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河的呻吟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7
ISBN:9787544726801
作者:汪介之
页数:436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显然不过是所谓"同路人"作家的另一说法。1929年，西伯利亚"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还通过一项决议，说高尔基是"一个巧于规避和伪装的敌人"，"越来越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一切反动人物的传声筒和防空洞"②。此后，阿维尔巴赫的《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的人》（1931）、《致参加文学活动的工人突击队员们》（1931），弗？叶尔米洛夫的《争取战斗的创造性的改造》（1932）等文章，仍然显示出对高尔基的否定性评价。 此时，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前三卷已陆续问世。作家革拉特科夫、批评家格？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性的，其观点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较早对《萨姆金》予以肯定性评价的苏联作家、批评家，有沃隆斯基、柯岗、普里什文、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但他们一般停留在印象式评价的层面。只有卢那察尔斯基的长篇文章《萨姆金》，从时代背景、体裁特征、主人公性格和叙述方式等不同层面，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最初的系统研究。 1932年以后，特别是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后，高尔基的文学活动的意义逐渐得到了肯定（虽然不无片面性）。1936年高尔基去世后，他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从那时起至50年代初期，在苏联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高尔基研究者队伍，其中包括比亚里克、卡斯托尔斯基、鲍？米哈伊洛夫斯基、塔吉尔、米亚斯尼科夫、布尔索夫等，他们推出了一批有一定分量的研究著作。但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泛滥和官方文学政策的制约，评论界多从政治视角对高尔基进行赞扬，同时回避了一些敏感的现象和问题，特别是对于他的晚期思想、文学活动和创作成就，具体评价往往有所保留。在这期间陆续问世的三十卷本《高尔基文集》（1949—1955），竟然未收入高尔基的《两种灵魂》、《不合时宜的思想》、《论俄国农民》、《回忆安德烈耶夫》等重要著述及1917年以后的许多重要书信。总体来看，由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远未肃清，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特别是未能揭示作家晚期思想和创作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新的时代氛围中，1954年，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和苏联作家协会理论与批评委员会联合举行高尔基创作研究问题讨论会，认真讨论高尔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促进了此后高尔基研究，包括睁期高尔基研究的进展。
前言
在俄罗斯欧洲部分辽阔的原野上，一条沉郁的大河缓缓地流淌。她发源于东欧平原西部的瓦尔代高地，在莫斯科市以北大约一百公里处绕行而过，蜿蜒于众多的湖泊沼泽中，汇集了奥卡河、卡马河等众多支流，由西北流向东南，以自己甘甜的乳汁慷慨地哺育着两岸的草原、森林、田野和六千五百万居民（约占整个俄罗斯人口的43%），沿途留下了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特维尔、乌格里奇、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戈罗德、乌里扬诺夫斯克、萨马拉、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和阿斯特拉罕，最后注入里海。她全长近三千七百公里，是全欧洲最大的河流。这就是被俄罗斯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的伏尔加河。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而外，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全都坐落在伏尔加河沿岸。位于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的下诺夫戈罗德（建于1221年），是俄罗斯第三大城市，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百座城市之一。这里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更以耸立在陡峭的伏尔加河岸边的军事城堡（建于1511年）闻名遐迩。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1936）正是在这里度过了他那童话般有趣而忧伤的“童年”，随后则沿着宽阔的伏尔加河走向斑驳陆离的“人间”，以其独特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教育，逐渐成为享誉俄罗斯、欧洲和全世界的著名作家。直到今天，下诺夫戈罗德市内的高尔基故居、高尔基博物馆，仍然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国内外参观者；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举办、一直为俄罗斯和各国学者所注目和参与的“高尔基系列学术报告会”，依旧每两年一次在国立下诺夫戈罗德大学如期举行。伏尔加河水无私地培养了高尔基。作为伏尔加之子，他也怀着感恩的心情，真诚地回报了这条俄罗斯母亲河。伏尔加河和伏尔加流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为高尔基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他则以自己丰富的作品，生动地表现了两岸人们的追求和期盼、困惑与奋起、欢乐与痛苦、憧憬与失落。他的呐喊、追问、叹息和呼唤，与伏尔加河在曲折流淌中发出的阵阵呻吟，仿佛构成了彼此呼应的和声，回响于广阔的俄罗斯原野和天空，至今仍余音缭绕，不绝如缕。不过，高尔基却从未拥有过众口交誉的殊荣； 对于他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关于他的晚期思想与创作，各种彼此对立的意见最为集中。这里所说的“晚期”，指的是高尔基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也即从1917年俄国革命前后到1936年作家去世这一整个阶段。面对1917年的历史风云变幻，高尔基曾做出了激烈的反应。1921 年10月，他不得不离开俄罗斯，先后侨居于柏林、布拉格和意大利的索伦托等地。在1928至1932年的5至10月间，他都曾于大致相同的日期回国小住（仅1930年除外），但随后又折回索伦托。1933年5月他才最终回到国内定居，1936 年6月在莫斯科去世。对于高尔基在这前后二十年时间内的所作所为，他的生活和思想，他的社会活动、文学活动与创作成就，人们的评价远不是一致的，相互冲突的意见一直存在。无论在俄罗斯、西方各国还是在中国评论界，情况都是如此。试看以下三段出自三位著名人士笔底的评论文字：当高尔基在久居国外之后，在我们的建设已经相当成熟的期间回到祖国来——那时候，所有的烟雾都消散了，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同我们的无产阶级组织、同苏联工厂的工人、同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劳动者举行了非常亲切的会见。从此高尔基便同我们缔结了最亲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从此高尔基在国外所站的岗位，便是宣扬苏联真相的一名勇猛的、公开的、坚定不移的战士的岗位。从此他对资产阶级的憎恨比先前增加了好几百倍。高尔基正在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中总结他的丰富经验，同时又以他的政论性书信，对一切最重大的事件作出反应……高尔基用不可磨灭的文字，将自己的姓名记入了人类的庄严史册。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1931年在一篇专论中写下的一段话。它代表了当时和以后一段长时期内苏联评论界看待晚年高尔基的一种基本观点。卢那察尔斯基所描绘的晚年高尔基形象，曾长久地驻留于人们的心目中。但是，四十余年之后，作家索尔仁尼琴却说出了截然不同的话语。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写道：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行径归结为他的谬见和糊涂。但不久前公布的他20年代的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种行为。高尔基在索伦托惊讶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荣誉，也未获得更多的金钱（而他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荣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成了亚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1937年也会唱赞歌的。由于索尔仁尼琴的特殊身份，他的这一段言论以及他在《古拉格群岛》中写下的另外一些关于高尔基的评说，极大地改变了广大读者对晚期高尔基的原有印象。许多善良的读者在对这位“高尔基的揭露者”深表钦佩之余，几乎毫无怀疑地接受了他的评价，而丝毫没有注意到他如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十分成功地熏黑了历史的真相”。于是，所有那些与索尔仁尼琴的评价相左的意见，包括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俄罗斯流亡作家霍达谢维奇、扎米亚京等人的看法，便较难进入人们的接受视野了。正是罗兰这位深孚重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人道主义作家在1935年（1989年首次发表）对晚年高尔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他没有能骗过我：他的疲惫的微笑说明，昔日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未死去，他依旧对自己的流浪生活眷恋不已。不仅如此，他还徒然地企图在他所参与的事业中只看到伟大、美和人性（虽然确有伟大之处）——他不愿看见、但还是看到了错误和痛苦，有时甚至是事业中无人性的东西（这是任何革命所难免的）。他痛苦，他要避开这种场面，他带着惊恐的目光向那些迫使他直面这种现实的人求饶。但也是徒然：在像高尔基这样的人的意识深层，任何时候也去不掉那些阴郁的景象。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是充溢着痛苦和悲观，虽然他并不显露自己的情感……这是罗兰在高尔基去世前一年访问莫斯科期间和他单独相处五十天之后写下的文字。近距离的观察，多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作为思想者和艺术家的敏锐嗅觉，使罗曼•罗兰走进了高尔基的心灵深处。以上出自三位知名人士笔底的彼此之间大相径庭的评价，仅仅是关于晚年高尔基的大量评论中的三个“点”；在这三个点之外，还存在着悠悠近百年间各国评论者们在不同时空和语境中发表的无数言论和文字。所有这些彼此矛盾的评说意见的交叉共存，无疑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对于“高尔基的晚期思想与创作”进行专门研究，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课题。这不仅是因为对高尔基的不同评价主要集中于他的“晚期”，不仅由于这一研究关涉如何看待他的“晚节”，如何理解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的全部活动的意义，而且关系着怎样认识他的整个人格，怎样估价他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本书正是企望从文学史实和作家创作的实际出发，依据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认真梳理和辨析他对于自十月革命到3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社会事件和文学现象的反应，细读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文本，在其社会与文学活动、言论与创作的紧密联系中走进其精神世界，认清他的成就、矛盾与失误，致力于对他晚年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作做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本书将沿着1917—1936年间高尔基生活历程的自然线索，依次考察他在十月革命前后至1921年出国前的思维热点和文学活动，他在域外最初七年文学生涯中的处境、建树以及他与俄罗斯域外作家的关系，他在其后五年中来往于莫斯科和索伦托之间的思想矛盾与社会活动，他从最终回国定居到去世的三年间的生活与心绪；注意探讨他对当时苏联现实的态度，他和苏联领导人、苏联作家及苏联文学的关系，他的晚境、“晚节”和死亡之谜；还将深入解读作家的晚期作品，力图发现其底蕴、意义与特色。以下若干问题，也许是广大读者较为关心和感兴趣的：为什么高尔基这只曾经热情呼唤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夕写下了试图阻止革命的《不能沉默！》，并在那前后连续发表了八十余篇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为什么这位被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作家，却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离开了俄国，长期流落异邦？为什么他在1928年首次回到苏联后，一方面被奉为贵宾，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另一方面仍继续受到明暗不一的批判、指责和抵制；而且，在那以后的数年中，他一直来往奔波于莫斯科和索伦托之间，直到1933年才最终选择了回国定居？为什么他一直漠视苏联国家出版局负责人对他的反复催促，拒绝撰写《斯大林传》？他对当时的苏联社会现实、个人崇拜和文坛状况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高尔基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又是谁首先对其内涵和实质做出权威性阐释的？它是如何被确立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的？ 为什么关于高尔基的死因，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令人真假莫辨？他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害的？如何解释他去世前周围出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为什么一提起高尔基，人们立即就想到他的《母亲》、《海燕之歌》等少数几部早期作品？他在自己的“晚期”究竟完成了哪些作品？他以最后十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究竟有何价值？这些问题，也正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和反复思考的；本书的写作，为笔者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予以回答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机会。如果读者在翻阅过这本书之后，能够对上述问题获得某些新的理解和认识，能够感到高尔基晚期思想和创作的完整面貌渐渐变得清晰起来，那么，笔者也就实现了自己的初衷。
内容概要
汪介之，安徽庐江人，1986年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994—1995年曾前往俄罗斯莫斯科普希金语言学院访学。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出版《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合著）、《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合著）、《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流亡者的乡愁：俄罗斯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述评》、《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等学术专著9部，主编《白银时代名人剪影》、《外国文学教程》、《20世纪欧美文学史》、《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欧美文学评论选》等高校教材或编著7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有译作多篇在《世界文学》、《俄罗斯文艺》等期刊上发表。曾主持完成“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中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研究”、“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研究，并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江苏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江苏省外国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优秀成果奖。
书籍目录
目录
1前言1一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研究史描述
1 1. 俄罗斯国内评论者的评价
11 2. 俄罗斯域外批评界的评说
21 3. 西方评论界的观点
27 4. 中国评论者们的见解
36 二风云变幻的年代（1917—1921）
36 1. 回溯：1905年革命后作家思维热点的转移
43 2. 二月革命后的高尔基
51 3. 高尔基在十月革命胜利初年
63 4. 1921年：离开俄罗斯
78 三革命与文化忧思录
——关于《不合时宜的思想》
78 1. 《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版本考察
84 2. 历史转折期的独特编年史
98 3. 《不合时宜的思想》与高尔基思想的发展
109 四域外文学生涯（1921—1928）
109 1. 从柏林到索伦托
129 2. 在域外俄罗斯作家中
159 3. 天涯何处是归程？
173 五“俄罗斯人之书”
——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高尔基的创作
174 1. 一篇“忧郁的随笔”：《论俄国农民》
182 2. 《我的大学》与自传三部曲的续篇
193 3. “俄罗斯人剪影”：《日记片断•回忆录》
207 4. 《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及其他
225 5. 俄国资产阶级独特命运的艺术写照
——关于《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
238 六来往于索伦托和莫斯科之间（1928—1933）
239 1. 初返故土与《苏联游记》
249 2. 面对荆棘丛生的政治领域
261 3. 对国内文学生活的介入
274 4. 保持与俄罗斯域外文学的联系
283 七未完成的探索：《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284 1. 历来研究者对《萨姆金》的评价
298 2. 一部“认识俄罗斯”的总结告别之书
306 3. 旁观者•灰色人物•反主人公
——萨姆金形象的内涵与意义
327 4. 《萨姆金》的叙事艺术与形式探索
342 八无法平静的最后岁月（1933—1936）
343 1. 在“领袖至上主义”盛行的年代
360 2.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
369 3. 从讨论文学语言到批判形式主义
379 4. 高尔基的去世
397 结 语
401高尔基晚期文学与文化活动年表（1917—1936）
411参考文献
419后 记
编辑推荐
《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20年》由译业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以下问题也许是很多读者感兴趣的，阅读《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会找到有趣的答案。
为什么高尔基这只曾经热情呼唤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后连续发表了80余篇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的思想”？
为什么这位被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作家，却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离开了俄国，长期流落异邦？
为什么他在1928年首次回到苏联后，一方面被奉为贵宾，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另一方面仍继续受到明暗不一的批判、指责和抵制；在那以后的数年中，他一直来往奔波于莫斯科和索伦托之间，直到1933年才最终选择了回国定居？
为什么他一直漠视苏联国家出版局负责人对他的反复催促，拒绝撰写《斯大林传》？他对当时的苏联社会现实、个人崇拜和文坛状况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
为什么高尔基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它是如何被确立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的？
为什么关于高尔基的死因，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令人真假莫辨？他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害的？如何解释他去世前周围出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
为什么一提起高尔基，人们立即就只想到他的《母亲》、《海燕之歌》等少数几部早期作品？他后来还写有哪些作品，它们究竟有何价值？
高尔基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但是对于他的评价，却历来众说纷纭。苏联解体后，各种不同观点的交叉更为突出，而对于他生命的最后20年（1917—1936）时间内的思想、社会活动、文学活动与创作成就，人们的评价更不一致，相互冲突的意见一直存在，无论在俄罗斯、西方各国还是在中国评论界，情况都是如此。《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从文学史实和作家创作的实际出发，依据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认真梳理了“高尔基的最后20年”中对当时一系列重要社会事件和文学现象的反应，考察了他与苏联领导层的关系，在其社会与文学活动、言论与创作的紧密联系中引领我们走进其精神世界，对他最后阶段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作做出了力求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说。
《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认为，正如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高尔基并不是完人，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无疑不是完美的，他也充满着思想矛盾与精神痛苦。他始终不渝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知识分子，力图维护苏联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西方民主知识分子面前的美好形象，一直寄希望于科学和文化的振兴与繁荣,然而他既无力拯救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更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个人崇拜的蔓延和极左路线的推行；既不可能超越时代，也不可能超越人类的认识水平去解决那些不断困扰着他的矛盾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和精神特点，对于20世纪追求人类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某种典型性。高尔基的创作，是俄罗斯民族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的一种独特回声，并已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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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光明网》 高尔基，曾经热情呼唤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后连续发表了80余篇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的思想”，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位被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作家，被剥夺了就当时的苏联文学发表意见的权利。 罗曼•罗兰：亲爱的高尔基非常孤独 1933年5月9日，高尔基乘坐的“让－若列斯”号苏联贸易轮汽笛长鸣，驶离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取道伊斯坦布尔，于5月17日抵达敖德萨，再改乘火车，途经基辅，5月19日回到莫斯科。 回国后的高尔基对待所谓“反对派”的态度，也远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的。例如，在看过卡冈诺维奇寄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高尔基曾于1933年9月9日写信给他，表达了以下意见：“第57页上称托洛茨基为‘最可恶的孟什维克’。这很好，但是不是过早了？实际上不是过早，但是读者可能会提出问题：‘最可恶的’怎么就不仅进入了党内，而且还占据了党的领导岗位呢？……我担心，书中所提供的对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某些人的评价，同样也会在读者那里产生类似于关涉托洛茨基的问题。姑且不论，依我看来，这些评价其实是对以上诸人永远关闭了党的大门。”这封信的内容显然使斯大林清楚地看到了高尔基从根本上就不赞同他对“反对派”的斗争。 1934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害后，高尔基进一步意识到：斯大林和包括基洛夫、布哈林等人在内的所谓“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不是他高尔基做一些调节工作就可以淡化、能够解决的。紧接着基洛夫遭暗杀之后出现的大逮捕，破除了高尔基的许多善良而脆弱的希望，改变了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他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被忧郁的沉思所压倒，也并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斯大林的严重对立。他抗议对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审讯，坚决反对并试图阻止迅速蔓延全国的大逮捕、大处决，称之为“国家恐怖”。 高尔基的立场和态度开始使某些人恼怒。1935年初，《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批判高尔基的凶恶文章，盛怒之下的高尔基要求办理重去意大利的护照，但是遭到拒绝。高尔基又“接二连三地向斯大林提出抗议”，“他已忍无可忍”，可是这一切仍属徒劳。 同年6月23日至7月21日，罗曼•罗兰和他的夫人到莫斯科访问，其间罗兰记下的“莫斯科日记”《我和夫人在苏联的旅行》，记载了作者和高尔基多次面对面的恳切交流，揭示了后者不为人知的心灵面貌。罗兰发现：高尔基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反对盛行的浮夸风；当罗兰夫人因接到一个富农子弟抱怨所有大学和工厂都不接受他的来信，激烈批评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唯出身论”时，高尔基陷入了一种十分为难的窘迫和尴尬之中。罗兰回国后于8月25对日记作最后校定时补记的内容，曾这样勾画高尔基的内心世界：“我感到在他心底，有着一种隐藏着的深深的忧郁。这不仅仅是因为不久前他痛失爱子，忧郁构成他几乎所有作品的一种底色。……这头不幸的老熊，虽然被缠上桂冠，备受礼遇，但在灵魂深处他对所有这些功名利禄都极为冷漠。他宁愿舍弃这些，换回往日流浪汉的独立自由。” 失去了就当时的苏联文学发表意见的可能性 一回到苏联，高尔基就明显地感觉到极左文艺思潮已经渐渐地被政策化、制度化。当时文学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阶级斗争”观念被引入文学领域，文学工作几乎完全被纳入政治轨道，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对于这一切，高尔基十分反感。他一方面坚决抵制极左政治和行政力量对文学的干涉和控制，一如既往地努力保护遭到不公正对待的作家，另一方面又严厉批评文学中粗制滥造的现象，反复呼吁要提高文学的质量，千方百计地制止文学的滑坡。 高尔基对极左文学思潮和政策的坚决抵制，不可避免地引起文学界极左势力的乘机反扑。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达•扎斯拉夫斯基的《读者短论：文学的腐败物》，文章指责加米涅夫（他刚刚被作为“新反对派”主要成员之一而受到政治审判）任社长的科学院出版社决定印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具有某种政治目的，称这部作品为“旨在反对革命的污秽的谤书”。大力支持加米涅夫的高尔基，则被扎斯拉夫斯基叫做“文学的腐败物”。 作为一种答复，高尔基随即写反驳文章。然而，他的文章被《真理报》扣压，一直未能发表。敢于拒绝发表高尔基文章的《真理报》主编梅赫里斯，早先曾担任过斯大林的私人秘书。这一切绝非偶然。显而易见，高尔基对极左文学政策的抵制已经引起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他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就当时的苏联文学发表自己意见的可能性。 -
摘自《南方都市报》 作者：蓝英年 季莫费耶夫的《苏联文学史》译成中文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青年学生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我们这代人都读过。他在书中把高尔基称为呼唤革命的海燕，并说高尔基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这样的印象就留在很多人的脑子里。他们年轻的时候热爱苏联文学，后来从事各种工作，不再接触苏联文学，对高尔基的看法就难改变了。我的老同学们，都是接近八十岁的人了，去年初中毕业六十年，在北京聚会。一位工程院院士感慨地说，俄国出不了高尔基那样的作家了。我问他高尔基是怎样的作家，他说的就是季莫费耶夫的那几句话：革命的海燕，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我想对他说他的看法太陈旧了，但他是研究涡轮机的，老同学难得一聚，何必说呢。 我在苏联(后俄罗斯)先后工作过四年，读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有关高尔基的新材料，改变了过去对他的幼稚的看法。还写过文章阐述自己的新观点。最近读了汪介之先生的书稿《伏尔加河的呻吟——— 高尔基最后的二十年》(此书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不仅确信自己对高尔基的理解符合实际，还知道了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事。书中材料极为丰富，论述皆有依据，引文都注明出处，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 高尔基如何对待革命 高尔基最后的二十年，即1917年至1936年，从十月革命前夕到斯大林全面专政。这二十年在俄罗斯大地上发生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高尔基又如何对待这些事呢。高尔基呼唤过暴力革命吗？这就要谈高尔基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态度了。 高尔基完全拥护二月革命，认为现在俄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组织文化建设，教育民众，保卫国家自由，使其免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祸害”。祸害指外国入侵和国内暴乱。高尔基认为二月革命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普及教育，特别是对农民和工人的教育。汪介之写道：“高尔基号召人们‘为未来而工作’，大力主张在广大普通劳动群众中推广和普及文化，特别要努力使无产阶级逐渐掌握系统的知识，明确自身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及相应的民主权利和义务。”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写道：“我们俄罗斯人特别需要组织起最高理性———科学，只有它的创造力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富饶起来，才能整顿我们肮脏的、恶劣的和羞辱的生活。”并“向工人、农民、工业家、知识分子，向全体俄罗斯人呼吁，吁请他们帮助组织起国家的科学力量、组织起科学创造的伟大事业。”一句话，高尔基这时期所做的工作是普及文化、发展科学和推广教育，以期达到科学组织生产，致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因此在这时期爆发暴力革命，高尔基是无法接受的。1917年7月高尔基写道：“还是文化吗？对，还是文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祖国免于毁灭……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国内发展迫在眉睫的文化建设，那么，在我看来，这场革命便是无结果、无意义的。”他不赞同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暴力革命)改变二月革命后形成的局面。高尔基的观点与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截然不同。列宁在此之前发表了“四月提纲”，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即武装夺取政权。一个要捍卫二月革命的成果，一个要夺取临时政府的政权，两人的观点完全对立。列宁当然不会接受高尔基的观点，还是要同战友们一起发动十月革命。高尔基同样不接受列宁的观点，不停地劝阻布尔什维克不要发动革命。十月革命爆发的前一周，高尔基在他所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不能沉默！》，恳请布尔什维克中央驳斥“十月二十日布尔什维克即将采取行动”的流言，避免七月流血事件再次重演(七月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游行示威惨遭镇压)。文章当然不是驳斥“流言”，而是劝阻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高尔基担心暴力革命必将导致流血冲突、残酷镇压和无政府主义猖獗，这一切又必将毁灭文化，并认为这样的行动“注定要失败的，而且无论对国家、人民、政党和革命本身，都孕育着悲剧性的后果。”高尔基确信，暴力革命将给俄国带来无穷尽的灾难。 十月革命依然爆发了。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猛烈抨击各地发生的暴行，甚至指名道姓地抨击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他在《致民主派》一文中，指责革命政权逮捕临时政府成员，并指责列宁、托洛茨基等革命领导人“被权力的腐烂毒素所毒害”，“可耻地对待言论自由、个性自由和民主派曾为其胜利而斗争的所有那些权利。”甚至拿工人阶级的性命和血肉进行试验，已陷入涅恰耶夫-巴枯宁式的无政府主义。高尔基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能容忍毁坏文物，践踏人权，焚烧书籍，街头私刑，随意抢劫。他不赞成“剥夺剥夺者”的口号，认为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应当是高尚的，应当杜绝使用君主制时代惯用的暴力方式和手段。他公开严厉批评列宁。他在《请工人们注意》中写道：“俄国工人阶级正在被用来做一次无怜悯之心的试验，它将毁灭工人中最优秀的力量，并长期中断俄国革命的正常发展。”批评得不可谓不尖锐。布尔什维克对高尔基忍无可忍，1918年7月终于查封了《新生活报》。高尔基失去了舆论阵地，但并没有消沉，勇敢地行动起来。他把捍卫文化和保护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使命。 高尔基与列宁 布尔什维克以立宪民主党设立“民族中心”并与白军勾结为罪名，逮捕了一批立宪民主党人，其中有许多著名学者。高尔基得知后，马上给列宁写信，指出“逮捕几十位最著名的学者”意味我们在“消灭国家的科学力量”，是一种“粗暴而可耻的手段”。他“坚决抗议这种损害人民大脑的政策”，并激动地表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将站在他们一边，宁可被捕坐牢，也不参与——— 哪怕不声不响地——— 歼灭俄罗斯人民中的最优秀、最有价值的力量的行动。”高尔基和列宁的主要分歧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高尔基把知识分子看做“国家优秀的大脑”，而列宁则把知识分子视为粪土。高尔基为解救被逮捕的知识分子四处奔波，不断给列宁写信，还一次次到莫斯科找列宁，列宁都给了高尔基面子。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缺乏食品，没有木柴。高尔基请求列宁“必须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应当供给他们面包和木柴。请您在这方面无论如何做点什么吧！”在高尔基的呼吁下成立了“改善学者日常生活委员会”，高尔基任委员会主席。高尔基千方百计地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他巧立名目，设立很多机构，吸收他们参加，因为参加后便可得到一份口粮。高尔基为了向年轻的母亲提供牛奶，不惜损害自己的名誉。母亲需要牛奶，高尔基给食品分配管理人员写信，请求他们提供牛奶，为了加重请求的分量，竟说孩子是他的私生子。需要牛奶的年轻母亲很多，高尔基一律说成自己的私生子。食品分配人员大惑不解：高尔基哪儿来的这么多私生子？ 高尔基在革命后的几年，全部精力都放在拯救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身上，为他们的衣食住行奔波。他给苏维埃各级部门写信，一次又一次到莫斯科找列宁。列宁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但仍不愿意与高尔基翻脸，只是劝他尽快离开俄罗斯，不要在这里碍事。1921年8月9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信：“您在咯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了，太不合理了。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事。的确如此。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地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去疗养吧。我请您别固执了。”此前列宁就劝过高尔基出国疗养，但高尔基回信说：“对我来说出国并没有意义”，“我没有看到忙着出去的理由”，“您不要催促我出国，最好能多给我一些行动的自由。”高尔基捍卫文化和保护知识分子的种种努力被列宁视为“徒劳无益地奔忙”，劝他出国，并且语气强硬。高尔基倡议成立的全国赈济灾民委员会被解散、成员被逮捕，对他不啻于当头一棒。很多人都是响应他的号召参加赈济灾民委员会的。再加上诗人勃洛克申请出国治疗未被批准和诗人古米廖夫被处决，高尔基都爱莫能助，明白自己确实“徒劳无益地奔忙”，如果不主动出国，列宁必定遣送他出国。1920年10月20日，列宁在高尔基前妻彼什科娃寓所就曾对他说过：“如果您不走，我们将遣送您出去。”高尔基知道列宁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此时他身心交瘁，万般无奈，在国内呆下去已无意义。1921年10月16日高尔基黯然离开俄国。高尔基怎能算列宁的亲密战友呢？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等人才是列宁志同道合的战友呢。 高尔基与斯大林 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远不如列宁与高尔基的关系。高尔基与列宁私交不错，革命前曾多次资助过列宁。列宁与高尔基相识较早，斯大林革命前并不认识高尔基，革命后也没有多少往来。十月革命前夕在《工人之路报》上著文批评高尔基的《不能沉默》的正是斯大林。二十年代末斯大林极力动员高尔基回国是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斯大林准备成立严格控制全国作家的苏联作家协会，而作协主席非高尔基莫属。斯大林希望高尔基协助他控制俄国知识分子，吹捧他的丰功伟绩，为接下来的大清洗做准备。1933年5月高尔基回国定居。高尔基并未成为斯大林的帮凶，相反，他继续为捍卫知识分子的权利而斗争，竭尽全力拯救被政权迫害的人，减轻对他们的打击。如著名生理学家扎姆科夫教授在高尔基的干预下，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高尔基提议任命被斯大林打倒的政敌加米涅夫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法国作家谢尔日被苏联政府流放，指控他宣传托洛茨基主义。世界各国要求释放谢尔日。高尔基更不惜余力营救谢尔日，多次找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请求他释放谢尔日。经高尔基三年不懈的努力，谢尔日终于离开苏联。高尔基组织编写《国内战争史》等三套丛书。高尔基曾在《论俄国农民》一书中谈到过他对国内战争的看法：“谁更残酷些，白军还是红军？大概都是一样的，须知双方都是俄罗斯人。其实，只有历史本身才能完全确定地回答残酷程度的问题：最为主动的就最为残酷……”意思是红军比白军残酷，因为红军是镇压的一方。斯大林赞同编写《国内战争史》的目的是突出他个人内战时期的作用，与高尔基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书当然编不下去了。斯大林非常希望高尔基为他写一本传记，像列宁逝世后他写的《弗•伊•列宁》一样。高尔基一直不肯写。斯大林很恼火。亚戈达说的“狼，无论你怎样喂它，它的眼睛还是盯着树林”这句话，道破了斯大林等人对高尔基的真实看法。高尔基怎能算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呢？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是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之辈。 至于高尔基是不是无产阶级作家，还可以探讨。高尔基出身社会底层，从小经受生活的磨难。但他与苏联所谓的无产阶级作家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作家的组织“拉普”敌视高尔基，顶多把他视为同路人。高尔基极其重视全人类所创造出的一切文化，视野比“拉普”作家开阔得多。高尔基要求继承人类所有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拉普”则要打倒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提法并不科学。高尔基首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其次才是俄国的著名作家。用不着在高尔基头上冠上“无产阶级”四个字。我想把这些看法告诉老同学，但限于篇幅很多事并没说清。我想请介之在《伏尔加河的呻吟——— 高尔基最后的二十年》出版后，赠送一本给我的老同学，书中全面论述高尔基及其创作。可这是一本人文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工程院院士老兄读得下去吗？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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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历史真相 -
汪老的精华之作，值得信赖 -
随着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逐步解密，要重新认清那段历史的脉络，进一步挖掘当时知识分子的痛苦、麻木、跟风及献媚的思想意识，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真实，避免迫害人类思想的历史重现。这是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