碟晚餐。 候文咏&蔡康永 在讲墮落時代《明代文人的集體墮落》 費振鐘 立緒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威继光送春药给张居正。 因为张居正爱好这一项。哈哈
  •     在20世纪40年代初,朱东润先生写了一部《张居正大传》,这是一本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之作。从传主的重要性来说,朱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张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因此,他不仅自己为张居正立传,而且期望今后会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因为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的传记已出到五百种以上。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关于张居正的专著并不多见。而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张居正的传记似乎只有一部,这就是刘志琴先生的近作《张居正评传》。《评传》与《大传》各有千秋。《大传》属于传记文学,因而文学色彩较浓,其语言生动有趣,《评传》更多表现了历史学的关注。《评传》以改革为线索,重点介绍改革的成败,在书的开篇还将张居正的改革与先秦的商鞅变法及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作比较研究,体现出纵贯古今的宏观气势,由此表达了历史学家的历史感。《评传》重在一个“评”字上。张居正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其身前就有不少人反对,死后更是毁誉不一,长期不能盖棺定论。《评传》的引言—— “从身后的荣辱追问”详细考察了后来的人们对张居正态度的演变,指出,终万历之世,大多数官员为迎合皇帝而攻击前首辅,少数为其鸣冤叫屈者则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遭到贬斥;直到明末对“救时宰相”才有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种评价既来自张居正的支持者,也来自曾经遭受张居正残酷打击的反对派,说明它代表了公论。《评传》展示了一个鲜活和多样性的张居正:他是一位旷世奇才,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却又有着当时官僚所不可避免的种种缺点,有着人性固有的弱点。《评传》说他:“黑白交织,善恶相依,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书中说他既拒贿,又受贿;有时大度宽容,有时却心胸狭窄;在治国上他理财分明,倡导节俭,在生活上他追求奢华。例如万历六年从北京到湖北为父亲送葬,乘坐的轿子要32名轿夫抬,轿子前有起居室,后有卧室,两边有回廊,内有两名童仆侍奉。当然还有书中未论及的方面,例如张居正改革,颁布“驿站法”,限制官员的特权,规定官员及其家属非公旅行必须自负旅费。但是张家的人甚至仆人以及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索取车马船只,指派夫役,等等。这都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正是这种多面形象深深地吸引着读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张居正既是有宏图大略的政治家,又是善于玩弄权术的政客。《评传》着力描写张居正改革家的形象,对于其作为政客的一面似重视不够。张居正从政35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其政治生涯可判然分为两部分: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48岁)之前的 25年为等待时机、争取权力的阶段,此后的十年(到万历十年,即1582年张居正逝世)是他掌握政权、巩固政权,实行改革的阶段。张居正入朝为官时正值嘉靖后期荒淫不理朝政,严嵩父子借机擅权乱政、贪赃枉法。一些正直的官员不畏权势,不屈不挠地弹劾严嵩父子,都遭到无情的打击,不是廷杖,就是充军、流放,还有几位被惨遭杀害。与他们不同的是,张居正采用韬晦之计,尽力博得严氏父子的信任和好感。他甚至恭维严嵩“忠贞”、“声名悬日月”。私下里却与另一大学士徐阶策划倒严行动。严嵩倒台后,张居正在徐阶和高拱这两强之间左右逢源。高拱赶走徐阶,与张居正从朋友变成了政敌。恰在此时,穆宗死,张居正与同为高拱政敌的宫中太监冯保联合,把高拱驱逐出政坛,从此掌握最高权力。在漫长的25年中,张居正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时机来临,才能够大展宏图,实施改革。在其后的十年里,他仍然要施展权术来维持政权,包括深结宦官和皇帝的生母,残酷打击反对派官员等等。在这方面,他的机遇远不如王安石。王安石是被锐意改革的宋神宗授以大权的。况且,当时的反对派与改革派之间只是政见不同,没有残酷的权力之争和人身残害。明代的政治局势比北宋时期要险恶得多,张居正之玩弄权术就是不可避免的。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由此爆发的一场大政治风波即“夺情”事件,充分表现了张居正的政客形象和人性的弱点。按照儒家经典中丧礼的规定和朝廷的礼仪制度,丧父母的大臣应当回家居丧守制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如果因为特殊的需要——通常是武将离不开战场——经皇帝批准,可以不回家守制,这就叫 “夺情”。张居正本人当然希望能夺情。因为他深知手中的大权来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如果回家守制,很难保证三年后能恢复权力。鉴于前几任首辅权力斗争之残酷,尤其高拱的倒台仅仅在一夜之间,更使他对离职充满恐惧感。张居正在宫中的内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以及一些与张居正有着利害关系的人力主夺情,皇帝需要张居正为他处理政务也同意夺情。但是这引起许多官员的强烈反对。张居正将为首的五位官员残酷地施以“廷杖”,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他并借机提前考察官员(按制度六年一次京察,当时六年未到,便以“闰差”实行考察),排斥打击异己官员。用廷杖和“闰察”打击异己,张居正采用的正是以前刘瑾和严嵩惯用的手法。《评传》注重张居正改革家的形象,对“夺情”事件着墨不多,而且似乎将它与反改革联系起来。实际上反夺情者并不一定是反改革。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儒家的纲常礼教,同时具有抗拒权势的意义。明代的士大夫特别崇尚一种对抗权势的气节。赵用贤被廷杖后身上的腐肉大块脱落,其妻将一块腐肉腊制风干,用它教育子孙。赵用贤的孙子赵士春在崇祯朝反对杨嗣昌夺情,公然申称他就是遵循祖先的榜样。当然不排除有人有借机扬名的企图。无论是张居正还是其反对派,都有为公和为私的两面性,只不过具体的表现不同。黄敏兰/文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7日第10版

精彩短评 (总计19条)

  •     个人认为司礼监是很有趣的机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都很嚣张的说~~
    张居正总体来说是个好同志。我们要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对待他……
  •     没读完,套句当年明月的话:历史应该可以写得更好看
  •     辩证的看都是这么说的
  •     重磅评论,非常值得细细品读。
  •     刚看完获得矛盾文学奖的《张居正》,感觉没有切到正点
  •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回到历史中去说,张居正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有治国的能力,还在于他能游刃于大明的王朝之中,深谙官场的斗争之术,这两点缺一不可,而中国历史上只具备一点的人物太多了。
  •     不知楼主持什么态度。不过本人对朱东润先生先生关于张居正是一划时代的人物这一看法不敢苟同。
    张居正毁灭了一个旧的时代吗?显然没有。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吗?好像也不是。既然是这样,又怎能说是划时代的人物呢?因此把张居正和华盛顿作比较也不太妥当。
    其实人们对张居正的关注是因为他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诚如楼主所说,他是一个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个善于弄权的政客。改革会触动保守派的利益,而弄权又会引起正直士大夫的不满,因此此人物引起争议几乎是必然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内部规则又决定了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必须要对权术有一点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也是张居正不得不如此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他必然会引起争议的深层次因素。
  •     光看这篇评论就满好,很清楚的了,谢谢!
  •     《评传》是很不错。楼主的评也很精彩!
    提点小问题:楼主第一句说:“在20世纪40年代初,朱东润先生写了一部《张居正大传》,这是一本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之作。”
    说他是“开创之作”恰当吗?
  •     对我帮助很大,所以加了一星。
  •     看过<万历十五年>里的张居正,不知道这部评传写的如何~
  •     关于这些,《万历十五年》里面不是写的很好吗
  •     明朝一相而已吗
  •     首先她引用的史料很成問題,除了《明史外》、不外乎就是《典故記聞》、《萬曆野獲編》等不正經的書。其次作者的筆法很成問題,寫著寫著感覺像讀言情小說一樣,水份多而乾貨少,尤其是他那章〈《陳六事疏》的出台〉感覺跟我交給導師的報告差不多,可見此書有多不堪...
  •     此书算是一本不错的书,但总觉得作者们主观意见太多。
  •     官官居酒,
    在何之粥?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     能超越朱东润?
  •       在20世纪40年代初,朱东润先生写了一部《张居正大传》,这是一本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之作。从传主的重要性来说,朱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张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因此,他不仅自己为张居正立传,而且期望今后会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因为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的传记已出到五百种以上。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关于张居正的专著并不多见。而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张居正的传记似乎只有一部,这就是刘志琴先生的近作《张居正评传》。
      《评传》与《大传》各有千秋。《大传》属于传记文学,因而文学色彩较浓,其语言生动有趣,《评传》更多表现了历史学的关注。《评传》以改革为线索,重点介绍改革的成败,在书的开篇还将张居正的改革与先秦的商鞅变法及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作比较研究,体现出纵贯古今的宏观气势,由此表达了历史学家的历史感。
      《评传》重在一个“评”字上。张居正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其身前就有不少人反对,死后更是毁誉不一,长期不能盖棺定论。《评传》的引言—— “从身后的荣辱追问”详细考察了后来的人们对张居正态度的演变,指出,终万历之世,大多数官员为迎合皇帝而攻击前首辅,少数为其鸣冤叫屈者则被视为张居正的“同党”遭到贬斥;直到明末对“救时宰相”才有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种评价既来自张居正的支持者,也来自曾经遭受张居正残酷打击的反对派,说明它代表了公论。
      《评传》展示了一个鲜活和多样性的张居正:他是一位旷世奇才,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却又有着当时官僚所不可避免的种种缺点,有着人性固有的弱点。《评传》说他:“黑白交织,善恶相依,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书中说他既拒贿,又受贿;有时大度宽容,有时却心胸狭窄;在治国上他理财分明,倡导节俭,在生活上他追求奢华。例如万历六年从北京到湖北为父亲送葬,乘坐的轿子要32名轿夫抬,轿子前有起居室,后有卧室,两边有回廊,内有两名童仆侍奉。当然还有书中未论及的方面,例如张居正改革,颁布“驿站法”,限制官员的特权,规定官员及其家属非公旅行必须自负旅费。但是张家的人甚至仆人以及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索取车马船只,指派夫役,等等。这都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正是这种多面形象深深地吸引着读者。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张居正既是有宏图大略的政治家,又是善于玩弄权术的政客。《评传》着力描写张居正改革家的形象,对于其作为政客的一面似重视不够。
      张居正从政35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其政治生涯可判然分为两部分: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48岁)之前的 25年为等待时机、争取权力的阶段,此后的十年(到万历十年,即1582年张居正逝世)是他掌握政权、巩固政权,实行改革的阶段。张居正入朝为官时正值嘉靖后期荒淫不理朝政,严嵩父子借机擅权乱政、贪赃枉法。一些正直的官员不畏权势,不屈不挠地弹劾严嵩父子,都遭到无情的打击,不是廷杖,就是充军、流放,还有几位被惨遭杀害。与他们不同的是,张居正采用韬晦之计,尽力博得严氏父子的信任和好感。他甚至恭维严嵩“忠贞”、“声名悬日月”。私下里却与另一大学士徐阶策划倒严行动。严嵩倒台后,张居正在徐阶和高拱这两强之间左右逢源。高拱赶走徐阶,与张居正从朋友变成了政敌。恰在此时,穆宗死,张居正与同为高拱政敌的宫中太监冯保联合,把高拱驱逐出政坛,从此掌握最高权力。在漫长的25年中,张居正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时机来临,才能够大展宏图,实施改革。在其后的十年里,他仍然要施展权术来维持政权,包括深结宦官和皇帝的生母,残酷打击反对派官员等等。在这方面,他的机遇远不如王安石。王安石是被锐意改革的宋神宗授以大权的。况且,当时的反对派与改革派之间只是政见不同,没有残酷的权力之争和人身残害。明代的政治局势比北宋时期要险恶得多,张居正之玩弄权术就是不可避免的。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由此爆发的一场大政治风波即“夺情”事件,充分表现了张居正的政客形象和人性的弱点。按照儒家经典中丧礼的规定和朝廷的礼仪制度,丧父母的大臣应当回家居丧守制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如果因为特殊的需要——通常是武将离不开战场——经皇帝批准,可以不回家守制,这就叫 “夺情”。张居正本人当然希望能夺情。因为他深知手中的大权来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如果回家守制,很难保证三年后能恢复权力。鉴于前几任首辅权力斗争之残酷,尤其高拱的倒台仅仅在一夜之间,更使他对离职充满恐惧感。张居正在宫中的内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以及一些与张居正有着利害关系的人力主夺情,皇帝需要张居正为他处理政务也同意夺情。但是这引起许多官员的强烈反对。张居正将为首的五位官员残酷地施以“廷杖”,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他并借机提前考察官员(按制度六年一次京察,当时六年未到,便以“闰差”实行考察),排斥打击异己官员。用廷杖和“闰察”打击异己,张居正采用的正是以前刘瑾和严嵩惯用的手法。
      《评传》注重张居正改革家的形象,对“夺情”事件着墨不多,而且似乎将它与反改革联系起来。实际上反夺情者并不一定是反改革。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儒家的纲常礼教,同时具有抗拒权势的意义。明代的士大夫特别崇尚一种对抗权势的气节。赵用贤被廷杖后身上的腐肉大块脱落,其妻将一块腐肉腊制风干,用它教育子孙。赵用贤的孙子赵士春在崇祯朝反对杨嗣昌夺情,公然申称他就是遵循祖先的榜样。当然不排除有人有借机扬名的企图。无论是张居正还是其反对派,都有为公和为私的两面性,只不过具体的表现不同。
      
      黄敏兰/文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7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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