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

章节摘录

传至六世祖乐川公，甫到铁城抵左步[埗]头乡而居焉”，至嘉庆六年三修时，又确定六世孙乐川于明朝洪武年问由东莞上沙乡迁居香山县左埗头；《左埗头谱》以孙常德第六代孙孙“稀儿讳上号乐川”为分支始祖，未提及孙乐南及涌口分支，而《翠亨谱》则仍按上沙系统排列世次，记载五世孙礼赞为上沙孙族迁香山始祖，六世孙乐千分居左涉头，翠亨孙氏乃孙乐南之裔。总之，就四地孙谱来看，各地族人在编修时都是各自为政，只收集本系统的资料，缺乏对祖先来源资料的横向核对，致使四地孙谱的记载互有出入。其中，《左埗头谱》的错误最多，问题也最严重。《翠亨谱》的记载也有错误（如孙瑞英的迁居时间、孙怀堂夫人的生年和孙植尚的世次），但相对而言，没有太严重的问题（孙瑞英的迁居时间可以根据该谱自身进行校正），如该谱虽记载“五世祖考礼赞公，妣莫氏太安人，生终年月无考”，但记载“六世祖考乐南公，生于成化己丑年”，“妣阮氏太安人，生于成化丙戍[戌]年”，据此可以推知孙礼赞为明朝成化（1465～1487）时人。又从孙乐南生年（1469）到孙常德生年（1298）相距171年，相隔5代，知其平均代问为34.2 年，虽比中国人的平均代问30年略高一些（主要原因应是上沙各代直系先祖多为第三房或第二房即其出生较晚所致），但很显然，《翠亨谱》的记载远比《左i步头谱》关于孙固是孙常德父亲（后来又确定孙常德为元末人，但仍认为孙乐川为明初洪武时人）的记载合理得多。对上沙宗祠无孙稀宗牌位的情况，笔者认为这涉及由谁立牌位的问题。祖宗牌位一般由其后裔所制、所立，无论在宗祠还是祖祠中供奉，一般都要举行仪式。就孙氏五世、六世而言，《左埗头谱》记载“第由六世而上溯四世、五世，其坟墓之在上沙者，向未拜祭”，《翠亨谱》也记载孙乐千、孙乐南死在上沙，《上沙谱》则只记宗支关系，不涉及孙礼赞父子的生卒与葬地，甚至三地孙谱在谁分支香山的记载上也有出入。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孙乐千的坟墓在上沙，上沙宗祠也有他的牌位，这个牌位应是同治年间左埗头族人到上沙修复祖坟和宗祠时设立的，当时，左埗头族人还赠送了两副木联悬挂于上沙宗祠中。而孙乐南的坟墓，由其后人迁回涌口，故上沙没有他的坟墓，上沙宗祠没有他的牌位，也是正常的。再如，《左埗头谱》抄附的上沙某旧谱记载孙常德有3位夫人，但1930年上沙族人所修谱则记载孙常德有一位夫人，这从侧面证明1930年上沙修谱时，其始祖配偶的资料（坟墓、牌位）已经不全了。另外，涌口孙氏和翠亨孙氏因迁散四处，人少财薄，无力为上沙宗祠献礼。例如，从翠亨到涌口，不过10公里之遥，但翠亨孙氏族人已感到“拜扫路途遥远，来往艰辛”，故于光绪六年借“檀香山各叔侄（贸易生意）捐签银两回来”，将涌口村部分祖墓迁葬翠亨地区，可见翠亨孙氏人、财两淡，他们未向上沙宗祠献礼，未派人到上沙设立祖先牌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孙礼赞和孙乐南的遗骸均由涌口孙氏和翠亨孙氏共同管理（主要由翠亨孙氏管理），因家族财薄、势弱，翠亨孙氏族人只能就近到长房所在的左埗头祠堂拜祭伯祖，以联络宗族感情，间接对上沙先祖表示礼敬。1912年5月孙中山、孙眉一行偕眷到左涉头拜伯祖、会宗亲一事就很有代表性。由此可见，上沙孙氏宗祠没有孙稀宗即孙乐南牌位，并不意味着涌口孙乐南一族与上沙孙族之间没有源流关系，因为只要证明左埗头孙族与上沙孙族确有源流关系，同时又能证明翠亨孙族与左}步头孙族为两兄弟分支，且翠亨孙族也同时认同上沙为祖籍，这就足够了。应该说，蒋、张二人的呈复，并不影响时人对上沙是“总理先族分支香山县的直接迁居地”这一观点的判断，但后来有些人过于看重《上沙谱》“支派图”上补录的文字和上沙宗祠无孙稀宗牌位的问题，甚至因此否定翠亨孙族与左埗头孙族和上沙孙族之间的源流与分支关系，在使问题呈现复杂化的同时，也使其认识走向了事实的反面。

后记

孙中山的家世问题，并不是孙中山研究的主要课题。但对这个问题，在孙中山去世数年后，无论是在孙族内部，还是在外界，一直有很多人具有浓厚兴趣。既然如此，就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而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确定它是学术问题，然后按“学术问题必须由学术研究来解决”的原则和方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人手。本来，对于“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这类学术课题，应该写成一部学术专著，把各种观点或说法及其论据一一列举并加以辨析，如是，则只需二三十万字就可把所有问题阐述得较为清楚了。但是，由于在过去的研究与争论中，持错误观点的人把孙家保存下来的一些家族文物视为伪造的赝品，把与孙中山家族无关的一些物品误为孙中山家世资料，而孙家也有人因受错误观点误导而认同错误说法，这就使孙中山家世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因此，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确立孙中山家族流传或保存下来的家族文物的历史价值和实证地位，然后以它们为镜鉴，来观照其他资料的是非与真伪，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得出正确的答案。笔者因此采用了以史带论、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的方法编著此书。笔者编著此书的另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多收集相关资料与现有研究成果，以便为今后了解和进一步研究此问题者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未来留下一本有案可查、不可或缺的史书。本课题的研究，自始至终得到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领导特别是馆长萧润君和中山市社科联主席张冠华、虞天识主任、卢曙光先生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本课题的顺利完成和本书的顺利出版，更依赖这两个单位的鼎力赞助。本书采用的资料，除笔者自己收集的外，大部分来自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中山市图书馆、中山市档案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孙中山的亲属孙治平、孙必胜、杨连逢、孙社正。在笔者收集资料期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萧润君和馆员张咏梅、黄健敏、杨春华、肖艳红、黄德强，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馆的邵铭煌主任、刘维开副主任、高纯淑主任，台北“国父纪念馆”秘书处的彭婷婷小姐，台湾留美学生彭士宏先生，台北孙中山研究专家庄政，香港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孙中山文献馆、中山市图书馆、中山市档案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与配合，笔者在此亦一并致谢。本课题的研究，自始至终得到了孙中山研究专家学者陈锡祺、张磊、林家有、尚明轩、庄政、邱捷、萧润君、盛永华、李伯新、胡波的支持与关注，得到了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民革广东省委孙中山研究学会、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市委统战部、中山市社科联、中山市政协、中山市方志办、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中山市侨办、中山市侨联等单位领导和孙中山亲属孙治平、孙必胜、孙必达、杨连逢、杨海以及笔者的好友刘卫兵、朱琳、钟美娟、王娟、孙远谋、葛培林及众多熟人、同事的支持与关注，笔者在此亦一并致谢。由于本书是业余之作，加上个人能力水平和研究时间所限，书中不免有阐述不清晰、论证不充分或文字表达欠妥之处，敬请同行权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需要说明的是，因研究需要，本书征引相关论著甚多，笔者在此亦向原文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籍目录

孙中山、孙眉生前的相关活动、自述与知情者的相关记述孙中山自述其出身与家世孙中山在出国护照中改称自己是左±步头村人孙中山参加“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家先生恳亲大会”孙中山、孙眉偕眷到迳仔萌祖坟祭祖孙中山、孙眉偕眷到左埗头孙族祠堂拜伯祖会宗亲孙中山与族亲关系点滴孙中山对美国友人林百克谈家世及早年事迹党史会采访员的调查与“东莞县上沙乡说”的初步确定邓慕韩的最初调查关于《翠亨谱》的记述竹高龙孙族祖墓与孙中山祖籍的关系广州办事处通过刊登启事和发函形式“访查孙总理原籍事迹”王斧的调查东莞员头山乡民对“访查启事”的快速回应东莞上沙乡孙族对广州办事处访查活动的回应邓慕韩收转孙绳武等代表呈文给党史会总部钟公任的复查1931年初党史会文献对邓慕韩等人调查活动的记述张德的访查与《寻访总理先族记》的发表1931年8月党史会文献提到孙中山祖籍资料“纪中”建校与崖口谭家山孙族坟场的形成东莞“两乡之争”与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全面调查员头山小学建设案引出政府部门对员头山为“总理先族故乡”之认证张德的研究使孙中山祖籍问题节外生枝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批复同意建设员头山小学孙中山亲属编制、完善《孙总理家谱》孙满、孙乾陪同邓慕韩赴上沙调查取证员头山乡民认定员头山为“总理先族分支香山县的直接迁居地”孙科为《建设月刊》题写刊名并复函孙受匡、孙洁生、孙广林孙绳武等三地宗亲代表上书要求确认上沙乡为“总理先族分支香山县的直接迁居地”陈去病对《〈总理家谱〉照录》的编订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催建员头山小学党史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采用“东莞县上沙乡说”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全面调查邓慕韩的继续调查东莞县政府的复查中山县政府的调查与呈复广东省政府函复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执行部致党史会函20世纪30年代的“东莞县上沙乡说”与学者的研究《广州民国日报》刊登《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纲要》孙满、孙乾将孙眉、孙昌和孙蜒墓迂回翠亨孙中山亲人编制《翠亨孙家列祖生殁纪念簿》员头山乡孙洁生撰文指摘《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和孙绳武等代表的呈文与上书党史会征求意见与编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员头山孙族人士致函胡汉民继续主张“员头山乡说党史会人员编辑《革命识小录》1933年党史会文献与孙中山祖籍高良佐对孙中山祖籍东莞两乡之说之研究邓慕韩的后期调查孙威去世与孙家人士补录《孙总理家谱》1935年党史会文献关于孙中山祖籍调研活动的记述党史会修订《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党史会编印《总理先代原籍及世系调查考订全案》党史会编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续编》邓慕韩发表《孙中山先生之世系及家庭》一文孙科到谭家山孙族坟场祭祖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的修建及其陈列的相关展品叶溯中与《中山先生之先世》孙科与胡去非的《总理事略》中山沙边孙族对孙中山家族来源的考证客家学者对客家族群与孙中山系籍和祖籍问题的研究及社会动态客家族群问题与孙中山系籍“客籍说”的缘起关于客家人和外国人对客家族群问题研究的分析关于孙中山系籍“客籍说”的资料与观点罗香林对孙中山家世的进一步研究与“紫金说”的萌芽罗香林与《国父孙公中山家世考》罗香林的继续调研吴稚晖《总理与中国革命》演讲与孙中山家世罗香林的资料收集与《紫金忠坝孙氏族谱》的发现罗香林认定《忠坝谱》为“孙中山祖籍家谱记者留爪的调查与《国父世系考》的发表罗香林的新调研江西通志馆对宁都孙氏分支情况的调查罗香林对福建孙氏的函查罗香林致函忠坝人士请其提供相关资料忠坝孙族人士自行向罗香林提供资料孙桂香等追查复函下落及数次致函孙科罗香林函复孙桂香等忠坝孙族人士并继续了解相关内容孙科收转孙桂香等托交之函邓慕韩发表《总理世系考证》一文继续宣传“东莞说高良佐在《国父的家世》一文中仍提“东莞说《国父家世源流考》的出版与“紫金说”的正式出炉“两说”维护者的第一场争论及社会动态党史会对“紫金说”的初步意见社会部分人士对“紫金说”的认同邓慕韩对罗著的批驳孙科、邹鲁、罗香林对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一文的反应罗香林撰文反驳邓慕韩部分党史会成员对罗著的反应《总理年谱长编稿抄本》与孙中山家世孙桂香重修《紫金忠坝孙氏族谱》高良佐由认同“东莞说”改为认同“紫金说《孙总理足迹侧考》与孙中山家世《孙总理故乡及家族史话》与孙中山家世孙科为上沙乡题字“国父先代故乡蒋星德所撰《国父孙中山先生传》采“东莞说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与孙中山家世罗著再版与孙中山家世孙妙茜去世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成立李旭昭、杨连逢撰文谈孙中山家世问题《国父年谱初稿》与孙中山家世“两说”维护者的第二场争论及社会动态谭彼岸撰写《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一文反驳“紫金说罗香林撰写《国父家世流源再证》一文为“紫金说”辩护《客家史料汇篇》与孙中山家世李伯新等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通过调查访问收集口述史料黄彦、李伯新调研孙中山的家庭出身梁方仲研究《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与《孙达成兄弟批种祖尝山田合约》陈健夫《国父全传》与孙中山家世傅启学《国父孙中山先生传》与孙中山家世中原发表《国父的家世源流》一文主张“紫金说《国父年谱》第一次增订本与孙中山家世孙科《八十述略》之由来罗香林《国父孙公中山的家世传统》与孙中山家世孙科晚年谈话提到的“堂侄”是谁?孙科复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筹备者函李伯新继续收集口述史料孙满收集家族资料与《翠亨孙家家谱略记》的发现“两说”维护者的第三场争论及社会动态孙甄陶首先对“紫金说”发难孙治平与《翠亨孙氏先祖牌位纸》的发现孙满对家世的研究及其看法侯中一编制《国父孙中山先生族谱世系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与孙中山家世谭彼岸编制《国父孙中山先生族谱世系表》《孙氏达成祖家谱》初稿与孙中山家世孙满《恭述国父家世源流》祝秀侠对“紫金说”的指摘谢福健与《国父家世源流汇述》一书钟正君对甄陶文、祝文及谭文的评述陈淑英对家世的表态钟源撰写《国父是客家人》为“客家说”辩护孙满向党史会提交家世资料，主张“东莞说”和“非客家说庄政撰文质疑“客家说孙满继续提供资料给党史会《国父年谱》第三次增订本与孙中山家世江西两种孙氏族谱的发现与发现者对孙中山家世的研究李伯新的调研李卓枢的调研胡伯洲的初步研究东莞文史工作者对上沙乡“国父先代故乡”之说的首次调查胡伯洲的深入调研李伯新、邱捷的调研与《孙中山祖先并非由紫金迁来》一文的发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紫金地区的活动谢福健在台湾撰文介绍孙承祖邱捷撰写《中山的孙氏墓园》一文上沙孙族自寻证据与东莞文史工作者对上沙的再次调查邱捷、李伯新等人到上沙调查了解情况紫金人士陈国岐撰文主张“紫金说李伯新等纪念馆工作人员对翠亨附近孙族墓地的全面勘查最近10年来的“两说”研究及社会动态结论主要参考资料后记

编辑推荐

《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将为您一一解答。要想了解这些问题，那就需要花点时间，跟随笔者做一次跨越时空的孙中山家世调研与争论历史总考察，以便领略其中的内里乾坤。

作者简介

《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将让你了解孙中山的家世问题，自1930年由外界注意时起，即引起孙族人士、社会人士以及学术界的长期关注。在之后的70多年间，曾发生过广东东莞两乡争认孙中山祖籍的风波，发生过持“东莞说”与“紫金说”或“非客籍(或广府)说”与“客籍(或客家)说”者之间的3次争论，允其是第3次争论异常激烈，波及面广，长达15年之久。虽然到今天，孙中山研究界对孙中山家世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楚了，但在孙家内部和外界仍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孙中山的家世到底是怎样的？为何会出现不同意见？为何会发生数场争论？这当争论的目的与焦点又是什么？为何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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