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口述自传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
ISBN:9787515401218
作者:张发奎
页数:434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重新部署我的部队，四十六军的一部分驻扎在凤山与东兰抵御河池地区的敌军，六十四军的一部分进驻武鸣地区抵御南宁的敌军；六十二军进驻靖西周边地区抵御印支敌军，准备进入越南。六十二军划归陈宝仓指挥，当他要就重要事务向六十二军下达命令时，必须通过我的批准，命令以我的名义发布。 十六、三十五集团军的游击训练营主要功能是：敌退我攻，敌进我退。在与鲍曼商议之后，我下令这两个集团军各组建一个游击训练营。集团军遴选的士兵要接受美国顾问的训练。游击训练营的组织同任何步兵单位相同。在田东受训后，他们就调配到接近敌人防线的部队。 我非常需要时间去整顿与训练久战疲乏之师，希望减少部队的数目。我计划裁撤在桂林败绩的三十一军，扣押韦云淞等人。这些措施对广西人将是沉重的打击。我知道白崇禧不会同意，却不知道蒋先生会不会在白的影响下阻止我的计划付诸实行。同时，我必须准备好同随时会来犯的敌军战斗。我军与敌军距离太近，小规模冲突时而发生，一切端视敌军的行动。倘若印支、河池或南宁的敌军在我们重组完成之前就发动进攻，我们将抵挡不住；在另一方面，倘若蒋先生不同意我的计划，我便没法执行整军计划。如果我保不住这一小块疆土与溃败的部队，我的军事生涯便会告终，会走上绝路。 我没有考虑敌人会进攻百色，因为百色对他们没多大用处。如果他们要取云南，那也不必要进军百色，可从沙子岭直下黔滇公路。尽管如此我们仍旧要准备。敌军终究没有来。我的当务之急便是1945年1月在百色召集会议研究桂柳战败的原因、执行纪律措施以及实施我的整军计划。每逢战役结束后我们都会召集会议。 会议接纳了我的建议——事情往往如此。我撤了广西绥署第二纵队司令唐纪以及一三五师师长严僧武的职，因为他们在平南作战不力影响了进攻桂平。他们被押送到重庆听候惩处。我也撤了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与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的职，但我让他们自己去重庆述职，由中央决定如何处分。由于我们经常打败仗，大多数会议都要采取纪律行动，奖励则不多。
后记
2002年，由于撰写有关50年代香港第三势力的论文的需要，我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之丙女士在该校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取得了《张发奎口述自传》的第二十章的英文抄本，由于书中人名、事件、机构都是半个世纪前的旧事，我在3.8万字的译文后加了2.8万字的注释。此文刊载于2003年12月出版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刊印的《近代史资料》第107期。 2005年7月，我赴美领取万人杰新闻文化奖时，由哥大讲座教授夏志清博士陪同，买下了张发奎口述自传的中文版权。携回香港细细阅读，方才悟出何以哥大口述史负责人韦慕庭教授将这套缩微胶片赠送中国社科院二十多年来，居然无一人着手将这部名著译成中文。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包含上万个人名、地名、事件名、机构名的四厚册英文誉本啃下来，使这部传记文学的奇葩、口述历史之极品不再沉睡在异域图书馆的尘埃之中。 《张发奎口述自传》能成为中国名人口述历史中首屈一指的传世之作，也因为美国人舍得耗巨资派遣训练有素的研究员夏莲瑛女士远渡重洋扎根香港两年、访问张发奎上将400多次、并在港台两地穿梭访问有关军政人员梁华盛、杨清文、黄旭初、邓龙光等多人，又以黄旭初、李宗仁、蔡廷锴等人大量的回忆录核对比较，才以录音记录为主，整理出1089页的英文抄本。夏莲瑛是以张发奎的私人记录——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顺序询问他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发现细节有误便会建议他澄清，既能挑剔含糊的答案，又能循循善诱，使他自然而然吐露出平时难以启口的事实。譬如夏莲瑛看了李宗仁口述稿，问他是否曾建议李宗仁邀请蒋介石来广州，然后扣押蒋制造第二次西安事变。张发奎答：“我从未建议他扣押蒋先生。当蒋先生派宋子文来广州取财出国前，我曾建议（广东省主席）薛岳扣押他。说：‘我们这么穷，把他扣起来问他要钱，我们从哪里还能领到军饷？蒋不会给我们任何东西了，宋子文最怕死！’薛岳不赞成我的主意，所以没有实现我的愿望。我和薛岳当年在广州都是反蒋的，但我从来不想扣押蒋先生，早在1927年他派宋子文来广州试探我们肯不肯邀他到访时，我就可请他南下，然后扣押他，但我无意做这样的事。”张发查对夏莲瑛说：“有人要付钱买下我的回忆录版权，我对他们说：我不想告诉他们那些暴露我是坏蛋的事情；如果我不告诉他们那些事，那么回忆录就毫无价值。但是，既然你向我提问，我就必须对你讲真话。”他对访谈者坦承在粤军时包赌包娼收黑钱、贩卖鸦片充军饷、擅杀中央军军长胡谦等不名誉的事，这在林林总总的国民党军将领回忆录中从未记载。他承认第三次北伐时，有人说第四军“在开封俘获数以万计敌军官兵的消息，那是胡扯！敌军都已撤走了，我不相信奉军张学良在开封驻有数以万计的部队。这一定是有人为我吹嘘战绩”。“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有关两次收复南宁，他说：“敌军是自动撤出南宁的。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弄虚作假的胜利！’，他承认抗战是幸胜的：“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大多数海内外同胞认为：我们以劣势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的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军中政工制度，他认为“毫无价值”，保甲制度则“徒有其名，不起作用”。 诚然，张发奎是凡人，并非圣人，我在译注这部著作时，绝对无意美化传主，而是遵循梁任公的教谕，对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丝毫不掺杂自己的意见。例如访谈者问及外界传说张发奎1927年冬下野时，从央行广州分行运走了几百万银元，张回答是陈公博以省府主席身份向省财政厅要了20万银元。名为第四军军饷，实际上汇给汪精卫充作政治活动经费。译者则引用知情人的回忆录，称“张离穗前曾席卷800万银元投入香港与南洋买地开厂”，究竟是否属实，须留待后人考证。又如桂柳会战溃退时，大量难民随军后撤，堵塞了六寨附近的钢骨水泥大桥，国民党军为阻止敌军前进而炸桥，人流还是拥护不停，张发奎唯恐耽误戎机，断然下令炸桥，五六百民众与大桥同归于尽。这是国民党军一六六师参谋长曹福谦在《湘桂黔大溃退目击记》中披露的事，列入注解供读者判断。 人的记忆是会产生偏差的，张发奎的记忆强于常人，但也有误记的事。例如：（1）“曾仲鸣被误杀了，暗杀曾的特工接着也被杀了”，这可能是1963年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遇刺案中杀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等连环被杀事件引起的错觉。事实上，开三枪打死曾仲鸣的是戴笠贴身警卫王鲁翘，他赴台后官至台北市警察局局长，连他的儿子王章钧至今仍在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任上。（2）“马当要塞司令逃跑”系误传，贻误戎机被蒋处决的是援军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3）“国民党中央委员陆幼剐路过柳州”，陆氏路过柳州时任军委会军风纪巡寨团委员，抗战胜利后才当选中委。（4）1966年口述“何东爵士现在还健在”，其实何东已于1956年逝世。（5）“阙汉骞是黄埔一期生”，非也，是黄埔四期。（6）“六十三军军长林伟俦”，错！是六十二军。李方梆属五十四军，而非十八军。（7）“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屈服于银弹攻势”，戴戎光是江阴要塞唯一未加入中共地下党的高级军官，他的过错乃是30两黄金贿赂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而幸获要塞司令职位。（8）“吴克仁没有及时撤出松江，结果投降了敌军”，错！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是指挥部队渡河时中弹殉国的。 …… 本书史实沿用英文抄本原来的安排，用第一人称问答形式展现全部内容，未曾更动一字一句，唯阙疑处另以脚注阐明相异之史料，供读者自行判别。传主在全书中一贯对蒋介石尊称为“蒋先生”，仅有两处讲到激动处漏出“蒋介石”名讳。还有一次，访谈者问及大同书院特具政治倾向吗，张发奎显得不耐烦，但也按捺下脾气回答：“任何学校能脱离政治吗？我不懂你的问题！教育年轻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成才以及为国家效力。没有人能远离政治”，毕竟张发奎的个人修养是光明磊落的。这也表明口述历史比一般的传记作品在语气、声调、情绪方面留下更生动、鲜活的记录。张发奎口述的粤语方言“过三胎”、“番禺捕属”、“李灯筒”、“李郎鸡”，粤谚“多只香炉多只鬼”、“执到金都唔笑”、“灵魂交付炼狱之后，便不需要和尚超度了”，歇后语“我不是一把夜壶——需要时才拿出来用”、“我像个老妪——毋须再醮”以及西谚“胜利取决于战场上最后五分钟的坚持”等等。使得这本传记更加神完气足、引人入胜。 这本书的译注从2002年开始，时间跨度达6个春秋，2007年冬每日投入18小时，边译边注边修改，九易其稿，在冥思苦索考订译名之漫长岁月中，往往与张发奎将军浑然一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几乎成了他的分身。皇天不负苦心人——上万个专有名词剩下仅六七个没有把握，俟有了新的发现后在再版中予以纠正。照片我搜集了千多张，精选了一百多张配合内文而且精彩的编入书中。借以增进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本书译注过程中，吾友夏志清、胡健国、张之宇、张之丙、客若等不吝赐教，特此致以诚挚的谢忱。 译注者胡志伟 农历戊子年正月初三日于香港
内容概要
张发奎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担任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军长。抗战时期，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指挥了桂柳会战及反攻广州之役。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早年岁月（1896年至1920年5月）
第二章 粤军（1920年5月至10月）
第三章 在广东的军伍生涯（1920年11月至1925年6月）
第四章 军队整编：第十二师（1925年6月至1926年6月）
第五章 北伐中的“铁军”（1926年6月至1927年4月）
第六章 第二次北伐与南昌暴动（1927年4月至8月）
第七章 广州政变与广州暴动；隐退（1927年8月至1929年初）
第八章 从镇压到合作：同桂系的关系（1929年初至1931年5月）
第九章 政治与旅行（1931年5月至1936年初）
第十章 闽赣浙皖边区与苏浙边区（1936年初至1937年7月）
第十一章 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1937年7月至1938年）
第十二章 第四战区（上）（1938年冬至1939年9月）
第十三章 第四战区（下）（1939年10月至1944年春）
第十四章 四战区与越南（1940年至1944年）
第十五章 桂柳会战（1944年春至12月）
第十六章 准备反攻（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
第十七章 接收广东（1945年8月中旬至1945年底）
第十八章 广州行营（1946年至1947年）
第十九章 内战失利（1947年11月至1950年）
第二十章 创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以及类似的牵连（1950年至1962年）
第二十一章 在香港的日子（1949年6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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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沿用英文抄本原来的安排，用第一人称问答形式展现全部内容，未曾更动一字一句，唯阙疑处另以脚注阐明相异之史料，供读者自行判别。传主在全书中一贯对蒋介石尊称为“蒋先生”，仅有两处讲到激动处漏出“蒋介石”名讳。还有一次，访谈者问及大同书院特具政治倾向吗，张发奎显得不耐烦，但也按捺下脾气回答：“任何学校能脱离政治吗？我不懂你的问题！教育年轻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成才以及为国家效力。没有人能远离政治”，毕竟张发奎的个人修养是光明磊落的。这也表明口述历史比一般的传记作品在语气、声调、情绪方面留下更生动、鲜活的记录。张发奎口述的粤语方言“过三胎”、“番禺捕属”、“李灯筒”、“李郎鸡”，粤谚“多只香炉多只鬼”、“执到金都唔笑”、“灵魂交付炼狱之后，便不需要和尚超度了”，歇后语“我不是一把夜壶——需要时才拿出来用”、“我像个老妪——毋须再醮”以及西谚“胜利取决于战场上最后五分钟的坚持”等等。使得这本传记更加神完气足、引人入胜。
作者简介
本书是张发奎晚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口述的自传，因涉及大量敏感人事隐秘，他要求部分章节内容须在自己身后才可发表。传中不仅缕述了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及不同时期张发奎对蒋介石的看法和评论，更道出了国民党内的种种秘密，比较了他眼中国共两党及人物的品格，词锋极为犀利。他对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白崇禧、汪精卫等的批评，都直言不讳。
本书访谈者以张发奎私人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询问张发奎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且与有关军政人物的访谈记录、历史文献核对考证；译者为书中涉及的风云人物加注了简历，配印了100多幅珍贵照片、作战地图、战斗序列表等。因此，本书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伐、抗日、国共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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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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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该怎样评述《张发奎口述自传》（以下简称《张发奎》）这本书，但是感觉总该为这样的好书写点什么。看过很多中文或新闻人士写的历史书，文采飞扬，但是总感觉缺点什么；也看过许多外文人士翻译的各种著作，总感觉语境渺远，意蕴若有若无。而读完《张发奎》一书竟全无上述憾事，我毫不犹豫的给它打了五星。（定价56元真的是超值。）《张发奎》一书的校订可以说是极好的，读遍全书我没发现一个错字。在现在的这样一种出版语境下，对于一本五六百页的书来讲，这是不可想象的。全书翻译准确，各种老外的中文名字都“修旧如旧”般的译出，而非专业人士所音译而出的名号。这一点也能从作者的后记中看出作者所下的功夫。作为一本回忆录，译者并没有只单纯记录，不论其他。书中所附了大量的注释，这些注释也占据了相当的份量。（对比某些全书连一条注释都没有的回忆录，作为读者就会感到注释的可贵。）通过这些注释，给读者所呈现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可藉以了解事件的因由；同时这些注释也提供了争议观点，虽不能全，但有渠道了解争议所在，不致盲从。此外译者将各类话语予以标出，将删减情况告诉读者，这种做法显然厚道的多。这本书的内容着实丰富，自己读书的水平实在不能较好的概括这本书，只择自己感兴趣的一叙。---------------------------分割线------------m----------------------------------记得曾经看到过一篇关于本书译者胡志伟先生的访谈，里面胡先生有讲张发奎“他是从一个小兵做起，12块大洋的月薪熬到800块大洋的上将”。这要是放在当下应当会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就像大多数的回忆录一样，开篇先要讲述自己的身世。本书也不例外，张发奎自然也是从他的出生地广东始兴县的一个客家人村庄说起。不过书中没有谈论闻名的“土客矛盾”，只是提及客家村落的贫困以及溺婴等习俗。“任何老师想影响或感化我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很懒，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玩耍。”当读到这里的时候，似乎能从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有多少人在成年后悔不当初，虚度了光阴。遭了学校批评，挨了父亲的打。所以，觉累不爱。“父亲不喜欢我”、“不关心我”。其实只不过是父爱深沉，不善于表达。当其母去世后，张发奎提出给其父续弦的时候，其父亲害怕对虐待其兄妹而予以拒绝。当张氏欲前往保定的时候，其父也是卖田举债助儿前行。怎奈贫贱百事哀。在省城广州，连找份文职工作“都要寻铺保”；张氏举目无亲， “没有其他赚钱谋生充饥的门路”，于是当兵就自然成行。虽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当兵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点从张氏早年的经历也可以看出。张氏反反复复当了几次兵，最终才是行伍之身。民元后的中国，军阀充斥。南北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荼毒生灵，彼此间尔虞我诈。孙文曾说，“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任何一本关于民国的书都会讲述民国惨事。很显然，《张发奎》再如此讲述必然毫无新意。《张发奎》一书如实的还原了北伐前的粤军。革命话语褪去了之后，粤军其实与其他割据无异。“粤军内部制度不健全。有些自称总司令的草莽英雄对孙大元帅说他们拥有一支部队，孙就深信无疑。在当过孙文警卫营营长的张发奎看来，孙文被称为“孙大炮”是实至名归。”张氏以其从军数十年的经历讲述着这偏南一隅的地方军阀百态。《张发奎》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较为公正的讲述了一个人——“陈炯明”。多年来，陈炯明作为粤军东征平叛的对象一直留存在纸面上供人批判，作为叛徒隐匿于记忆中。（最近《南都人物周刊》出了一期关于陈炯明的。）斯人已逝，盖棺之后是非功过仍未尘埃落定。作为（国民）党的老同志，张发奎说，“我颇为佩服陈炯明的私德”。陈“嗜烟”、“嗜俭“，“私生活极为严禁”，“没有任何恶行，不贪污，憎恶烟赌，也很有学问”。在陈炯明与孙文的问题上，张氏虽然倾向于孙。，但他只是认为“作为国民党员，他（陈炯明）不应该反对孙中山北伐”。现实中陈炯明主政下的广东负担了绝大部分北伐军费，“仅1926年就耗用毫洋8326万元，占当年省财政指出的66.38%”。所以，也就有了这样的一句话，“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基本政策的歧异”。“陈炯明鼓吹联省自治，孙中山则坚持北伐。“有一首歌中唱道，“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这首歌中所颂者正是北伐中的名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时人称“铁军”。彼时张发奎任四军的军长。就像历代名将成长于戎中那样，张发奎显赫于北伐阵中。在张发奎看来，他治下四军的成功的要决就是民主。这一点在书中也是很容易发现。通过军中民主做到上下齐心，如张也得服从剔了“陆军头”。有一件事情对张氏其军的口碑影响极大，那就是军队的后勤。像当时其他军阀一样，粤军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都存在薪饷的拖欠、“军官薪饷打折扣发放”的情况。张发奎在军中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官兵的薪饷的及时发放成为定制。各路军阀所需皆取之于民，兵灾为各朝各代民众所愤恨。张氏的四军在彼一时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军队有“野战厨房自行煮食”，而不像北方的部队那样“都要求老百姓提供伙食”。“国民革命军仍然强征挑夫……我则从来没有这样做。”部队行进之处较少扰民，因受百姓拥护，箪食壶浆。盛名之下，张也坦诚有些群众运动对北伐的支持也非实情，也表示诚湘省农运并不过火；实属难能可贵。成名武昌城下，却也奠定了以后的基调。功勋卓越，却忠于汪；即非黄埔，又非保定，终其一生徘徊于嫡庶之间。对一个旧时代的军人来讲，没打过日本，你就不好意思说当过兵；无论你是参加过第一次中日战争也好，还是第二次中日战争。不过对于中日战争来讲，国人的叙事往往是一种苦情叙事，其中充满了各种悲情，充满了各种落后就要挨打。苦情终归苦情，真相只有一个。记得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有写关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不抵抗问题。张学良自述，“他自己的说法是当时他判断只是小股日军闹事，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不抵抗”。因为没有看到原文，难辨真假，所以不做评论。但是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张发奎在书中却也有类似的表述，“坦白说，许多人都盘算扩大上海战事”。译者在书中的一段小注也颇有价值。“（胡汉民）派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其出兵东北。如此一来．坐镇北京的张学良，势必回师东北。冯、阎……即可直捣南京。同时两广……由衡阳进攻武汉，实行推倒南京政府。”“西南政府见计划不行，再请日首相犬养毅撤兵回日……；哪知被日本少壮派反对，要实行田中奏折计划。犬养要维持撤兵信用用，双方坚持不下，遂被少壮派刺杀。”（p145）。抗战期间，三个重要战役张发奎均参与其中，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讲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1945年，张发奎开始负责战后接收广东。“说到国民党贪污问题，真的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真的拣不出任何干净的层级”。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最终属于那个时代的军人张发奎落脚于广东之侧的香港。 -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2013年1月20日第B08版，作者：黄道炫，原题：《挖掘出张发奎潜藏于心的历史秘辛》时下屏幕上常常出现一些神话般的抗日剧，剧中中国军队玩弄日军于股掌之中，使战争变得如此轻松、有趣甚至不乏俏皮。难怪有网友要发问，为什么这样一场以大对小的反侵略战争，竟然要打八年。其实，真相很简单，尽管常常让人痛苦。抗战时长期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对这场战争可谓了如指掌的张发奎晚年回忆明确表示：“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267页）在中国，无论是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哪一方、哪种政治势力，都很难像张发奎这样直白地表述这场战争，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战胜国，说出这样的话，难免有令人丧气之感，自尊心很难让人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果我们了解当年这场战争的实力对比，了解战争的具体进程，或许，对这样的结论并不会感到如何惊奇。事实上，抗战期间，无论是蒋介石的“持久消耗”，还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日战略的拟订，首先必须面对的都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力不如人，而且是严重的力不如人。抗战时期三次大规模会战：淞沪、武汉和豫湘桂会战，张发奎均亲身参与。淞沪会战时，他和张治中分任右翼、左翼军总司令，全程参与战事，目睹“士气高昂”（171页）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强大炮火下遭受惨痛损失。武汉会战时他是第二兵团总司令，在江西九江、湖北通城一带历经硬战。这两次会战，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均保持绝对的人员优势，两军在前方直接对垒的人数比例基本保持在五比一左右，以此稍稍弥补双方武器、训练、战斗意志等方面的差距。即便如此，中国也无法阻挡日军的攻势，只能依靠广土众民，依靠正面的持续抵抗及敌后的广泛游击战，依靠国际间尤其是日、苏、美的相互制约，逐渐把日军的强大攻势化解于无形。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国败得最惨。张发奎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参加桂柳会战，遭受崩溃性的惨败。相较淞沪和武汉会战，豫湘桂会战是中日两军在战场上人数对比最接近的一次。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面临失败的背景下，在中国大陆出动其侵华以来最多兵员，发动最后也是最锐利的一击，对中国军队形成极其沉重的打击。在豫中战场，日军近二十万人对第一战区的二十多万人，中国在人数上仅稍占优势，根本无力抵挡日军进攻，日军横扫中原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在长衡战场，日军出动兵员约二十万人，中方使用兵力四十万人以上，虽然人数超过一倍，但这样的优势依然无法有效阻遏日军的进攻；尽管由于方先觉的第十军浴血奋战，缔造衡阳保卫战悲壮战例，但仍然无法阻挡日军打通粤汉线计划。桂柳战场实力更加悬殊，中国第四战区此时所辖部队不到六万人，而日军可以出动兵员为十余万，中国军队人数上甚至都处于劣势，因此，较之此前的豫中、长衡战场，桂柳战场崩溃更加彻底，战区长官张发奎被逼得从广西逃进贵州，“成了无兵司令——失去了自己的战区”（285页）。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受多种因素影响，战争胜败不可唯武器论，这自然是至理名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战争终究是实力的较量，枪杆子在战场上最有发言权。在考察战争时，不研究兵力对比，不追问武器良窳，同样无法真正了解一场战争的底蕴。只有经历过战争洗礼，对后世、对历史抱着一种负责的任态度，当然还有渴求历史真相的访谈者的努力追索，才会得到本文一开始张发奎那样的结论。作为军人，张发奎可谓戎马一生。他出生在粤北，投入粤军后逐渐成长为粤军中的一员悍将，北伐时率第四军第十师赢得汀泗桥大捷，张发奎的名字常常和“铁军”联系在一起。虽然身处国民党阵营，但张发奎不属于蒋介石的亲信，在汪精卫投敌前，一直是汪的忠实追随者。因此，张发奎和蒋介石毋宁说更多时候是不同营垒的对手。在国共斗争这样一个大框架下，张发奎虽不能说身在曹营心在汉，但其思想相对左倾应属事实。从北伐时期开始，张长期与中共党人保持良好关系。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身份，他对许多问题的观察相对可以超脱政治圈子的限制。吊诡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游走在国共间的国民党人，却在国民党分共后，卷入中共首次武装反抗风暴的中心。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分共后，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加紧运动张发奎，希望他继续擎起革命的大旗。1927年7月，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张发奎态度暧昧，对必须在共产党和汪之间作出选择，瞻顾徘徊、举棋不定。苏联顾问报告：“首先，张发奎声称，没有汪精卫他不去。接着，张发奎在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的时间时表现得极其慎重。”对此，张发奎的解释是：“我认为，革命成功之前，革命力量不应该分裂。当然，一旦汪精卫决定分共，我会支持他，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高瞻远瞩。正如我常说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神圣职责。”（92页）显然，张发奎在关键时刻不想独树一帜，政治上不想离开汪，也没有与共产党继续合作的决心。在和共产党保持接触的同时，面对武汉方面要他表态的压力，要求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正式声明退出共产党，同时，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必须离开。依靠张发奎无望，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独立发动武装暴动。1927年8月1日，中共发起南昌起义。起义爆发后，留在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处境凶险，前程未卜，命运几系于张发奎一手。此时，张发奎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几十年后，张发奎回忆其处理过程：“共产党员都被集中到九江，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可以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会获发路费。我们分共并不意味着暴力，是指共产党员要退出政府与军队中。我坦率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走到一边去。唐生智乱杀共产党人，我不能这样干。我甚至没有抓过共产党。”（97页）一个人的回忆总会有感情色彩，扬己抑人更是很多回忆录都不能摆脱的通病。晚年的张发奎不失为一个可爱的老人，但也不能完全免于人类自私、自恋的毛病，因此，回忆中难免有些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不过，具体到送共产党员去南昌这件事本身，张发奎确实没有说谎。郭沫若在回忆中提到，根据张发奎的要求，在九江的共产党员政工干部集合起来，和郭沫若一起离开。不过，张发奎不会谈到他和蔡廷锴之间的一段公案。蔡廷锴原系陈铭枢第十一军旧部，1927年3月陈离开武汉投奔蒋介石后，张发奎接掌第十一军，蔡廷锴虽仍袭旧职，但与张发奎间上下并不相安。南昌起义中，蔡廷锴顺势借参加起义脱离张发奎，随后再寻机与中共分道扬镳。和张发奎一样，蔡廷锴与中共分手后，对共产党也采取不赶尽杀绝的做法。当时，张发奎曾致电蔡廷锴，要求将部队中的中共党人“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张发奎在自己部队中未开杀戒，却要蔡廷锴杀共产党，显有借刀杀人之意。蔡廷锴当然也不傻，反而派其参谋长持张电传示范孟声、徐石麟等，并传达蔡的意思：“张发奎太无人情，蔡愿保留尔后合作余地。”将二人悄悄送走；对张发奎则电复已将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张发奎、蔡廷锴这段往还，可以清楚显示民国年间一些政客或军人，为人处事的基本手段：处处留情，不把事做绝，这是当年生存的不二法门。它也提醒我们：看人读史，切切不可仅仅看到别人想让你看到的部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都是如此。作为一部由哥伦比亚大学专业人士所做的访谈回忆，《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留下不少关于军队组织、供应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更加准确认知当年的军队乃至政治、社会状况，这是这本回忆录独具特色之处。张发奎长期供职粤军，历经多个层级，对粤军状况可谓了如指掌。他详细讲述了粤军的征募、训练、薪饷、伙食、衣着、武器、奖惩、通讯、情报、补给等方面的状况，有趣的是，他提到，当年“当部队奉命驻守某地时，士兵会自己饲养猪与鸡，栽种蔬菜，以改善伙食”（18页），看来部队自力更生在中国也是其来有自。当然，他也没有讳言：“每当商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想设立一些番摊（赌桌）或烟榻，允诺每月缴付一笔贡金，我就答应了。用这一方法，我赚了一大笔钱。”（41页）坐地分肥，这就是当年军人的常态。成为国军后，张发奎从旅长做到国民党临败退前的陆军总司令，风雨沧桑二十多年。对每个时期国军的状况，张发奎都有回忆，他回忆北伐时期，“民众为我们当挑夫、当侦探、抬伤员。烧水煮粥，也帮助我们破坏铁路。有时他们收取酬劳，但有时也会自愿提供服务”（59页）。这样的状况，历史研究者常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对抗战时期后勤供应的回忆，尤具意味。抗战爆发后，中国不仅军事上受到强大压迫，后勤系统要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转，也相当艰难。张发奎提到：“士兵每月有两元医药费，但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有时冬天过去棉衣还没有运到，士兵只好挨冻。随着战事的持续，士兵们的情况无疑日益恶化。”（228页）1941年，鉴于粮价飞涨，军粮购办困难，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即将原来的货币纳税改为农产实物交税。这一改变，张发奎认为最大的成效就是避免了军队与民众的冲突。因为“部队的食米供应方面，由中央向各省规定每年应征粮的总数，各省主席再将征粮数摊派到属下各县，然后保长告诉民众把应缴粮食送到县政府，由县府报给行政专员，后者依次呈报省政府。省政府交给我一张全省各县的征粮统计单，我将食米定量分派给军级单位”（236页）。军粮供应，由军队和地方政府接洽，军队不再和民众直接发生关系，避免了军民关系因此恶化。作为读者，对张发奎所述这样一种制度的改变特别注意，是因为当今的普通读者乃至史学研究者，对当年许多制度的演变及其后包含的意义，缺乏足够了解，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口耳相传的讹论长期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很少有人能够耐心对当年实际运作的状况做细致入微的考察。作为一个口述访谈，能够花这么多的篇幅谈论这些话题，足可见访谈者的精心、关怀和训练，而张发奎作为一个相对单纯的军人，其回忆也颇具参考价值，值得阅读者认真对待。一部访谈不可能涵盖一切，能够在访谈中尽可能挖掘出访谈对象潜藏于心中的历史秘辛，已经难能可贵。这部访谈面对历史的态度，可以部分纠正笔者已经形成的对回忆录深刻疑虑的偏见。在诸多自吹自擂的回忆录的汪洋大海中，这部回忆录告诉我们，毕竟，回忆录也还是可以这样写的。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 -
关于广州起义的回忆，删去了4段，没有使用省略号，因此是故意不想给读者知道。其它删去的关键内容包括最后一章的一大节，提到张发奎老爹的坟被挖掉了。该章还涉及对黄绍竑私生活的评价。剩下的被删内容较零碎。2016年读过杨天石的某文集（名字忘了），知道杨先生多年前获赠本书的胶片，他译了老张谈南昌起义的一段历史。其实“张发奎自传”的原稿是一问一答的访问记录，胶片留存了夏莲瑛的提问及张发奎回答的态度等细节，但现在的出版本却因技术原因删掉了。我发现这是不妥当，因为这样会丢失部分细节信息。比如张发奎提到蔡廷锴打电话放粗口骂人的那段，张在回忆时态度轻蔑，很可能是嘲笑蔡廷锴的粤西腔广东话不标准，而这个内容在大陆版和香港版都没有。另外，删去提问也使得部分行文突兀。
精彩短评 (总计5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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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东方早报》2013年1月20日第B08版，作者：黄道炫，原题：《挖掘出张发奎潜藏于心的历史秘辛》
时下屏幕上常常出现一些神话般的抗日剧，剧中中国军队玩弄日军于股掌之中，使战争变得如此轻松、有趣甚至不乏俏皮。难怪有网友要发问，为什么这样一场以大对小的反侵略战争，竟然要打八年。
其实，真相很简单，尽管常常让人痛苦。抗战时长期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对这场战争可谓了如指掌的张发奎晚年回忆明确表示：“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267页）
在中国，无论是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哪一方、哪种政治势力，都很难像张发奎这样直白地表述这场战争，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战胜国，说出这样的话，难免有令人丧气之感，自尊心很难让人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果我们了解当年这场战争的实力对比，了解战争的具体进程，或许，对这样的结论并不会感到如何惊奇。事实上，抗战期间，无论是蒋介石的“持久消耗”，还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日战略的拟订，首先必须面对的都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力不如人，而且是严重的力不如人。
抗战时期三次大规模会战：淞沪、武汉和豫湘桂会战，张发奎均亲身参与。淞沪会战时，他和张治中分任右翼、左翼军总司令，全程参与战事，目睹“士气高昂”（171页）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强大炮火下遭受惨痛损失。武汉会战时他是第二兵团总司令，在江西九江、湖北通城一带历经硬战。这两次会战，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均保持绝对的人员优势，两军在前方直接对垒的人数比例基本保持在五比一左右，以此稍稍弥补双方武器、训练、战斗意志等方面的差距。即便如此，中国也无法阻挡日军的攻势，只能依靠广土众民，依靠正面的持续抵抗及敌后的广泛游击战，依靠国际间尤其是日、苏、美的相互制约，逐渐把日军的强大攻势化解于无形。
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国败得最惨。张发奎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参加桂柳会战，遭受崩溃性的惨败。相较淞沪和武汉会战，豫湘桂会战是中日两军在战场上人数对比最接近的一次。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面临失败的背景下，在中国大陆出动其侵华以来最多兵员，发动最后也是最锐利的一击，对中国军队形成极其沉重的打击。在豫中战场，日军近二十万人对第一战区的二十多万人，中国在人数上仅稍占优势，根本无力抵挡日军进攻，日军横扫中原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在长衡战场，日军出动兵员约二十万人，中方使用兵力四十万人以上，虽然人数超过一倍，但这样的优势依然无法有效阻遏日军的进攻；尽管由于方先觉的第十军浴血奋战，缔造衡阳保卫战悲壮战例，但仍然无法阻挡日军打通粤汉线计划。桂柳战场实力更加悬殊，中国第四战区此时所辖部队不到六万人，而日军可以出动兵员为十余万，中国军队人数上甚至都处于劣势，因此，较之此前的豫中、长衡战场，桂柳战场崩溃更加彻底，战区长官张发奎被逼得从广西逃进贵州，“成了无兵司令——失去了自己的战区”（285页）。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受多种因素影响，战争胜败不可唯武器论，这自然是至理名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战争终究是实力的较量，枪杆子在战场上最有发言权。在考察战争时，不研究兵力对比，不追问武器良窳，同样无法真正了解一场战争的底蕴。只有经历过战争洗礼，对后世、对历史抱着一种负责的任态度，当然还有渴求历史真相的访谈者的努力追索，才会得到本文一开始张发奎那样的结论。
作为军人，张发奎可谓戎马一生。他出生在粤北，投入粤军后逐渐成长为粤军中的一员悍将，北伐时率第四军第十师赢得汀泗桥大捷，张发奎的名字常常和“铁军”联系在一起。虽然身处国民党阵营，但张发奎不属于蒋介石的亲信，在汪精卫投敌前，一直是汪的忠实追随者。因此，张发奎和蒋介石毋宁说更多时候是不同营垒的对手。在国共斗争这样一个大框架下，张发奎虽不能说身在曹营心在汉，但其思想相对左倾应属事实。从北伐时期开始，张长期与中共党人保持良好关系。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身份，他对许多问题的观察相对可以超脱政治圈子的限制。吊诡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游走在国共间的国民党人，却在国民党分共后，卷入中共首次武装反抗风暴的中心。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分共后，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加紧运动张发奎，希望他继续擎起革命的大旗。1927年7月，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张发奎态度暧昧，对必须在共产党和汪之间作出选择，瞻顾徘徊、举棋不定。苏联顾问报告：“首先，张发奎声称，没有汪精卫他不去。接着，张发奎在决定与武汉政府决裂的时间时表现得极其慎重。”对此，张发奎的解释是：“我认为，革命成功之前，革命力量不应该分裂。当然，一旦汪精卫决定分共，我会支持他，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高瞻远瞩。正如我常说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神圣职责。”（92页）显然，张发奎在关键时刻不想独树一帜，政治上不想离开汪，也没有与共产党继续合作的决心。在和共产党保持接触的同时，面对武汉方面要他表态的压力，要求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正式声明退出共产党，同时，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必须离开。
依靠张发奎无望，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独立发动武装暴动。1927年8月1日，中共发起南昌起义。起义爆发后，留在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人处境凶险，前程未卜，命运几系于张发奎一手。此时，张发奎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几十年后，张发奎回忆其处理过程：“共产党员都被集中到九江，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可以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他们会获发路费。我们分共并不意味着暴力，是指共产党员要退出政府与军队中。我坦率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走到一边去。唐生智乱杀共产党人，我不能这样干。我甚至没有抓过共产党。”（97页）
一个人的回忆总会有感情色彩，扬己抑人更是很多回忆录都不能摆脱的通病。晚年的张发奎不失为一个可爱的老人，但也不能完全免于人类自私、自恋的毛病，因此，回忆中难免有些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不过，具体到送共产党员去南昌这件事本身，张发奎确实没有说谎。郭沫若在回忆中提到，根据张发奎的要求，在九江的共产党员政工干部集合起来，和郭沫若一起离开。
不过，张发奎不会谈到他和蔡廷锴之间的一段公案。蔡廷锴原系陈铭枢第十一军旧部，1927年3月陈离开武汉投奔蒋介石后，张发奎接掌第十一军，蔡廷锴虽仍袭旧职，但与张发奎间上下并不相安。南昌起义中，蔡廷锴顺势借参加起义脱离张发奎，随后再寻机与中共分道扬镳。和张发奎一样，蔡廷锴与中共分手后，对共产党也采取不赶尽杀绝的做法。当时，张发奎曾致电蔡廷锴，要求将部队中的中共党人“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张发奎在自己部队中未开杀戒，却要蔡廷锴杀共产党，显有借刀杀人之意。蔡廷锴当然也不傻，反而派其参谋长持张电传示范孟声、徐石麟等，并传达蔡的意思：“张发奎太无人情，蔡愿保留尔后合作余地。”将二人悄悄送走；对张发奎则电复已将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
张发奎、蔡廷锴这段往还，可以清楚显示民国年间一些政客或军人，为人处事的基本手段：处处留情，不把事做绝，这是当年生存的不二法门。它也提醒我们：看人读史，切切不可仅仅看到别人想让你看到的部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都是如此。
作为一部由哥伦比亚大学专业人士所做的访谈回忆，《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留下不少关于军队组织、供应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更加准确认知当年的军队乃至政治、社会状况，这是这本回忆录独具特色之处。
张发奎长期供职粤军，历经多个层级，对粤军状况可谓了如指掌。他详细讲述了粤军的征募、训练、薪饷、伙食、衣着、武器、奖惩、通讯、情报、补给等方面的状况，有趣的是，他提到，当年“当部队奉命驻守某地时，士兵会自己饲养猪与鸡，栽种蔬菜，以改善伙食”（18页），看来部队自力更生在中国也是其来有自。当然，他也没有讳言：“每当商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想设立一些番摊（赌桌）或烟榻，允诺每月缴付一笔贡金，我就答应了。用这一方法，我赚了一大笔钱。”（41页）坐地分肥，这就是当年军人的常态。
成为国军后，张发奎从旅长做到国民党临败退前的陆军总司令，风雨沧桑二十多年。对每个时期国军的状况，张发奎都有回忆，他回忆北伐时期，“民众为我们当挑夫、当侦探、抬伤员。烧水煮粥，也帮助我们破坏铁路。有时他们收取酬劳，但有时也会自愿提供服务”（59页）。这样的状况，历史研究者常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对抗战时期后勤供应的回忆，尤具意味。
抗战爆发后，中国不仅军事上受到强大压迫，后勤系统要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转，也相当艰难。张发奎提到：“士兵每月有两元医药费，但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有时冬天过去棉衣还没有运到，士兵只好挨冻。随着战事的持续，士兵们的情况无疑日益恶化。”（228页）1941年，鉴于粮价飞涨，军粮购办困难，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即将原来的货币纳税改为农产实物交税。这一改变，张发奎认为最大的成效就是避免了军队与民众的冲突。因为“部队的食米供应方面，由中央向各省规定每年应征粮的总数，各省主席再将征粮数摊派到属下各县，然后保长告诉民众把应缴粮食送到县政府，由县府报给行政专员，后者依次呈报省政府。省政府交给我一张全省各县的征粮统计单，我将食米定量分派给军级单位”（236页）。军粮供应，由军队和地方政府接洽，军队不再和民众直接发生关系，避免了军民关系因此恶化。
作为读者，对张发奎所述这样一种制度的改变特别注意，是因为当今的普通读者乃至史学研究者，对当年许多制度的演变及其后包含的意义，缺乏足够了解，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口耳相传的讹论长期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很少有人能够耐心对当年实际运作的状况做细致入微的考察。作为一个口述访谈，能够花这么多的篇幅谈论这些话题，足可见访谈者的精心、关怀和训练，而张发奎作为一个相对单纯的军人，其回忆也颇具参考价值，值得阅读者认真对待。
一部访谈不可能涵盖一切，能够在访谈中尽可能挖掘出访谈对象潜藏于心中的历史秘辛，已经难能可贵。这部访谈面对历史的态度，可以部分纠正笔者已经形成的对回忆录深刻疑虑的偏见。在诸多自吹自擂的回忆录的汪洋大海中，这部回忆录告诉我们，毕竟，回忆录也还是可以这样写的。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 -
目录见镇长 -
非常真实 -
好！ -
可能有人看了觉得文字比较枯燥。可是真正喜欢那段历史的人就会觉得张是一个有个性的军人。 -
不错，终于弄明白了第四军（铁军）的问题，还有1927年那几场“暴动”的因由。老张是个实在人，心胸比较坦荡，讲的很多事情应该比较真实。 -
文笔一般般，但想了解那段历史的可以一看。。。 -
一旧军阀为自己涂脂抹粉，看他的建立便知国民党咋亡的。 -
翻译是极好，通篇行文流畅，无异样感觉；内容严谨，细读下来未尝发现错字。 -
感觉把国军黑出翔了。 -
一切都好，只是插图太随意了 -
和描述百分百一致，很好的东东，推荐~！ -
看了第十九章內戰失利。國民黨內耗不斷，都寒心了。想要力挽狂瀾的人卻沒有實權。人不好剛愎自用啊。 -
旧军时期尤其细致精彩，后面太琐碎。反共又反蒋，结果自己部队为匪做嫁衣裳 -
万恶的淘宝啊，居然卖的是盗版 -
细想张发奎是个如雷贯耳，却雁过无声的人物。许多重大的事件有他 的身影，却不知道他的态度与言论，如南昌起义。他的部下作乱，他是何应对似乎为历史不彰。小时候，记得看有关刘少奇的纪录片，名字叫《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事实上，至少中国史看下来，历史其实是由胜利者写。所谓隔代修史，只是掩饰客观的虚话而已。读《张发奎回忆》，又看此人生平，是一生大致无缺的人物。回忆录文笔也好，好在朴实生动。个人回忆，好看在于他的主观性。因为客观是个想当然，但其实是追求不到的东西。不如主观些好。一主观，才知道写书的人与读书的人，志趣是否相投。人有善意亦有劣迹。但无好人坏人。书读了前半，信手抄来。其间的曲折，若是电视剧去拍，也非常励志。主流宣传只好去拍哪些故去大佬的马屁，其实后期的晚节不保多有不堪，又不能如实道来。其实倒不如这些败军之将，失势的英雄。有胜之喜，有败之悲。一故事有了悲欢，才是真好看。宣传者并非无脑，只是无耻而已。我不屑电视好多年，吐槽几句。
张发奎是客家人，祖先来自河南中州。清化乡的张氏宗族声称自己系唐朝宰相、始兴伯张九龄的后裔。
客家女人习惯于维持天足，妇女从不缠足，因为她们经常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读书人的妻子不让丈夫下田劳作，她独自揽下所有的重活，认为书生动手是羞耻的事。书生待在家里，养育孩子。所以客家妇女比男子更为强健，因为妇女下田劳动，而有些男子不下田。南方确实是这个传统，还不仅是客家人，我在桂林阳朔的时候，到了下午，男人们三两坐在门口喝茶聊天，街上拉活的拖拉机全是女性在驾驶。
客家人对初生女婴漠然置之。倘若一连生下三个女婴，第三个女婴就会被溺死。也不是只有穷人家才这么做？富人生了女儿又生女儿时，父母会埋怨姐姐拖来一个妹妹，为何不拖个弟弟来。溺毙第三个女婴后，他们期望下一胎是男婴，因为女婴会畏难却步。所以溺婴的动机并非经济困难。客家人不管家中人口多少，从来不会溺毙男婴。
还有一 奇怪的风俗叫“过三胎”——在贫寒的农户尚未诞下男婴时就把女孩送进门，等对方诞下男孩与之成婚。倘若亲家头一胎生女，婚事就告吹了。于是人们就等候第二胎，如果第二胎仍然是女孩，人们就再度等待。以三胎为限，设若第三胎仍是女婴，这户穷人就让女孩再嫁另一户，借此赚一笔钱；但若第三胎是男婴，不管男女双方年龄相差多大，是一定要成婚的。有时，男比女小十几岁，甚至小二十多岁。在这种个案，女孩从男孩诞生起就充任他的保姆。男方家庭之所以愿意要童养媳，也有怕家道万一中落，孩子找不到老婆。
省政府为振兴实业训练技工所设的增步习艺所招收徒工，张发奎去报名被录取了。同期还有两个学徒，一个叫陈策，另个叫刘沛泉。陈策与张发奎学习织布与染色。首先学清洗与漂白棉纱，刘沛泉学习陶器制作。若干年后，人们说，这三人代表了陆海空军——陈策在海军（历任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军委会海军军令处处长），刘沛泉在云南空军。正是乱世出英雄，一个习艺所就可以出三将军。
张发奎离家读书，有与父亲赌气的成分，时常搞的一文不名，又不敢回家。但又绝处逢生，是这人还是比较机巧的。能随遇而安。其母爱子但不敢言。最终忍痛长逝。后张稍有能力，希望其弟也能出来，费用由其负担。但其父不同意。
上学的时候也学人搞起义，以演习名义申请枪支弹药，结果军械库恰好无存货，诸人事情做不成，仓皇跑了。
薛岳原先叫薛仰岳，他和林直勉、梁树熊、谭惠泉等人在广州湾（今湛江）被法租界当局拘捕。法国巡捕鞫询姓名时，薛仰岳漏报仰字，此后就成了薛岳。
入伍粤军，张发奎详细介绍了各级军官如何克扣军饷，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吃的什么。张发奎说部队一日两餐，上午九时与下午四时。每个班任命一名伙夫，每天清晨，连部的上士出去采购，伴随着三个戴着红色“购粮班长”袖标的值日班长以及三个值日伙夫，这是为了防止上士舞弊。上士与三个值日班长有权挑选食物品种，唯一的限制是买干辣椒必须得到所有士兵的同意。那三个值日伙夫跟着挑运大宗的补给品，其中主要是蔬菜与猪肉，偶尔也买牛肉，它售价比猪肉便宜，因为吃牛肉的人不多。事实上，农村见不到牛肉，只有市镇上才有。军队喜欢猪肉，因其富有营养。我们常常买肥肉，它是最廉价的猪肉，也最富有营养，吃了容易强壮，而士兵都是骨瘦如柴。模范团的伙食比粤军好得多，因为那几年物价上涨了许多。当部队奉命驻守某地时，士兵会自己饲养猪与鸡，栽种蔬菜，以改善伙食。一头猪需要几个月才能喂养到百多斤重，然后被屠宰。军人最爱吃鸡，但除了农历新年与节日，是吃不到鸡的，甚至军官也很少吃到鸡。
陈炯明为“陈老瘾”，他嗜烟十分酷肖他的嗜“俭”。我们都很尊敬他。他的私生活极为严谨，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恶行，不贪污，憎恶烟赌，也很有学问。
张发奎对武汉的工人运动印象甚好。武汉是中国拥有大型工厂与大量工人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他也常常见到湖北工人联合会主席向忠发。向忠发日后被批的很不堪，但由此可见人家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
共产党员中张发奎接触最多的是恽代英，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张便常常邀他到我部队来演讲。
张发奎也同高语罕与郭沫若有许多接触。也知道郭沫若也是中共党员。在北伐期间，军中90%的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当时许多人宣称郭沫若不是中共党员，张不相信。这种“宣称”不过是烟幕。
除了叶挺与周士第，在张部属中有哪些是中共党员，张发奎说记不起那些职位低的人了。比如叶挺的手下，当时还是一个连叫林彪，张发奎一点也没有印象了。
共产党人对张发奎评价颇高。叶挺告诉张，有一天共产党开会时提及张的名字，决议说他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太浓重，暂时不必争取加入中共。
朱德曾经协助张发奎征聘干部，经过如下：张告诉郭沫若，我需要干部。他与邓演达把朱德介绍给张发奎。郭沫若与朱德是四川同乡。朱德看上去很粗鲁，不像是军校毕业生。他建议张发奎派他去四川征聘优秀干部，我同意了。
朱德去了四川。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说，朱德是奉了邓演达的正式委派，去四川策反杨森与邓锡侯的，此事张发奎不知道。至少，他为张邀聘了许多干部，其中包括了罗永扬罗永扬（1912—1988），四川威远人，毕业于成都民立大学政治特科，并入四川陆军军官队习军事，积功升至七战区长官公署上校参谋、二十三集团军军法处处长、新编十一军第三师少将师长等，是张发奎旧部。抗战胜利后加入民社党，当选国大代表。在张君劢支持下创办香港宇宙出版社，刊行《再生》、《自由钟》杂志，历十年之久。1962年秋，左舜生领取台湾2000美金赴美讲学，罗永扬主张开除左出《联合评论》，张发奎未允，罗则扬言“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卖”，遂开始与台湾驻港特工挂钩，此举促成《联合评论》提前结束。1969年当选民社党中常委，1984年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1988年病故台北。 。
张发奎委任朱德为待命军官团团长，要他训练他聘来的干部。一个多月后他离开武汉去南昌投奔他的云南讲武堂校友朱培德。朱培德当然比朱德年长。这就是后来人们说“朱培德培朱德”的由来。
中共没有争取他，也就没有日后南昌起义的说法，争取了他，南昌就不必起义。
世间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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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的真相，真相只存在于发生的当下，之后，所有的历史都被演绎和诠释。 -
果然是口述中之奇葩！ -
这书告诉我叶挺北伐战绩被夸张了 -
每个人在给自己写回忆录的时候都不免要美化自己，但在被别人提问和回答时会不由自主的被诱导出一些平时不愿意触及的事情。张发奎在回忆自己的历史时还算老实，毫不隐讳一些自己的不好的一面，在述及其他一些历史人物时也就不算客气，所以一些段落在他去世前便不能公开，全文中涉及这样的段落语句看起来有些不便。但综观其一生，人还算是正直，做为军人也算合格，是一个一条道儿走到黑的“丘八”兵。 -
其实正在读。。。 -
给人带的，质量不错 -
李宗仁之流，晚节不保，不谈也罢！ -
到货非常快 便宜 -
张发奎将军的口述自传，内容丰富，披露了许多历史的细节，非常有价值，值得一读。 -
虽然有些啰嗦、凌乱，总体结构还行，历史细节也很多。 -
张大王的回忆录很实在，好不避讳提及许多人的八卦，看得舒服。里面也提到很多人的花名，比如他自己的花名由来是因为他曾落魄成山大王。 -
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如叶挺周士第等有较高评价。 -
這本書雖沒有唐德剛的文筆，但平實詳細，對一些歷史的細節可信程度更高，更細膩。至今沒人給予高度評價太走眼。我給它五顆星。 -
那段历史应该很精彩，但司令传的稀松平常——也许真相就是这样。 -
还原了很多真实的历史 -
看的是电子书，感觉还行，不一样的视角 -
这本口述史质量很高，尤胜唐德刚所作“李宗仁口述”，传主态度坦率、作者也大都能问到点上，诸多军中细节的陈述很可贵。 -
受到苏文洋先生的提示,买了这本书,一直仔细看完,感觉物有所值.1.言之有物: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对于对那个年代怀有兴趣的人,趣味十足.2.张将军为人一品,令人尊敬.3.书中有关日本侵略的部分,令人振聋发聩.尤其是关于"为什么打不赢"的两个例子,尽管张将军没有使用什么鼓动人心的词语,却令人难以忘怀.这也是苏文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例子.4.书中关于将军出国期间被酒店拒绝的回忆,篇幅不长,却非常深刻.5.张将军对蒋介石颇为尊重.可是,事关国家命运前途,张将军却是直言不讳,痛陈其弊端.若论其现实意义,正应了:读史可以知未来. -
早就得知此书将在内地出版，一直没见到有售，这次终于如愿。 -
还不忘送达 -
注释者下了功夫。 -
书签，记国军战报注水问题 -
高端黑 -
没办法，大陆直到今年才有缘得见删节版。大家一直都不知道啊。 -
哎，既反蒋又反共，自以为聪明绝顶 -
最好的口述自传。2016-4-29 -
历史真的比传奇还要传奇，盼着口述历史能够做进21世纪的高层人物而让一百年后的孩子们有东西好看！这位小个子军人，始终不忘良心和人性。他对汪精卫的追随而失望，他对老蒋的不满而必须服从，有骨气、守住了人生的大端！就此而言他是中国军人的楷模。
哎，军人哪！一言难尽……
而第四军的覆灭也让人惋惜。
没有回避因打仗而失去生理能力的事实，这是怎样的坦诚，实在难能可贵。
他的妻子好像不识字，要是也能有回忆就更好了。 -
是口述回忆类文章中的上品，最心动于他的平述而不是刻意掩饰自我缺失、误导试听，自己可以从中辨析更多实情。 -
封面的意思是张发奎被蒋的阴影笼罩着么？ -
有时间再读一遍 -
还不错，从另一个角度学历史 -
很有意思的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和向华将军一样，朴实；无论是国党还是共党的历史书，都没有这个坦诚 -
电视上讲，张发奎是国民党一个级别很高的元老，朱德都曾是他的部下。该书定价57元，可是在这里网购只花了37元，还免邮费。有一层包塑料膜。打开看了，是正版。 -
货运速度超快，书的质量没问题，内容吧其实我们应该多了解了解，有助于掌握全面的历史 -
封面上写的“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其实张发奎就干了三个月，还什么事儿都没干成，其实看传记的乐趣就在于一个小人物是怎么卷进历史中的，对自己的一些不足之处也直言不讳，如P238节约储蓄运动中，一个餐馆老板因上菜超过四菜一汤，张发奎自己却大喝走私洋酒，但是更大的却不说了，如“丢他娘”，下令炸桥。译者的校注相当有质量，特别是第二十章，虽然人物简介占了很大部分，不足之处是很多注释没有标出出处。勘误与商榷：P21，洪兆麟是河南人——湖南人；P44，沙基惨案与打击英国在华势力——据阿班的《民国采访站》，实际上造成沙基惨案的是法军的机枪，后来赤俄出于需要才将英国列为罪魁。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23628841/ -
直白、真实的自传 -
知道张发奎，你就会了解那个年代的中国军人 -
很有意思的书，即便是消遣也不错的。有条件应该买香港无删节版。 -
http://book.mihua.net/book/16/16850/index.html 全文在线阅读 -
张发奎说，“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 -
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 -
广东人，历经广州政府、北伐、反蒋、抗战、内战、海外光势力等阶段。半生追随汪精卫，半世佩服李宗仁，敢闯敢干敢为，交游广泛、事多躬亲而未必详审末节。总之所述，一生不失武人本色。 -
写的很好，口述史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