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恨》书评

国恨何逝

二十位民国涉外人物的传奇，有点沉迷于，陈丹青所言的民国气质。最是惊叹陈友仁，太平天国后裔，于地球另一端发家，为革命竟然毁家纾难。不会国语的外长，怕是当真要空前绝后了，世间也许再难以找出这样的传奇了。孙中山有言，中国精通英文的人只有三个，辜鸿铭算一个，陈友仁算一个，伍廷芳算一个。是想，大抵这类的称赞应该是至极的了。唐德刚亦有近似的话语，“近代中国只有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算一个，周恩来算一个，顾维钧可以算半个。”思来着实几分道理，解放后，中国外交官务必定期回国，无论官阶，大使亦如是，为的便是了解国内民生，才可在外交中知己知彼。如此看来，李鸿章、周恩来在其多年从军、从政经验中，已然深深洞悉中国国情，只是时代变迁，他们同样都鞠躬尽瘁，身后却得到了截然迥异的名声。或许，顾维钧所缺失的半个，便是对于适时中国国情鞭辟入里的了解。看过顾氏的崛起之路，只慨叹，大丈夫成功，有三条天时足矣，一则才华横溢，再则相貌堂堂，三则天假时机。一生叱咤风云、于国际间纵横捭阖，硬是为贫弱的中国挽回了不少的尊严；个人生活，先后与四位夫人的结缘，98岁的高龄终老，总觉得，顾维钧做到了许多中国人梦想的许多事情。伊藤博文遇刺，东北鼠疫，松花江航运主权的收回，这些已经被世人渐渐遗忘的故事，都绕不开施肇基，如若没有他的处变不惊、全力周旋，当日的中国会落入何处的漩涡？看着那些曾经惊心动魄的故事，有时候，自己也在想象着，如若没有这些今天已经被渐渐忘却的人们卓著却又平凡的贡献，我们的共和国会在何方？看过之后，总是觉得，这一个个的外交官们，让民国行走世界之上，犹如巧闯地雷阵，至少到抗战之前，总是有惊无险。外交家或许是那个日子里最最风光却又最最屈辱的职业，一边要殚精竭虑，如何用最小的损失去填补列强的贪婪，另一边，又背负着国内的千夫所指，王正廷、陆徵祥的苦楚说明了这一切。纵使前者曾经代表民国政府接受青岛，也难以逃脱学生的暴打。最先翻阅的乃是那三位赫赫有名的大学校长，有些惋惜，外交的经历是不是毁掉了这几位学者的前半生辛勤治学的一世英名？胡适、王世杰、司徒雷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近代中国绕不开的几个名字。因为在学校的杰出成就，他们得以在跻身政界之后平步青云；因为在外交上的奔波游走，他们一生倾注心血的故国，在1949年，对他们关上了大门。胡适逝世之时，覆盖北大校旗，并瞩，捐献毕生所藏图书于北大；王世杰逝世之后，将其一生收藏的70余幅珍贵字画赠予武汉大学，墓碑上去掉所有头衔，只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司徒雷登遗嘱，迁葬燕园未名湖畔，竟然终生未能如愿，其毕生心血之燕大，分崩离析。不得不说，中国大学的悲情，或许从那个时刻就开始了，今天在做的，不过是去弥合那些被剜开的伤口。四大家族似乎是那个时代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宋霭龄爱钱，宋庆龄爱国，宋美龄爱权”，三姐妹的故事多久都不会随时光散去，为国？为家？为己？谁人知晓。宋子文出使美国，四处奔走、游说，几乎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拉来了国人急需的巨额美援，顺便使近代中国的诸多不平等条约灰飞烟灭，虽然这一切成就背后的基石是那逝去的三千五百万英灵，但不得不承认宋的卓著。相比较之下，建立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功绩以及聚敛钱财似乎不算的什么。有些汗颜，自己一直把这样一个传奇人物作为一个过客。民国时代的中国，不可谓不积贫积弱，各家军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国运不昌，外交却让中国起死回生，两次世界大战，孱弱的中国皆是战胜国，二战后，甚至跃入四大国之行列，不能不说外交家们纵横捭阖的精巧功夫。民国外交家，他们的身后的时代印证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而他们，用自己的绝世才华向我们证明了，“弱国更需要外交”。我们必须要敬佩邓小平收回香港的决心，“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主权问题是容不得谈判的。”此时的中国，可谓“乳虎啸谷百兽惧”；而1922年收回青岛时候的中国，积贫积弱，北京政府号令不出直隶，这辉煌的成就，几乎完全仰赖五四时候学生们的一腔热血与外交家们的据理力争。让我们记住这些为国为民，甘愿忍辱负重、殚精竭虑的人们，哪怕他们曾经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是。民国之恨，及至共和国，止？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