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自述

章节摘录

插图：孙中山伦敦被难记（一八九七年初）序近者，予被逮于伦敦中国公使馆，颇为当世所注意。予且因是结纳多数良友，泰西学子藉为法律问题之讨论者尤众。予若不以案中实情布告当世，则予之职为未尽。顾予于英文著述非所长，惟冀读者恕其谫陋，一勿加督责。而遣辞达意尤得吾友匡助之力为多，使非然者，予万不敢贸然以著作一自鸣也。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孙文识于伦敦第一章 原因时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于珠江江口之澳门，以医为业，藐兹一身。初不料四年后竞被幽于伦敦中国使馆，更不料以是轰动政界，甚且由英政府出而为实地之干涉，以要求彼使馆之见释也。虽然，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人之口，实始于是地。当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时，予学医于广州之英美传道会，主政者为戈尔医学博士（Dr.Kerr）。次年，闻香港创立医科大学，遂决计赴香港肄业。阅五年而毕业，得医学博士文凭。澳门一埠，其隶属于葡萄牙者盖三百六十年矣。顾政柄虽属欧人，而居民多称华籍，即其自称为葡人者亦大半为本地之欧亚杂种也。予既卜居于澳门，澳门中国医局之华董所以提携而嘘拂之者无所不至，除给予医室及病房外，更为予购置药材及器械于伦敦。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则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之官绅对于西医从未尝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然亚东之闭塞，甫见开通，而欧西之妒焰已起而相迫。盖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齿奇）龁，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医业之进行猝遭顿挫，虽极力运动，终归无效。顾予赴澳之初，并不料其有是，资本损失为数不少，旋即迁徙至广州焉.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Party]与兴中会不是一回事。此处及下文中一些地方，译者将它们混为一谈，是不妥的）。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至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间有一二被政府惩治或斥革者，皆其不善自谋者也。然经一番之惩治或斥革.而其弊害乃逾甚。至官场俸额之微，殆非英人所能梦见。彼两广总督所治区域，人口之众过于全英，然其一岁之俸禄，合诸英金不过六十镑而已。是则一行作吏，安得而不以婪索及枉法为事乎？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为荣，姓名一登榜上，即有人官之望；于是纳贿当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养，而每年之贡献于上官者又至多，虽欲不贪安可得乎？况有政府以为其贪黩之后盾，自非痴骏，更安肯以清廉自矢？且囊橐既盈，则不数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资以谋高位，为计之便，无过于此。顾兹民贼，即后日最高级之上官，而一切社会、政治、刑律事件之所由取决者也。夫满政府既藉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至其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浏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即政府有时微透一二消息，然其所透者皆其足以自利者也。虽然，华人之被桎梏纵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终不可磨灭。凡欧人之稔知华事者多如此评论，且谓其往往有超出欧人之处也。不幸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近者日本命将遣师，侵入吾土，除宅居战地之人民外，罕有知中日开衅之举者。彼内地之民，或并不知世界有日本国，即使微有风传，获闻一二，亦必日是外夷之犯顺，而断不信其为敌国之相侵也。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此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触接较近，其于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利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寝阁不报。顾中日战事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且谓此等陈请变法之条陈，以后概不得擅上云云。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盖海陆军人腐败贪黩，养成积习，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当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北方战事既息之后，广州军队之被政府遣散者约居四分之三，此等军队多散而为流民、为盗贼。即其未解散者亦多愤懑不平，群谓欲解散则全体解散，欲留用则全体留用；然当事者充耳若弗闻也。吾党于是急起而运动之，冀收为己用。各军士皆欣然从命，愿效死力。由是而吾党之武力略具矣。时适巡防肇事，弃其军服，四出劫掠。百姓愤甚，因起而合捕之，囚其为首者若干人于会馆。讵知巡防局员率众而出，扑攻会馆，既将被囚诸人一律释放，并将馆中所有劫掠一空。于是居民特开会议，议决以代表一千人赴诉于巡抚衙门。当事者斥为犯上作乱，下领袖代表于狱，馀人悉被驱散。于是民怨日深，而投身人兴中会者益众。时为两广总督者日李瀚章，即李鸿章之兄也，在粤桂两省之内创行一种新例：凡官场之在任或新补缺者，均须纳定费若干于督署。是又一间接剥民之法也。官吏既多此额外之费，势不得不取偿于百姓。且中国官界，每逢生日，其所属必集资以献。时两广官场以值李督生日，醵金至一百万两以充贺礼；此一百万两者，无非以诱吓兼施、笑啼并作之法，取资于部民之较富者。而同时督署中，又有出卖科第、私通关节之事，每名定费三千两。以是而富者怨，学者亦怨。凡兹所述，皆足以增兴中会之势力，而促吾党之起事者也。于是而兴中会起事之计划定矣。定计于广州突举义旗，据省城而有之，尽逐诸官吏；举事之际，不特须极秘密，使仓卒不及备，且须力主沉静，不以杀戮为能。因于汕头及西江沿岸募集两军，同时向广州进逼。盖以汕头及沿江之人与广州有主客之分，汕头在广州之北，虽相距仅一百八十英里，而语言之殊异，不啻英国之于意大利。所以用客军进取者，因其与土人不相习，无牵率之虑，可一意以争胜利；万一客军中途变计，相率溃散，则事后踪迹易显，断不能存身于广州。凡此皆所以逼其进取，而为韬略上不得已之作用也。是两军者，期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某日，一由西南，一由东北，同时向广州进发。吾党筹备进行甚形惬意。兴中会会员且时时集议，所需军械药弹以及炸药之属，随时屯积于大本营者甚富。除汕头及西江两军外，又有四百人自香港驰至。迨会兵之期已届，各军与省城之距离，军行约四小时可达；又有卫队百名，身藏利器，巡行于兴中会之四周；复有急使三十人，奉会员命分赴各邑，令党人于翌晨同时起事。讵意会员部署略定，忽有密电驰至，谓西南、东北两军中途被阻。两军既不得进，则应援之势已孤，即起事之谋已败。然急使既遣，万难召回。一面又连接警报，谓两军万难进行，幸彼此各自为谋，未尽覆没。于是党员急起而消灭种种形迹，毁文籍，藏军械，且连电香港，令缓师。然香港党员接电之时，已在港军尽发之后。港军乘轮舟赴粤，并挈有大宗枪械，分储若干箱。党员接电后，非特不将港军暂行遣散，且追踪至粤。于是该党员及其部众尽投于罗网矣。至广州诸党魁，亦纷纷四散。予于奔避之际，遇险者数，后幸得达一小汽船，乘之以走澳门。在澳门留二十四小时，即赴香港，略访故人，并投康德黎君（Mr.James Cantlie）之门而求见、焉。康德黎者，以一身而兼为予之师友也。康德黎君闻予出奔之故，即令予求见香港某律师，与商此后之行止。第二章 被诱予所就教者为达尼思律师（Mr.Dennis）。达尼思询悉颠末，即令予走避他方，毋以逗留致祸。时予至香港已二日矣，闻律师言，不及与康德黎君握别，即匆匆乘日本汽船赴神户。居神户数日，又至横滨。在横滨购日本人所制之欧服，尽易旧装，留须割辫。一二日后，由横滨乘轮赴哈威夷（哈威夷：通译夏威夷）群岛。就寓于火纳鲁鲁（火纳鲁鲁：通译火奴鲁鲁，即檀香山，夏威夷群岛的政治中心和港口）。火纳鲁鲁为予亲故及同志所在，相处甚欢。予生平每经一地，如日本，如火纳鲁鲁，如美利坚，与华侨相晋接，觉其中之聪明而有识者，殆无一不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母国能革除专制，而创行代议政体也。予在火纳鲁鲁时，偶于道上与康德黎君及其家属相邂逅；康盖率眷回英国，而道出火纳鲁鲁也。渠等见予不复相识，而其同行之日本乳媪，方以予为日本人而改易欧装者，遂以日本语与予相问答。此为予易服后数遇不鲜之事，盖日本人多以予为同乡，待启口而后始悟其非是也。予于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由火纳鲁鲁赴旧金山，旧金山之华人均与予一见如故，所以相遇者甚厚。阅一月，游历至美利坚。在美三月，乘轮船“麦竭斯的”号（S.S.Majestic）东行至英国之利物浦（Liverpool）。方予在纽约时，友人多来相告，谓中国驻美公使为满洲人，其与汉人本无感情，而恶新党尤甚，故令予兢兢致慎云。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伦敦，投止于斯屈朗（Strand，伦敦路名）之赫胥旅馆。翌日，往访康德黎君。康德黎君夫妇相待极殷挚。康所居在波德兰（Portland Place，伦敦区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之四十六号，因为予觅相近之舍馆曰葛兰旅店（Gray's Inn），使徙止焉。予自是即小住伦敦，或游博物院，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予无日不造访康德黎君。每至，辄入其书室，藉资消遣。一日，予于其家进中膳时，康德黎君戏谓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盍过访之，因相视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毋然，彼公使馆中人睹子之面，行当出而相捕，械送回国耳！”予闻夫人言，益相与大笑。初不料夫人之谈言微中，不久即见诸实事也。一夕，予饭于孟生医学博士（Dr.Manson）家。孟生君亦予香港旧识，曾授予医学者。君亦笑谓予曰：“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至堕虎口。”予以是于中国使馆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远，历经良友之告诫，非全无措意者；然予至伦敦为日犹浅，途径未熟，彼良友之告诫于予初无所济也。

前言

从太史公作《史记》开例，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主要是通过人物传记来反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既然是人们的活动创造了历史，那么起过重要作用的、最引入注目的活动家的传记，当然也就构成了史籍最重要的内容。就说这本书吧，九位作者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重要活动家，通过他们的传记材料，人们岂不是可以看到这一段历史的若干重要侧面吗？本书所收都是本人的自述。比起史书上那些后人撰写的传记来，有它独特的价值。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的，“局中可愤可痛之情形，非局外人所能知也”，躬与其事，有切肤之痛。甘辛冷暖，感受自深，自能言他人之所不能言，并且能够提供史书上最可珍视的生动细节。从对自己的悲欢、教养等个人经历的叙述中，人们往往可以更清晰地看见他们的人格和立身之道，这正是读者最希望从传记作品中看到的。不过问题也有它的另一方面。例如梁启超本人在谈到他的《戊戌政变记》时就说过，因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难称信史。“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这说法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只是我们要求于信史的，是如实地反映事变的本来面目，而并不要求具有冷漠的态度。爱憎之心更热烈，不但不足为病，甚至应该赞许。写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事件而无动于衷，不是好的历史家；读这些而无动于衷，不是好读者。怎么能够要求一个人在美好和邪恶二者之间严守中立呢？人们看历史人物，通常已经是事变过去之后若干年乃至若干世纪之后了。当时许多偶然的、琐碎的言谈、行为和冲突，都逐渐被时间之流冲洗干净，留下来的，只是主要倾向主要活动的大节，是非功罪了了分明。如果是在历史事变发生的当时，却是不容易看得分明的。因为这时候必定有许多偶然的琐碎的因素跟历史发展的主线纠结在一起。

书籍目录

孙中山　伦敦被难记　孙文学说（节录）　中国革命史（节录）梁启超　我之为童子时　三十自述　戊戌政变记（节录）　清代学术概论（节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国体战争躬历谈　护国之役回顾谈章炳麟　菿汉微言（节录）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蔡元培　简历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辛亥那一年　蔡孑民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胡汉民　胡汉民自传鲁迅　著者自叙传略　自传　《呐嘁》自序　《自选集》自序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陈独秀　实庵自传　告全党同志书瞿秋白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　多馀的话胡适　四十自述　逼上梁山

编辑推荐

《名人自述》中的名人自述：孙中山：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以为标的，定方略以为历程，集毕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挠。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梁启超：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命。同时“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蔡元培：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同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章炳麟：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转胜者！……乃若昔人所消，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胡汉民：“不远而复，主义是从。”鲁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陈独秀：幼稚的中国党还没有自己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至于盲目地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瞿秋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胡适：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作者简介

《名人自述》是20世纪上半叶9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孙中山、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胡汉民、鲁迅、陈独秀、瞿秋白、胡适）的自述。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的，“局中可愤可痛之情形，非局外人所能知也”，比起史书上后人撰写的传记，从上述9人对自己的悲欢、教养等等个人经历的叙述中，人们往往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人格和立身之道，这正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图书封面

---

 名人自述下载 更多精彩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