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走出的史学家

章节摘录

　　新故巧吐纳，读书兼读律　　清朝同治七年（1868）四月十九日，孟森出生于江苏常州阳湖县。遵循科举时代的惯例，他十四岁即从当地名师周载帆学习。随后进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准备参加科举，考取功名。这所书院始建于光绪九年（1883），由时任江苏学政的黄体芳倡议，并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大力支持，属于洋务运动的产物。此书院教育本着“中体西用”的宗旨，新学、旧学课程兼而有之。当时清朝政府兴办洋务、改革自强运动方兴未艾，孟森受此影响，于制艺应举之外，不断涉猎有关时务的译著，自谓“稍稍窥见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蕲向”（孟森《先考妣事略》）。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清政府官办留学的积极感召下。举国士人怀着强国的憧憬、报国的壮志，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在获得廪生资格后，孟森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到达日本后，他很快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对政治、经济等学科知识也如饥似渴地汲取吸收，日渐精进。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他与朋友杨志洵合作译述的《日本军队给与法》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刊刻了第二版，堪称当时中国介绍日本军队后勤保障制度的先驱。其在该书“提要”中指出，日本“武备修明，士饱马腾，实足以雄视东亚”，而中国欲变法革新，模范列强，不可拘泥学习，必须因势利导，法其所以为法，探究其“法外之意”。讲求实效。1904年，孟森回国。可以说，旅日三年，经过刻苦努力。他的法学修养已经很深厚，这为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和研究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好友郑孝胥有诗赠151：“能忘新旧学不俗”，又云“新故巧吐纳，读书兼读律”（吴相湘《我的业师孟心史先生》），这样的评价是恰当的。　　1905年春，孟森随郑孝胥赴任广西龙川兵备道，成为郑的知心幕僚。在广西期间，孟森与郑孝胥吟咏唱和，相处得很是愉快。同时，他又根据府内贮藏的函札、奏稿等公私文牍，参以阅历所得，撰成《广西边防事记》一册，并由严复先生题写书名，是年8月即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在该书中，孟森对广西边政多有见地，并对郑氏边防政绩褒扬尤高，认为他是“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孰料郑后来真做到类似的位置——总理，只不过是伪满洲国的总理罢了。同年冬天，郑孝胥辞职，孟森即随同来到上海，很快共同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旗帜鲜明地主张君主立宪，并为之奔走呼号，积极活动，该公会对东南一带乃至全国的君主立宪运动影响很大。　　1907年，孟森与谢霖合著的《银行簿记学》在日本东京出版，并在中、日两国同时发行。成为中国学者所撰的第二部系统介绍西方复式簿记的会计学著作（第一部为1905年出版的蔡锡勇的遗著《连环账谱》），与以往著作相比更加注重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阐述。1908年7月，孟森受聘《东方杂志》主编，随之重订编辑体例，革新版面，增辟栏目。改良尤多。他还经常亲自撰文，讨论君主立宪，提倡宪政民主。在一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当前的宪政筹备“不能据官文书以为定评”，必须依靠整个社会力量进行监督，才能收到实效。（吴相湘《我的业师孟心史先生》）可见，孟森十分重视民众在社会改革中的巨大能量。翌年5月，孟森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因事务繁忙，遂辞主编一职，而公务之暇仍时常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时政发表自己的观点。　　民国成立前后，孟森笔耕不辍，政法、经济类著（译）作接连面世，流风所及，声望日隆。这一期间发表的著（译）作主要有：《各省咨议局章程笺释》（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地方自治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统计通论》（合作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日本民法要义》（合作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1911年）、《新编法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等。先生在《各省咨议局章程笺释》中力主三权分立和君主立宪学说，即以议院为国家立法机关，以政府为国家行政机关，以法院为国家司法机关，“三权分立而君主独揽之”。该书与《地方自治浅说》都是为配合当时的君主立宪运动而作，并进行了很多有关法理和实际效果方面的有益探讨。而《地方自治浅说》一书更加提倡地方自治与司法独立。

书籍目录

孟森
顾颉刚
郑天挺
邓广铭
范文澜
钱穆
侯仁之
罗尔纲
傅斯年
邓之诚
陈垣
姚从吾
商鸿逵

作者简介

《从北大走出的史学家》带领我们走近那些史学名家，让我们在一种需仰视才见的高度中拓展视野，在一种愉快的阅读中阐发经典的魅力，追随北大清华“名家”的光辉足迹，在人生的自我观照与顿悟中扶正自我、鞭策自我、超越自我。一个个史学家在历史风云中的起落与沉浮；一个个科学家在追求真理中的执着与奋争；一个个文学家在艺术探求中的选择与爱恨；一个个教育家在理想抱负中的迷茫与清醒。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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