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档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于是，很快就在全国掀起持续高涨达一年多的工人运动。在国际工运史上实属罕见。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的运动，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从1921年11月至第二年5月，在《劳动界》、《新青年》和《民国日报》等报刊上，他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文章，阐明这次工运的目标、政策策略、注意事项等。5月，他又指导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及时总结经验，统一步伐，终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全国罢工一百多次，罢工工人达21万。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初次面临这种局势，一时未找到对策，工人罢工多数胜利。所以这年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在中国共产党最初领导的这一章工运史中，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是重要的一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然后，根据中央部署，首先抓各地各业工人的工会组织。他说开完一大，回到湖南就“猛烈地推动工会工作”。他亲自指导改组了湖南最大的工会组织“湖南劳工会”，并被邀担任该工会的会务助理；他亲自指导成立了长沙的泥木工会、铅字活版工会、理发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总工会、岳州铁路工会、新河铁路工会、株萍铁路工会等等。 由于这时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指示全党全力组织影响全局的全国铁道工会，所以毛泽东在粤汉铁路上几个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建设中，花了较多的精力。早在1921年10月，他就到粤汉铁路工人中了解生活情况，然后，就派党的干部到长沙新河总站办工人夜校，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12月，毛泽东又到安源煤矿考察，然后，他先后派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等重要干部到安源，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性质的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出任安源俱乐部主任。毛泽东还派郭亮等党的干部，组织了岳州、新河等铁路工会，并任领导。1922年11月1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5日，毛泽东作为粤汉铁路总工会的代表，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工团第二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 如此，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运的高涨，湖南的工运有了极大的发展，一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当时的中央“通告”要求“各区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这样，湘区就大大超额完成了中央布置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湘区区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工人运动。最著名的有1922年9月举行的安源煤矿工人1.7万多人的大罢工，毛泽东为这次罢工提出了正确的策略和口号；10月，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毛泽东亲自指挥了2000多泥木工人21日的请愿大会和23日的请愿游行；11月，长沙笔业工人大罢工、长沙印刷工人大罢工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大罢工，等等。 这些罢工，与当时其他地区的情况比较，其特点是，由于得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区委的正确领导，提出了有理有利的罢工口号和工人要求，使用了巧妙的有节制的斗争策略，防止右的或“左”的干扰，团结了工人群众的大多数，粉碎了反动派的一切破坏阴谋，因此都取得了胜利。而且，由于在胜利的基础上注意巩固成果，一般都派党的得力干部担任各个工会的领导，又同时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支部。在建立工会的同时，一般都开办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等，在普及文化知识同时，利用党中央提供的《劳动界》、《新青年》等书报，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还亲自担任几个工会的秘书，经常到工人中演讲，有时甚至当罢工工人的代表，与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前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的号召，以各种方式、各样形式进行纪念活动。    为了纪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在12月26日这个纪念日将要到来的时候，我们写了《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让读者真正了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解放、为民族谋复兴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和确立的。该书是以纪实笔法反映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内部情况，主要是写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与中共几届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间在工作上的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同时，也写到他们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是如何为救国救民，寻找革命真理，而奔走呼号，以及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的功过是非。    这一本书，以大量史实客观地阐述了毛泽东怎样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怎样独创性地执行中共中央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为核心制定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又怎样从实际出发分别抵制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在局部地区把“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先是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接着在赣南、闽西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艰难曲折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在军事上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几次大“围剿”的辉煌胜利。以王明为核心的“左”倾中央，一开始就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而且统治全党长达四年之久。他们以“城市中心论”的“进攻路线”，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断排挤、打击毛泽东等一大批干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个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断送了，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特别是在湘江惨败之后，亲身经历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广大指战员已经意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排斥毛泽东军事领导的结果。他们纷纷要求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以挽救中央红军面临的危局。毛泽东顺应广大指战员的殷切期望，逐步地开始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做工作，并且团结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才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遵义会议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惊涛骇浪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使得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对中共早期的几届领袖也作过客观的结论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讲话中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瞿秋白也有功劳。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八七会议”，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对于王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中针对他当时所犯的右倾错误也曾经说过：王明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问题在于他以后不检讨错误，不承认错误，虽然一度承认有错误，但很快就推翻。特别是他一直不承认抗战初期右倾和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总结性地说过：“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了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之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显然，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一生，都应一分为二。但长期以来，很多同志一提起这几位中共早期领袖，总是立即想到他们“左”倾或右倾错误，往往忽视他们在白色恐怖中投身革命、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也有正确的一面。这样，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我们写的这本书，力求写得比较客观和全面，既充分肯定他们成为领袖和取得成功的一面，又原原本本地写出他们犯错误的一面。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善于总结经验的革命家，既总结了他们的正面经验，又总结了他们的反面经验。毛泽东正是在正确总结他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不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不断制定适合形势发展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把革命事业不断推向胜利。    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以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彻底改变过去党内斗争采取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教育，而不轻易的做结论和纪律处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功过是非，分别作出了公正的客观的评价，并且成为全党的共识。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具体的史实，生动地记叙了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革命生涯，并力求做到有较强的可读性。如“匏瓜与牡丹”一章，以寓意深刻的比喻，展示了毛泽东不怕艰苦、开小花而结硕果与王明怕艰苦、需要园丁培植、只开大花而不结果的不同人生追求。    总之，这本书以翔实可信的史实告诉读者：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    黄允升    2011年4月

后记

《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这本书，自1996年中央党校出版以来，曾经印过多次，都受到广大读者喜爱。这次应读者要求又重印，希望能受到喜欢。    这本书各部分执笔人如下：    第一部分：唐宝林    第二部分：沈学明    第三部分：陈铭康    第四部分：黄允升    全书由黄允升负责统稿并定稿。

书籍目录

上册目录
毛泽东与陈独秀　　
他对我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青少年时代各自的发展
救国救民，共忧天下
成长环境，道路分野
知识结构，思想分野
性格气质，政治分野
耐人寻味的学生与老师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信任师表，深刻影响
先锋旗手，革命楷模
携手转向马克思主义
专注实绩与领导全局
受陈独秀委托在湖南建党
领导湘区革命，支持中央局工作
受陈信任协助主持中央工作
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与分道扬镳
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认识
对待农民运动的尖锐分歧
大革命失败，分道扬镳
客观公正评价陈独秀
毛泽东与王明　　
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匏瓜与牡丹——不同的人生追求
依靠共产国际领导米夫上台
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教条宗派
从被捕泄密到“反对立三路线”“英雄”
翻云覆雨“拥护”和反对六届三中全会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王明上台
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围剿”取胜
排除干扰青塘会议定决策
第二、三次反“围剿”取胜
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指导宁都兵暴和红五军团建设
屈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打击
赣南会议受王明路线排挤
毛泽东被迫上东华山休养
不计个人得失下山急赴赣州解围
率红军克漳州取得胜利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剥夺兵权
博古反“罗明路线”意在整毛泽东
相忍为党却被剥夺最后行政领导权
纠正王明、博古“左”倾路线错误　革命转危为安
争取政治局多数同王明、博古“左”倾主张作斗争
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长征胜利开始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指挥红军突破敌军重围
总结革命经验　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审时度势力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全面抗战路线、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行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毛泽东批准打平型关战斗
王明右倾新挑战与争论
王明建议召开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月会议继续推行右倾思想
中央派员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
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争论
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右倾错误
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袖地位
王明这棵“牡丹花”开始凋零
党中央的耐心等待与王明的猖狂反扑
等待认错与耍两面派
领导整风与无理反扑
仁至义尽与死不改悔
诚恳帮助与坚持错误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与王明出尔反尔
仁至义尽与死不改悔
后　记
下册目录 毛泽东与瞿秋白　　
错误地打击了瞿秋白同志，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并肩站在国民革命大时代的潮头
共同促进国共合作
同是跨党的实干家
携手反击国民党右派
农民运动的开拓者与坚定支持者
农运的实践家毛泽东与理论探索者瞿秋白
“农运王”与坚定支持者
携手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
毛、瞿相继洞察危机
临危受命，分别主持最高领导和武装斗争工作
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
瞿秋白犯“左”倾盲动错误
同处逆境的艰难岁月
瞿秋白与王明的初次交锋
王明宗派主义的明枪暗箭
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的第一人
在艰难逆境中的毛泽东与瞿秋白
公正评价瞿秋白
毛泽东与李立三　　
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李立三还是我们的同志。
志同道合救国救民
“征友启事”和“半个人”
分途寻求革命真理
领导李立三开展工运
派李立三去安源
指导李立三开展罢工斗争
席卷全路矿的大罢工
要以弯弓待发
农运领袖与工运领袖共进
毛泽东与中央实际领导人李立三
认真贯彻六大决议，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四军
红四军的发展壮大与其内部争论
中央与红四军关于分散还是集中的争论
外来形式主义促使红四军内部矛盾激化
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解决争论的主要问题
中央九月来信支持毛泽东的建军原则
李立三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
毛泽东不断总结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抵制李立三“左”倾冒险
李立三“左”倾冒险的形成和推行
抵制立三路线，红一军团佯攻南昌
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
十万农工下吉安
抵制“立三路线”，粉碎第一次反“围剿”
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
团结李立三一道为党工作
李立三为党的事业做出新贡献

编辑推荐

《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套装共2册)》重点展示了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生活环境区别，思想历程区别，革命道路选择区别，面对逆境的不同应对方式区别，最终所取得的成就区别以及丢泽东本人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其他领导人的评价等等。

作者简介

《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套装共2册)》收记叙了毛泽东也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早期中共领导人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历程中所走过的不同道路，真实形象地提示了“毛泽东是历史的选择”这一中国革命史重大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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