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说曾国藩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7-1
ISBN:9787801208323
作者:史浩
页数:324页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自称理学大师,却往往言行不一
第二章 丢弃仁义、人称“曾剃头”
第三章 多次抗旨不遵，难称板荡忠臣
第四章 进退维谷，思想矛盾的可怜人
第五章 愚忠，深陷封建礼教难以自拔
第六章 名利至尊，舍去一切保清誉
第七章 迷信相术，用人不当
第八章 常败将军，缺乏军事指挥才能
第九章 镇压农民起义，阻挡历史车轮
第十章 深藏不露，掩盖沽名钓誉之心
第十一章 曲意逢迎，宁得罪国人不肯得罪洋人
第十二章 克己清廉，实则为自己图谋大功名
第十三章 丧失清官本色，老来与贪官同流合亏
作者简介
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曾国藩，我们会看到一个典型的正统文人的矛盾内心，一方面这个文人对于封建王朝有着根深蒂固的忠心，同时他深信自己可以成为扭转危局的擎天一柱，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覆灭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而在内心中不断发出回天无力的哀叹，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支撑着曾国藩屡败屡战，甚至产生一种自甘殉葬的悲凉情节，这是曾国藩可敬的一面，也是他可叹的一面。
曾国藩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也不允许他成为这样一个完人，尽管曾国藩希望成为这样一个完人，但政治的风浪把他打得体无完肤，战争的磨砺又将他变得狼狈不堪，他竭尽全力走完了他所能走的人生，给人们留下了几多感叹，几多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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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夹缝中的人，要么从夹缝中冲出去，重新寻找自己的天地，要么四面碰壁、四面讨好，而最后一无所有，而曾国藩就属于后者，身着朝服被辱其“满人走狗”着汉服又“朝内外人”。（壹）对于曾国藩，誉者称之为“中兴名臣”，“功迈萧曹”，为一代名臣、名将、“千古完人”；而贬者则称之为“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作为一个出身农家弟子，既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做根基，也没有超人的资质，但仍然靠兢兢业业，到底不懈。作为一个臣子，挽救了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剿灭“太平天国”使一个末代回光返照“同治中兴”。作为革新者，展现他赤地立新的洋务运动领袖形象。但作为弱国的外交家，处理“天津教案”时，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的无奈。（贰）教材中的天津教案小学社会课：曾国藩，丑陋的卖国嘴脸初中历史课：曾国藩，滥杀媚外高中历史课：曾国藩，滥杀无辜，大学历史讲座：曾国藩，历史车轮下个人的悲剧（叁）小人物在世，面临不同的境遇，大人物面临每一种境遇的变化，会使人面对迥异的人生选择，从而不同影响以后的命运。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面对“抗”与“从”，两者关系非常复杂，不能机械地部分对象，一味恪守一方，但又做到两全其美又不可能，只要选择了就会失去很多，这又是非常无奈的。前也不是，后也不是。“千古骂名”——天津教案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的80多年间，大小“教案”600多起。以法国为代表的天主教主要在下层民众中传教，为了发展教徒，常将中国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引入教会；他们修教堂、作弥撒、开医院、收留孤儿等等，深深地卷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地方绅士、宗族和传统文化产生冲突。到了义和团时代，“大毛子”（传教士）、“二毛子”（教民）均是被仇视、扑杀的对象。1870年6月间，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民间哄传天主教堂迷拐儿童并用其眼珠制药，酿成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0日，天津百姓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外国传教士拐婴、害婴。次日，法国领事丰大业在混乱中向天津知县刘杰开了枪，击伤随从高升。愤怒的中国人当场将丰大业殴毙。随后又烧了教堂，捣毁法、英、美等国的教堂和领事署，打死了16个外国人，这就是悲剧人物开始的“天津教案”。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俄国、美国、英国、普鲁士联名向清廷抗议，并派出军舰集结到天津烟台一带，扬言不按法国的要求处理好这件事，要把天津化为焦土。清廷百官分成“论理派”和“论势派” 。“论理派”认为朝廷不可失民心，可以利用当地群情激愤的民心，与洋人一绝死战，一报咸丰之仇。“欲服深仇，全赖民心”。 “论势派”多为直接和洋人打交道的外交大臣和封疆大吏，他们从客观现实出发考虑问题，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非常清楚，因此主张力求和局，才有徐图自强的希望。“论理派”表现强硬的态度与民族心，但没有审时度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味夜郎自大“决战”“雪耻”。曾国藩深知，百姓与洋人势同水火，满足了洋人，势必民怨沸腾，自己成了“卖国贼”；要使民心成服，就要得最洋人，这样弄不好会引起战争，到那时，自己就会被朝廷当替罪羊，成为“误国元凶”。更大的可能是两头都不讨好，轻则招一身骂名，重则老命难保。最后，清政府一面从陕西调李鸿章的淮军备战，一面诏谕59岁、右眼已失明、正在家养病的曾国藩赶往天津。出发前，他备好了棺材，写好了遗书。在朝廷下谕之后，他心中无限苍凉，于是他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写了类似遗嘱的信：“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欧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俱难和叶，将来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而尔等诸事无所票陈，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可见曾国藩是抱着大义凛然的心态去处理“天津教案”，也显示他对此事的诚惶诚恐。曾国藩一到天津，定下查办方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也就是说，只求迅速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上处置是否得当。结果是：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判处20人死刑、25人流放，并赔款49万7千余两白银。李鸿章急赴天津，通过几道奏折保下死刑犯中田二、张帼顺、段大、项五4条人命。曾国藩事后也对发配黑龙江的张光藻、刘杰多有关照，他在家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两个人是好官，没有错，但我没有别的办法。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引得朝野哗然，他在京的湖南同乡，把他在湖广会馆所题的匾额砸碎烧毁。曾国藩在天津时，曾纪泽在保定，父子俩几乎每天通一封信。曾纪泽在信中说：“照会洋人，不能做十分承允之词。”他指出父亲将天津道、府、县官都迅速处置，没了退路。李鸿章也写信给曾氏父子，说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曾国藩怕洋人再开战，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再上演，以声名败裂的代价，为大清国扛下一个“软弱、媚外、有失国体”的污名；他曾经准备牺牲性命，结果却牺牲了他更看重的名声。他在“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中度过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曾国藩清楚，朝廷面对民众，“论势派”和洋人的压力，慈禧太后，皇上有所畏惧，实施强硬的政策，众怒便会引到太后与皇上的身上。为了转移，只能将自己抛出去，当牺牲品和替罪羊。掌握皇权的人碰上棘手的事情，总爱玩弄这种把戏，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给国人争了一口气，但打败仗后道光皇帝就把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削职发配。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后，国人骂卖国，道光皇帝又把罪名推到主和派头目穆彰阿身上。无论战与和，都是道光的决定，而落得最悲惨的下场是臣子们，现在是轮到曾国藩头上了。转载请注明http://blog.sina.com.cn/teac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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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是不能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