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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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1
ISBN:9787506033350
作者:税海模
页数:406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进化论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之一。进化论最初作为一种自然科学学说引进中国,既而带来一种线性时间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迥异于前的确信历史进步的世界观:思想家以之作为基本理论预设,革命家以之作为革命行动理由,人民大众以之作为忍受眼前苦难、坚信未来光明的潜意识根据。实际上,无形之间进化论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之一。  梳理进化论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深层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郭沫若可谓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学术“标本”,通过对他的考察,很能说明进化论在多大程度上,怎样左右、制约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模式、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情感态度,怎样规定和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  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天朝上国”一落千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严复的《天演论》将进化论引进中国,当即洛阳纸贵,“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当头棒喝,令中国士人、学子从大梦中醒来,心惊肉跳不已。  进化论传人中国的积极意义,是它为中华民族的救亡提供了思想激励武器。既然西方列强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中华民族如果再不奋起自强,必然亡国亡种,被“开除球籍”。而且,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念,也为民族振兴提供了胜利的保证。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是循环往复的:所谓“大道周天”、“无往不复”、“反者道之动”、“周而复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生死轮回”……等等。而进化论却以生物的进化历史“科学”地告诉人们:事物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进化过来的。进化乃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公理。既然如此,那么只要维新自强,只要向西方学习,中华民族便必然会有雄踞于世界之林的美好未来。  郭沫若即出生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巴山蜀水间。虽然地处内陆,进化论的欧风美雨,依然没有“遗忘”这大渡河边的商人地主家庭。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是四川首批东文学堂学生,“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像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甚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差不多是源源不绝地寄来,这是我们课外的书籍。”“除开这些书报外,还有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我们家塾里便用这些来做课本。”郭开文还是一位“启蒙运动的急先锋”,他在家乡提倡“放足会”,向弟弟郭沫若灌输“学实业”可以“富国强兵”和“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等启蒙思想,使郭沫若从小深受进化论思潮的熏染而热衷于新学。所以,少年郭沫若对乐山、成都新式学堂中教师新学水平之低极为失望,焦躁,愤懑;所以他对其包办婚姻的小脚夫人极为不满;所以他对欧美日本怀着极大的憧憬,哪怕母亲反复叮嘱他不要到外国去留学,他依然不顾一切地挣脱家庭的羁绊,远涉重洋,去日本学医。从中不难看出,郭沫若早年的种种人生选择中,实际上都隐含着进化论的理论预设: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有志青年应该为振兴中华而向西方学习。这就是郭沫若当年家书中所说的:“男来东留学,志向在实业及医学两途,……顾亲恩国恩,天高地厚,大好男儿,当图万一之报”。  二  “五四”时期,知识界中弥漫着浓郁的“进化论”氛围。“少年”、“青年”、“青春”……成为当时最时尚的字眼。李大钊在文章中,甚至将“青春”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来赞美:“其变者青春之进程也,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在李大钊看来,青春即至高无上的绝对,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也。”陈独秀也坚信,“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五四”时期的郭沫若也是进化论的信仰者,他曾用诗的语言说:“宇宙全体只是个Energy的交流。”“Energy的发散便是创造,便是广义的文学。宇宙全体只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未完成的、常在创造的、伟大的诗篇。”  宇宙中何等的一大革命哟!  新陈代谢都是革命的过程,  寒来暑往都是革命的表现,  风霆雷雨都是革命的先锋,  朝霞晚红都是革命的旗纛,  海水永远奏着革命的欢歌,  火山永远举着革命的烽火,  革命哟!革命哟!革命哟!  从无极到如今,  革命哟!革命哟!革命哟!  日夕不息的永恒革命的潮流哟!  在进化论世界观、历史观的指导下,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学活动中的众多选择与表现,无不植根于追逐新潮的进化论理论预设。郭沫若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前即开始写作新诗,是受了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的影响激发起创作灵感的。当他知道上海《时事新报》的文艺附刊《学灯》在发表白话诗时,“便把我1918年在冈山时做的几首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和几首新做的诗投寄了去。”“我自己就好像一座做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都在诗的陶醉里。”他“早就”“想”“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其间,支配郭沫若的深层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的,都是向西方学习,与世界接轨,按照西方近现代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和出版传播制度来具体写作、运作。其潜在的逻辑依然是:先进西方和落后中国的对立,及其解决之道:唯有走进化的必然之途。  另外“女神”时期郭沫若的情感轨迹中,也不难见出进化论留下的一些踪迹。根据宗自华的回忆,“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终竟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郭沫若对此是十分在乎的,1920年他给宗白华的信中说:  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  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  一个个如明星在天。  我独陷没在这styx的amoeba,  只有些无意识的蠕动。  咳!我禁不着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  慕韩、润屿、时珍、太玄,  都是我从前的同学。  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  我是连amoeba也不如了。  然而,不久之后,随着文学创作的成功,郭沫若却流露出看不起文学研究会,看不起鲁迅和胡适的情绪。茅盾、郑振铎两次邀请他参加文学研究会,他都婉言谢绝,而自立创造社;OF在《创造》季刊上,向文学研究会公开挑战。郭沫若多次说,“鲁迅的小说”是“自然主义派的风味”,“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呐喊》我是没有读完的。……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在《创造十年》中,他记了这样一件轶事,商务印书馆高梦旦先生宴请胡适与他,“在博士和我握手的时候,何公敢这样说:‘你们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博士接着说道:‘要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是不是啦?”’从来言辞敏捷的郭沫若在当时却例外地“没有立地构想得出”“一句客气的话”,“只含糊地笑了一下。”颇有些当仁不让的意味。  细心揣摩,郭沫若的上述自卑与自大,其实都是以进化论作为逻辑前提的。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是一个代表时代潮流的进步社团。郭沫若在成都念书时因婚姻失意而一度陷于颓废,因此未能获准入会。这件事使得郭沫若在追随社会“进化”上,颇有些“落伍”之嫌而深感“自惭形秽”。然而,在文学观念上,他与创造社同人却比文学研究会,比鲁迅,比胡适,更“新潮”,更“先锋”,更“进化”!文学研究会、鲁迅、胡适,均提倡“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却倡导“为艺术”的自我表现,主张“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

前言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横跨多学科的文化大家;而且,他“亦学亦政”,其后期还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去世后,邓小平赞誉他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文化旗帜。  鲁迅与郭沫若堪称现代中国文化“天幕”中的双子星座,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某种意义上,郭沫若的潜在研究价值甚至有可能超过鲁迅。  这是因为,首先,郭沫若涉足的学术领域比鲁迅更为广博。除文学之外,他还兼治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而且均成绩斐然,卓然成家。鲁迅和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上,各有千秋,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只不过由于郭沫若的治学范围太宽,致使多数专业知识单一的研究者像瞎子摸象似的,仅能领受其部分华章,而难以感知其整体风采。  其次,郭沫若比鲁迅多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40年历史风云,而且他是与政治联系得最紧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一生多次从戎、从政,他“改造世界”的兴趣远远大于“解释世界”。研究他,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现代中国复杂纷纭的历史剪影。郭沫若留下的上千万字的著述,都是他建构、阐释、宣传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记录,凭借它们作为“以文证史”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一个“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的大课题。

内容概要

税海模,1944年出生于四川乐山井研县,1979年师从山东师范大学田仲济教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198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著有《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感悟与文化透视》、《文学鉴赏方法纵横谈》等专著。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全文转载。

书籍目录

《郭沫若研究丛书》总序背着“十字架”的思考(自序)第一章 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第二章 郭沫若与民族主义第三章 郭沫若与自由主义第四章 郭沫若与社会主义第五章 郭沫若与民粹主义第六章 郭沫若与西方民主思想第七章 郭沫若与西方科学思想第八章 郭沫若与西方法治文化第九章 郭沫若与西方人文精神第十章 郭沫若与西方文学观念第十一章 郭沫若与基督教文化精神第十二章 郭沫若与西方现代性第十三章 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第十四章 郭沫若建国前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应对第十五章 郭沫若建国后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应对第十六章 郭沫若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波的启示与困惑跋 语郭沫若研究的超越性反思附录: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 导论 在郭沫若心灵深处 “五四”前的郭沫若与儒家文化 郭沫若与儒家文化 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儒家文化 郭沫若与道家文化 郭沫若与墨家文化 郭沫若与法家文化 郭沫若与中国佛家文化 郭沫若与乐山乡土文化 余论 郭沫若留下的文化启示后记

作者简介

《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成果,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郭沫若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全书以郭沫若作为“文化标本”,通过梳理郭沫若与进化论哲学、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西方民主思想、西方科学思想、西方法文化、西方人文精神、西方文学观念、基督教文化精神、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等现代社会思潮的关系。揭示了郭沫若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波所留下的启示与困惑。《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从一个独特角度思考了20世纪中国中西文化撞击中的正反经验,在中西文化撞击的广阔背景下,为读者进一步认识郭沫若的博大与复杂,提供了一种多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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