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伟人谈心》书评

房龙，主观的历史以及普鲁塔克传统

房龙，作为一个通俗作家和文化普及的大师，我们一方面在被他各类作品包围下赞叹时（豆瓣读书上搜索房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几百页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他是一个通俗作家。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房龙写的文章，在我个人看来，可以作为青少年的启蒙读物或者是普通人的入门书籍，但是，要真的是稍微想认真做点研究的人，就会发现房龙的历史作品走的是浪漫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或者说，房龙的书有着很大的主观性。我在这里这么说，并不是要贬低房龙的意思，事实上，以如此明显的爱憎取向描绘历史，既是房龙的特色，也是他处于的特定时代的结果。房龙处于一战结束，二战爆发的时代，法西斯主义的阴云在他周围慢慢蔓延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更是一个需要呐喊的作家，他的作品，他对历史上人物的评判都是要服务于时代的。房龙无疑是反纳粹的，他在看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后义愤填膺，写作了《我们的奋斗》的檄文。因此，我们可以在他的《宽容》最后读到这样发人深省的句子，“社会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不得不忍受无数更痛苦的可鄙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不足挂齿的不宽容。”同样地，在他的其他书籍里，他也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反应了他反战的观点和人文主义的关怀。在《与世界伟人谈心》中，房龙虚拟了几封来信（第六章），大致内容就是说有人认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没有客观的评价历史，反而是有点主观色彩的，房龙对此的回应是，“我们刚刚开始从一场可怕的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过来，现在又已处于另一场战争的边缘。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奔走呼吁：‘看在上帝的份上，学点历史吧。不然，我们会毫无疑问地陷入更坏的境地’”。可见房龙认为历史应当是反战的武器，是人类避免灾难的必要工具，他从他焦虑的思绪出发，按着这个目标写各类人物。因此，我们可以大概做出这样的评价，房龙对于历史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这种爱憎分明的取向是有当时历史背景的，对于热爱分析历史而不是了解历史（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中指出他是更为了让大家了解历史）的读者而言，必须具有辩证的精神和自己的判断力。房龙对于自己偏爱的历史人物，其倾向是很明显的。读过《宽容》，《与世界伟人谈心》，《艺术》后，我们可能会有这种错觉：房龙怎么又开始写伊拉斯谟了？房龙怎么又开始写莎士比亚是人类的挖掘机了？怎么还是蒙田？拉伯雷怎么又出现了？他怎么老写这几样？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偏好，这点不是房龙的问题。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兴趣的取向也是有限的，这不稀奇。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房龙只是一个普及作家的原因。在这里我就他的《与世界伟人谈心》举例。房龙对于罗伯斯庇尔的态度是负面的，这是由于在他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强调罗伯斯庇尔在统治过程中的恐怖行径，并且与将要上台的希特勒进行比较，呼吁人们以史为鉴，擦亮双眼，不要被希特勒的热情演讲所唬惑。这是房龙当年反战的历史任务，无可厚非。但是，完全否定罗伯斯庇尔的历史作用，把他单纯等同于一个杀人狂，权利狂，把他说成是希特勒，在今天看来必然有失公允。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来源者，卢梭在房龙的笔下也饱受指责。《宽容》里写到，“让·雅克·卢梭开始以令人感伤的情怀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与他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也泪眼婆娑地加入了他的行列”；到了《艺术》里，“让·雅克·卢梭在他的著作中胡说八道，然而他却造成了名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动乱，把世界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这样的评价如果作为反战的战斗性檄文还是适合的，但是在今天看来我们却有点哭笑不得了。另外一方面，即使我们被伊拉斯谟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折服，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不得不说房龙对于伊拉斯谟的喜爱让我们感觉我们是在看小说而不是看历史。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历史，小说与讲故事可以混合么？或者，反之，它们有没有可能被分开？枯燥地谈论历史，这样的书明显不适合普及，房龙所推崇的伊拉斯谟等人，正是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将高文典册普及成平民百姓都能读懂的普及作家，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房龙也知道这样的创作手法有失历史学家的客观精确，但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平民百姓，让青少年儿童也能读懂历史，由此让人们能够提高素养，以史为鉴，避免再犯历史上的错误。房龙的工作不是为了精英阶层，是为了草根文化，在这点上他所做出的贡献，使他无愧于他文化普及大师的名号。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创作过程中，对人物的评价要完全客观是很困难的。就像房龙在《与世界伟人谈心》所言，“但当你涉及人类本身的时候，便需要小心对待，因为人是不可能两次站在同一条河流里的”。房龙的勇气（或者说选择普通人而不是专家作为读者受众面）来自于伊拉斯谟，房龙文章的写法则来源于普鲁塔克。《与世界伟人谈心》里一句房龙表示自己写的是“普鲁塔克式的文章”让我们可以透过房龙，追根溯源，看到西方文学和史学上的重要源泉，普鲁塔克。有关于这位生活在古希腊的外国的司马迁先生（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但姑且这么说吧）的故事与作用，个人推荐大家看一看吳乃德的《英雄的聖經，政治家的教科書：閱讀普魯塔克》，繁体字又十分长，但是看完后受益匪浅。普鲁塔克的重要作品是《英雄传》，商务印书馆把它译成《希腊罗马名人传》，可惜只翻译了个上册就不了了之了，让我们情何以堪。普鲁塔克为众多希腊和罗马的英雄们做传，这部传记集成为了后世众多作家取经的对象。莎士比亚的众多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根据的是普鲁塔克的传记集；蒙田散文中的评论，根据的是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论及斯巴达的情形时，根据的就是普鲁塔克的文章；托克维尔的社会学著作，其中也有普鲁塔克传记集的影子。当然，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存在着人物平面化甚至于浮面化的问题，因为当年，普鲁塔克做传的目标是实现个性模型，“我撰寫《英豪列傳》開始是為了別人，如今繼續這個工作、倘佯於其中卻給我自己無比的樂趣。這些偉人的美德像是一面鏡子，讓我修正、美化我自己的生命。這個工作帶來的唯一結果就是讓我和這些偉人相處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當我們邀請他們從歷史中訪問我們，我們檢閱他們為何偉大、如何偉大；從他們的行為中我們摘取最重要的、以及最美麗的部分。「啊，除這以外還有什麼事更能令人快樂？」有什麼方法更能有效改進品格？”读完普鲁塔克的话，我们就更能理解房龙处理历史人物的手法了，他不是为了研究这个人物，而是为了一个更大的面。最后小结一下，房龙的历史（人物史，艺术史等等）是普及型的读物，且带有当年二战背景下的意义，作为入门者和普通人而言，他将高文典册带到民间，变成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人们普及历史常识避免历史错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对于较高水平的读者群而言，房龙的作品难免显得平面与捉襟见肘，以及主观化，对历史人物的偏爱与憎恶的分明，让我们不能够全面地认识到一个历史事件和一个历史人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