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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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2008-6-10
ISBN:9787101061284
作者:于静
页数:208页页

章节摘录

  不能忘却的纪念——《海上述林》  胡风遗藏中有一套珍贵的《海上述林》,蓝色绒面本,外面的纸板函套因岁月的侵蚀已严重破损。上下两卷,扉页左下,均有胡风毛笔手书“胡风”二字,下有“胡风”钤印。这部Ⅸ海上述林》是鲁迅1936年所赠。  《海上述林》是瞿秋白的译文集,鲁迅编校并作序,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上卷版权页署1936年5月出版,下卷版权页署1936年10月出版。上海开明书店美成印刷所排版,日本岩波书店印刷,内山书店代售。大三十二开本,封面有鲁迅亲题的镏金书名“海上述林”,书脊和封面上的拉丁字母“STR” (即史铁儿,是瞿秋白的一个笔名)也为鲁迅亲书。翻开两卷扉页,上端印有书名:“卷上:辨林”,“卷下:藻林”;下端印:“19?诸夏怀霜社校印?36”。“诸夏”即“中国”,“霜”是瞿秋白的原名。此书有两种装帧形式,一为皮脊本,金顶金字,印制一百部;一为天鹅绒布面本,蓝顶金字,印制四百部。重磅道林纸精制,庄重大气,一向注重书籍装帧的鲁迅非常满意:  曾见样本,颇好,倘其生  存,见之当亦高兴……(1936年8月27日致曹靖华信)那第一本的装钉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1936年8月31日致茅盾信)  其实按现今的标准,这两种装帧形式都可算豪华装。销售情况也颇为理想,先为面市的上卷在内山书店不足一月便告罄。

前言

  孙郁  胡风一直是我敬佩的诗人和批评家,他对文学的理解及表述,从不是平白直露的,而是有着某种神异隐曲的气象。在现代文化的历程里,他是新文学的彻底的贯彻者,几乎看不到老朽的士大夫味儿。上世纪30年代那些叱咤风云的文字,就曾感染过许多读者,可惜后来遭受种种风暴,其个性的生长便中途夭折了。这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自30年代后期,他的周围是一群纯正的作家,其格局与品位甚为特别。《七月》、《希望》上的作品,至今仍让人感念。胡风的功绩是世人皆知的。也因为他的缘故,那些有才华的人后来惨遭不幸,过早地消失,文学史上一段美丽的景观就无奈地消失了。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与事,后人除了进行文本研究外,要还原历史,就不能不以原始资料说话。那些无声的存在,昭示着一段历史。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无法知晓那段历史的真相,只是岁月流逝得很久之后,一些真实的情况才浮出了水面。梅志去世前,就意识到了整理资料的重要,除了自己亲自写回忆录外,还和家人决定把胡风的遗物全部捐献给鲁迅博物馆,实在是件惠及后人的事情。现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正在被完好地整理当中。看到从不幸年代过来的前人的遗迹,不禁为我们的历史生出复杂的感叹。  于静同志是这批文献的整理者,亲自见证了它们从岁月的风尘里走入博物馆的历程。她热心地整理出这些资料,作了很详细的登录、解析。我翻阅她细心爬梳出的历史片断,好似回到民国岁月,嗅到远去历史的文化气息。胡风的价值不仅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出版上,他与鲁迅及同时代人的关系所组成的那道景观,对于我们思想史都是珍贵的遗存。看到鲁迅赠送给他的著作及遗物,萧军和他的往来信件,聂绀弩的墨迹,《七月》、《希望》的原刊,三十万言的上书等,现代文学史里深切的存在给人的联想已超越了文学领域。与这些历史的旧迹对视,其实舒展出来的确是心灵的苦楚。  胡风是历史转型时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他在艺术理论和文化建设上有自己特别的思考,在许多方面与周扬的观点不合,其实是探讨现代文学可能性的分歧。实际上,新文学发展到30年代后期,是有一种新的突变的可能的,胡风自己就看到了这种可能。他从鲁迅的参照及马克思的参照里,发现了主体延伸的必要性和个性成长的可能,自己坚持的就是这种可能。在大量的文献资料里我们能看到,他的热情和挫折、期待与焦虑,纠缠的正是我们历史里令人久久困惑的一角。一颗鲜活的心在不安里跳动着。五四文学闪亮的部分,我们从这里是可以感受到的。  上世纪40年代后,文学思潮浪涌,在左翼方面,精神受苏联的影响,日趋一体化和模式化。艺术存在,就没有别的可能么?胡风在自己的思考里得到了另一种答案,那就是鲁迅所倡导的自由精神是可以在左翼文化里生长出来的。这个思路为他后来酿成了大祸。之所以和周扬的理论不同,原因很多。我们看他的遗物,就可以感受一二的。一方面深入了解革命时期的理论,广泛摄取各国的文学遗产中有益的东西,另一方面一直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了解作家的生命状态。他在精神深度上和鲁迅的呼应,使他对环境做出了与周围人不同的判断。在基本的思想层面,他是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可是认知事物时,又与一般的中国马克思的信徒不同,有诗人的个体感觉,不希望精神被囚禁在什么地方。一个穿越在旷野里的求索者,是不会安于在笼子里的。他习惯在自己的世界里驰骋,可是外面的一切却早已改变。不适应与不了解,不合作与不委屈,那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从大量的文献资料里,我们才能感性地触摸历史。胡风遗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启人心智的精神库存。鲁迅之后的文学命运,在他的旅途里显得意味深长。一个丰富的可能在他那里中断了。张中晓、阿垅、路翎的毁灭,是他梦的中断。鲁迅的余绪也在此被阻隔了。了解50年代后的文学发展史,胡风案是一个起点,自从此案之后,文学真的改向了,只变成了延安传统的一个色调。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胡风的悲剧,与一段文化史的悲剧是共存的。我们在悲悼这个陨落的人物同时,也悲悼着一个伤感的年代。美丽被摧残的时候,是没有春天的。  这一本书给我们带来的联想远不止在这个层面上,人消失了,历史却没有过去。在行进的时光里,我们应选择什么呢?  2008年1月20日

书籍目录

序(孙郁)鲁迅赠胡风 不能忘却的纪念——《海上述林》 他山之玉——《引玉集》 送给母亲的礼物——《母与子》版画 在“宫”里收到的礼物——日本饼干盒友人赠胡风 共同的怀念——王朝闻刻鲁迅浮雕头像 短暂相处的礼物——白桦赠砚台与镇纸 一首有唱无和的挽歌——萧军赠自作诗条幅 异邦的结婚礼物——日本友人送茶具 附录为胡风送行——友人挽联藏书 一个有着“鲁迅情结”、“胡风缘”者的赠书——台湾作家杨逵小说集《鹅鸟的嫁人》 胡风身边的童话世界——梅志童话 一篇”讲话”引发的罪与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泥土社与禁书 在抗日的血与火中成长——《七月》与《希望》书信 四十八封书信见证五十年友谊——萧军致胡风 一生情谊——聂绀弩致胡风  战地飞鸿——丘东平致胡风   师友的见证抑或反革命的罪证——胡风致路翎 两个不屈灵魂的对话——胡风致阿垅  手稿 永远的纪念——《学习鲁迅精神》 为真理鼓与呼——“三十万言书” 新兴木刻结下的情谊——《悼念江丰同志》 为了一个承诺——梅志《胡风传》遗物 风雨中的手提包 公民权利的丧失与复得——胡风的证件 一张迟到的公费医疗证 特殊生活的遗物——呢子大衣 “我需要一个家”后记

作者简介

2007年,胡风家属遵照梅志生前嘱托,将胡风遗藏资料(藏书、信札、手稿、实物等)分批捐献北京鲁迅博物馆。本书作者是这些资料的整理者,在与前人遗泽的朝夕相对中,写下近三十篇随笔文字,细致地讲述了胡风遗藏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梳理出一段令人心痛的文化往事。
借助生动的文字与丰富的图片,我们得以触摸那段已渐行渐远的历史。我们知晓了胡风的个人生活、文学活动、文化理想,他的不幸的命运,感受到他与鲁迅、萧军、聂绀弩、路翎、阿垅等师友间的真挚情谊……
(四色彩印)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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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死人怎样才能复活——从帕慕克问题看胡风的境遇    “你为谁写作?”  这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过去三十多年来被问及最多的问题。长期以来,对这种带有怀疑和傲慢的责问,帕慕克只能有两个标准答案:“我为社会上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写作!” “我只为土耳其人写作!”否则,人们就会指责他维护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爱国。实际上,穷人只是一群几乎不识字的人,而作为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作家,他拥有的国外读者远远超过本国读者。  帕慕克说,对从非民族主义角度看待历史和民主问题的作家充满怀疑,是前现代国家决策者在世界面前缺乏自信力的表现  笔者囿于见闻,无法感知帕慕克三十多年来所承受的压力到底有多大,但帕慕克的经历可以说明“你为谁写作?”这样的问题在前现代国家并非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它的沉重足以关系到一代作家的人身自由、写作自由乃至最宝贵的生命。  当笔者近日读到《旧物记——胡风遗藏纪事》一书时,感到胡风的一生正好与帕慕克的经历与判断相印证,令人感慨。  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史上不能忽略的一个名字。晚年的胡风曾应《文艺报》之约,回答“我为什么写作”,除了给出“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为了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向和革命的胜利而写,为了有益于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写”等类似于帕慕克那样的标准答案以外,他还这样回答:“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含的精神力量而写。”这个答案说明,虽然经历了二十四年牢狱生活,一度被折磨得精神崩溃,甚至患了心因性精神病,但胡风仍然不失作家真正的本色。  有了这个答案,我们几乎可以说,胡风的悲剧是一个在前现代国家必然要发生的悲剧。反思悲剧,不管是“奴隶总管”周扬(鲁迅语)的打压报复也好,昔日同人舒芜倒戈一击也好,还是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落井下石也好,都不能解释悲剧的真正底蕴。  胡风案发动之后两年,1957年7月7日,早年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军旅交情的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爽朗地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番问答吓得当时坐在旁边的孕妇黄宗英差点动了胎气。黄回忆说,文艺界人士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这个问题,到了“反胡风”的时候,嘀咕的人更多了,但没有人敢公开提出。(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载刘小磊编《迟到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鲁迅的性格是怎样,人所共知,试举一例,足可见之: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盟总干事杨杏佛,形势日趋险恶。日本友人邀请鲁迅赴日,鲁迅谢绝了,并说:“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到,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假如鲁迅活到1957年,关在牢里写作的可能性更大——当然,更有可能牢是坐了,但却无法正常写作,一如胡风,只能以吟诗遣日。  罗、黄等人的嘀咕不是没有道理,他们从胡风案中看到了历史的吊诡。胡风沐浴过新文艺的新风,在个性上与鲁迅极其相似,被鲁迅视为一个“鲠直、易于招怨”而又“可接近的”朋友,又被人称为鲁迅的“大弟子”(尽管胡风本人并不承认)。从1933年到1936年,鲁迅日记里记载的二人来往活动约有一百一十次之多。鲁迅逝世之后,胡风几乎在每年鲁迅的纪念日都要做点什么,或撰文,或发表演讲,或筹备活动。同时,鲁迅被毛泽东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此后一路高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云云。  新中国建立后,胡风却渐渐成了每年鲁迅纪念活动的配角或看客,无法发表纪念文章,直到最后身陷囹圄,株连一干人等,还要背上“欺瞒鲁迅”、“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等罪名。鲁迅则成了“亚圣”,被树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出版了全国除《毛选》之外唯一的多卷文集乃至全集。人们嘀咕的是:为什么“尊崇”死去的鲁迅,而镇压活着的鲁迅“弟子”胡风?  前一个问题,答案正如朱正所说,“鲁迅在知识界有着广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声望。一些知识分子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很多了解和同情,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赞颂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而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的。……(文革时期)报刊上常常出现他的‘打落水狗’之类的引语,作为打击‘走资派’的棍子。是的,这‘尊崇’,就是把他棍子化”。(朱正:《一个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  后一个问题,答案也并不难找,前现代国家的决策者对一颗不按标准答案思考的头颅充满了怀疑,无法容忍,乃至必欲动用国家机器专政之而后快。胡风本人对革命、对民族解放事业无疑是充满了热情,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就像鲁迅对左联的抱怨一样,无论他怎样努力,都不会获得“奴隶总管”的满意,而胡风先是1944年提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而在其政治道路上留下阴影,后在1954年上呈长达二十八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而激怒决策者,从而招致全面批判,终于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字狱——胡风案。  实际上,胡风是一个真诚的人。从胡风家属捐给鲁迅博物馆的藏书中,人们发现了《讲话》的三个版本,上面都留有胡风的手泽,可见是认真学习过的。“不能教条式地应用”《讲话》,是他经过思考而始终坚持的观点。胡风上呈《报告》的本意,是响应号召,跟决策者汇报当前文艺界不正常的现状,并提出个人的建议,以供参考。他根本想不到这居然成了“反革命”的罪状。  胡风不是一个糊涂的人。早在1948年,巴金问胡风,为什么人们对你有意见?胡风短短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巴金:《怀念胡风》,载《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但他不改初衷,终于建国后遭受牢狱之灾。在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会议期间,有一个中年作家来看胡风,临走时朝老人深深鞠躬:“胡风先生,您替我们受苦了!”(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载《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从这两个历史的细节中,我们可以透视胡风案的底蕴——在前现代国家,国家机器与具有独立思考气质的知识分子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胡风作为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适逢其时”地承受了历史的负重。  也许,我们也可以说,胡风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为什么?我们看到,他虽然明白自己为何遭忌,但似乎难以理解批判的武器为什么最后竟然变成了武器的批判。  还可以多说一点。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发生,胡风等一批文化人按周恩来的安排从重庆撤到香港,以示对国民党的抗议。第二年因香港沦陷,胡风等人返回内地。胡风离渝期间,有人说胡风投海“就义”了,也有人造谣说“胡风附逆”,并有“铁证”云云。胡风发表《死人复活的时候》,表示自己回来了,要为祖国“努力认真地再活一回”。他实践了自己的宣言,以事实回应谣言。但他不曾料到,事实是可以被强权歪曲、篡改和抹杀的。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其《笑忘录》的开头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1948年,共产党的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冒雪发表历史性的演说。在他身边的同志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毛皮帽,体贴地戴到哥特瓦尔德的头上。这个历史性的瞬间由宣传部门制作了几十万张照片,昭示全国。哥特瓦尔德头戴皮帽发表演说,身边站着外交部长克莱芒提斯。四年之后,克莱芒提斯被控犯有叛国罪而被送上绞刑架。于是,他被立刻从历史中抹去了。自然,所有的照片上都看不到他了,只剩下哥特瓦尔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阳台上——克莱芒提斯留在人间的记忆只有那顶帽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就是他的。对此,昆德拉引用了一句名言:“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而这,正是他写作的重要原因。  胡风一度遭遇与克莱芒提斯类似的命运。1936年鲁迅下葬,胡风是扶棺人之一。但到了1966年,胡风以犯人之身参观鲁迅博物馆,看见扶棺图片中没有他。看到这一幕,胡风是怎么想的呢?梅志回忆说:“他很冷静地看了被涂去他个人形象的照片,冷静到没有任何表情。很认真地询问了讲解员一些问题,如,手稿存放在哪里?……青年学生来得多吗?……”他还活着,但他在历史的记忆里已经死去。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冷静到没有任何表情”,这一点也不奇怪——或者我们可以说,强权压倒事实,这远远超出了天真的胡风的想象。他知道,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不可能再写一篇《死人复活的时候》。  如果不是后来的三次平反,也就不会有今天胡风文集、传记等书的出版,而胡风这个人也许就从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了。就拿这本《旧物记》来说,本书仔细梳理了胡风遗藏资料(藏书、信札、手稿及其他物品等),讲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故事。从那些挂满岁月伤痕的物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主人一生的性格、命运,乃至灵魂。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在书籍里躺卧着过去的一切灵魂。”由此说来,如何才能让死人复活?一个朴素的答案就是:首先要让活人说话——书是活人写的,而有了书写,人类的记忆才成为可能。绕不开的仍然是开篇的帕慕克问题:“你为什么写作?”帕慕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尴尬,今日坦然相告:“与其说当今的作家为了其本国大多数并不读他们作品的人写作,还不如说他们在为了全世界少数阅读其作品的人写作。”甚至我们可以推论,不仅要让活人能够坦然地说话,还要保护人们能够好好活着说话。据帕慕克透露,土耳其政府如今特派两名警察为其站岗,时刻提防那些不满帕慕克言论的人们对他的攻击——也许,这正是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表征之一?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     09年4月24日购于书香缘,7.3折。书价原先定得过于离谱
  •     这本书是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完成梅志先生的遗志而出,做得比较精到,为了解民国后期至共和国头四十年期间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丰富而直观的史料,值得一看。
  •     还真有点好东西
  •     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他们大概很难想到,在这个世代曾经走过这样一个可怜的血肉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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